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经济形势论文,日本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观察新世纪之初日本的发展态势，不禁使人想起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森岛通夫1999年在《日本为什么将会没落》一书中作出的预言。他认为，正是20世纪后半期日本发展的成功带来了现在日本无法逃避的失败，在21世纪的后半期，日本即使尚能保持一定的经济水平，也将会变成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软弱无为的国家。森岛的预言已经开始被事实所印证。
关于当前的日本政治
自20世纪50年代始，和平、民主与独立就是日本国民争取的目标。时至今日，仍不能说这一目标已经真正实现。在当前日本国家政治领域的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何种选择，对日本能否真正实现上述目标，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事务发言权至关重要。
（一）政治的民主化
2001年4月26日，森喜朗终于挂相印而去。然而，回顾2000年4 月5日森喜朗上台执政一年来的前前后后，其“政绩”似乎除了让日本政府背上了更多的债务外，就是“错话连篇”，“神之国”一类“失言”不断，使其因继承小渊一手操办的冲绳峰会而得到的较高的支持率一路下跌，尤其2001年2月10 日美国攻击型核潜艇格林维尔号撞翻日本爱媛号渔业实习船事件发生时，森喜朗作为国之最高权力者无视民之死活而沉迷于高尔夫球的表现招致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2 月末其支持率已降至6%—8%。虽已山穷水尽，森首相却仍对民怨众怒俨然不知，用歪理诡辩自我安慰，说什么“我接到的电话都是鼓励我继续干下去的”、“接到撞船的消息后我已经指派人去进一步调查了”云云，在国民已对其完全丧失信心、舆论传媒纷纷猜测其下台时日的严重环境中，仍坐在首相宝座上发号施令两月有余，并代表国家权力去美国访问，对日本的国家政治运营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有日本学者称，作为首相，尽管面对如此不利环境，但只要他本人不言辞职，则别人不会逼迫他辞职，这就是当代日本政治制度的一大弊病。由此想来，日本国民的全体意志如何在国家政治中得到反映？日本的政治民主究竟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还是首相一人的“民主”？抑或自民党一党的“民主”？日本人常说的“日本政治三流”再次得到很有说服力的验证。
面对日本国家政治的这一非合理现状，许多日本人主张的首相直选论颇有市场。按照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进行真正排除金钱政治的首相直选或许不失为根治日本政治顽疾的一帖良药或改革不合理政治制度的一项有效措施。小泉纯一郎4月26 日就任首相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了对首相直选的积极态度，要专门设立私人咨询机构进行研究。问题在于这一主张何时能在日本政治发展中取得优势。如果有朝一日日本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进行首相直选，一旦首相不称职则可通过选民公决将其罢免，建立起这样的选举体制理所当然会距离真正的政治民主更近一些。
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的政治民主化曾出现了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曾几何时，故态复萌，以联合政权形式出现的自民党为核心的政权与1955年体制下的自民党政权本质上的差别并不大。自民党虽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并不能代表日本多数国民。日本计量政治学者小林良彰曾专文分析当前日本选举制度的不合理性，其核心问题是少数选民有可能比多数选民获得更大的权益。2000年6月25日举行的大选中，约1亿选民中有6200万人投票，自民党得票至多不过2000余万张。并且这2000余万张选票中受到金钱污染的数量恐怕不小。时下在日本各政党间的竞选中，决定竞选成败的关键似乎已不再是政策主张能否反映民意，而是经济实力。自民党内何人出任首相由派系平衡力学和长老意志所决定。总之，国家政治离国民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这除理解为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裹足不前或退步之外，还能作何理解？
（二）外交的独立性
自80年代末起，日本就有人主张推行大国外交。1990年，栗山尚一在《外交论坛》发表《激荡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发展》一文，鼓吹日本推行大国外交，引起了世人瞩目。2000年，栗山又发表了题为《对日本外交的期待》的文章，继续鼓吹大国外交。大国外交首先应是独立自主的外交，但栗山始终将维护并加强日美同盟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条件。如果处理国际事务时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充其量不过二等国外交而已，大国外交何来之有？
持此观点者何止栗山一人。在世纪之交，日本国内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成为热门，这些研究也受到国外日本研究界的关注。小渊惠三首相组织研究班子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最终提出了研究成果《21世纪日本的构想——日本的新天地在日本崛起》。日本外务省曾直接组织日本中年骨干学者研究日本外交政策21世纪应取走向，其研究成果是《挑战2001——面向21世纪的日本外交的课题》。类似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些研究都从世纪末日本发展面临的困境出发，寻找新世纪日本发展的可行之路，对此有各自的创新之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无论日本走什么路，日本外交怎么变，维持与加强日美同盟不能变。