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时代特征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步于清晚期。在走向现代化的风雨历程中，中国语文现代化思潮叠浪而兴，语文现代化运动接踵而起，形成了不同时期的语言规划，促进语言生活逐渐现代化。
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语言生活。管理好语言生活，必须全面、深入了解语言生活的状况，准确把握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方能制定包括语言政策在内的科学的语言规划。进入21世纪，中国语言生活的基本状况如何，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有哪些基本的时代特征，这是做好当今中国的语言规划必须考察的。但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当下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还存在较大的学术困难。就当前的认识水平看，笔者认为中国语言生活最为重要的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双言双语”（多言多语）①的语言生活初步形成
1.1 中国古代的“单言单语”生活
总体上看，我国古代的语言生活是“单言单语”型的。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形成很早。“雅言”、“通语”在秦汉时代已经存在，其后又有代行民族共同语职能的官话。但汉民族的口语在古代基本上是方言，即便是全国有大体相似的读书音和官场音，对全民的口语交际影响也不大。古代的中国是农业国，交通、通讯不发达，除了因饥荒、战乱和有计划的移民之外，整体上看人口活动的半径、流量和频率也都相当有限，因此能够操两种及多种方言的人数也不会很多，汉民族基本上是“单言生活”。
对于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研究，成果更是有限，哪些民族语言有方言差异，有多大程度上的方言差异，这些民族其成员操单言、操双言的情况如何，都不大清楚。但是根据当时人口流动的情况推测，有方言差异的少数民族，其语言生活也基本上应当是单言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边境地区，在民族杂居地区，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和涉外事务的机构中，在许多民族的执政班子里，自古就有懂得两种或多种民族语言的人，也有懂得某种国外语言的人。但是双语者（包括多语者）在全民中必然是少数，双语使用的地域和社会领域必然不多，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单语生活。
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虽然存在一些双言双语者，有些地区、有些领域存在双言双语生活，但总体上看语言生活是“单言单语”的。
1.2 百年来语言统一的成就
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统一运动，以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为标志②。《统一国语办法案》承继了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成果，开启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国语运动。1949年以后新中国持续的大力推广普通话，台湾光复及民国政府迁台之后台湾地区的国语普及，香港、澳门回归之后的普通话教育，都是当年国语运动的纵向的历史延伸和横向的地域延展。
语言统一的百年历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普通话在实践中和法律上都发展为国家通用语言，发挥着国语的职能。
第二，制定并推行了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在广播、电视、电影等有声媒体不发达的时代，这些拼音工具对推行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读音是不可缺少的；在当今有声媒体广泛普及的时代，这些拼音工具仍在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培养了大量的双言双语者，形成了双言社会和部分地区的双语社会。据统计，上世纪末大陆能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为53.06%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能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应当达到了70%④。台湾能够讲国语的人口比例更高。香港、澳门能够讲普通话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当然，在普通话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批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方言的新的单言者，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值得研究。
就全国范围来看，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共存共用”的局面已经形成。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主要用于教育、公务、新闻出版、大众服务等高层次、跨地区、跨民族、大范围的交际，汉语方言主要用于家庭、社区交际和乡土文化活动等方面。
有些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没有自己特有的民族语言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汉语，如回族、满族等。但他们的语言转用，常常是因居住地不同而转用不同的汉语方言。有些民族在保持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使用汉语方言；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这些民族成为双语双言民族。有些单语民族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其成员也逐渐掌握了普通话，成为双语民族。概言之，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汉族和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由单言社会发展为双言社会；原来只讲本族语的民族发展为双语民族，原来的双语民族发展为双语双言民族。
不能忽略的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也有方言的分歧。几十年来，这些有方言分歧的少数民族语言，也有了不少发展变化，比如蒙古语、壮语等都确立了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并且还先后开展了标准音的测试。通过学校教育、标准音测试等，这些民族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掌握本民族共同语和本民族方言的人，在一些地区或领域也形成了民族的“双言”生活。
1.3 一百多年来外语教育的影响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可以上溯到清末京师同文馆（1862年）和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的建立以及洋务学堂中外语课程的设立（参看高晓芳，2006）。此后，我国建立了现代学校制度，有了专门的外语院校，一般学校开设外语课程，一些教会学校使用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还有各种外语培训班、预科班以及各种形式的外语学习。现在，据说外语学习者超过3亿人。
