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民本”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王 巍
(四川蒲江县委党校，四川 蒲江 611600)
摘 要： “民本”一词最早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春秋榖梁传》的“民者君之本也”等提法，在经历了春秋时期的发展之后，重民观念逐步为社会所接受，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念之一。战国时代，孟子更是将民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的思想中，对民的价值的肯定、对民地位与作用的高扬以及民贵君轻的阐述，成为先秦“民本”思想发展的最高峰。直至今日，民本观念依然不失其时代性，这是因为民心的向背、人民对于政治统治的认同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基础的稳固，同时，孟子的“民本”思想也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孟子；民本；现代意义
一、引言
孟子的“民本”思想大多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之中，成为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孟子的仁政学说有深刻的思想渊源，特别是孔子的仁学观念。他把孔子以爱人为主要内容的忠恕之道发展为“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把爱人之仁扩而充之施之于政，这样就将孔子原先用来处理人我关系的道德准则发展为施政的准则。同时他也继承了孔子重礼的传统。他认为光有不忍人之心尚不足以平治天下，还必须有一套相应的政治制度，而“先王之道”就是这套现成的制度(实则为周朝的礼制)，因此行仁政只须行先王之道即可，并在施政中以它为标准。除此之外，他还借鉴了孔子的“克己”“孝悌为仁之本”等相关思想，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重大继承与发展。
二、孟子“民本”思想阐述
(一)民贵君轻
孟子民本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人民群众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夫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于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可见，孟子认为：对于天子来说，人民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土谷之神，国君的重要性倒是最次的；天子必须得到百姓的支持(或民心)才能为天子；相对于社稷与国君而言人民是最不易变更的。孟子在这里已把人民的地位放到了土谷之神与国君之上，虽然没有达到近代意义上的“民权”高度，但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在孟子看来人民已经不再是完全被践踏、奴役的对象，他们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君主政治统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民心视天
孟子把“民心”置于“天”的视阈中，并赋予政权更迭以“民”的意义向度。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是“天与之”，不过“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又言：“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孟子认为君权不能私相授受，必须合乎天意，这种“天意”表现为新受任的天子如果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戴，把国家治理好，就表明他的权力是“天”授予的，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样孟子就把“民心”视作“天意”的表达。孟子直言：“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下》)“民心”是获得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政权更迭的动力因素。因此，孟子把“民”与“天”进行意义统合，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天”与“民”(人)之间的价值张力。
(三)制民之产
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孟子也考虑到了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等问题。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上》)要想社会稳定必须有稳定的思想，要有稳定的思想必须有稳定的产业。而稳定的产业对于农民来说，实际上就是土地。孟子为解决土地问题提出了井田制。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实际上孟子宣扬的井田制并非商周的原制，而只是为了弥补当时土地兼并、赋税过重的情况，依据古代的助法和井田原制所重新建构的一种理想制度。在实施井田制的同时，孟子还主张让人民建立起园宅以保障基本生活。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从以上可看出孟子对人民生活的考虑已经相当周到了。
(四)与民同乐
他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统治者不能只贪图自己享乐，而要多体会老百姓的忧与乐，把人民的忧乐当作自己的忧乐，时刻注重百姓利益关心百姓生活，把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人民才会自觉把国君的忧乐当做自己的忧乐，上下一心，进而提高社会的结合程度与整体行为能力，最终实现“王天下”。
(五)谨庠序之教
孟子十分重视道德教育问题。他认为在生活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更得民心，要获得人民的支持，良好的道德教育则是必不可少的。教民的目的在孟子看来就是“明人伦”。为了达到此目的，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将人伦区分为五个方面，并在内容上对这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夫妇有别”。做到了这几点，人就高于禽兽之上，整个社会就会稳定有序。
(六)薄其税敛
肺癌 SUN等[4]发现在接受顺铂化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不良反应中，lncRNA-XIST基因是一个潜在的靶点，lncRNA-XIST/miR-17/自噬通路可能提供了治疗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新靶点。lncRNA糖基化终产物特异受体通过增强自噬促进了肺癌细胞凋亡[5]。
