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市场经济牵引科技进步的重要环节——主要发达国家科技管理模式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进步论文,发达国家论文,管理模式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环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至今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靠什么力量牵引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科技管理模式的角度加以探究。
1 科技与经济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比关系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儿的“是”就是指转化，只有把知识形态的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算发挥科技对社会经济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
科学技术是不会自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的牵动下理应有长足的进步，但必须看到，这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架设了一个舞台。能否变科技成果为产品，并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结合在一起，则有一个转化的问题、实现的问题，这就得靠科技管理。没有科技管理或管理不得法，再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是无法转化或不能完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同的国家、地区、企业，科技管理的水平不同，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相应地提高或下降。
美国是科技领先的国家，科技论文最多，所占比例最大。诺贝尔奖获得者占了全世界的60%，相应地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高，如198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23%，居全球之首；同年，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8530美元，居各国之冠。
日本是一个科技水平一般的国家，基础研究较为薄弱。诺贝尔获奖者不仅大大低于美、英等国，而且也低于许多中小国家。最近10年内，只有2人获奖，较之于美国35人、英国6人，德国9人和瑞典4人要少得多。即使是独创性的技术发明也不多。但是，日本的技术开发能力却很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尽管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低于美国，但增长的速度却是世界上最快的。日本以其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和消化、创新而著称于世。而且是美国最强劲的科技竞争对手和经济大国，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荣居第二。
英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科学传统的国家，科学水平较高，但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却不尽理想，它的经济发展并未和科学同步增长。1981年至1986年期间，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8%，而德、法、意三国同期内却能增长4.4%～7.6%。英国的失业率也高于上述国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国的科技水平不算高，但也不能说低。在超导研究、生物工程、高能物理、计算机软件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等方面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据统计，1990年国外四种权威性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的科技论文13352篇，居世界第15位。1986年我国首次参加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获奖项目高达80%。但从经济发展的方面看，水平仍然较低。技术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够标准，社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5%，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是日本的6.3倍，人均GNP在128个国家中的排位是倒数第28位左右。1989年世界GNP共约2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生产5万亿，占25%；日本生产2.8万亿，占14%；西德生产1.4万亿，占7%。即美国、日本、德国以世界8.6%的人口生产了世界46%的国民生产总值，整个发达国家也仅以世界15%的人口生产了整个世界上85%的国民生产总值。我国以世界20%的人口只生产了不到世界3%的国民生产总值。近几年来，我国的科技成果不算少，每年都有2万多项，专利也有1万多项。从1981年至1990年，获国家级奖励的重大成果有6454项，这是一笔巨大的潜在财富，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的70%以上未被应用，其余的30%也有相当部分并未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而真正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则只有15%左右。
之所以存在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何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即建立一个完善的科技管理体制问题。
2 科技管理在科技进步中的巨大作用
当代，发达国家、地区和有名气的大公司（大企业）都十分重视科技管理，他们把科学、技术、管理看作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三鼎足，把先进的科技和管理视为经济腾飞的两个巨轮。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分科技，七分管理”是有一定道理的。离开管理，科技与生产力三要素的结合，只能是静态的机械凑合，而不是有机的动态结合。
科技管理是一个大题目，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它不仅包括对科技宏观的战略性的决策规划理论，而且包括对科研活动的具体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方法。其主要任务在于有效地组织科学能力，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的财力，以达到快出成果，多出人才，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①]