虽然在日本政界还有其他的声音和主张，有主张美国从日本撤军、与美国闹独立者，有主张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建立日美中正三角形关系者，等等，但这些主张只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对日本选择新世纪国家发展道路不起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国际经济政策调查会、冈崎研究所和美国的Pacific Forum CSIS、The Reischauer Center SAIS在布什上台前夕的2001年1月15日共同举办了“21世纪日美同盟”国际讨论会， 召集日美知名的国际问题学者探讨新世纪日本外交的应有取向，一致认同加强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共同开发TMD，其主要目标是朝鲜， 更主要的目标则是中国。美国研究中日关系和东亚问题的著名学者本·塞尔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对美国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只有中国能与美国对抗”，“对于中国（在台湾海峡）行使武力，美国不辞以行使武力相对抗”。这显然是在为即将上台的布什政府提出新的对中国政策制造舆论准备。
在克林顿主政后期，与对日关系相比，美国更加重视协调与中国的关系，甚至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对日本的要求与热情却常常报以漠视和冷淡。对此，许多日本人颇有怨恚。所以，当由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专家组成的超党派专家小组（著名亲日学者理查德·阿米蒂奇、约瑟夫·奈、卡特·坎贝尔、麦克·格林、詹姆斯·凯利、爱德华·林肯、托克尔·帕特森、保罗·沃尔福威茨等均为其成员）的研究成果《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特别报告：合众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于2000年10月11日出笼、向美国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时，一些日本人着实为这个报告欢喜激动了一场。该报告认为：在今后30年，欧洲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在亚洲却不能说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这个地区有几个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军队，有拥有核武装的大国和有可能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有随时发生将美国卷入大规模纷争的敌对行动的可能性。面临这样的危险和可能性，美日关系比过去更加重要。日本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和装备精良的军队，战后在亚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促进地区稳定、实现信任作出了贡献，是美国干预亚洲时的重要基石。日美同盟是美国安全保障世界战略的“中轴”。美国应加强与日本的同盟，打破枷锁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建立更紧密、更有效的安全保障合作关系。该报告主张再次确认美国对日本及日本行政管理下地区（还特别指出包括我钓鱼诸岛）的防卫承诺，制定有事立法，推动防卫技术交换，扩大导弹防卫合作领域，加强信息合作，切实施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鼓励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该报告最后指出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持美国在亚洲前沿的存在，改革联合国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集体安全保障义务，加强战略协商，鼓励中国成为地区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可肯定的势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扩大合作，支持俄罗斯的稳定并促进开发其巨大天然资源，推动东盟各国发展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完整和复兴，等等。显而易见，这个报告描绘了一幅美日合作主导亚洲发展的图景。2001年1月20日，布什就任美国总统， 许多重视日本的高级智囊人物进入了权力中枢，前述阿米蒂奇就任副国务卿，凯利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特森任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亚洲问题顾问。联想到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曾说“中国对亚太的稳定是潜在的威胁，为遏制中国的力量，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重要的”，美国新政府宣布中国将是“战略竞争对手”等变化，许多日本人对美国外交政策出现的调整喜形于色，认为美国新政府重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日美同盟关系必将因此得到加强。这恰恰说明了日本外交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多么深，美国的重视是日本开展外交的最重要的后台支持。
