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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4-0054-08
一、研究背景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政党政治”概念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是指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通过竞选程序获胜的政党上台执政等一整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广义上理解，政党政治是指政党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并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的运行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现象，它包括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压力集团等，是诸多政治制度的结合。
西方各政党之间的斗争经常围绕着诸多对内对外政策，而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问题是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① 以至于在每一次政治变革中，以失业、物价、养老金、健康服务、教育和住房为主要内容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中心。社会福利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涉及面广，它几乎关系到社会所有各阶层不同境遇的居民的切身利益，这有助于获得选民的认同；(2)它不是孤立的、局部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进而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制度安排”。②(3)兼具弹性与刚性的特点。其刚性不仅表现在支出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而且表现于其涉及范围的扩大及力度的加强上。但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工资的刚性与就业的弹性直接制约了社会保障的刚性，使其呈现出一定的弹性特点。毕竟，社会保障是作为就业问题的补充措施提出来的。社会福利的弹性为政治张力提供了扩展的空间。(4)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涉及的保障对象、保障理念、保障方式、保障主体以及保障水平等问题的确定固然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文化价值传统和社会政策的研究水平等，但是，这些问题的最后界定却主要取决于政府，即取决于执政党的理念，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程度以及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程度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过程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过程。③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福利，或者以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的视角来审视政党政治，应属于福利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也应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由于这两门学科属于新兴交叉学科，所以目前较为成熟的理论比较少。政党政治不是影响福利制度的唯一因素，但离开了政党政治，便无法理解西方民主国家福利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从政党政治的规范性研究来看，西方研究政党政治的学者对政党的社会动员功能和社会利益综合与聚合功能进行一般研究者较多，从社会福利或福利国家的角度来具体分析政党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者少，而从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投票选举、选民、压力群体、政党竞争格局等角度对福利制度的影响进行深入系统分析者更是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政党政治和福利国家两大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缺陷。毕竟，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本身就是政党政治存在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本文试图从政党政治所包含的普选权、选民、意识形态、压力群体、政党格局等因素以对英国福利国家模式的选择、福利政策的制定与走势为例做深入探讨。
二、普选权与社会福利
在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原因有着多方面的解释。从政治上说，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同民主化有密切关系，普选权的确立和扩大为公民通过投票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获取更多福利提供了制度保障。罗伯特·平克指出，18世纪的英国，公民权利的扩展和法治为竞争性市场发展的人创造了条件。其后，选举和代表权这些政治权利的延伸最终迫使历届政府给予其公民以福利的权利，而公民则有相应的义务以使国家能收取必要的税收。④
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通过分别在1832年、1867年和1884年进行的三次议会改革，不仅确立了普选权，而且成为现代政党制度形成与完善的直接原因和动力。特别是1884年选举法改革以后，英国近60％的成年男子得到了选举权，这占英国全部成年人口的30％。普选制的确立和普选权的扩张不仅是决定公民政治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英国的政治生活带来重要影响，也“迫使议会通过一些直接促进选民社会福利的法律”。⑤ 哈佛大学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对比了同一时期的政治普选权和社会保险立法，发现两者在时间上具有高度一致性。⑥