管理有两种职能，一是合理组织生产力，二是维护与完善生产关系。前者归自然属性，表现为一切社会制度、一切种类的社会劳动都可以适用的那些管理技术和方法。这一属性从理论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借鉴和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后者归社会属性，表现为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有关制度和原则的历史性，即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管理有其不同的目的。这一属性，也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照搬资本主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而应该走一条结合本国、本地区、本企业实情的科技管理模式。
对于管理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管理不仅可以“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管理能把许多单个劳动组织起来，使之“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②]而这个“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③]这几句话清楚地说明，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辅之于科学技术增殖更大的生产力。管理既体现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又是实现新生产力的必要手段。管理对科技进步的作用，反映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科学、有效的管理为科技发展提供保证，对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乃至整个社会财富，起重大作用。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高，成果就会迅速转化，第一生产力的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如果管理水平低或管不得法，再好的成果，也无法转化，科技生产力就难以发挥。
3 浅析和借鉴美、日科技管理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科技管理体制
美国为什么能够从1920年开始就成为世界的科学活动中心，并一直保持至今，而且使科技与经济同步发展？这是值得引起世人研究的。这里，除了历史和政治的客观原因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努力引进和推广欧洲的科学技术，大量吸引像爱因斯坦、弗兰克、费米等科学家，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的自由的科技管理体制。“二战”即将结束，美国军队攻克柏林，专门组织一个叫做“阿瑟斯突击队”负责收集科技情报和搜罗科技人才，千方百计把研究原子能等高科技的资料、设备寻到手。
“二战”后，美国的科学技术就实行“三确保”战略，即确保对日本与欧洲的经济优势，确保对苏联的军事优势，确保美国高级尖端技术的领先地位和21世纪科技大国地位。这是相当深谋远虑的见识。如果这一战略实现，美国就能“控制科学活动的生命力”。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教授在描述科学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时曾经指出：“正如我们可以用一个国家科学人员的老化来大致解释科学活动的衰落那样，我们也可以通过精心规划的科学教育和完善的科学管理来控制科学活动的生命力，使之葆其美好的青春”。[④]
从本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人抓住“大科学”研究的时代特点，接连推出“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计划”。通过组织、实施这些“大科学”计划，将社会财富和智力资源最大程度地集中起来，把着眼点放在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经济效益的科技管理上。比如，随着“阿波罗计划”的告成，“相关数字技术评价法”、“管理情报系统”等先进管理技术和方法相继创立。与此同时，造就了一批出色的科技管理人才。美国之所以能够把科技与经济结合得如此紧密，发展得那么协调，其主要经验就在于，他们懂得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道理。美国已建立一套适合国情和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以“大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科技管理体制，较好地解决科技成果实现机制问题。管理科学的现代化和精心的科技管理，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决定力量。正如，“曼哈顿工程”负责人奥本海默在总结研制原子弹的技术经验时说：“使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威力的是科学的组织管理”。格罗夫斯少将在评价奥本海默时说：“他完成了交给他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很出色。”[⑤]“阿波罗登月计划”总负责人韦布博士说：“我们没有使用一项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就是科学的组织管理。”[⑥]“星球大战计划”的具体制订者弗莱彻、米勒和霍夫曼等人，目前虽然还鲜为人知，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同样会成为象奥本海默那样的“一代管理之骄”。
当今世界的发展表明，一个国家科技的兴旺发达，不仅要有爱迪生式的发明家和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家，还必须有奥本海默式的战略家、管理学家。没有一大批杰出的科技统帅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必然失衡，科技成果也难以转化和实现。未来世界，不仅是科技水平的较量，而且是科技发展速度的竞争，同时，更重要的是科技管理水平的考核。
世人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发现，美国式的科技管理，是以个人主义为经线，以讲求效率、注重数字的管理方法为纬线的。美国是长期搞市场经济的国家，科技活动从宏观上看，是多元多轨、分散独立进行的。象国家航空航天局这样大的机构，过去和现在都相当分散，其所属各中心（如约翰逊航天中心等），都被授予极大的权力。这种分散管理模式，对调动各中心的积极性、创造性极为有利。但对于集中和协调全国科技力量都会带来不少困难。而“大科学”研究计划所具有的明确的目的性、高度的学术性、效益的可观性和管理的权威性，却能弥补分散有余而集中不足的弊端。
