“起去”的语法化未完成及其认知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未完成论文,认知论文,语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 引言
现代汉语中有一种复合趋向动词，（注：在绝大多数汉语教材和语法著作中，“趋向动词”仅指附着于其他动词之后的方向动词，当它们单独使用时，则处理为一般动词。本文只在少数情况下为了论述的方便才作这种区分。）它们是由“来”、“去”与“上”、“下”、“进”、“出”、“回”、“过”、“开”和“起”分别组合而成的。除丁声树等(1961)将“起去”与“起来”对应提及外，后来的现代汉语教材和语法著作基本上都不再列举“起去”，即“起来”不像其他几个基本上成双成对。如朱德熙(1982:128)就曾说过“北京话里没有跟‘起来’‘开来’相配的‘起去’‘开去’”。
“起去”的空缺在较长时期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撰文描写了它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并分析了它消失的原因。钟兆华(1988)认为，“起去”历史上一度为人们所使用，但现已不见于现代汉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起去”和“起来”各自所发生的词义变化。时隔10多年之后，这个问题再度受到关注，邢福义(2002)从普方古（笔者按：根据邢先生的定义，“普”指普通话，“方”指方言，“古”指古汉语）的角度对“起去”作了较详细的考察，他认为“承认‘开去’而否认‘起去’，是不公平的”。（注：邢福义在文章的开篇转引了黄伯荣主编的《现代汉语》关于趋向动词的列表，有对应于“开来”的“开去”。）
汉语的历史上有过“起去”，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上面提及的两种观点基本上是对立的。这不由得使笔者对“起去”也产生了兴趣。我们觉得，如果能从趋向动词系统内部进行历时演变的考察，或许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起去”的真实面貌，从而客观地看待有关“起去”的某些共时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有关的现象我们还可从认知方面找到理据。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这方面的尝试。
先说明两点，谈到“起去”，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起来”。由于论证的需要，也为了分析的方便，“起来”会成为本文不可或缺的一个话题；关于“语法化未完成”这一提法，它有特定的内涵，严格说来，它是指语法化的中止或停滞。因为如果放眼未来，我们不能说某个形式的语法化“已完成”或“未完成”（语言的演变和发展是永恒的），即使认为某个形式的语法化“已完成”或“未完成”，也只是从某个共时平面来说的。
一 趋向动词语法化的三个阶段
在复合趋向动词中，有的除了表示实实在在的趋向意义之外，还可以用作体标记。（张国宪，1999）这种体标记形式无疑是趋向动词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结果，只不过趋向动词形式仍然与这种由语法化而来的体标记共存(co-exist)于现代汉语之中。虽然不同的趋向动词其语法化的动因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语法化道路(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和机制(mechanism)应该有很大的一致性。为此，我们先不妨以“起来”为例，概括性地分析一下趋向动词的语法化过程。
1.1“起来”的基本意义是指人体从卧、坐、趴、伏的状态转为站立的状态，或者说，使自己卧倒或屈着的身体直立。（注：“起来”的这种基本义最初由“起”表达。如：(1)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左传·宣公》）(2)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孟子·尽心章句上》）但后来由“起”变为“起来”，这自然有一个过程，也应该有一定的理据。因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故暂不讨论。）钟兆华(1985)认为“起来”大致形成于唐代。但是我们发现了比唐代更早的实例。例如：
(1)是时萨陀波伦菩萨安隐从三昧觉起，并与五百女人共至昙无竭宫门外，门外立，自念言：“今我用经法起来，师入在内，我义不可卧、不可坐，须我师来，出上高座，说般若波罗蜜，乐乃坐耳。”（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
(2)欲灭诤事者，当先自筹量身力、福德力、辩才力、无畏力，知事缘起。比丘先自思量有如是等力，又此诤事起来未久，此人心调软，诤事易可灭。此比丘尔时应作灭诤。（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祗律》）（注：这两个例子由李明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1.2“起来”形成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只限用作一般动词，而且基本义用法占绝对优势。例如：