在普选权与社会福利之间，可以说，普选权与社会福利共生并存，它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转变具有很大影响，它将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绩作为选民评判的对象，使得公共福利从国家单方面的施舍逐渐转变为公民应得的权利；普选权扩大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无产者，给予了工人表达自己要求的权力，使他们对关系到自己利益的社会保障产生影响，从而增添了他们对社会保护和经济上公平对待的要求；普选制产生了新的选举政治，它受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利益群体以及促请政府负责集体福利的政策议程等方面因素的强烈影响。选举权的扩大导致政党政纲左倾化的转变，从而“使社会福利的扩张成为与工会和左派政党的力量壮大齐头并进的结果”⑦。在政党政治得到相应发展的同时，普选权民主化使得社会保障成为各个阶级和政党竞争和讨价还价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福利最优的理想。威伦斯基认为，民主机制的发展、多数投票权的推行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形成；安德森和施密特认为，阶级是福利国家的动力。所有这些理论都归结为一个结论：普选权的建立为政党政治实现其以整合社会各方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功能奠定了基础，而民主普选制度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福利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⑧
三、选民与社会福利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选民无论对于政党政治还是福利制度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选民在投票过程中的选择既是其身份与地位的写照，又反映了对问题的偏爱，更反映了选民个人的特点和社会影响。在面对不同政党的福利政策纲领时，选民往往容易处于两难境地：是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投票，还是按照自身的利益需求投票？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选民的投票动机和投票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选民对福利政策的选择有较大帮助。
置身于政党竞选过程中的选民，兼具政治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性质。经济人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部分选民所占比例较大，属于典型的“福利选民”。L.坎皮革里奥(L.Campiglio)以投票作为政治的标度，分析了投票人数与公共经费之间的关系，提出投票人数与社会保障的变化(占GDP的份额)呈正相关的理论模型(见下图1)。⑨
从政治人的角度看，政治行为学理论以投票动机为依据，将选民分为“党派投票倾向”和“问题投票倾向”两类。这一理论认为，由于社会条件日趋复杂化，人们的政治行为主要依据于分析而不是情感，从而出现了由“党派投票倾向论”到“问题投票倾向论”的转变现象。“党派投票倾向论”认为选民的投票行为主要依据竞选者所在的党派而不是其政策主张，这意味着选民大多为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引导；“问题投票倾向论”则认为选民的投票行为主要依据于竞选者的政策主张而不是其所在的党派。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党派投票倾向论”向“问题投票倾向论”的转变，意味着选民对选举态度的转变和选民日趋理性。选民开始更多地考虑追随自己所喜好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某个党派。随着选民对现代政党认同感的减弱，政党传统的固定选票减少，选举议题的吸引力在选举中的影响上升。如今，“黄油面包”的竞争已大大超过了阶级忠诚的竞争。⑩ 在英国历届大选中，教育、住房、养老金、医疗健康、失业等问题经常在影响选民态度的主要问题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在富裕民主国家里，行使公共权力通常要求得到选民的拥护。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选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提醒大家选民是极为重要的相关因素。英国经济学家古哈和班萨里从月度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与失业状况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在1946～1968年间，大约一名以上失业工人的存在意味着执政党在未来8个月内将丢失26张选票的支持(11)。但相关研究人员也指出，古哈的这一结论最多也就到1968年为止，否则，这一公式如果延续到1983年的保守党政府选举的话，那么撒切尔夫人会连一张选票都没有的。(12) 这说明失业问题对选举的重要影响。还有学者提出住房福利状况对选票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见表1)。1945年以来历次大选讨论的大多数一般问题尽管有不同的强调，但养老金、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似乎永远都是政府需要采取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在英国，私房房客和公房房客往往带有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通过对不同政党的住房政策支持显示出明显不同的政治倾向。一般来说，公房房客历来更多地倾向于工党，而有私房者则更加倾向于保守党。公房与私房的区别恰恰体现了两个阶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区分。在选举投票倾向上，住房上反映出来的这种差异也是长期存在的。(13)
表1 1983年大选中住房与投票之间的关系(％)
保守党 工党 联盟党 其他
(％)
有私房者 5319271 100
私房房客 4428235 100
公房房客 2355202 100
(资料来源：A·希思、J·柯蒂斯、R·乔韦尔：《英国如何选举》(英文版)1985年，第45页)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英国大众对福利制度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些民间调查资料显示，主张增加福利者，1963年占调查对象的41％，而到1970年已经下降到27％；主张减少福利支出者，1974年占调查对象的33％，到1979年增加到49％。(14) 民意在议会制民主中对竞选结果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这种变化为保守党的改革提供了社会基础。尽管如此，人们对于那些推行福利政策、不断为民众增加福利的政党和政治领袖是持支持态度的，并总是念念不忘。在2004年底举行的“20世纪以来最成功的英国首相”评选中，曾经带领英国人民步入福利国家的艾德礼首相名列榜首(15)，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意识形态与社会福利
西方福利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在促成福利国家发展的动因上，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6) 在社会福利制度各种模式的选择问题上，显然不是单纯运行机制的外在性或现有公共选择理论能够给予清晰解释的，而是反映出深刻的制度选择路径，反映出超越于运行机制以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诸多非经济、非技术决定因素的制约。比如，社会福利的选择性与普遍性模式选择、作为社会保险运行机制关键链条的现收现付和基金制的选择，以及现金救助与实物救助形式的选择等问题上，以及一项特别的物品或服务是由私人部门还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等，各政党存在不同的福利理念和政策偏好，这最终取决于哪一种方案更容易实现政党的意识形态和达到所选择的政策目标。
