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成疫：19世纪的印度朝圣与霍乱流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乱论文,印度论文,世纪论文,信成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3)01－0054－06
从疾病生态学的角度来讲，任何疾病都不单是简单的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病种，相反，它们还蕴含了环境、身体、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独特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滋生出独特的疾病，并形塑着其流行模式。在基于疾病的地理分布所作出的生态区划中，南亚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地区之一，这里一度成为天花、鼠疫、霍乱、疟疾等大型流行病的大本营。因此，这些流行病就成为了解印度地区的疾病生态学，进而考察该地区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良好切入点。其中，“流行病学表现特别令人难忘的历史疾病里，最臭名昭著的恐怕是霍乱，历史学家至今还在着迷地追溯它的传播史”[1](P72)。霍乱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①，在19世纪里曾出现过五次世界性大流行。简要回顾霍乱的流行史，“两个事实值得注意：1、从霍乱的早期历史来看，无论传播到印度之外的任何地区，其源头都可以回溯至孟加拉。2、无论霍乱何时侵入西亚、非洲、欧洲或美洲，我们都可以在朝圣者及其惯常的旅行路线上追查到踪迹”[2](P126)。霍乱是印度地区的顽固的地方性流行病，早在19世纪之前，霍乱就已经是印度地区的地方性流行病②。如今，当众多流行病都已成为历史的时候，霍乱却仍在该地区书写着新的历史。在霍乱流行的过程中，朝圣活动是导致疫情扩散的主要动力之一。如同麦加朝圣是霍乱实现跨地域扩散的重要助力一样，印度朝圣是印度地区霍乱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霍乱在印度地区流行有着深厚的疾病生态学背景，而作为宗教仪式的朝圣活动是该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二者的相互影响很能体现出文化模式与疾病模式之间的互动。本文无意探究霍乱流行在身体、环境和文化等方面对印度朝圣的影响，而只是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角度入手，对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印度地区的朝圣活动对霍乱流行的影响作出初步分析。
一、霍乱的流行病学特征与印度朝圣的自然环境
霍乱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所有在19世纪之前发生在印度地区之外的“霍乱”都是地方性或散发性的具有挥霍缭乱、吐泻腹痛等症状的疾病，而非由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引发的烈性传染病，即流行性霍乱或真霍乱③。就印度地区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学者们对于古代印度的具有霍乱症状的流行病是否由霍乱弧菌引发的霍乱这一问题未能达成一致看法。但是在近代早期，欧洲人开始涉足南亚，并明确记载了霍乱的流行状况。可以确定的是，早在19世纪之前，印度就多次爆发霍乱，并具备了19世纪时的一些流行病学特征，因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而往往被称为“亚洲霍乱(Asiatic cholera)”[3](P1－27)。进入19世纪之后，在1817年前十余年的时间里，印度的霍乱仍表现出鲜明的散发性特征，主要发生在北方邦和中央邦。1817年是霍乱流行史中尤为重要的年份，一方面，霍乱开始跨越印度边界，呈世界性大流行之势；另一方面，历次霍乱流行的疫源地都指向印度地区，引发了印度国内外对霍乱的高度关注，相关文字记载日渐丰富“充分的证据证实，从1817年8月至1818年12月，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霍乱的冲击”[3](P65)。由于此次霍乱流行范围广泛，影响深重，以至于人们视其为一种新型疾病[4](P14)。自此，霍乱分别于1817—1823、1826—1837、1846—1853、1865—1875、1883—1896以及1899—1920年等不同时段在世界各地流行④。由于印度是霍乱疫源地，所以在历次大流行的发生时间上要早于世界其他地区。与1820年代或大致时间段相比，1860年代的霍乱流行造成了更大的人员伤亡，“40年前，受感染人数的死亡比例是1/5，而今这一比例已经翻了3倍……约有70％的人濒临死亡。在过去的40年里，与霍乱有关的死亡率在印度稳步上升”[4](P29)。自1817－1865年，印度地区约有1500万人死于霍乱[5](P81)。总体看来，19世纪后期的霍乱流行在时间和地域的跨度以及造成的影响上都要超过19世纪前期，其中，朝圣活动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
