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思维的应用原则、实践图景和方法体系
□古 荒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要： 从方法论维度尝试深化底线思维研究的相关探索，探讨在底线思维应用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主体性、历史性、能动性等基本原则；从单维和多维的角度描绘底线思维实践的逻辑图景；从基本路径、积极防御、最佳结果等三个层面讨论底线思维的方法体系。
关键词： 底线思维；应用原则；实践图景；方法体系
自觉培养并善用底线思维能力，能够在实践中有效提升筑牢红线、谋势善成的水平，更能为深化改革、治国理政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支撑。“底线思维”一经提出，便迅速获得了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不断推进。学者们就底线思维的理论渊源、思想内涵、当代价值、实践运用等论题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探讨① 自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底线思维”以来，涌现出了关于底线思维的系列成果，如王郅强，尉馨元：《“底线思维”：历史寻根与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3期；李崇富.论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等论文。又如王小锡等.底线思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董振华，古荒等.治国理政思想方法十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 。
当下，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内外多重风险叠加，理应从方法论维度，进一步深化底线思维研究的相关探索，这不仅需要明确底线思维方法的应用原则，还需探究底线思维方法的生成逻辑和实践图景，并进而建构底线思维的方法论体系。
一、底线思维的应用原则
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习近平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底线思维既重视后顾性的防范风险，又强调前瞻性的争取最好结果，是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的科学思维方法。关于“底线思维”的界定，清晰而明确，但为了避免思维误区，仍有必要对“底线”概念所蕴含的两层含义加以澄清：一是目标底线，即主体确定的在实践中应该达到的最低期望；二是行动底线，即为保障最低目标，主体划定的行为界限，如需要遵循的实践原则以及什么决不能做、什么又必须要做等具体行动规范等。两者之间，以因果律联结在一起，共同扮演底线的角色② 本文中，在需要区分目标底线和行动底线时，会使用不同概念。在不影响理解或包括二者时，会统称“底线”。 。底线一旦被触及或突破，其结果是实践主体无法承担或不愿看到的。
情境型学习疑难是在信息加工中信息由外部工作系统传输到内部工作系统中产生的数学疑难．信息因为本身情境的复杂性和相互干扰(外部表征系统[19]中各因素的复杂关联，以及情境中的非本质信息的干扰[20])，使学习者不容易把握问题的本质，将信息与内在的已有信息结构(内部表征系统[19]中的图示和知识结构等)建立准确联系，造成困惑的心理感受．
底线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经验和不断完善思想理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体现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如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历史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等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为我们揭示了底线思维方法应用的总语境，即历史进程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恰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2]393。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偶然性始终是人们所无法回避的课题。在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成为偶然性集中表现的重要形式，“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之不知所措”[3]。“要想划清现代社会和世界风险的界限看来是天真的甚至是矛盾的”[4]。而底线思维能够起到的核心作用恰是帮助人们抵御风险，从而在不确定性的背后寻求符合主体利益取向的确定性结果，并为更高目标的实现创造充裕的行动空间。
在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底线思维实践的前提下，还需要从主体性、历史性、能动性等三个原则对底线思维的应用加以具体地把握。
一是主体性原则。目标底线通常是事物客观存在的性质变化的临界点，但并非所有临界点都会成为目标底线。哪些临界点会成为目标底线，是由主体根据自身对规律的认识水平、实践能力、所掌握的资源等实践条件来判定的。换言之，目标底线的生成是实践主体结合客观规律和实践条件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据此，主体进一步划定行动底线来防止出现达不到最低目标的状况，从而规避风险，竭力保障主体的状态能够稳稳地处于他所确定的临界点之上。可见，底线并非是天然存在的客观事物，它的生成逻辑植根于客观规律和主体能动选择的综合作用，它深层次地展现了主体对主动掌控自我命运的期盼和努力。显而易见，不同实践主体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规律认知以及实践能力等，这都成为他们在底线上做出不同判断和选择的基本依据。比如孔子就曾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心中常怀戒律，而普通人则往往趋利而动。对于国家而言，同样如此，不同国家所遵循的底线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比如，大国和小国在国际信用和国际责任等底线的自我要求上便通常具有显著差异。恰如托克维尔曾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5]。