百多年来的外语教育培养了大批的外语专门人才，同时也使许多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有了外语知识或一定的外语能力，使单语者成为双语者或三语者。当然，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公民的外语水平还会不断提高，对外语的学习、利用还会加强，但是仍然不大可能形成外语生活。这不同于曾经做过西方殖民地的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宗主国的语言或是官方工作语言，或在教育、商务等领域中继续应用。
1.4 “双言双语”社会的语言问题
研究双言双语者和双言双语社会的特点，做出科学的语言规划，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就语言生活的这一时代特征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应当对双言双语社会给以积极评价。由单言单语者发展为双言双语（多言多语）者，由单言单语生活发展为双言双语（多言多语）生活，是社会的进步、教育的进步、语言生活的进步，应当正确评价它，积极促进它，不断完善它。逐渐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双言双语社会的语言规划，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新政策新举措。
第二，要处理好语言关系。单言单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克服语言交际障碍，双言双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处理好语言关系，具体到我国当前的国情而言，就是处理好中华各语言、各方言的关系，处理好母语与外语的关系。保证国家通用语言在高层交际中发挥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其他的语言和汉语方言的作用，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第三，探讨建立公民语言能力标准。我国的教育实践和用人实践，已经基本形成了双言双语社会对公民语言能力的要求，即：
1）汉族和一些转用汉语的民族，其成员应当具有“双言双语”的能力，即掌握普通话和某种汉语方言，并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
2）没有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其成员应当具有“三语”能力，即掌握母语和国家通用语言，并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
3）受过研究生教育的精英人才，应当掌握两门外语。
应当把这种实践“物化”为教育标准，并进而形成公民的语言能力标准。“双语”能力或“三语”能力，已经是许许多多国家的教育标准，是国际发展的大趋势。
2 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相互促进
2.1 虚拟语言生活的产生与发展
在人类的历史中，语言生活只有现实语言生活，即“人～人交际”。在牧民、农民、猎人和驯兽师、骑兵那里，人类也可能用有声语言或是特殊的符号、身姿同动物进行交际，但这种交际不是真正的语言交际，起作用的不是语义而是符号，与人类的交际不在一个性质层面上（参看李宇明，1989）。
人类在20世纪上半叶发明了计算机。计算机语言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各种语言技术产品逐渐发明并进入日常语言生活，人与计算机的语言交际逐渐形成。“人～机交际”由使用符号交际到趋近于语音、文字交际，由技术人员与计算机交际发展为一般人与计算机交际。特别是互联网的发明并逐渐商业化，机器之间的信息传输（“机～机交际”）开始出现且迅速发展起来，人类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又构建起一个虚拟世界，同时在现实语言生活的基础上产生了虚拟语言生活。
2.2 虚拟语言生活产生的巨大效应
虚拟语言生活对社会的影响是广泛、巨大而深远的。首先，人类的语言交际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交际在“人～人交际”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人～机交际”和“机～机交际”。到了现在，“人～人交际”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器的帮助，形成了“人～机～人”（包括“人～机～机～人”）的混成式交际。在过去，书写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必须具备的素养；而混成式交际的发展，使得现代语言技术成为公民应当具备的语言素养。
其次，语言进入国家的“硬实力”范畴（李宇明，2011）。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语言文字知识，一些语言文字知识还转化为信息工业的标准。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已经孕育了一批语言新职业，如语言速录师、语言工程师、字库设计师等；产生了一批语言新产业，如语言文字的输入与识别、计算机字库、语言文字的传输与输出、自动翻译、语言文字信息的检索与加工、电子阅读等高新技术所形成的产业。由此而形成了宏富的语言经济。同时像打字员、字模铸造、纸质信件通讯、电报等一些传统的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也在蜕变或消逝，从而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其三，虚拟语言生活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虚拟语言生活是在现实语言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反过来又在影响现实语言生活，而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如：
1）以新词语为代表的许多语言新现象，首先在虚拟语言生活中聚集萌生，然后进入现实语言生活。虚拟空间成为新词语等新语言现象的主要滋生地和繁衍区。
2）产生了电子邮件、BBS、QQ、博客、微博等许多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逐渐成为信息的集散地和“反应堆”，以新媒体的身份深刻地影响着现实语言生活。
3）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活动，都尝试着迁移到网络上去运行，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学务、电子出版、电子娱乐等等，构成了当今的虚拟生活。这些虚拟生活往往都伴随着现代语言技术进行，成为虚拟语言生活的组成部分。
4）网络已经成为人类最大、更新最快的信息贮存库，纸媒出版物、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许多职能，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网络。但是，网络的信息有许多是需要过滤、挖掘和整理的，应充分认识网络信息贮存库的作用，努力发展网络信息挖掘技术，及时有效利用网络信息。
特别是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由概念逐渐变为现实，互联网正在发生质的跃变，其功能将更加强大，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将更为全面而深入。与之相应，虚拟语言生活将更为发达，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也将更为全面、深入和强烈。
2.3 虚实语言生活背景下的语言规划