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必须具备病原体、宿主和传染途径三个基本条件。具体到霍乱而言，霍乱弧菌是人类霍乱的病原体，在自然情况下，人类是霍乱弧菌的唯一宿主，病人与带菌者是霍乱的传染源，主要通过口腔摄入被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染。霍乱是发生与流行是涉及多种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复杂过程，包括霍乱弧菌在未感染人时的存活、霍乱弧菌借助水等媒介的散播、传染者与易感者的接触等多个环节。其中，霍乱弧菌的毒力、致病性、生物稳定性以及传播途径等因素是决定霍乱流行的强度和广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作为一种典型的媒介类传染病，印度地区的霍乱表现出鲜明的流行病学特征，这些特征与该地区独特的原生环境和生态系统息息相关。
(一)地方性
虽然历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在辐射地域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发端却都指向了印度地区，尤其是恒河三角洲，这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印度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相隔，东、南、西三面有海洋包围，其河流系统主要分布于西部、北部和中部地区，以恒河流域最广，形成恒河三角洲。三角洲地带属于潮湿的热带气候，年降雨量高达1250—2500毫米，每逢雨季，暴雨肆虐，河水泛滥。由于霍乱具有一定的自然疫源性，水系统是其传播的主要途径，因此自然水体的质量和生态直接影响了霍乱弧菌的生存和传播，并影响着传播的范围和速度。事实证明，历次霍乱都呈现出沿海湾、江河分布的地理特点。霍乱的地方性流行特点不仅体现在印度作为世界性霍乱流行的疫源地上，而且还体现于印度地区之内。19世纪发生在印度霍乱流行几乎每次都始于孟加拉地区，这里地势低缓，河网密布，人口密度大。孟加拉邦的温度终年保持在26℃以上。再由于该区域湿度大，水温较高以及水的酸碱度、水中含有一定量的盐分(0.2％)和有机质，适宜于霍乱弧菌的生存和繁殖，以使长期在水中存在病原[6](P191)。根据对与霍乱相关的死亡人口数量的统计，多位学者都明确指出了印度地区霍乱的地方性，认为英属印度时期的阿萨姆邦、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奥利萨邦、马德拉斯管辖区的东南部等地区是霍乱的集中暴发地，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以孟加拉河网地区为中心的恒河三角洲[7]。这些地方具有诸多共性：紧靠地表水系统；人口密集；距离海平面高度都不超过50英尺(约15.24米)[8](P51)。这些显著特征意味着地理环境在霍乱的地方性流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季节性
气候因素与霍乱流行的相关性尤为明显，使得霍乱暴发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性和地理分布的规律性。印度的自然地理划分明确，其气候属热带季风型，典型特点是全年高温，有明显的雨、旱两季。受季风性气候和地形条件的影响，降雨时间和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年降雨量的绝大部分集中在6—9月份，致使汛期局部地区洪水成灾，干旱季度用水又极为紧张。在地区分布上，恒河三角洲是雨量最为充沛的地区。恒河三角洲地区从6月到9月雨水很多，经常导致水灾。作为饮用水主要来源的水池、水井，注满了从地面流入的雨水。这些水池和水井水藻寄生，极大地增加了积水的碱性，为霍乱弧菌的繁殖创造了适宜的条件。首次世界性霍乱流行开始时就适逢反常的气象条件。1815年，印度天降暴雨，洪灾泛滥，收成尽失，1816年却格外炎热干旱，而1817年又是暴雨连连，其影响甚于1815年。1817年8月，霍乱疫情开始在孟加拉暴发，并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横扫印度各地。其后的历次霍乱流行也都体现出较强的季节性，一年内各个月份的发病情况有所不同。在雨量充沛的夏秋季节，霍乱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就会自然上升。恒河三角洲地区的霍乱大多于当年的9到11月出现，在12月末或1月初达到高峰，然后迅速传播至印度东北部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冬季时，霍乱在此处于潜伏状态。3至4月份时，霍乱开始沿两个方向向外传播，一方面传向西北方向的旁遮普，另一方面经中央邦传播到南部各邦[9]。