(3)懒卧相思枕，愁吟夜起来。（唐·施肩吾《夜起来》）
(4)师便卧倒，良久起来。（《祖堂集》卷七）
(5)今朝起来，所见所闻别也。（《古尊宿语录》卷三十四）
(6)昨夜四更起来，呵呵大笑不歇。（《五灯会元》卷十六）
在这一时期，“起来”不仅用于简单述谓结构，还常常与其他动词（含短语）连用，构成复杂述谓结构。两个不同的动词连用构成复杂述谓结构，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有两种语序（VP代表动词或动词短语）：
实际运用中，是否两种语序形式都存在，或者即使都存在，又是否产生于同一时代，无疑会因动词的不同而不同。
由“起来”构成的复杂述谓结构的两种语序分别是“起来＋VP”和“VP＋起来”。考察发现，“起来＋VP”明显早于“VP＋起来”。先看“起来＋VP”的例句：
(7)园林鸣好鸟，闲居犹独眠。不觉朝已晏，起来望青天。（唐·韦应物《园林晏起寄昭应韩明府卢主簿》）
(8)大师自起来开门，执手问衷情。（《祖堂集》卷十）
(9)丑女忽见大圣世尊，麳身阶前，浑搥自扑，起来礼拜。（《敦煌变文集·丑女缘起》）
(10)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南宋·李清照《添字采桑子》）
(11)醉卧绿杨阴下，起来强说真如。（《五灯会元》卷八）
大约到宋金时期（公元12-13世纪），“VP＋起来”真正开始兴起，并且很快就推行开来。（注：我们也发现宋金之前有个别例子用的是“VP＋起来”结构。例如：师见沩山，因夜深来参次，师云：“你与我拨开火。”沩山云：“无火。”师云：“我适来见有。”自起来拨火，见一星火，夹起来云：“这个不是火是什么？”沩山便悟。（《祖堂集》卷十四））例如：
(12)虽强支撑起来，亦支撑不得，所谓“揠苗”者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二）
(13)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错斩崔宁》）
(14)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来，便是敬。（《朱子语类》卷十二）
(15)圣人拈起来底便说，不可以例求。（《朱子语类》卷十九）
(16)十字街头醉翁子，扶起来与伊系绦。（《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五）
(17)这般事若能追念起来，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兴起。（《朱子语类》卷二十二）
(18)老员外与女儿大哭起来。（《错斩崔宁》）
(19)侯兴老婆看见了，动心起来。（《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20)张员外认得土库中东西，还痛起来，放声大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上面9个例子可以分成三类，例(12)、(13)为一类，称之为A类，例(14)、(15)、(16)为一类，称之为B类，例(17)、(18)、(19)、(20)为一类，称之为C类。
1.3在“VP＋起来”结构中，上面的A类“起来”仍是一般动词，它表示施事的身体（或其肢体）由较低的空间位置抬升到另一较高的空间位置，用的是基本义；
B类“起来”虽然还有一定的实义，也表示由较低的空间到较高空间的移动，但移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施事本身（或其肢体），而是施事支配的另一外在对象。可见，由A到B，“起来”的使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句法上看，A类“起来”应是整个复杂述谓结构的表义核心，而B类“起来”则失去了这个核心地位，整个述谓结构的核心已经前移到VP上。如果更进一步，“起来”则可以重新分析(reanalysis)为VP的结果补语，担当对VP进行补充说明的功能。
再来看C类“起来”，它已经没有了实在的空间位移义，而且它既不是用于陈述施事，也没有可支配的对象，它所起的作用只是对前面的VP进行某种意义的补说；在句法上，它由原来与VP平起平坐变为VP的附属成分。
很明显，“起来”由A经B到C，完成了它语法化的全过程，成为一个体标记（这并没有妨碍它另一方面可继续作为趋向动词使用）。当然，“起来”由A到B，最后到C，隐喻自始至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4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趋向动词语法化有一个前提，经历三个阶段。这一个前提是必须有“
”结构的出现（“
”代表趋向动词），即“”结构的出现是一个充要条件。三个阶段是指：Ⅰ．表示具体的空间位移，并且语义上是复杂述谓结构的核心；Ⅱ.的空间位移义明显弱化，而且位移对象不再是施事，而是由施事支配的另一个外在物，已经（或正在）失去核心义地位。整个结构可以重新分析为动补结构；Ⅲ.不表示实在的空间位移义，只是对前面的VP本身进行更为抽象的补说，句法上是附属成分，即体标记。