过去的语言规划主要处理语言与人的关系，现在必须要处理语言、人、机器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由于虚拟语言生活产生时间不长，对它的研究还较为浮浅，因此虚拟语言生活还较少进入语言规划者的视野，这显然是落后于时局的。在虚实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的背景下，语言规划应当注意如下一些问题：
1）促进虚拟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虚拟语言生活，不能用现实语言生活的观念去看待它，用管理现实语言生活的办法去管理它，甚至用削足适履的方法去限制它。语言规划应当促进虚拟语言生活的快速而健康的发展。
中国虚拟语言生活的网络空间，应当尽可能地适合国人的生活习惯，最大限度地适合中华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这关系到硬件、软件和各种语言信息技术，一方面，需要拥有更多的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应在软件设计、语言文字应用乃至各种细枝末节上，都要充分重视国人的文化习惯，与人“友好”。
要不断提升国人虚拟语言生活的质量。虚拟语言生活不是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的语言生活，而应当是大多数人的语言生活，具有普惠性。到2011年9月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突破5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40%。我们应当帮助更多的人步入虚拟语言生活，减少“信息边缘化”的人群。应当放开思路，设想在虚拟空间中可以过哪些语言生活，并有计划地孕育它发展它。应当着意建立虚拟语言生活的各种运行规则，建立合理的秩序，着力提高虚拟语言生活质量。并把这些规则、这种秩序尽力向外延展，为国际虚拟语言生活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2）虚实语言生活相互促进。研究虚拟语言生活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例如：电脑的使用是否会带来书写水平的减退？怎样看待书写能力的减退？影响汉字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因是书写，其方式的演变对汉字的发展演变会带来什么影响？人们的阅读习惯、信息获取习惯、语言表达习惯等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通过这些研究，采取一定措施，减少其负面影响，扩大其积极作用。同时努力做好虚实两界语言生活的沟通，相互促进，保证语言生活的和谐。
3）更加重视“语言资源”的理念。不仅把语言看作“问题”、而且把语言看作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理念，称为“语言资源”理念。在现代语言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语言资源理念得到了突显和新阐释。今天的语言规划，必须在语言经济学的支撑下充分重视、尽力保护、全面开发语言资源，促进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促进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3 城市与乡村的语言生活正在发生巨变
3.1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当前，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或称“城镇化”）进程。新中国早期的城市化率很低，且长期徘徊不前。1950年城市化率为11.2%，1978年为17.92%，年增长率约为0.23%。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1980年城市化率为19.4%，1998年为30.42%，2008年为45.68%，年增长率超过13%（参看范恒山等，2009）。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47%，2011年大约为50%左右。世界城市化率2000年为48%，估计现在为50%左右，这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已经与国际平均水平大体相当。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继续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并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国务院批转的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这将更加方便农业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2011年3月5日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十二五”期间还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到2015年城市化率提高到51.5%。可以预计，中国城市化进程2050年之前可能达到7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这些变化将使我国的“语言地图”快速改写，语言生活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3.2 城市语言规划
城市需要建设规划，也需要语言规划，其实可以认为城市语言规划就是城市建设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语言规划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城市语言生活中主导性的语言文字。主导性的语言文字，是指在政府公务、教育、新闻出版、大众服务等领域主要使用哪种或哪些语言文字。依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我国城市的主导性语言文字应当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导性语言文字还包括自治地方的民族语言文字。
第二，对新老市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语言培训与指导。对于新市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在使用的语言或方言、同周围交换信息的内容与方式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指导或培训，使他们尽快适应城市语言生活。由于郊区人口向城市中心区的移动，新市民和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涌入，老市民也面临新的语言生活，严重时还会发生新老群体的语言冲突乃至社会冲突。因此，对于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需要有计划地指导老市民适应新的语言生活。
第三，社会语言服务。社会语言服务已经成为城市应很好规划的信息服务功能。包括道路街巷、公共单位的各种牌匾标示，商贸、旅游、交通、邮政、金融、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的语言文字应用。一些特殊的社会语言服务，更是城市语言规划所应特别考虑的，比如对盲聋等残障人士的语言服务，对语言不通的外来人士的语言服务等。
第四，通过语言特色展现城市文化风貌。语言及其负载的文化艺术是展现城市文化风貌的重要资源，例如报纸、广播、电视适当地体现地方语言文化，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文化博物馆，曲艺、歌谣、传说等地方语言文化的收集整理与展示、传承等等。
3.3 保存当今的语言地图