二是历史性原则。任何实践主体都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随着实践条件的变化，主体划定的底线通常也是动态变化的，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特点。一些底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如基本的法律准则和基本的伦理规范等，它们对主体的实践行为发挥着最基本的约束作用。同一实践主体，在个体规范、社会运行或国家治理的基本底线之外，还有很多底线需要根据实践条件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底线需要随着对规律认识的深化而调整。一方面，知识的拓展会使人们认识到新的风险，故而需要划定新底线的情况是常有的。就如同贝克所指出的，“大多数人正面接触到的更多更好的知识，成为新风险的来源”[4]，这也就需要确定新的底线来抵御新的风险。而另一方面，也会存在限于认知水平误判风险并设置了不必要的底线的情况，这类底线就应该被放弃，否则只会成为实践的桎梏。第二，底线需要随着实践能力的提升而调整。有些在过去无法抵御的风险，随着实践能力的提升，变得可控了；有些在过去不会出现的风险，也极有可能随着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成为矛盾焦点，如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等等。主体在面对这些情况时都应在底线策略上做出相应的变化。第三，底线需要随着实践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最为典型的是，实践主体经常是在多方利益的博弈中来应用底线思维的。随着双方力量、资源、位置的对比变化，风险和风险源都不可能是恒定的，底线也理应相应地动态变化。
费希特比康德走得更远，宣称：“哲学告诉我们，要在自我中寻找一切。”这种对绝对自我的强调、对客观世界存在的忽视，能够非常清晰的解释浪漫文学“走向内心”的倾向。从社会走进修道院，正是“回到你的内心”的体现；修士在修道院里所做的事情，正是“在自我中寻找一切”。
花木培育主要分幼苗(幼苗扦插、嫁接)、中苗(扦插幼苗的分植养育、中苗嫁接)、大苗培育3种类型，形成花木培育的3个阶段.相对来说，幼苗培育用地少(每亩可育2万株)，技术要求高，用工量大，成品用于培育中苗、大苗；而中苗、大苗培育用地多，成品用于道路、园林绿化等.从产业分工来看，当地的农户全部自己培育幼苗并向外地销售，本村农户之间没有分工合作.从生产方式来看，当地还没有农户采用工厂化育苗，扦插幼苗成活率受空气和土壤的温湿度、土壤菌类影响极大，特别是受土壤菌类影响，培育一季必须换一块土地，幼苗成活率最差的甚至只有20%.
因此，在应用底线思维方法时，不仅需要以主体的实践条件及其所处的历史方位特征作为实践根据，还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唯此，才能科学判定底线并开展相应的实践。例如，在将底线思维自觉地应用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时，我们不仅需要科学研判自身具备的战略资源和实践能力，还必须审慎分析民族复兴的历史节点所具备的典型特征，更需以勤勉奋进、坚韧拼搏的优秀品质去迎接各种风险挑战。
二、底线思维的实践图景
除底线思维应用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外，通过描绘底线思维的生成逻辑与实践图景，方能进一步揭示底线思维具体展开的内在机理，从而彰显其更具行动论意义的实践效力。
（一）单维底线：从目标底线到基本原则与行动底线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恩格斯后来还特别指出，“在社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247。当底线思维被自觉应用到社会实践之中，主体的目的性便集中体现为相关活动所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或最低预期，并将伴随着整个实践过程。一旦实践主体在已有的客观条件基础之上形成了关于目标底线的预判，接踵而来的议题，便是根据因果律去判定实现该目标底线的行动底线。这实际上也就触及了战略思维研究中最为基本的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分析框架[8]。具体展开而言，底线思维的实践逻辑过程通常包含以下两个环节。
第一，将目标底线转化为可供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要确保我们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就必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这就解析出了要实现“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这一底线目标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而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又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这就进一步解析出了要做到“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实践要求。实际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全面从严治党”虽然隶属不同的逻辑层次，但都可看作是确保“不犯颠覆性的错误”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它们本质上并非指称某项具体的行动，而是由一系列具体行动组成的具有总体性意义的行为集合或是关于通过一系列行动希望实现的目标状态的描述。
德国莱尔浩福二合公司位于德国慕尼黑近郊卡尔斯菲尔德。该公司自1987年起开始致力于开发和生产用于动力总成的噪声检测系统，并一直活跃在面向动力总成的声学早期故障检测和下线质量控制领域中。为了更好地向中国客户提供支持，该公司于2007年在中国上海成立了代表处。