二 “起去”的语法化问题
2.1“起去”的历时状况
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起去”用例见于《史记》。例如：
(21)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史记·留侯世家》卷五十五）
这里“起去”的本义是“起身离开”，包含两个位移过程。第一次位移是由较低空间位置到较高空间位置；第二次是水平方向的位移，即离开原来的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移动。在句法上，“起去”直接单独作述语。“起去”的用法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
(22)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晋·葛洪《神仙传·张道陵）
(23)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南朝·裴松之《三国志裴注》）
(24)毛诗云，腹我顾我。言慈母念幼子，腹中抱我。暂起去，又回头顾我。念惜之深也。（唐·宗密述《禅源诸诠集都序》）
(25)石霜问：“百年后忽有人问极则事，作么生向他道？”师唤沙弥，沙弥应喏，师支：“添净瓶水著！”师却问石霜：“适来问什么？”石霜再举，师便起去。（《祖堂集》卷五）
(26)见僧偃卧，师亦去身边卧。僧便起去。（《古尊宿语录》卷十二）
(27)一日，众僧晚参，峰在中庭卧。师曰：“五州管内，只有这老和尚较些子。”峰便起去。（《五灯会元》卷七）
(28)西门庆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金瓶梅》第三十回）
在语料里，“起去”与其他动词（含短语）构成的“起去＋VP”和“VP＋起去”这种复杂短语出现的先后顺序与“起来”似乎不同。“VP＋起去”的出现好像要早于“起去＋VP”。（注：从语言发展的正常规律来看，应是“起去＋VP”的出现早于“VP＋起去”。这一点存疑，留待更大规模的语料来证实。）只是这种早出的几例“VP＋起去”都是较特殊的表达形式，或引出兼语，或表方式，不像“起去＋VP”例句中的“VP”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例如：
(29)各请万寿暂起去，见了师兄便入来。（《敦煌变文·难陀出家缘起》）
(30)彦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趋出。（《新五代史》卷三十四）
(31)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训杀吏一人，乃止。（《新五代史》卷六十一）
例(29)、(31)是兼语结构，实际上对于“起去”来说，它仍然可以看作是单独充当述语，与复杂结构充当述语还是有所不同。例(30)“起去”前面的“拂衣”是它的行为方式。因此，严格说来，真正意义上的“VP＋起去”还是晚于“起去＋VP”。
通过对较大规模语料的调查发现，“起去”虽然比“起来”出现得早，但它的使用频率远低于“起来”，在调查的非现代汉语语料中，“起来”与“起去”的用例之比大约是64比1。
2.2“起去”的语法化阶段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要考察“起去”的语法化历程，首先就得考察“VP＋起去”结构的用法及其语篇环境。在我们调查的语料中，“VP＋起去”的用法共有9例，其中有两例VP相同。外加转引自钟兆华(1988)的两例。共录得11例：
(32)宋四公恰待说，被赵正拖起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3)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阴，大睡回儿起来。慌的老早就扒（爬）起去做什么？（《金瓶梅》第六十七回）
(34)李逵立在手帕上。罗真人喝一声：“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白云，飞将起去。（《水浒传》第五十三回）
(35)好猴王，将身一纵，跳起去，一路筋斗，直至北下观看，见一座高山，真是十分险峻。（《西游记》第二回）
(36)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将（石墩）起来，望空中只一掷，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水浒传》第二十八回）
(37)郑安成暗取套索，邹阔亦取套索撇起去。（《全相秦并六国平话》，转引自钟兆华(1988)）
(38)我买了个风筝，放起去落在这人家梧桐上。（《元曲选外编·绯衣梦一折》，转引自钟兆华(1988)）
(39)今日哪吒拿起去射了一箭，只射到骷髅山白骨洞有一石矶娘娘的门人，名曰碧云童子。（《封神演义》第一十三回）
(40)雪雁拿过瓶子来给黛玉看。黛玉道：“我懒怠吃，拿了搁起去罢。”（《红楼梦》第八十二回）
(41)（尤氏）说道：“平儿，来！把你的收起去，等不够了，我替你添上。”（《红楼梦》第四十三回）