伴随着城乡地图的快速变化，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语言地图”必将大幅度改写。这种改写也许无法避免，但应当用多媒体技术把现代语言实态记录下来，留下有声数据，留下今日语言的地图，以此作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举措。2011年9月6日，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冯骥才先生指出，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阅读它，便在城镇化大潮中很快消失了。语言和方言也是一部部厚重的书，许多中华语言（包括方言）所面临的状况不会比古村落的状况好，却更加不为人所关注。中华语言及其各种方言的濒危与消亡是国家语言资源的严重流失，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复现性的损失。
提倡双言双语制度。这既是对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的双言双语生活的认定，也是解决语言沟通和语言保存的治本之策。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可以顺畅进行地区间、民族间的交际，同时传承民族母语、传承方言，可以保存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景观。在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较低的时期，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当今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必须认真考虑语言保护的各种问题。
当然，保存当今的语言地图，也还有其他办法，比如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语言保护区”，以便对濒危语言或濒危方言进行“活态语言”保护。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的一些语言或方言进行保护。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语言文化博物馆，或在博物馆、展览馆中专辟语言文化展室。互联网的发展为语言保护提供了新手段，可以建立虚拟的语言文化博物馆，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语言文化的收集、保存与展览、开发等等。
总之，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语言矛盾，出现一些新的语言问题。在此境况下，必须认真思考它会对我国的语言面貌产生何种影响，会有哪些新的语言问题需要解决，会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特殊的语言服务，怎样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和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城市化进程中多元语言生活的和谐。
4 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统筹兼顾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化进程，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有了更多的国际语言生活和外语需求，汉语也伴随着国家走向世界的步伐快速向世界传播，语言文字事业逐渐形成了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必须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大局。
4.1 推进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不少外籍人士已经把汉语看作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商务用语。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汉语国际传播科学推进。有以下几个方面应予考虑：1）能否满足世界不同地区学习汉语的需求；2）能否为汉语学习者带来学习之后的应有的实际效益；3）在教学标准、教材教辅、教学方法、考试、师资供给、教学声望等方面，能否充分满足学习者的需求；4）语言传播是否促进了经济和文化发展；5）汉语传播事业能否可持续发展。
这些指标，标志着汉语国际传播的理想状态。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就需要分析古今中外语言传播现象，研究语言传播规律，据此制定汉语国际传播规划，并在实践中不断调适完善。
第二，协调好与海外华语的关系。海外华语是汉语走向世界的先遣队，普通话的规范标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标准，都应考虑到海外华语的存在现状，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土与海外的语言沟通，使“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这一“大华语”的概念⑤，在本土与海外的语言沟通中发挥作用。华语之间的协调，进而可以发展为各地华语教育机构的协调，其理想状态是形成同盟关系，联合制定教学标准，编写教材和教辅材料，研讨教学方法，协调考试办法，共认考试结果，促进华语教学事业的良性发展。
第三，与国内语言文字事业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国内语言文字事业是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和普通话推广的大本营，拥有丰厚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将这些资源转换为汉语国际教学资源，会源源不竭，也是语言文字事业协调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体现。
同时，汉语的国际传播也要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播结合起来。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如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彝语、傣语、满语等，国际上都有数量不等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播应有所统筹，共同发展。向外传播少数民族语言，满足国际需求，既是我国的国际义务，同时也关乎国家安全。
4.2 提升国家外语能力
国家在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都需要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援。而这取决于国家的语言能力，包括外语能力。过去我国的外语学习除了外交的需求之外，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因此外语语种单寡，教学的重点是外语的标准语和书面语，外语界的学术研究也侧重在外语教学上。但就当今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及国家的发展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外国朋友来华工作、学习、开会、旅游甚至定居者与日俱增，一些大型的运动会、博览会、商贸洽谈会、学术会议等也常在中国召开。中国需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外语服务。外语服务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公共服务领域的外文标示、说明文字及口语服务等，许多外国人聚集社区的外语服务等，重大国际会议、会展的外语服务等，非通用外语语种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工作者的外语培训等。