(七)取信于民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在这里将民意、将人民的信任和团结看成是战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天时与地利，因此只要推行仁政，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民意的支持就会无往不胜。他还从反面论证如果不顾百姓的死活，丧失民心、丧失民意则会对当政者带来巨大政治灾难，他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孟子·梁惠王下》)
(八)爱民勿虐民
孟子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对人民太过于暴虐无道，要么就会落得自己被臣下杀死、国家灭亡的下场，要么就是使自己处于危难之中、国力衰微。在这里，孟子从反面论证了施行仁政的必要性，反对暴民虐民。
(九)主张仁义之战
虽然孟子的“民本”观念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民贵君轻的论述，对民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地位的高扬，特别是对民心向背的注重更是大大超出了同时代的思想家，同时也为儒家注入了全新的人文主义关怀。直至今日，“民本”思想依然不失其时代精神。
当底板最外缘拉应力达到235 MPa时底板的剪力滞系数分布图如图13所示。此时，塑性阶段的剪力滞系数是通过数值计算的结果除以屈服应力235 MPa得到。从ANSYS中提取固端正应力结果后，此时底板最外侧几个点的正应力已经超过屈服应力235 MPa，其他大部分点均未达到屈服应力，说明在这种均布荷载作用下各点的剪力滞系数与弹性阶段剪力滞系数分布都差不多，同时截面的应力分布还处于弹性阶段的状态，模型的塑性变形不明显，主要是弹性阶段的变形。
《孟子·梁惠王下》提出了小国的外交理念。他说：“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当小国处于两个大国之间时，不要依赖任何一方，而应依靠本国自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的力量来独立自卫。可见，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初步涉及了地缘政治的若干基本理念，此观念深深影响了后世我国的外交政策。此外，孟子从长远出发主张照顾百姓生活，保障百姓利益，最后获得民心的归附以称霸天下。这表明他从长远利益出发而非眼前利益来确定国家战略。直至今日它依然成为我国决策的基本着眼点。比如我国从长远利益出发确定现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纲领；我国在南海问题上从长远利益着眼确定了“强硬对扩张，宽和对现状”的外交战略。
近几年，有许多关于导师团队指导研究生的报道和论述，比如双导师制、校企合作建立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以学科为单位建立导师指导小组共同培养研究生等探索工作，但是我国仍然以单一导师制为主。孙政荣等分析了单一指导教师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导师组制的新模式，探讨了导师组制的具体实施方案[1-2]。王刚等研究了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分析了现行体制下的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3]。刘彩虹提出了导师团队结构、管理制度、评价激励机制和学术分歧等多方面措施来保障导师团队建设的具体方法[4]。宋健提出要明确导师分工，支持导师团队建设，做到整个团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5]。
首先，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是关心百姓的利益，重视人民的地位与价值，“保民而王，莫能御之也”。而这种观念对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来说，仅仅是一个理想化的空中楼阁，精美但不切实际。众所周知，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这表明战国是一个仁义相对功利处于弱势地位的时代。当时，诸侯攻城略地图谋的是霸权；士人们图谋的则是富贵，甚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但是孟子却主张通过德化教化来治国，施行仁政以王天下。他鄙视功利，不屑使用武力暴力，这种理想主义政治观实际上适应不了当时的时代要求。换句话说，他的主张不能带来直接而巨大的国家效益(迅速的富国强兵)，不能迅速满足诸侯们称霸中原的要求。因为仁政的实施是一个过程，涉及安民、养民、教民各个方面，而且从实施到最后获得民心、获得人民的认同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当时战乱不断，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保证实施。因此，对短期收益的过分忽视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局限性之一，也是不能被当时各国接受的根源之一。
其次，孟子还主张君主应效仿先王之道，以仁德来治天下，施行“王道”政治。但是如果君主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宁愿实施霸道也不要王道或者君主不能始终如一地推行仁政，那么孟子对此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换而言之，“民本”思想要想得到彻底贯彻实施，除了依靠贤君自身之外，还必须在制度上给予充分的保证，而这在当时实际上难以做到，即缺乏制度上的贯彻力和执行力也是其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再次，体现着“民本”的仁政与当时的社会主“力”思想相冲突，并且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大多数大国都通过“力”道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这就使得君主对此不置可否，存在疑虑。同时，推行“仁政”涉及面比较广，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要对现有的制度、方针、政策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那么不仅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而且还必须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平衡，这也是遭到各国普遍拒之的原因之一。
康复护理是康复医学发展的重要产物，也是近年来临床上比较推崇的科学化、高效化的护理模式，旨在为患者提供一种舒适、良好并且利于疾病康复的护理方式。康复护理的内容包含医学、社会以及职业和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协调应用，对患者展开训练和指导，以降低由于疾病因素导致的生活能力下降，以期促使患者达到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恢复。在近年来，该护理模式被广泛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中，且发挥出良好的应用价值[9-10]。