(42)（宝玉）并拿出那块玉来。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贾母因命人：“给他收起去罢，别丢了。”（《红楼梦》第八十五回）
上面的例句既有宋元时期的，也有明清时期的，时间跨度不可谓不大。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起去”在这里的所有用法只能分为两类，前面4例((32)-(35))为一类，称之为A类；余下的7例((36)-(42))为一类，称之为B类。
A类“起去”是基本义的用法，仍然包含两个位移过程，“起去”在句法上至少是与前面的VP地位等同；这4个例句之间的不同表现在，例(32)是被动句，“起来”的动作是非自主的，例(34)、(35)的动作主体一为非生物，一为动物，并不影响对“起去”的分析。
B类“起去”发生了几个变化。首先，“起去”不再是用来陈述句子的主语，在语义上它是陈述前面VP支配的外在对象物；其次，“起去”的位移过程在不同的例句中有不同程度的弱化（甚至可以说是消失），该弱化都发生在第一个位移过程，有的由较低位置到较高位置的移动已不明显，如例(36)、(37)等；有的则根本看不出有由低到高的移动。如例(39)、(40)、(41)、(42)。它们共同的地方就是第二个位移过程都有所保留，但是，这保留的第二个位移过程与它的基本义用法也不尽相同；第三，“起去”的语义核心地位已发生动摇，VP的作用大大突显。
显而易见，A类“起去”的用法对应于1.4小节归纳的趋向动词语法化的第一个阶段，B类“起去”的用法对应于趋向动词语法化的第二个阶段。趋向动词语法化关键的最后一个阶段为“起去”所缺，也就是说，“起去”的语法化到明清时期仍只是发展到第二个阶段，这说明它的语法化道路在那个时期才刚刚开始。那么，是不是它的第三个阶段在明清之后以至现代才完成呢？从我们对这一时期语言事实的调查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标志着“起去”语法化完成的第三个阶段并没有到来，而且将不再会到来。
一言以蔽之，“起去”的语法化不仅没有完成，而且已经停滞。
2.3“起去”的共时状况
为了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起去”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我们检索了总字数达一千多万字的现当代文学类文献，（注：该语料库由刘探宙先生提供，谨致谢忱。）发现“起去”用例59个，其中“起去”单独充当述语的仅2例；在余下的57例复杂短语中，“VP＋起去”占压倒性多数，共54例（含1例“VP＋不起去”），“起去＋VP”仅3例。下面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54个“VP＋起去”的例子。
在54例“VP＋起去”中，有53例出自北京籍现代作家老舍的笔下，只有1例出自也是以北京话写作的当代作家王朔的作品。（注：王朔的这个例子是：“放肆……”“我都不知你怎么想的？噢，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坏孩子，只能带坏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都是好孩子？实话告诉你，要说谁对谁有坏影响，铁军他妈更有权利这么说我！”“那么你就是坏到起去了，更应该把你们拆散！这件事的争论到此为止，按我说的做，今后不许你再去找铁军玩也不许他再来找你。”（王朔《我是你爸爸》））其他现代作家如汪曾祺、沈从文、巴金、冰心等，当代作家如邓友梅、刘心武、王小波、张承志、毕淑敏等，均没有“起去”的用例。（注：只有张贤亮和陈村的作品中分别出现2例和1例“起去＋VP”的用法，而且用的是“起床”“起身”之类的基本义。）在老舍先生的53个用例中，虽然大多数见于他解放前的作品，但也有少数是在他解放后创作的作品里发现的，如《龙须沟》中就有2个用例。
一种语言形式在某个时期差不多由一位作家“独包独揽”，这种现象不仅奇特，也非常少见，（注：对于老舍先生笔下的“起去”，钟兆华说胡明扬告诉他是受西南官话的影响。对此，李先耕(2002)通过网络咨询了老舍纪念馆的有关人员，得到的回答是，1937年之前，老舍没有到过西南。而他创作于1937年之前的《猫城记》里就有“起去”的用法。看来，为什么老舍会较多地使用“起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尤其是当用同样浯言（方言）写作的作家不在少数的情况下。现在看来，在老舍去世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品中，几乎找不到“起去”的踪迹，更别提“VP＋起去”这类的复杂结构了。由此，我们可以说，“起去”现已基本上从现代汉语中消失，成为历史词语。
上面我们考察了54例“VP＋起去”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情况，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说其中的“起去”不能表现趋向动词语法化的第三个阶段。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必须先看看老舍的53个例子中与“起去”搭配的都是哪些动词。具体见下表：
表1 VP＋起去（老舍作品）
动词 藏收
收拾埋飞拉吊卷圈 跳腾