不过，美国的对日外交调整是根本性的，还是表面性的？是长期性的，还是一时性的？正如有日本学者担心的那样，“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方面，共和党的态度比民主党更加严厉。……如果从宏观上考虑美国将来的亚洲政策，我们不能无视一个难以动摇的事实，那就是占据中心的将是中国。……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显得总是一个特别大的家伙。由于其反作用，日本也许看上去就藐小得多了。”（日本东洋英和女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际安全保障协会会长神谷不二语，载2001年1 月16日日本《世界周报》）似乎是为了印证日本人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曾几何时，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表态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布什说“中国在撞机问题的处理上，没有拿出要与美国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关系的态度来”，白宫官员对中美关系的新表述是“尽管在某些领域是竞争对手，但仍要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迨至布什回顾百日执政时则说得更加明确：“我并不认为中国是敌人。我认为，中国在有些问题上是伙伴，有些问题上是竞争对手。但是，竞争意识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信任和愤怒。我们要共同解决许多问题，台湾是其中之一。”这是不是会令那些还在为美国的政策调整而兴奋的日本人心头一沉，如堕五里雾中？历史的发展才100 天既已如此，看起来美国总统的“竞选效应”、“上台效应”在布什身上比在其前任身上的表现强烈得多，一些日本人想跟在美国后面遏制中国、“合霸”亚洲，这一愿望很可能终成泡影。
仔细想来，既为“同盟”，则应有盟主与盟员之分，显然美国在日美同盟中傲居盟主之位，日本则处于一个被限制、被利用的境地。1996年发表《日美共同宣言》是如此，1998年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也是如此，如今布什政府宣称“要让日本发挥更大作用”还是如此。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日本（从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面讲日本不能算大国），如果依靠一方打击另一方，其结果肯定不会美妙。只要简单设想一下则不难明白：如果台湾海峡形势不稳，台湾当局宣布“独立”或无限期拖延谈判，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美国干涉，日本怎么办？日本陷入与中国对立的境地，于日本的国家发展、民族生存何益？难道日美关系只能靠这个使日本处于从属国地位的、军事性极强的安保条约来规制而不能有其他选择？
（三）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
1995年以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引人注目。由众多国会议员参加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妄图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全面暴露了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一小股右翼势力反动荒谬的历史观。石原慎太郎鼓吹的民族主义观点理应受到批判和抵制，事实上却博得众多日本人的好感和支持，他不仅当上了东京都知事，著名漫画家小林善纪甚至吹捧他为“最有资格当首相的人”。有20万青年读者的《SAPIO》公开宣扬“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 日本要加强国防军建设，建造航空母舰。更有甚者，则是小林善纪的《新傲慢主义宣言》，其中的《战争论》、《台湾论》堪称各种反动观点的集大成者。前者否认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却又辩称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是“为打破ABCD包围圈而战”，“为解放亚洲而战”，自相矛盾地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贴上“正义”的标签。它进而为东条英机等大战犯唱颂歌，否定东京审判，否认南京大屠杀。后者在有关台湾的一切问题上与中国作对，恶意篡改台湾历史，无耻歪曲台湾民心，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吹捧李登辉，鼓动台湾独立。近日还有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严重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的历史教科书之举。对此，中国人民和一切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决不会等闲视之。
应该看到，这种宣传并非势单力孤，而是一批人、一批书、如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深田佑介、金美龄的《敌人是中国》、石原慎太郎的《抛弃“美国信仰”》等，不一而足。他们阐述的内容各有不同，但著书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鼓动日本的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一词颇为流行。套用一句家喻户晓的戏词就是：“你说我是民族主义，我说你是民族主义，究竟谁是民族主义，自有山姆大叔的判断最合理。”我国一些名刊名家的专门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也对究竟什么是民族主义这个理论前提界定不清，对某些外国势力攻击我国也在煽动民族主义不置辩驳，而是像一些日本人为侵略战争翻案时说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一样，不分是非曲直。在这些文章里，似乎主张民族优越和弘扬民族精神、推行民族扩张和维护民族利益都可以纳入民族主义范畴，这显然是皮毛之论。本文所谓民族主义，指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后在近代合理主义指导下推行的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郑永年在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现代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资本主义加上民主大大强化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扩张能力。在分析当代美国、日本等极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时，郑氏的观点很值得重视。不过需补充的是，军事技术实力不仅是近代民族主义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依托，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增强扩张能力的重要手段。