三、孟子“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
孟子反对当时诸侯国之间穷兵黩武、相互征伐的现状。他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仅不符合礼，而且连年的征战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直指这种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但他并不是说反对一切战争：如果遇到有残暴无道的统治者，为了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是可以“兴王师讨之”的。而且事实上这种讨伐是以仁伐不仁，是解民于倒悬，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孟子对此种仁义之战反而是大加赞赏的。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施政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否则是难以持久与稳固的，特别将民心民意看成是君主政治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依据。虽然带有“天命”色彩(即将民心看成是天命的外化表现)，但人民的心理取向确实成为现代政治统治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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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统治之中，树立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成为其基本内容。而政治权力主体在构建此关系时，除了把政治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外，还需要构建政治权力客体的服从心理。具体来说，通过权力主体对客体利益要求的满足与利益关系的协调以及主体行为对公共伦理规则的遵循培植社会成员在思想、心理上对政治统治主体及方式、方法的认同，而这种认可和同意实际上赋予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即构成政治统治的心理基础。在实际政治生活之中，培植客体稳定的政治认同，使之产生趋同的价值观念与心理秩序，不仅能够保证政治权力的作用效力也能维护政治统治秩序的稳定。同时，通过价值观、既定社会准则、规范的宣传与灌输(如孟子的“天命”观)培育公民稳定的政治认同文化，进而维持既有的政治关系与政治体系，规制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使政治权力的主体地位与利益能得到充分的维护与保持。除此之外，孟子还曾主张节制统治阶层的私欲与适当保障百姓的利益，这可看成是协调社会利益矛盾与实现社会共同利益两个方面。而通过具体的“问政于民”这样的举措能清楚地把握、分析社会共同利益诉求与利益矛盾，促使政治管理主体高效地承担社会公共职能，实现社会共同利益、解决利益矛盾，降低政治管理的效率损耗。
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在税收方面孟子主张：对于商人，给予存储之地而不征税；对于旅客，只检查而不收费；对于农民，只助种公田而不再征税；对于平民，不乱收劳务费和地税。他进一步在《孟子·尽心下》第二十七章中说道：“有市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征收三种税中的一种是合理的，但同时征收两种百姓就会饿死，同时征收三种就会妻离子散。可见，孟子既反对征收重税又不是说不纳税，而是强调确定合理的税收种类和税率，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民本”思想虽然彰显着人本价值与意义，但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霸道”理论格格不入，限制了其意义空间和实践价值，从而带上“理想主义”的色彩和成分。
对司法行政机关来说，大力推行律师调解工作，可以创新做大做强律师业务，进一步发挥律师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但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科室力量薄弱，故大多将律师调解业务归口到基层科（人民调解科）管理，并不重视。
孟子也主张统治者应多倾听民声，反映民意。这在现代意义上诠释为国内公共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与制约。国内舆论主要反映一国人民对某一事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国的对内对外决策。如美国的反战运动最后促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对越南的政策，结束越战。现阶段我国政府在决策之前也都要倾听人民的意见，比如政府的听证会、人民政协的座谈会等。
孟子安民、养民、教民各种举措的提出，表现了他超越同时代思想家对人民的人本主义关怀。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人本主义的概念，但在他的学说中蕴含了人本主义的思想。比如孟子认为百姓“无恒产则无恒心”，必须在保证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再对其进行德化教育。也就是说，物质或生理需要是维持个体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处于最优先满足的地位。在此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产生认知、审美等高层次需要(当然并非绝对)。可见，孟子已经初步认识到了需要的层次性问题，这一点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具有相似性。需要有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需要对动机的激发与影响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而言，必须了解与掌握不同时期员工的相对主导需要，才能对其进行有效激励，提高工作绩效。
同时，孟子认为必须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特别是人伦关系)，否则人与禽兽无异。人不仅是只满足于生理欲望的有机体，更是具有尊严、自主价值观与选择性、内在潜能与创造性的有机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吃饱喝足，而应更加注重个性、道德、动机、健康人格的培养，发挥个人内在的潜能与创造性，实现自我发展，这一点与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是相通的。