用例数26122 4 4 1 1 1 11
由表1我们看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与“起去”搭配的动词不具有广泛性，用例主要集中在三、四个动词上，而且，这里涉及的总共10个动词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具有位移义，如“飞”、“拉”、“吊”和“跳腾”就直接表示位移，与“起去”基本义吻合，“藏”、“收（拾）”、“卷”和“圈”等都隐含着一定的位移义。拿“藏”来说，一定得是把某个对象物转移到对方的视线之外或别人不易发现的地方；当着对方的面，没有任何转移的动作，绝对不是“藏”。即使如“埋”，也不难理解，首先，它涉及位移义是不容置疑的，其次，“埋”的结果是对象物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这正合“起去”之“去”的本义。
在我们所考察的老舍作品中，并不是只有“起去”，不见“起来”，相反，“起来”不仅用得非常频繁，而且跟“起去”相比占绝对优势，共出现1921例，与“起去”相比约为37比1；上面10个动词除“吊”、“跳腾”外，其他动词都有接“起来”的用法，而且有的接“起来”的用法还要多于接“起去”的用法，如“飞”、“拉”、“卷”、“圈”等，具体见下表：
表2 VP＋起来（老舍作品）
动词 藏 收 收拾 埋 飞 拉 卷 圈
用例数15
322
6 10
6
2
上面的分析表明，即使在现代汉语中，“VP＋起去”也如宋元明清时期一样，没有越过语法化的第二个阶段。由第1节的分析我们知道，趋向动词如果完成了语法化的第三个阶段，成为体标记，那么与它搭配的VP就不仅限于动词，它还可以是形容词，如例(20)。再如“天热起来了”、“脸红起来了”、“村子里全亮起来了”等。这也可以看作检验一个趋向动词是否完全语法化的试金石。尽管老舍作品中出现了50余例“起去”，但没有1例后附于形容词的用法，而他作品中“起来”接在形容词后的用法差不多随处可见。我们以形容词“红”、“亮”、“热”、“好”、“大”、“乱”等为例，考察一下它们在老舍作品中接“起来”的用法，具体见下表（“Adj.”代表形容词）：
表3 “Adj.＋起去”和“Adj.＋起来”用例对比（老舍作品）
红亮热好大乱
Adj.＋起去0 0 0 0 0 0
Adj.＋起来3825111110 7
以上说明，“起去”的语法化未完成(noncompletion)在现代汉语的共时考察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三 “起去”语法化未完成的认知动因
3.1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作为一对趋向动词，“起来”走完了自己的语法化道路，可以用作体标记；而“起去”则不仅没有完成语法化的历程，而且连原来实义的基本用法也差不多从现代标准汉语的共时平面消失了。
Hopper & Traugott(1993:103)认为，一种语言形式在话语中出现得越多，它就越容易被看作具有语法性(grammatical)的成分。也就是说，语言形式的使用频率是影响语法化的一个因素，频率越高，越有可能语法化；频率越低，越难以语法化。我们前面曾指出，在现代汉语之前，“起来”与“起去”的用例之比约为64比1。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能初步理解为什么“起去”与“起来”在语法化道路上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应该承认，使用频率的分析只是一种简单的语用解释，它无法揭示隐藏在背后的深层原因。要想探究导致“起去”语法化半途停滞的真正原因，必须从它本身的表义入手，结合人的认知特点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外部因素，也即结合与它对应的“起来”进行分析。
从构形上看，“起去”与“起来”的不同，差别在于“去”和“来”。为此，下面我们先从认知方面来分析“来”和“去”。
3.2根据R.W.Langacker，名词通常表示事物，动词则表示事物的关系。人对事物关系的认知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层面，Lakoff称之为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意象图式不是具体的形象，它是一种抽象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也是建立于人与外部世界互动基础之上的一种认知方式，它可以用来对知识进行组织和表征，它是人类创造的，因此，是一种理想的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参见赵艳芳，2001:68、72）下面我们来看看“来”和“去”的理想认知模型。
“来”和“去”都是表示位移的动词，两者共同的意象图式是“源点—路径—目标”。虽然实际表达中“源点”的选择可以多样（即不限于表达者所处的位置），但是当我们把这种意象图式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看待，并用来分析问题时，我们一般只考虑此源点固定为表达者的位置(position of the speaker)。这样，我们可以将“来”、“去”的理想认知模型分别记为（虚线表示路径，箭头表示位移的方向）：