(三)周期性
与上述季节性特征相关，尽管流行区遍及印度各地，但历次源自恒河三角洲的霍乱流行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对1862－1881年间印度各省的霍乱流行情况进行的统计显示，霍乱的流行时段一般为3年，每次流行都会历经复活—衰退—平息的发展过程[9]。霍乱的爆发或短期波动乃因大量人员在短时间内接触同一致病因素所致。种种资料证实，这种周期性与在北方邦的哈德瓦和阿拉哈巴德举行的大壶节有着密切的关联[10]。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历次霍乱流行的周期并不一致，但平均流行周期大都维持在6—9年。
由流行病学方法可知，印度地区的霍乱在空间上表现出典型的地理分布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但这些绝非纯粹的地理环境因素所致。在自然情况下，人类是霍乱弧菌的唯一易感者，病人和带菌者是霍乱的传染源，人群的大量流动是霍乱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因此，霍乱在印度人口群体中的分布是理解霍乱流行的另一维度。在印度地区参与群体庞杂、辐射范围广泛、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型活动中，朝圣活动无疑最具代表性。印度朝圣为霍乱弧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有利的平台，而朝圣活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印度教徒称他们朝圣的地点为“提尔塔”(tirthas)(梵语“tirtha”的字面意思是“河流浅滩”)，称朝圣活动为“提尔塔—雅塔”(tirtha－yatra)，意即“河滩之旅”。朝圣地点多位于河流的交汇处，有成百上千个，遍布印度。圣地分为常年性圣地和临时圣地两类，前者中较为著名的有七个，分别是贝拿勒斯(Benares)、阿拉哈巴德(Alahabad)、哈德瓦(Hardwar)、马图拉(Mathura)、阿约提亚(Ayodhya)、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和德瓦尔卡(Dvaraka)。这些圣地大都位于北方邦，只有甘吉布勒姆位于印度南部，而且大都位于河流沿岸或河流交汇处。恒河是印度教徒心中的圣河，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流经中部平原，注入孟加拉湾，下游河谷宽阔，水流平缓，支流众多，其周边的圣地成为印度教徒心中最为理想的朝圣场所。自古代始，印度教的节庆就吸引着大量的朝圣者涌向恒河下游。单是北方邦一个地区就有400个节庆地点，每年吸引着1200多万人前来。其中，东部地区的116个集市吸引了287000名朝圣者，这些节庆活动在每年的三四月份举行，而这时的气象条件刚好适于疾病的传播[11]。人口熙攘的节庆地点和朝圣路线成为霍乱的主要流行和散播场所。其中的有力证据就是霍乱爆发的周期与每12年一次(1867，1879年)在哈德瓦举行的大壶节(Kumbh Mela)或小壶节(Ardh－Kumbh Mela)相吻合。奥里萨邦的普里，马哈拉斯特拉邦的班达普尔(Pandharpur)以及印度南部的几处朝圣地也有类似的吻合[5](P83)。每6年在印度两个最大的节庆中心——哈德瓦和阿拉哈巴德轮流举行的大壶节和小壶节都会导致霍乱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1879—1900年，两地在轮流举办两个节日期间，霍乱流行导致了大量人员死亡(详见表1)[11]。
此外，朝圣活动在时间和地点上都较为集中，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涌入使得朝圣地点变得拥挤不堪，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临时搭建的营房毫无规划，几乎完全没有排水系统，导致脏水横流，粪便遍布。不卫生的取水、用水方式也加速了水体的污染。上述诸多因素都造成了霍乱弧菌的滋生以及霍乱的流行。
二、印度朝圣的社会环境与霍乱传播
印度朝圣的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霍乱的滋生和流行提供了温床，而与印度朝圣相关的社会环境则是导致霍乱急剧暴发并长期流行的重要因素。印度朝圣的社会环境由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以及生活习俗等多个部分组成，深刻地影响着每年游走于各地的朝圣者的心态、举止以及生活，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霍乱的流行。