冷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正是利用民族主义的概念被普遍模糊的有利条件，在其掩护下借“形”还魂，欲以新的装束和打扮蒙蔽世人，重行扩张势力、谋取霸权之实。尽管当代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还是和平主义，但要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发展蔓延之势，若不加以深切关注，必将对日本造成严重的后果。小泽一郎对当前日本国内形势的分析是，“如今的日本很像历史上的昭和年代，也就是在大正时期泡沫经济破灭后，为战争开辟道路的昭和年代。如今的日本即将重蹈历史的覆辙”。看起来，从理论修养方面说，小泽一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应位居那些只知人云亦云的学者之右。
关于当前的日本经济
（一）日本经济的出路何在
90年代，日本经济连年委靡不振。究其原因，可借用森岛通夫的一句话，“成功是失败之母”。人一旦营养过剩，肥胖过度，必然要得病，要减肥。日本经济经过高速增长期既积累了相当的实力，也出现了相当的投机和泡沫。因此，用一个时期消肿减肥在所难免，不必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不妨将其视为经济发展合理化的过程。然而，日本政府的零利率与提高消费税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副作用，日本国民的消费意愿受到极大限制。政府超限度举债也没有能激发起国民的消费热情，无异于饮鸩止渴。日本政府与其将注意力放在利率、税率调整上，不如更多关注如何提高日本产品的竞争力问题，在推出市场化的高新产品上多下工夫。美国总是说日本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委靡不振，日本也是把经济结构改来改去，结果越改竞争力越弱，包袱越背越重。现在看来，日本继续这样搞下去很难见到光明前景，只能继续对美国有利。 恢复与发展经济，有时候也需要进行逆向思维。
美国经济的连续发展中也有世界各国的贡献。美国每年吸纳其他国家大量外贸出口，但不能因此说是美国照顾了其他国家，而是其他国家照顾了美国。美国以美元为后盾，靠大量进口稳定物价，繁荣市场，其高速发展的经济中不合理因素早已胜过泡沫经济崩溃前的日本。东风满楼预示山雨将至，股市震荡显示美国的经济崩溃很可能已不再是遥远之事。日美经济关系，竞争占主导地位。世界经济增长的总量是有限度的，战后日美经济似乎是交替发展的。日本要发展经济，必须打破美国的经济压迫。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对日本经济而言，是灾，是福？是挑战，是机遇？有一种观点认为美日经济是同向互动，即美好日好，美坏日坏。因为如果美国经济发展顺利，就可以从日本购买大量商品，支撑国内需求委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每年1800亿美元的日美双边贸易额（其中日本出超600亿，日本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0 %）似乎是当前日本经济免于陷入灭顶之灾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20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日美两国经济的发展却显示出逆向互动发展的态势。今后，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短时期内可能会影响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但从长远看，处于经济衰退期的美国吸收价廉物美的日本商品的能力不会减弱，只会加强，就像现在中国对日本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一样。关键在于日本能否保持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优势。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技术竞争，如果日本在这方面能够反败为胜，或起码与美国打个平手，那么日本经济的好转就大有希望了。日本要恢复经济，不能怕打破现状，日本经济的出路只能在世界经济的重组中寻找。
（二）日本经济的国际化
日本经济在高科技领域被美国打败，在低科技领域被中国打败，在上下围逼中似乎无路可走。日本在高科技领域为什么败给美国？一是人才缺乏，二是国际化不够。与美国相比，日本不是在吸引人才，而是在排斥人才。许多中国的优秀人才可以在美国贡献才智，硅谷有那么多中国科学家取得杰出成果，却鲜有在日本作出成绩者。这是日本社会仍然维持封闭性特征的表现。日本的国际化还有相当差距，日本在原本颇具竞争实力的微电子领域未能抢得美国的先机，国际化程度不高是重要原因。如果日本不加大开放力度，发展IT产业也会困难重重。
在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飞去来器效应”是不能否认的，也是难以拒绝的。受援国经济的发展很有可能影响到援助国的经济发展，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进而言之，如果应对得好，这种影响会成为正面影响，如果应对失策，则会成为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的确存在，在大蒜、大葱和手表、服装一类低附加值产品上对日本国内的生产形成压力。但中国开放之初，日本商品铺天盖地涌入国门，中国正确应对，取得了20年的大发展。日本只要正确应对，把这种影响变成动力，就一定能找到出路。现在，中国还有许多未开发领域，这是日本寻求经济发展新突破的难得的机遇。
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
（一）对当前中日关系状况的估计
中日关系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30周年。近30年来，中日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中日两国经贸及人员往来今天所达到的水平是30年前难以想像的：2000年，双边贸易额超过800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80亿美元，人员往来250万（中国台湾、港澳部分未统计在内）。 若以建交时为100，那么现在达到了800—900的水平。 如果不存在历史认识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就可能超过1000甚至1500的水平。不过，这种“不存在”显然是不存在的。30年为时不短，其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日两国的各自发展也是曲曲折折，两国关系因此出现各种问题乃必然之事，不必大惊小怪。