美国政府动用了15万科技人员和全国1／3的电力，耗资22亿美元，历经三年奋战的“曼哈顿工程”，前后有200多家公司，120所大学和40万人参加的；耗资300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及现在还在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所创造的一系列的“世界之最”，即耗资最大、工程最难、学科最全、动员最广、时间最长，都说明了宏观管理模式的威力。据测算，“阿波罗计划”的投资和利润之比为1∶14，甚至每投入一美元，在民用部门可创造出20倍的利润。“星球大战”计划每花费10亿美元，就可收到使美国生产力提高0.1%的效果，这一计划完成后，将大大改变美国基础研究的面貌，全面增强美国的科技实力和竞争能力，夺取和保持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美国尽管从1920年开始至今，保持了75年的科技和经济的领先地位，但目前的朝野仍担心，过不了多久会被沦为二流强国的心态有增无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本在废墟上迅速崛起。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万亿美元，一跃而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198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9，853亿美元，又跃上一个新台阶，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引起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极大关注。人们不禁要问：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自然资源贫乏、自身科技水平一般的日本，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呢？奥妙在哪里？这是值得探究和总结的。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依靠科技进步，建立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
自1978年以来，日本在大约6%的年经济增长率中，65%是依靠科技进步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采取了吸收战略，大量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再经过加工综合和改造提高，创造出符合日本国情的新技术。但以引进为主的方针，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束缚了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同时，日本的国际形象不佳。西方舆论界普遍指责日本，只会引进，缺乏创造，基础研究储备不足，建树甚少。于是，从70年代开始，日本重新审查了自己的科技战略，使自己的地位从借用别国技术向“自立创新”，并向他国提供技术、输出技术的地位转化；同时仍重视引进、消化吸收，进而改善外国技术，着眼二次、三次性开发。日本开展了一场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以其杰出的成就、独到的经验、特有的姿态，出现在这场技术革命的最前列。日本这种以引进与独创相结合的“复合型追赶模式”引起世人的瞩目，特别是美国朝野的震惊。
第二，实行“官、学、民”三位一体的科技管理模式，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靠的是严密的科学管理。从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为了适应高技术的发展和激烈多变的市场竞争，实行了“官、学、民”三位一体的科技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富有民族特色、符合国情，它能够把政府、大学和企业优秀科技人才集中在一起，组成重点项目攻关小组，集思广益，打歼灭战，任务完成后，便可各自回到自已的单位。日本式的管理，除了全面引进美国讲求效率，注重数字的管理技术外，突出团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强调人际关系的“信任”、“微妙性”和“亲密性”，着眼挖掘人的智慧和潜能，把“硬”管理和“软”管理结合起来，以“软”管理为主，即从以“物”为重点的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的管理。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是整体性好、灵活性大和稳定性高。日本政府宏观的行政管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民间企业界的组织。具体说就是产业协会、企业联合会和企业集团，依靠银行和产业的紧密联系以及法人之间广泛相互持股的结构。这种官民结合、市场与等级制组织结合的独特管理模式，使政府既能通过与民间企业的密切协商制定一致赞同的高技术产业政策，又能采取适应市场机制并限定政府干预范围的产业政策，同时也保留了通过各种方便之门来进行有选择的干预的可能性。总之，在日本的科技管理中，政府与民间产业界，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
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说明，日本所采取的科技发展模式和科技管理模式是适合日本国情和民情的。尤其是日本式的管理更起着关键作用。有的西方管理学家认为，这是日本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美国2～3倍的根本原因。
从对美国和日本的分析中，使我们得出一个有效的结论：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仅要依靠科技进步，而且更要重视和完善科技管理。只有强化科技管理，才能真正解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机制问题。
我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虽然在经济上是发展中国家，但在科学技术上具有超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和潜力。我们科技战线具有善于攻关，志在必得，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能力，能够只用发达国家10%，甚至更少的经费完成重大科学项目和工程。中华民族一向以勤奋、聪明和智慧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却是一个科技管理人才缺乏的发展中国家。
科技管理人员是科技队伍中具有关键作用的组成部分。对科技活动的方向和效能起着决定性作用。传统的科技管理同传统的企业管理一样，主要特点是依靠管理者个人的才华和经验来进行，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科学管理方法。这种单靠职业“软”专家个人的组织管理能力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只有由一个既了解科技又懂得经济和熟悉现代管理的专家，并建立由各种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或“思想库”作为参谋部，实行科技管理的专家集团担任领导，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其实，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我国的科技水平不算太高，但也不能说低，潜在的科技成果不少，但转化率极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严重失衡状态。如何解决这个带有现实性的课题，在未来的世纪争夺战中取胜，必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成功经验，加快培养和造就一支合格的符合国情和民情的科技管理队伍。走一条以引进国外先进实用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为主，辅之以自主研究与开发相结合，富有自身特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