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诚如梁漱溟所言，“世界民族盖未有渴望于宗教如印度人者，世界宗教之奇盛与最进步未有过于印度之土者”[12](P393)。印度教是印度最大的宗教，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这非常集中地体现于朝圣活动之中。“印度的朝圣活动是盛行的万物有灵的信仰的结果，这表现在印度教高级别的形式之中……对刚来印度的人而言，最令其震惊的莫过于熙熙攘攘的朝圣队伍，他们经公路或铁路前往圣河、当地的神庙、圣人或殉道者的埋葬地”[13](P24)。朝圣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节庆是印度教徒表达宗教情感，净化心灵的重要方式，其中，在恒河中沐浴是他们达到身心净化的不二选择。他们认为恒河水是神圣的，纯洁的，能洗净灵魂的污秽和罪孽，因此，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虔诚信徒到恒河朝圣、沐浴，祈求女神保佑消除灾难。即便是死后，他们也希望能魂归恒河，认为贝拿勒斯所在的恒河岸边才是最神圣的火葬之地，死者的灵魂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免受来世的轮回之苦，升入天堂，所以许多病人临终前想方设法赶到恒河岸边，或是由亲人将遗体送来火化。作为朝圣仪式的一部分，朝圣者要生饮恒河水，这为水生霍乱弧菌的传播提供了尤为理想的条件，而朝圣者将这些水带给亲友的行为又进一步推动了霍乱的传播。在朝圣活动期间，朝圣者大多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抵达恒河沿岸的圣地，身体免疫力难免下降。对于无霍乱免疫力的人而言，不论种族、年龄和性别，均普遍易感，但因生活条件、卫生习惯和受染机会的不同，霍乱感染者多为穷困群体。19世纪中后期，便捷的现代交通将更多的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域的朝圣者运送至目的地。信仰上的亲近使得他们在现实中也发生了密切接触，他们相互传递宗教信念，分享食物，共饮河水，一起洗浴。另外，印度教徒的一些生活细节也为霍乱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比如多数印度人进食时不用刀叉或勺子，而是用右手把菜卷在饼内，或用手把米饭和菜混在一起，抓起来送入口中。
与朝圣有关的节庆活动是霍乱暴发的契机，这也是霍乱流行呈现出周期性的原因。印度的大壶节是全球最盛大的宗教节庆活动，在阿拉哈巴德、哈德瓦、纳西克(Nasik)和乌贾因(Ujjain)4个城市轮流举行，每隔3年举行一次，每次持续长达4个月之久。其中，尤以阿拉哈巴德和哈德瓦举行的大壶节最为盛大，另外，这两个地方还每6年轮流举办一次小壶节。1867年4月在哈德瓦举行的大壶节上，人数最多时达到300万。节庆期间，哈德瓦当地仅有19个朝圣者接受霍乱治疗，但是，霍乱很快就沿着朝圣者路线传到了印度北部地区的很多地方，这种传播可能就源自4月13日的集体洗浴。当年约有25万人感染霍乱，其中的半数因此丧生[14]。麦克尼尔认为，对于一个微寄生猖獗的社会而言，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是必然的伴生现象[15](P58)。到圣地朝圣的习俗是印度教徒自古以来沿袭至今的宗教传统，宗教成为推动印度教各个阶层持续流动的重要机制，而遍布印度的圣地则为朝圣者的大范围流动提供了必要条件。这种根源于印度教的人口流动机制无疑成为霍乱散播的重要助力。
三、霍乱流行与印度朝圣的制度环境
19世纪印度地区的霍乱流行与朝圣活动的发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除了天然的自然环境和传统的社会环境之外，印度教的宗教改革以及英国统治期间的制度环境对它们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20年代以来，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革，其中，以对印度教的改革为先导。改革者强调一神崇拜，反对婆罗门的特权，致力于打破婆罗门对宗教仪式的把持，主张“真正认识神完全可以不必遵循法典给印度教各阶级规定的规则仪式而达到，同样在吠陀中有很多例子说明，有些并不重视执行宗教仪式的人通过克制自己的感情、感觉，通过默思世界的主宰——神，也获得了关于神的真知”[16](P74)。将通向神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并取缔宗教仪式中的一些陈规陋习、繁文缛节。另外，打破种姓制度的禁锢，解放妇女等社会改革措施也都促进了印度教朝圣队伍的发展，推动了朝圣活动的繁盛。