当前中日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历史认识问题和台湾问题。如何认识与处理这两个问题，将成为左右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快慢的关键。刚刚上台的小泉纯一郎首相一面表示“对日本来说，与中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同时又态度强硬地表示无论什么人反对，也要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不能修改，真不知究竟应该相信他的哪一句话。
当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距离越拉越大，用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川岛裕的话说就是“日中双方互相厌恶的感情增强”。听到一些日本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信口雌黄，中国人义愤填膺是理所当然的。长期处于低迷徘徊状态的日本经济与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形成鲜明对照，一些日本人由此产生嫉妒感；看到日本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一些日本人又产生威胁感。这已成为阻滞中日关系健康良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日本的政界、知识界主张对中国友好的势力与声音越来越弱，视我国主张的友好关系为束缚日本行动的紧箍咒，变“友好关系”为“一般关系”成为时髦观点（包括一些我国的老朋友和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研究的日本学者），甚至形成以与中国作对为荣的气候。日本媒体在引导国民思想方面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例如《朝日新闻》的转向，《产经新闻》发表古森义久的长篇报道《日中再考》对日中关系加以全面否定，等等，非常值得注意。
（二）中日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
中日关系的发展现在遇到较大阻力，其主要原因是：
国际形势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向世界施加霸权，日本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有利于日本处于攻势而我处于守势的外在条件。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原以为通过援助我国改革开放会促使我国逐步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很可能落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国经济连年高速发展，社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令日本人感到意外，心理不平衡。一位前日本驻华大使讲了一句心里话：“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虽多，但其发展状况真令日本人羡慕。”我国之稳定发展壮大，最终将改变近代以来的日强我弱局面，而出现两强相争的态势。一些日本人感到放弃百余年来的对我优越感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与我国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发展颓势难阻。许多改革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小泉纯一郎提出的“重建日本经济”方策也不可能很快奏效。80年代的经济优等生到90年代变成了劣等生。在国家发展方向不定、发展进程受阻的时候，对外矛盾极易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如前文所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思潮趁机抬头和日美同盟不断加强，对日本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日关系是友好合作关系。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文件确立的基本原则与精神，经济基础是不断壮大的经济技术合作及平等互利原则，文化基础是长年积淀的文化思想交流及天然亲近感。“友好”不是紧箍咒，而是发动机。只要双方都按照三个文件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办事，多做加深两国人民感情的事，不做伤害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日方尤其应注意在历史认识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不逾矩，中日友好关系就一定能得到很大发展。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大开发至少还要搞50年。日本是经济技术大国和金融大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广阔空间。时代的发展要求中日关系今后变成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和国民交流为主体的关系，在10年内中日贸易额预计将达到现在日美贸易额即1800亿美元的水平，双边直接投资额预计将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在此基础上，中日关系一定会成为推动两国在东亚地区更好发挥作用并促进本地区稳定、繁荣、发展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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