意识形态对社会福利有多方面的影响，它体现出福利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蕴涵着福利政策中关于国家、市场、私人之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一国福利模式是选择广覆盖的制度(universal，或institutional)型福利模式，还是选择只覆盖弱势群体的补缺(selective，或residual)型福利模式，意识形态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7) 对普遍性与选择性福利模式的选择既是对福利资源配置方式的考虑，也是对政府福利供给职责的界定，同时还是对公民作为福利消费者的受益资格和福利权利的衡量。可以说，自福利国家形成以来，福利模式的选择一直是一个不断探讨的课题，是一个让理论家和政府感到苦恼的严重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建立在截然不同的哲学基础和关于人类行为的不同理论基础上，而其决定因素则要最终取决于执政党在福利问题上的价值观。从英国的情况来看，在政府职责方面，保守党主张补缺主义的福利国家——政府要小，规模不大而且分散化，是私人机构的附属；工党则主张制度主义的福利国家——政府足够大，为广大民众提升社会福利；从福利服务适合资格和福利消费者的福利权益的角度看，工党主张不论贫富，国民皆有资格享受福利服务，而保守党则一贯认为，福利服务应主要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福利服务的低收入者，其服务的对象应是有选择的而非全民的。选择的办法是采取家计调查(means-tested)(18)，对申请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提供各项福利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崛起。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者反对普享型福利国家，主张并致力于削减福利支出，重新确定个人、国家和家庭的责任，通过家庭里的后代或市场来满足自身需要。这一政治力量的兴起，与福利国家的改革浪潮和思潮形成互动，不仅使目标定位(targeting)成为逐步废除普享型福利模式的一种手段，(19) 也促使各主要福利国家体制进一步由普享型向选择型转变。
五、压力群体与社会福利
压力群体在西方政治体制中是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行政治结构的必然产物。压力群体也称利益集团，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维护自己利益的团体。压力集团与政党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党及政党制度通过一定的运行机制反映了阶级利益的表达和集中，压力集团的活动主要是进行政治游说，力争通过有利于自己的立法或政策，其领导人并不执掌政治机构的权力。政党的功能是压力集团所不能取代的。压力集团提出的政策建议，最终将通过政党的决定、竞选纲领，或执政纲领，将各种利益置换成可供输出的政策后方能实现。
英国经济学家巴尔在比较英、美两个福利国家体制的差别时指出，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计划(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和儿童津贴是美国至今尚未具备的两项福利计划。(20) 英国这两大颇具特色的福利计划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压力群体的影响。1965年成立的儿童贫困行动小组(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CPAG)是在英国“贫困的再发现”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作为一个压力群体，敦促政府通过家庭补贴的办法解决家庭贫困，特别是低工资收入者所面临的问题。这一制度后来分别在1970年保守党和1974年工党执政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调整，最终以“儿童津贴(the Child Benefit)”形式取代旧的补贴办法，将其扩大到每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并以取消税收补贴来冲抵。(21)
在医疗健康服务(NHS)领域，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BMA)在这项制度建立之初为维护医生的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英国医学会(BMA)作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专业人员构成的压力群体，在促使增加医疗保健支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致使英国医疗保健部与社会保障部在1968～1988年间联合配置的资源总和与瑞典的GDP相等，促进了国民健康服务计划(NHS)的强劲发展。(22) 作为压力群体，在与执政党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儿童贫困问题行动小组(CPAG)和英国医学会(BMA)把制造舆论作为攻克难关的手段，以改变政府为主要目的，以利用宣传媒介作为策略，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调整福利政策。
在多党政治的社会里，许多公民对加入政党兴趣不大，但却同时参加几个压力集团，在他们看来参加一个压力集团比在政党里更能发挥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集团是作为政党衰落的一个后果而逐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系统。在实行多数投票原则的情况下，利益集团的大量存在，直接促使了政府预算规模的扩张，这是因为在各自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利益集团会与官僚、政治家结成利益联盟，力争增进某一方面的预算支出，这必然会扩大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
六、政党竞争与社会福利
英国政治学家基奇尔特认为，政党制度是福利制度政治学研究中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领域。(23) 关于政党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汉斯·范登·德尔提出，“在一个民主过程中，两党制是最能激励出社会福利的最优。当我们用帕累托最优标准评价两党制时，民主下的决策结果将是没有选民能在不损害另一选民的情况下改进自己，并且自己条件改进的程度大于受损选民的受损的程度。”(24) 毕竟，帕累托改进是一些方面有改进而其他方面没有恶化的改进。这种改进总是会获得更多选票。如果这两个政党之一不选择一个帕累托最优的位置，它必将失败。因此，两大政党间的竞争最终便导致一个帕累托最优位置的形成，这个过程本身便是意识形态趋同或者趋于中间化、从而使福利政策的制定和福利模式的选择趋于相同的过程。