我们不难看到，同为表达者所处的位置，在“来”的理想认知模型中，它是“目标”，而在“去”的理想认知模型中它却是源点。既然是表达者的位置，那么不管它作为“目标”，还是作为“源点”，它都是已知的。另一方面，对于“来”来说，其源点可以是已知的，也可以是未知的，如果是已知，则明示或隐去均可；对于“去”来说，其“目标”可以是已知的，也可以是未知的，同样，如果已知，明示或隐去均可。根据已知的比未知的突显(salience)、距离近的比距离远的突显的原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来”的理想认知模型中突显的是“目标”，在“去”的理想认知模型中突显的是“源点”。“来”和“去”这种认知突显(cognitive salience)的不同造成了“起来”和“起去”在人的认知方面的差异。
从纯粹的物理意义上来看，“起来”有自己的源点，“起去”也无疑有它的终极“目标”，它们在认知突显方面与“来”和“去”有平行的关系。因此，单就“目标”这一构成要素来说，“起来”的“目标”由于是突显的，可以直接感知的，因而表现出最大关联性(maximal relevance)；而“起去”的“目标”由于是非突显的，难以感知甚至无法预测的，因而不具有这种关联性。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对“起来”的“目标”的把握和处理非常容易，而对“起去”的“目标”的把握和处理则有较大的难度，有时会无能为力。（注：关于关联性，请参阅Sperber & Wilson(2001)。）根据Sperber & Wilson(2001)，关联性是制约语言交际的一个基本因素，人们在进行信息编码或解码的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
3.3由第1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复杂结构“”在语法化的第二个阶段，的空间位移义明显弱化，且已经（或正在）失去核心义地位，整个结构可以重新分析为动补结构，也就是说，在句法上差不多已成为表示结果的补语。
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结果与原因是一对孪生姐妹——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因之果，也不会有无果之因。但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却非常复杂。不同的原因可能会造成同样的结果，即一种结果可能会有多种原因，这多种原因或分别起作用，或综合起作用。（注：吴福祥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一次沙龙上曾举过一个关于原因与结果的例子，这段分析受此启发。谨此致谢。）结果一般是显性的，它应是人们能直接感知的，可以看得见或摸得着的；尚未显现出来的、还不被人所观察与认识的，自然也就谈不上是结果，至少不是当前认知世界的结果，不会成为直接表征(representation)的对象。而原因通常是隐性的，有的甚至隐藏得很深。因为如此，人类对结果的认识总是先于原因、优于原因，即人们大都是在了解某种结果之后再去探寻原因（可以说，整个科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或者只是向人们展示（用语言表征）某种结果，而并不去关心这背后的原因。
3.4既然“”结构中的“”表示的是“VP”这一动作的结果，（注：促成这个动作的更深层的原因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语言学问题无关。）那么当“”分别为“起来”和“起去”时，它们的“目标”就隐喻为这种结果。由于“起来”的“目标”是突显的，具有最大关联性，因此，它既符合“结果”的客观现实性的要求，又符合人类认知倾向同最大关联相吻合的认知原则；而“起去”则不同，它的“目标”由于是非突显的，甚至是无法预测的，因而难以满足“结果”的客观现实性的要求。正是这种不同使得人们选择“起来”而放弃“起去”。于是“起来”可以继续用于这一结构并向前发展，“起去”则退出这一结构，中断了发展的道路。（注：与“起去”不同，“下去”走完了自己的语法化道路，那么，这是不是构成本文分析的一个反例(counterexample)呢？我们认为，“下去”不仅不足以构成一个反例，相反，用我们这里的分析方法可以解释它何以能语法化为表示持续的体标记。一般来说，一个持续的动作它何时会终止，有时人们并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即它是较难预测的，这一点正好与“去”的目标的非突显性及难以感知、难以预测性相关联。感谢吴福祥先生提醒我注意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起去”的语法化未完成既是自身的某些认知特点所造成的，也是语言竞争(language competition)的一种结果。
四 余论
