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论支撑阅读——也谈利维斯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谈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利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受了由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刮起的阵阵飓风之后，重温利维斯确实让人倍感亲切。然而，当我们再次向利氏寻求启示时，很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迷惑：文学阅读真的能远离文学理论吗？
众所周知，利维斯曾经激烈地反对文学批评的“哲学化”倾向。他和韦勒克在这方面的争论已经成为当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韦氏曾经从利氏的著述中归纳出许多抽象的理论原则，可是却遭到了利氏的反驳。概括起来，利氏的主要理由有二：1 ）文学批评和哲学是截然不同的学科；2）他本人的“全部工作在于具体的评价和实例分析”。 （注： F.R.Leavis,"Literary Criticism and Philosophy",Scrutiny,Vol.VI,No.1(June 1937),p.63.）利维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似乎做得很成功——他的名字几乎已经成了具体阅读的代名词。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改变了他所处时代的精神趋向”。 （注：George Steiner,"F.R.Leavis",20[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ed.David Lodge(London & New York:Longman,1972),p.622.）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提出下列问题：利维斯真的把文学批评和哲学彻底分开了吗？他在对具体作品作具体评价时所用的标准又是什么？难道他在作价值判断时就不受任何“主义”的影响？像他这样的大批评家难道就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如果有，这种理论素养是怎样在他的阅读过程中起作用的？
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引用一段伊格尔顿的话：
经济学家J.M.凯恩斯曾经说过：那些厌恶理论的经济学家，以及宣称没有理论会过得更好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受一种较为陈旧的理论支配罢了。对于研究文学的人和批评家来说，情形也是如此。（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vii.）
伊格尔顿的这段话对利维斯也适用。当然，严格地讲，利氏并不是仅仅受一种理论的支配，而是受到了多种较为传统的哲学观、艺术观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利氏的论著，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不乏有关文学的特点、功能、传统和典籍（the
canon ）的理论见解。无论是他早期的《英诗新方向》（New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1932 ）和《再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 Revaluation: Tradition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1936），还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伟大的传统》，都很明显地阐明并遵循了一些特定的原则，即文学作品必须牢牢抓住现实，必须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染力，必须是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必须把思想和情感熔于一炉，必须是探索人生、探索自我的手段，等等。这些原则背后的理论渊源远的可以追溯到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论，近的则可以推究到福楼拜、亨利·詹姆斯和T.S.艾略特的有关思想。例如，在评论琼森（
BenJonson ）、 蒲伯、 约翰逊和克雷布（George Crabbe）等人的诗作时，利维斯一再强调诗人必须超越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局限，追求一种纯文学的“秩序”（a
literary order）或文学形式的“正确性”（correctness）， 从而进入一种“理想社会”（ideal community）。（注：分别参照 F.R.Leavis,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 (London:Chatto & Windus,1975),p.19,pp.110-123,p.128.）不难看出，利氏主张的“秩序”和“理想社会”跟柏拉图主张的“理念”和“理想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像柏氏认为在形色纷杂的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一样，利氏始终认为在变动不居的时空背后有着一种“绝对的精神”，而后者“对健康的文化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注：F.R. Leavis,New Bearingsin English Poetry (New York:Doubleday
Company,Inc.,1953),p.78.）