政党竞争是影响社会政策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在存在反对党的民主政体中，政党间的竞争不仅是各政党对选票的争夺，也是选民之间对稀缺公共资源的争夺。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主要政党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改革时采用“目标定位(targeting)”的政策工具，选择“补缺型”(residual)福利模式或选择性福利制度，通过普遍采用的家计调查(means-tested)，更多地对老龄者、残障人士、单亲家庭和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活补助，从而将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变成一个“吝惜的”福利国家。表2是英国获取家计调查式津贴的情况，它反映无论是在注重效率、主张选择型福利模式的保守党执政下，还是在强调公平、提倡普享型福利模式的工党执政下，通过家计调查方式获得津贴的家庭数量一直在增加。这表明在两党竞争中，囿于福利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两党在增加福利的选择性方面趋于相同。
表2 英国获取家计调查式支持的低收入家庭
年代户数(000)
1971(保守党) 71
1985(保守党) 199
1990(保守党) 317
1995(保守党) 600
1999(工党)780
1999(税收抵免后)(工党)1500
(资料来源：Dilnot and McCrae,1999)
七、政党政治与社会福利之间共生并存、互动互强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实质与政党政治核心目标之间，存在着一致性。
政党具有利益表达、综合即利益聚合的功能，并将社会环境所激发的利益诉求转换成社会政策。而社会福利本身就具有政治功能。社会福利同样可以实现促进社会整合，强化社会凝聚力，从而消除社会冲突的目标。对于社会福利政策本质的理解，学术上用阶级政治的观点看，存在着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社会民主的观点，这两种理论观点都将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看成是一个阶级的议题，但二者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本质与功能看法有所不同。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将社会福利政策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民主派学者则认为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在于改变市场经济的分配，具有“去商品化”的效果。(25) 在福利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就能够体现出执政党的福利理念和执政目标。制度化的福利模式强调的是公平，而补缺型的福利制度强调的是效率。(26) 根据巴尔提出的政策具有功能目标和意识形态目标，并且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纳为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两大目标的理论(27)，笔者认为，社会福利政策存在着功能目标与意识形态目标，其功能目标在于通过补缺型福利模式(或者选择性福利制度)，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实现社会控制；而其意识形态目标则在于通过制度型福利模式(或者普遍性福利制度)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同时实现“去商品化”。社会福利政策这两方面的实质和目标与政党的功能与实质是密切相联的。
在英国两大政党的福利理念中，工党的传统是强调公平(左侧)，而保守党传统的理念是注重效率(右侧)，这种不同的福利理念和政策主张与政治光谱中工党偏左、保守党居右相吻合(见图2)。笔者用这样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来描述社会福利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功能→制度型福利模式→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目标→政党的利益整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目标；福利政策的社会控制功能→补缺型福利模式→社会福利的功能目标→政党的控制公共权力、实现经济效率目标。
在社会福利与政党政治之间，不仅二者的实质与核心目标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在福利制度的政治功能与政党政治的社会功能之间也存在着一致性。
在现代福利国家，福利制度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功能。社会福利是一种包容、整合的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on)，也是一种团结的政治。(28) 福利制度的制度性特征可以加强或削弱选民群体及其联盟。福利削减政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福利国家制度在什么程度上支持大规模、统一的选民群体，以及团结还是分散那些可以动员起来抵抗社会保护出现倒退的利益群体的力量。最为明显的是，相对于选择性福利制度而言，普遍性的福利制度通过造就大规模的、紧密团结的选民群体，容易获得较高水平的群众性政治支持，并且促进支持福利制度的范围广泛的政治联盟的发展。这些群体的组织往往集中在相对慷慨、普遍性的社会福利提供计划的周围；而自由主义福利制度则倾向于以社会阶层为基础分散拥护福利计划的群体。(29)
八、借鉴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包括有政党、压力集团、选民，以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各类群体都成为参与和影响社会福利政策制定的主体。在各派力量共同努力下，在政党政治推动下，福利国家最后不仅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结合体，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塑造了一种包含了各种利益的新的国民意识。这表明社会福利与政党政治是密切联系的。福利政策发展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政党的影响。政党的立场、态度及其活动，直接决定了福利制度与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