4.1“起去”在汉语史上的确曾经是与“起来”对应的一个比较活跃的语言形式，但是在语法化的道路上两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起来”经历了不同的语法化阶段最后成为一个体标记成分（它的一般动词用法和趋向动词用法仍然保留），而“起去”却没有走完自己的语法化道路，尤为甚者，它最初的基本义用法也随着语言的发展而逐渐淡出现代汉语的舞台。对于“起去”的语法化未完成，我们已经作了较详细的分析，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它为什么连最早的基本义用法也消失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还得联系整个语言的发展来看。众所周知，汉语由古代经近代到现代，一个差不多牵动全局性的变化就是由单音节词发展为双音节词。双音节词的大量出现几乎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来的词汇系统，除一部分词被淘汰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词被“降格”为语素，成为构词成分，从而涌现出一大批双音节词。在古汉语中，“起去”用于本义时，意为“从床、座位等上面立起身子并离开”，因此，它实际上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动词连用的短语（起＋去）。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如果表示“立起身子”用“起”，表示“离开”用“去”，那么文言色彩无疑非常浓厚，与现代汉语所要求的风格很不协调。正是因为这一点，“起去”被“起身……”、“站起来走了”等取而代之，从而使得“起去”不再有用武之地。（注：语言中似乎有这样一个事实，古汉语的双音节词语单位发展到现代汉语一般有两种命运，即要么是虚化（至少是其中一个单位虚化）成一个复合词，要么是被其他的语言形式所取代，从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在我们的语料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我们用搜索出59例“起去”的相同语料来搜索“起身……”和“站起来……”，结果发现“起身……”约有2000例，“站起来……”约1500余例。可见，一种语言形式的消失是另一种或几种新形式兴起的直接结果。
4.2“起去”从现代汉语中消失这一结论与“起去”仍然用于有些方言之中的事实并不矛盾。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言中的“起去”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析“起去”在方言中的句法和语义情况。下面我们利用邢福义(2002)中“起去”的方言材料作简单分析。
邢先生对“起去”调查的方言点分布较广，既有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又有赣方言和闽方言，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可能是受篇幅的限制，邢先生只列举了18个例句（笔者按：我们未统计叙述文字中的一两个例子）。通过对这些例句的分析，我们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句法特点，即都是“起去＋VP”结构，而且其中的“V”都可翻译为普通话的“看”（有一例译为“瞄”，其实也是“看”的意思）。也就是说，在邢先生调查的方言材料中，没有“VP＋起去”的用法。从语义上来说，全部例句中的“起去”都是“起床（身）”的意思，即用的都是“起去”的基本义。上面已经指出，用于基本义的“起去”，严格地说来，它不是词，而是短语，今天的方言中仍然使用，这只能说是古汉语的遗留（保留古汉语成分正是方言的一个特点）。
因此，在我们尚未发现方言中有“VP＋起去”结构时，还不好说“起去”作为一个趋向动词（表示结果）或体标记还活在方言中。我们只能说，“起去”见于某些方言中，它是古汉语的遗留。如果以现代汉语的视角来审视，它可以算作一般动词，但句法分布非常有限。
4.3“起去”的语法化未完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语言系统内部自我调节的一种必然结果。试想，如果“起去”也像“起来”一样最后完成自己的语法化历程，那么就会面临两种结局：一是“起去”和“起来”表示同一个体范畴，即一个范畴有两个标记形式。显然，这种结局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二是“起去”表示一种体范畴，“起来”表示另一种体范畴，两者各有所为。从理论上来说，这并非没有可能。但细加分析，却发现这两种分工不切合事实。因为“起来”和“起去”的核心成分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方向成分，而体既然是表示对事件的观察方式(Comrie,1976)（参见Hopper & Traugott(1993:142)），那么毫无疑问它是不需要考虑方向的区分的，两者择其一即可。语言中像这种一种形式战胜另一种相关的形式最后完成语法化过程成为语法成分的现象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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