利氏在其他许多方面的评论也往往有一个理论基础。例如，他曾经在《英诗新方向》中批评艾略特只注意庞德名诗《篇章》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内容。针对艾氏的形式主义倾向，利氏提出了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的观点：“对诗人来说，‘技巧’问题也就是有无真诚的问题。”（注：Anne Samson,F.R.Leavis,(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t,1992),pp.110-111.）正如安·萨姆森指出的那样，利维斯在那场争论中“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有机主义者的立场”。（注：Anne Samson,F.R.Leavis,p.125.）我们知道，有机体论一直可以从詹姆斯、福楼拜等人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可见利维斯至少是不知不觉地投身到了这股理论潮流之中。还须一提的是，利氏虽然在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与艾略特各执一端，但是在文学传统和典籍的问题上却采取了跟艾略特完全一致的立场，或者说完全为后者的理论所折服。艾略特把文学典籍界定为“各不相同、却又互为关联的作品的集合体”，并且特别强调其动态特性，即随着每一部新作的引进，“整个现存的模式必然产生变化……每部艺术作品跟总体之间的关系、所占的比例以及价值都会被重新调整”。（注：Anne Samson,F.R.Leavis,pp.110-111.）利维斯在《英诗新方向》、《再评价》和《伟大的传统》等书中都沿袭了艾氏的观点。他甚至在《英诗新方向》的前言中公开感谢艾氏对自己的启发。他对奥斯汀的评价是众多良好例证中的一个：
她完美地展示了“个人能力”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她跟传统之间是一种创造性的关系。她不仅为后来者开创了传统，而且……创造了一直延续到她以前的传统。就像所有伟大而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的作品一样，她的作品赋予过去以意义。（注： F.R. Leavis, TheGreatTradition,(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54),p.14.）
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维斯在此所作的具体评价可以被看作对艾略特上述理论观点的一个旁注。
由此可见，利维斯不是跟理论毫无瓜葛，而是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他又为何常以“反理论”的姿态出现，甚至还把自己称作“反哲学家”（anti-philosopher）（注： Barry Cullen, "Leavis,Criticism and Anti-Philosophy",The British Critical Tradition,ed.Gary Day (Houndmills and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3).p.198.）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利氏并非真的要拒斥理论，而是想要高超地运用理论。许多当代文学批评家往往从理论出发，经过文本分析，最终又回归理论，或者很僵硬地套用某些理论观点，而利氏却善于把理论融于具体的阅读过程。难怪萨姆森禁不住赞赏他通过“拥抱具体”而“使抽象的概括增强了分量”。（注：Anne Samson,F.R.Leavis,p.108.）
其二，利维斯的“反理论”姿态有助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兼收并蓄，从各家理论中汲取养料，更有助于他跟现存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上文提到，他在分析或评价具体作品时常常遵循一些特定的原则和标准。在此需要补充一句：他也常常偏离这些标准，甚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伟大的诗歌会创造出它自己的标准”。（注：Anne Samson,F.R.Leavis,第122页。）简而言之，既有所遵循，又有所偏离， 这是利氏戴上“反理论”面具的真正用意。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偏离不等于背离；更须强调的是，“伟大作品自有独特的标准”一说本身就是一种理论。
其三，利维斯对理论的危险性有着高度的警惕。任何理论都有其缺陷和危险区域。即便是完美的理论，也随时存在着被生搬硬套的危险。利氏对这一点很清楚，所以他情愿戴上“反理论”的假面具，也不愿戴上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论桂冠。具有辩证意味的是，利氏之所以对理论的危险区域看得一清二楚，是因为他有着不浅的理论素养。事实上，正如卡伦指出的那样，利氏是在剑桥学府中浓厚的哲学氛围内成长起来的。（注：Barry Culler,"Leavis,Criticism and Anti- Philosophy",The British Critical Tradition,p.196.）也就是说，他不可能不受到主宰剑桥的穆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思想的熏陶，而后者又跟洛克、休姆、边沁和密尔等人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饶有趣味的是，正因为利维斯熟谙诸家哲学思想，他才有资格、有条件采取“反哲学”的立场。坦纳说得好：“利维斯对哲学中危险区域的直觉……超乎寻常地敏锐；他就如何对付这些危险区域的见解也属于一流的哲学思想。”（注： M.Tanner,"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New University
Quarterly,Vol.XXX(Winter 1975),p.62.）
以上推论表明，高水平的文学阅读无法不和理论攀亲。跟理论攀亲未必是甩概念、摆架势、玩文字游戏，而完全可以像利维斯那样拥抱具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理论，而在于如何运用理论。总之，如果说在文学阅读和理论的关系上，利氏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决不是文学阅读应该远离理论，而恰恰是文学阅读必须用理论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