第二，再将这些原则转化为更具操作性的行动规范，这就包括必须做的事情和决不能做的事情，从而通过两者来共同构筑确保实现最低目标的坚实基础。比如，要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严格遵循各项党内法规，这就具体包括了必须按时缴纳党费、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等必须做的事情，也还包括了不能组织迷信活动等不能做的事情，它们共同构成了行动论层面的基本底线。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便可从行动底线的角度构建出如图1所示的底线思维实践的单维图景。
图1 底线思维实践的单维图景
该图景的构成涵义具体阐释如下：
（1）包括圆圈和五角星在内的整个长方形框架表示实践主体可能展开的所有行动的集合。
1.1 试验材料 供试蔬菜品种包括生菜、菠菜、青菜。其中生菜：四季奶油生菜、美国四季油麦菜、极品红油麦、结球生菜、汉斯八宝菜；菠菜：日本全能大叶菠菜、香港速生大叶菠菜、武波一号、四季大叶菠菜、紫妃菠菜；青菜：矮箕苏州青、双龙精品快菜、热矮001、东方2号、东方18。供试营养土为广东生升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基质，草炭∶珍珠岩∶蛭石按照体积比1∶1∶1混合而成。为使种子萌发整齐一致，在清水中浸种12 h，将种子用干净的湿润毛巾或者纱布包裹，放在25 ℃左右的恒温培养箱中催芽，露白后点播。
2）分段模式：段模式始终遵循交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提出一个GOF策略来选择下一跳.RAR的动机是增加尽可能多地发送发射机的内部邻居的传输机会.发射机通过hello方案了解所有邻居的位置.让最远的层内邻居是节点Vintra，而最远的层间邻居是节点Vinter.设当前节点和两种邻居之间的距离分别为X1和Y1.当且仅当有Y1>X1+σ时，最远的层间邻居Vinter被选作下一跳，其中否则，该分组被发送到节点.另外，如果发射机没有有效的邻居，使用进位转发算法作为恢复方案.此时，发送器将携带数据包，直到它遇到可用节点或数据包的生命周期耗尽.
燕西姓的是金，金在五行中取萧杀之意，注定了其家族的败亡。而金所处的方位在西，也就是西山与西方的反复出现最好之理由。清秋姓的是冷，冷莫过于冰。按照中国传统的五行之说，金能生水，于是清秋一家因为金家而地位上升，清秋的舅舅谋得了好差，和总理成为了亲家带来许多好处。同时火能克金，于是文末点了一把大火烧了金家。清秋最悲惨的就是那卧病时静听雨声，而燕西则是在那场火灾中。这些是不是张恨水先生的恶趣味，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2）同单维图景一样，长方形框架同样表示实践主体可能展开的所有行动的集合；白色部分为三个圆圈的交集，同样表示实践主体可以展开的行为合集。
（二）多维底线：底线思维实践的现实图景
刻画单维底线思维的实践图景有利于帮助我们简明扼要地厘清底线思维展开的基本逻辑，但在现实中，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实践主体所需要考虑的底线通常不是单维的，而是由多个维度的底线复合交叉组成。首先，实践主体的活动通常涉及多个领域，在各个领域中都存在需要守住的基本底线。比如，走向民族复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等不同领域都有各自的底线要求。其次，即便就单个领域的目标底线而言，同样可以解析出许多必要的原则。比如，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在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便提出“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概念来刻画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守住的基本目标，即基本的企业盈利，基本的社会责任和基本的环境责任。只有兼顾三方面的底线要求，企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充裕空间。企业倘若一味简单地追求利润，反而容易走向反面，最后也会丧失利润[9]。因此，从单维走向多维，也就成其为刻画底线思维实践图景的必由之路。由此，我们可以从多维行动底线相互交错的视角建构出如图2所示的底线思维逻辑框架。
图2 底线思维实践的多维图景
该图景构成的涵义具体阐释如下：
（1）三个圆圈表示不同领域的行为界限或行动边界。三个圆圈的象征意义是实践主体所面临的底线约束是多维的，而非实践主体在活动中仅仅会涉及到三个维度的底线。
（3）白色部分表示在不影响最低期望的前提下，实践主体可以展开的行为集合。这些事情做与不做对于是否实现最低目标并不产生影响，但恰恰在此，构筑出了实践主体的自由空间，因此也可将该圆圈所勾勒的边界看作是行为界限或行动边界。
必须指出的是，建构上述底线思维的实践图景，对于梳理底线思维的实践逻辑，加强对于底线冲突、底线缺失、底线的价值取向等相关问题的阐释力，并进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展开相关实践是有所裨益的。但这毕竟是抽象的描述和刻画，它指向的是底线思维实践的理想状态。而在现实中，即便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深度和广度均不断拓展，我们仍然不可能就许多实践目标的实现澄清其所有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必要条件自身又都是随着实践主体的能力以及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此外，还有许多风险具有典型的或然性特征，而有的风险以当前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无法做出有效预见的。因此，决不能静止地、抽象地、机械地、绝对地对底线思维的实践图景加以把握。
（3）三个圆圈的交集与长方形之间的灰色部分为行为禁区，是为了确保实现多维底线目标而决不能做的事情的集合。在这一行为禁区内，有的行为并不会破坏所有的底线目标，但即便影响了某一领域最低期望的实现，同样是实践主体不能接受的① 这一领域内的事情会妨碍部分底线目标的实现，但不会伤害所有底线目标的行为合集，由三个圆圈的交集与合集之间的灰色部分来表示。为确保同时实现多个维度的最低期望，这些行为同样是不能做的。 ，三颗五角星表示为确保实现多维底线目标所必须做的事情的集合。它们共同构成了多维度的行动底线。
（2）圆圈和长方形之间的灰色部分表示为实现最低目标决不能做的行为的集合，实践主体一旦踏足这一行为禁区，目标底线便无法实现；图中的五角星表示为实现最低目标必须执行的行动的集合，实践主体若不做这些事情，同样会破坏目标底线，它们二者共同构成了行动底线。在现实实践中，实践主体若仅仅停留在原则的层面上来保障实现最低目标，便会在实践效力上显得捉襟见肘，因此，还有必要将这些原则不断细化分解，尽可能使其以具体可操作的行动规范呈现出来并加以贯彻执行。