针对19世纪不同时期的朝圣活动与霍乱流行，印度政府以及英国接管后的统治体制都采取了更有利于政权稳定的态度，只有当疫情发展成为大规模流行之势，或对军队、商旅等构成严重威胁时，政府才会被动地采取措施，处理疫情。对于影响较小的地方性流行，则听之任之。早在1817年霍乱暴发时，当时的孟加拉医学委员会就认为“当前的霍乱实属正常，其剧烈暴发乃奇特天气所致”，“杰索尔(Jessore)当地的人似乎非常惊恐”，“尽管这或许加速霍乱的扩散和恶化，但这或许有助于缓解当前人口过度拥挤造成的影响”[4](P14)。结果导致霍乱在3个月内就传遍了孟加拉。另外，英属印度卫生官员坎宁汉(James M.Cunningham)对霍乱的防治很能说明制度环境对霍乱流行的影响。恒河沿岸的朝圣地点是霍乱的滋生地，殖民当局曾采取过多种检疫政策。19世纪中期，霍乱开始传至印度以外的地区，同时，哈德瓦的朝圣者中也爆发了霍乱。坎宁汉强制性地采取了有效的检疫措施，建立了紧急隔离医院，对任何可能感染霍乱的朝圣者都进行检疫，使得疫情得到了控制。然而，出于政治统治和商业利益层面的考虑，1868年上半年，伦敦的卫生当局说服坎宁汉接受一套新的霍乱认知体系，新学说认定霍乱是当地滋生的疾病，而非由人口流动或朝圣活动引发，因此他不必对驶自孟买的船只进行检疫。财政困难，以及因干涉宗教活动而引发的1857年起义使得印度政府谨慎行事，欣然认同了坎宁汉的做法。这种在认知和政策上的剧烈转变[17]，直接导致了19世纪末印度地区有大量朝圣者死于霍乱，而此前早在1854年时，约翰·斯诺(John Snow)就发现了霍乱的水型暴发，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也于1883年分离出霍乱弧菌，证实了“病菌学说”。同一时期，霍乱的世界性流行引发了其余各国的关注，186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采纳了“接触传染”这一致病理论，明确指出“在导致印度地区霍乱流行的发生和传播的诸多原因中，朝圣活动是最主要的因素”[18](P145)，并敦促英国政府调查霍乱起因，但英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极为有限，而且仅仅是针对某些局部地区。19世纪后半期的卫生教育同样未能广泛展开，仅有的一些卫生教育多是由私人组织的慈善活动，它们得到了印度的精英阶层认可和支持，但并未获得政府的青睐[19](P87－88)。
由上可知，霍乱是一种与印度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具有高地域性和高流行性的疾病，其发生和流行是霍乱弧菌、人以及环境三种因素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交汇的结果。霍乱流行与印度朝圣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合彰显出印度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很好地诠释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侯深老师在“‘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对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
收稿日期：2012－05－12
注释：
①霍乱弧菌包括古典生物型(Classical biotype)、埃尔托生物型(EL－Tor biotype)和O139型(O139 biotype)三个型别。以往称霍乱弧菌古典生物型所引起的疾病为“霍乱”(cholera)，霍乱弧菌埃尔托生物型所引起者为“副霍乱”(paracholera)。1962年5月，第1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副霍乱”并入“霍乱”项，统称霍乱。本文论述的19世纪的霍乱病原均为古典型霍乱弧菌。
②参阅：Nottidge Charles Macnamara,A History of Asiatic Cholera,London:Macmillan and Co.,1876,P28-46; Robert Pollitzer,Cholera,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59,P11-17.
③参阅Nottidge Charles Macnamara,A History of Asiatic Cholera,London:Macmillan and Co.,1876,P28-46; Robert Pollitzer,Cholera,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59.P11-17; Christopher Hamlin,Cholera:the Biogra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9-46.又，中医古代和近代医著对“霍乱”的记载与认知，参见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7－279页；吴文清：《近代中医对烈性霍乱的认识与定名》，《中华医史杂志》第39卷第3期，2009年5月；单丽：《清代古典霍乱流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
④关于19世纪霍乱流行阶段的不同划分，参见Robert Pollitzer,Cholera,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59.P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