我国的海外事务越来越多，对国家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比如：到国际组织中任职服务，国际维和、反恐、救灾等人道主义合作，劳务输出，国际经贸、科技、文化活动，塑造国家的良好国际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等等。当今的国家利益已超出本土，如何用世界各国人民习用的语言介绍真实的中国，减少误解与冲突，如何通过语言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和出国人员的安全，已是必须考虑的国务大事。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全方位的了解世界，仔细的研究世界，学会进行“国际游戏”。这些都需要更多语种的外语人才，需要更多的兼通多门外语、或兼通某种专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提升国家的外语能力，已成为国家发展之大计。要尽快了解各行业的外语需求，盘点国家的外语人才状况，成立具有多方协调能力的外语管理机构，制定合适的外语发展战略，制定国际化人才的语言培育规划，拿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尽快解决外语语种单寡、人才单纯的问题。
4.3 解决好跨境语言问题
跨境语言问题，既是国内语言问题，也是国外语言问题。解决好跨境语言问题，是睦邻戍边的需要，也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环节。我国的跨境语言（包括跨境方言）估计超过30种，情况错综复杂。跨境语言处理得当，境睦边安，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能够自然延展，四邻受惠。处理不好，会损失语言资源，削弱语言能力，诱发各种语言矛盾，出现文化“倒灌”现象，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种种隐患。
当前，我们对跨境语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跨境语言的现实情况不太了解，特别是这些语言在邻国的使用情况。应当利用多种方式开展跨境语言的调查研究，科学制定跨境语言政策，有计划地培养跨境语言人才。做好跨境语言工作，就等于为国境铺设了一条新的安全线，为四邻架设了座座友谊桥。
4.4 履行国际语言义务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履行一系列的国际义务，其中包括语言方面的国际义务。国际领域的语言事务主要是：对人类面临的主要语言问题进行研究，利用国际力量来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合理解决这些问题；建立健全国际语言秩序，化解语言矛盾，为各国的语言规划进行咨询或建议，帮助世界人民过好语言生活。据笔者陋见，当前最需关注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语言权益。语言权益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民族、国家都拥有各种语言权益，这些语言权益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公约、倡议等各种方式来维护。比如移民的语言权益，弱小民族的语言权益，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问题等。
第二，保障语言沟通。国际社会需要相互沟通，因此需要科学规划国际多边组织、跨国的地区组织等的工作语言，需要通过公平的国际标准等保障互联网上的语言传输。通过沟通增进了解，增加互信，减少误会。
第三，保护濒危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贮存库，语言的消逝是人类文化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据估计，人类现存的6000种左右的语言，有90%可能会在本世纪消逝。面对这种“文化劫难”，人类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尽量延缓这些语言的消亡，或是进行“活态”保护，或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这些语言的资料保存下来。
5 结语
双言双语社会的逐渐形成、虚实两个空间语言生活分野与连通、城乡语言规划问题及“语言地图”的快速改写、国内外两个语言大局的统筹兼顾，构成了当下我国主要的语言国情。认识这种语言国情，准确地把握这种语言国情，是国家语言规划的基础，也有许多崭新的学术课题。在这种形势下，语言与国家的关系提到了新高度。语言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地区认同，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与国家的创新能力，语言与国家信息化发展，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等，成为政界学界常议之话题。语言矛盾呈现易于激化的态势，许多社会的、文化的冲突往往伴之以语言冲突，或者直接表现为语言冲突。这种倾向在世界许多国家也都有明显表现，甚至引发政府危机和“语言战争”。此外，语言生活的多需求，对语言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多样，越来越迫切。必须尽快建立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多种机制并发的社会语言服务体系。
语言规划就是要解决国家和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各种语言问题。当今之世，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国际化的角度关注中国的语言生活，站在信息化的高度观照现实语言生活，站在世界大国的立场做中国语言规划，努力提升公民的语言应用能力，尽快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切实履行国际领域的语言义务，促进中国乃至世界语言生活的和谐。
本文根据在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19届年会（南开大学，2011年6月12日）的学术报告改写而成。文中的一些内容，在一些学术报告中曾有所涉及。
①在本文中，作为学术概念使用的“语”和“言”是不同的。“语”是语言，“言”是语言的变体，包括“地方方言”和共同语；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共同语是语言的高级变体。根据掌握语和言的数量，可以分为单言者、双言者、多言者和单语者、双语者、多语者等，为讨论问题的方便，一般情况下不严格区分双言者和多言者、双语者和多语者，说“双言者”时往往包含了“多言者”，说“双语者”时，往往包含了“多语者”。根据社会交际使用语和言的数量，也可以把语言生活分为单言生活、双言生活、多言生活和单语生活、双语生活、多语生活等类型，同样为讨论问题的方便，语言生活一般情况下不严格区分双言生活和多言生活、双语生活和多语生活，说“双言生活”时往往包含了“多言生活”，说“双语生活”时，往往包含了“多语生活”。
②参看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58）。
③参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06）图1。
④根据谢俊英（2011：6）的报告，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2010年运用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1999年8月-2001年9月实施）相近的方法，对河北、江苏、广西三省（区）进行了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发现这三省（区）能够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达到了70%～80%。
⑤参看李宇明主编（2010）《全球华语词典·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