孟子“民本”思想的若干理念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今天的企业管理，比如“人本主义”理念就为大多数企业所借鉴。在企业中的员工并不是在金钱的唯一驱动下而工作，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情绪、人格等都是工作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企业管理不应把人看成是“经济人”，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上，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把人看成是“社会人”加以对待。因此，管理人员应着重培养员工的整体感、群体意识，增进组织的凝聚力，同时还应积极倾听员工的意见和了解员工的思想感情与需求，建立新型的上下级关系。最重要的是重视员工的主体地位，将员工也纳入企业管理之中来，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建立起“参与管理”的全新管理模式。
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就是通过施“仁政”而获得民心夺取天下。这就意味着他将民心抬高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将民心看成是政治统治的基础与战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现代战争中高科技武器装备对战争的贡献率与日俱增，但归根结底战争最终还要落实为人与人的较量，人才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民心的向背就显得更加重要。在战争中，人民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人民对于既有政治体系的向心力与支撑力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结合程度与民族的整体行为能力，间接影响着国家实力的构成，进而对战争成败产生巨大的制约作用。正是意识到了民心对战争成败的巨大影响，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战争理论”，并在中日之战中又提出依托人民打“持久战”的思想，建国以后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成功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
四、结语
在孟子“民本”思想中，肯定民的价值与地位，提出民贵君轻，以民的认同为君主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反对牺牲民之生命而得天下，在一定程度上解构至高无上的君权。所有这些虽然与近代的民主观念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却为后世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的价值前提。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们也从孟子的思想中为民主政治寻找历史依据，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当然，孟子的“民本”并不是主张人民参政、人民主权或者认为人民有废黜君主的权力，而是相对而言更加注重人民的利益与地位，特别是民心的向背。因此，它在本质上是“理想化的君本论”。从这一点来看，“民本”只具有手段意义，并非目的(尽管在仁政之中具有目的意义)。
Mencius “people -oriented ”Idea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Wang Wei
(Party School of PuJiang County ，Pujiang ，Sichuan 611600)
Abstract :The term “people-oriented” was first proposed in The Song of Shangshu ·The song of the five sons ,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which is solid and peacefu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king of the people” in the biography of GuLia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concept of valuing the people was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society and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values in ancient China.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Mencius raised the status of the people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In his thought，the affirm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people，the promotion o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people，and the elabo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light of the king became the pea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Qin “people-oriented” thought.Up to now，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has not lost its epochal character，which is because of the opposition of the people.And their recognition of political rul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rule foundation.Meanwhile，Menciu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lso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s.
Key words :Mencius；People-Oriented；Modern Significance
收稿日期： 2018-11-23
作者简介： 王巍(1988—)，男，广西柳州人，四川蒲江县委党校教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2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77X(2019)02-0098-04
[责任编辑 张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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