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与西方福利国家建设之初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广大民众的社会保障问题、贫困问题、收入差距悬殊问题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等。政治制度不同，社会保障政策决策和运行的政治环境也不同。我们可以汲取利益集团理论中的利益协调机制，谋求最大化的社会保障公众利益。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就业者和失业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政府充当缓冲器协调弱势与强势群体的利益，而调整各利益群体利益的过程恰恰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30) 因此，充分了解民众偏好，让民众参与讨论重大社会保障决策，建立和完善通畅的民众偏好显示机制，意义重大。同时，从福利模式选择上，考虑到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我国应该选择补缺型的福利模式，由政府充分承担起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的政策目标，采用通过利用最低的经济成本以保障社会安定的福利政策，从而确保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
在政党现代化过程中，民众福利的改善、福祉的增加、公民权益的保障直接关系着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是执政党执政能力最好的证明，也是政党实现现代化、保持先进性的最充分体现。我国执政党的战略重心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阶段，现在正在进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完善的产物。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分层现象、社会利益多元化日益凸现，另一方面，人民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日趋强烈。如何在改善民众福利、增加福祉方面更好地发挥执政党的作用，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有机结合与良性循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基础的稳固与加强。
注释：
①在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概念的内涵大于社会保障的概念内涵。详见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13～121页。就社会福利与福利国家而言，福利国家是指国家承担了主要的社会福利供给的职责，是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对福利制度运行进行的制度性安排。
②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及理论取向》，《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6期。
③参见徐延辉：《福利国家的风险及其产生的根源》，《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④(英)罗伯特·平克：《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8期，第8页。
⑤C.P.Hill,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Arnold,1985,pp.124.
⑥参见汪行福：《分配正义与社会保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3页。
⑦Pierson P.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World Politics.Vol.48.Issue 2.1996,pp.150-53.
⑧参见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⑨L.坎皮革里奥：《政治参与、选举和经济政策：现代民主的三大问题》，载于(加)A.布莱顿等编：《理解民主》，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⑩(13)胡康大：《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228页。
(11)(12)C.Goodhart and R.Bhansali,'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tudies.1970.
(14)R.Taylor-Gooby.Public Opinions,Ideology and State Welfare,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p.26
(15)据英国《独立报》2004年12月1日报道，在英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评出20世纪以来最成功的英国首相排行榜上，大搞内政改革、奠定英国福利国家基础的工党首相艾德礼(1945年-1951年间任职)以8.34分名列第一；现任工党首相布莱尔得分6.33，在榜中居第六位。
(16)Michael Hill.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Edward Elgar,1993.
(17)(20)(27)参见(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1、434页。
(18)Means-tested在国内相关著述中经常被翻译为家计调查、资产测查、收入调查、资力审查等，意指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如果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高于相关规定，则不能享受有关福利。
(19)(美)尼尔·吉尔伯特编：《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56页。
(21)Michael Hill.Understanding Social Polic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pp.34.
(22)(英)诺尔曼·古麦尔编：《公共部门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比较》，杨冠琼、贺军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23)(29)(英) 保罗·皮尔逊编：《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305～306页。
(24)(荷) 汉斯·范登·德尔等著：《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25)孙慧民：《社会福利政策的本质：社会控制与“去商品化”》，《社会科学》，1994年第10期。
(26)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4～265页。
(28)参见Baldwin,P.The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0)许晓茵：《社会保障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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