三、底线思维的方法体系
辨析了底线思维应用原则以及底线思维实践逻辑，便为进一步探讨底线思维的方法体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底线思维的实践方法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严守底线，实现最低预期的基本路径
首先，需要遵循主体性、历史性、能动性的原则，根据实践主体的价值取向，掌握的资源和具备的能力以及身处的历史方位来设置合理的目标底线。而目标底线往往并不是单维的，不能有所疏漏，否则便会造成某个领域上的底线缺失。此外，事物也总是处在错综复杂的普遍联系之中，即便同一底线目标可以解析出诸多实践向度的基本原则，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还是需要给予充分考量的。
三是能动性原则。底线思维方法虽然具有后顾防范的特点，但绝不意味着对主体能动作用的否定。恰恰相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底线思维方法内在的本质要求。底线思维方法应用的主体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分析均表明，实践主体离开主观能动性是难以科学制定底线并将其转化为感性的实践力量的。这已然充分展示出人类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像动物一样只能束手就擒，即便面对不确定的风险，也能够应用规律来努力掌握命运的主动权。恰如恩格斯所指出，“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6]。
其次，需要将目标底线转化为行动底线，力求在行动论层面做到全面、准确、有力。恰如其分地设定行动底线无异于一门艺术，底线过严，难有行动空间；底线过宽，无法确保目标底线，设置科学合理的底线通常难以一蹴而就。找准行动底线往往是一个主体认知和反复实践辩证运动的统一过程，底线正是在实践的不断检验中不断修正并逐步完善起来的。许多时候，限于实践主体的能力或是历史阶段，为求得确保实现底线目标的具体条件，都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乃至必要的代价。如近代以来，为寻求民族独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久经磨难，历经艰辛才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此外，在辨明行动底线的过程中，也还会出现底线冲突的现象，即实践主体无法在行动论层面同时满足多维目标底线的实现。这就需要从战略格局和能力提升的维度去超越底线的约束或是对多维目标底线进行价值上的取舍。
再次，完善底线预警机制，力求防患于未然。许多风险在转化为现实之前，都会释放相关的信号。实践主体十分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分析，从而做到有效地防范并进而化解风险。比如，金融领域便成为近年来国家管控风险的重点，该领域“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必须格外小心，审慎管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10]。又比如，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的应用，便让“出出汗”“红红脸”成为常态，从关心爱护干部的角度起到了早防范、早提醒、早查纠的良好作用。
最后，还必须筹谋触及底线或突破底线的应急机制，并在实践中坚决地加以贯彻执行，从而做到有备无患，进一步加强底线的实践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力求做到对腐败“零容忍”，便充分彰显了底线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国家在行政机构改革中成立了应急管理部，也充分体现了该方面的考量。
对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104例入组，其中男 70 例、女 34例，年龄（61.2±3.4）岁。 病程（7.4±1.1)岁。纳入标准：①否认重大的心脏疾病病史，如冠心病；②心电图检查排除重大的器质性、心功能障碍性疾病；③无其它可能导致检查异常的疾病，如神经炎；④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无法配合检查，如存在四肢截瘫；②拒绝参与研究。
“农三代”是吴躜辉身上一个闪亮的标签，2009年他毕业于浙江农林大学，刚一毕业就进入了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说起选择农资行业的原因，吴躜辉说走进农资这个行业并不是他偶然的一个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做下的决定。
有的是“微落实”。你让我填表我就填表，你让我报数我就报数，你让我发照片我就发照片。表面看，该写的写了，该说的说了，该跑的跑了，该完成的完成了。实际呢，都是“机来机往”“指来指去”。见不到实际的人，做不成实际的事。
（二）活用底线，展开积极防御
底线思维要求我们看到，事物发展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由此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底线思维的能动效应，则应结合矛盾的相互转化原理来看待“好”与“坏”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坏处准备”一方面意味着要防止不利局面的发生并事先做好心理预防和策略上的应对，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我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引导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变，在“坏”的一面中也看到“好”的可能，努力推动“坏”的一面向“好”的一面转化。
利用底线展开积极防御，便是一种能够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方法。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11]。消极地看待底线，只能被动地防御，甚至最终也难保底线。相反，积极能动地对待底线，不仅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底线，甚至还能创造战略上的主动权。
比如，在战略博弈中，对方不断试探甚至触碰我方的核心利益等底线时，就十分有必要以严肃而果决的姿态严正声明守护底线的决心，并充分做好相应斗争的准备。此外，还应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不断增强相关警告乃至威胁的可信性[12]。诚如古人所云，“勿谓言之不预也”。当战略博弈方充分意识到碰触我方的底线将会付出重大代价或引发难以承担的后果时，看似消极的底线便将战略的主动权再一次交还给了我们。此外，还需看到，有可能存在战略博弈方试图诱导我方做出底线误判，自身踏足行动禁区从而伤害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这也是在方法论上需要给予关注的。例如，在美苏争霸期间，苏联一味强化军事力量进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最后却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底线，导致国家战略层面的失败。而美国人却对事态的动向和发展似乎早有预见，“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13]。
（三）善用底线，争取最好结果
底线思维要求对事物发展中“坏”的一面有充分的理解、把握和准备，做到这一点，也就在“好”的一面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赢得了战略空间。底线之上的广阔范围，都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战略空间，能够为最好结果做出最大的努力。在现实实践中，于底线之上，我们或能求得最优解，但也可能会有次优解，还可能结果不甚满意但也不至于不可接受。所以，一方面，我们应以最优解为目标，并脚踏实地做出最大努力；另一方面，也还应该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曲折性，一帆风顺通常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事物更多地是以波浪式的形态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方法论上至少从两个方面来善用底线。
一是对于可能出现的不同实践结果有所预期，并能给出进一步行动的多种方案。如古人所说，“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包括“隆中对”在内的许多战略思想史上的经典策论均蕴含着这一哲理。更深层次地说，这同样还体现出实践主体应以怎样的精神状态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智慧。例如，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虽是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却一口气列出了可能遇到的“十七条困难”，强调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14]。既让同志们看到了光明面背后存在的困难，做到居安思危，不盲目、不自大；又针对这些困难给出应对之策，做到心中有数，不慌张、不懈怠，从而以最佳的精神状态迎接伟大的斗争，争取获得最佳的实践结果。
二是针对发展的不同时期，分阶段地划定底线。随着历史的前进，当前的底线目标都会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客观条件。科学预判并筹谋不同阶段的底线，使其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对于实践主体能动地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反言之，也只有在长远性的尺度中对历史及实践主体自身加以把握，才能对当前的底线获得更为准确的理解和认知。
总之，底线思维的相关研究成果虽已颇丰，但仍有许多研究议题值得进一步地、系统性地深入探讨。限于篇幅，文中有所涉及的底线约束与行动空间、底线冲突与价值选择、底线超越与战略格局、方法体系与相关案例等内容难以进一步展开。对于这些细分领域，笔者今后还将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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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s,Practice Picture,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GU 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deepen the relevant exploration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discus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ubjectivity,historicity,and initiativity to be followed in the cour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draw the logical picture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dimension and multiple dimension,and discuss the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from three aspects,i.e.basic approach,active defense,and optimal result.
Key words bottom-line thinking；application principles；practice picture；methodologic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3-0111-06
收入日期： 2019-01-02
作者简介： 古荒（1983-），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孙艳霞）
标签：底线思维论文; 应用原则论文; 实践图景论文; 方法体系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