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时期论文,辽圣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圣宗时期(983-1031年)是辽朝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也是辽朝国力的鼎盛时期。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对开启辽宋和平共处新局面的澶渊之盟，对承天皇太后、辽圣宗和韩德让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试进一步考察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以期有助于深化对当时权力运作和政治变革的认识。
我们知道，元修《辽史·百官志》无辽、金旧史可资参考，只是根据纪、传中的官名拼凑成篇，不足为凭。据辽兴宗重熙年间多次出使辽朝的宋人余靖著《契丹官仪》记载：“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契丹枢密使带平章事者，在汉宰相之上，其不带使相及虽带使相而知枢密副使者，即在宰相下。其汉宰相必兼枢密使乃得预闻机事。番官有参知政事谓之夷离毕；汉官参知政事带使相者乃得坐穹庐中。”①使相一词，《辽史》中数见。综合《辽史》和《契丹官仪》的记载，辽朝的使相主要是指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②这里所谓“契丹枢密使带平章事”及“汉宰相必兼枢密使”之枢密使，实际包括知枢密副使等北、南枢密院的长、贰官。南宋人史愿著《亡辽录》记载：辽朝南面汉官有左、右相、参知政事，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尚书省则并入枢密院；北面官，“如兵机、差除、钱谷、群牧等事隶枢密院，刑狱隶夷离毕院，主治番界部落”。③宋人多以夷离毕与参知政事相提并论，《契丹官仪》之外，又如辽道宗清宁二年(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刁约出使辽朝有诗曰“押燕移离毕”，自注：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④宋以参知政事为执政。但检索史料，自北枢密院建立后，夷离毕院主要职掌刑狱，《亡辽录》所言不虚。⑤
如上所述，辽朝官制最大的特点是“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⑥辽世宗时期(947-951)正式确立南北两面官制度。⑦北面官负责管理部族、属国、军政及边防事务，最高中枢机构为北枢密院(别称契丹枢密院)，北宰相府、南宰相府分治诸部族，为北枢密院辅政机构。南面官负责管理州县和汉族、渤海族事务，最高中枢机构为南枢密院(别称汉人枢密院)，以政事省(世宗天禄四年置，兴宗重熙十二年改称中书省)为辅政机构。直属于皇家内府的诸宫卫，其中的契丹、奚等族牧业人口由契丹诸行宫都部署司总领，归属北枢密院系统；宫卫中的汉、渤海等农耕民族人口由汉人渤海诸行宫都部署司总领，归属南枢密院系统。北枢密院、南枢密院、北宰相府、南宰相府、中书省是辽朝的宰辅机构，其长、贰官就是辽朝的宰执或宰辅。⑧北枢密院、南枢密院设置枢密使、知枢密使(院)事、同知枢密使(院)事、枢密副使、知枢密副使、签枢密使(院)事，为本院长、贰官，诸职未必同时并存。北宰相府、南宰相府的官员，除两府宰相(北面宰相)外，可考的只有司徒、敞史两职。⑨政事省(中书省)的长官时称南面宰相。但对于南面宰相的具体官职名，由于史料记载驳杂混乱，史学界存在不同意见。近年，青年史学工作者王滔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辽朝的南面宰相原则上有两员，一人以寄禄官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称中书相；一人以寄禄官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称门下相。只有带两侍郎衔的同平章事，才是真宰相。大丞相、左、右丞相是比中书相、门下相地位更高的南面宰相，但不轻易除授。参知政事、知中书省事、签中书省事为中书省副宰相。政事令(中书令)和不带侍郎衔的同平章事都是加官虚衔。⑩在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出现以前，我们姑且接受此说。
为便于分析，我们首先将文献及石刻中出现的辽圣宗时期的宰执官分北、南面官列表。没有标明是在北枢密院还是南枢密院任职的，我们姑且按契丹人归北院、汉人归南院的原则处理。由于正史《辽史》过于疏略，本表的缺漏是肯定的。
以上北面宰执总计30人，南面宰执17人，除去重复的4人，约为43人(契丹人有名、字、小字，北面宰执中可能仍有重复出现的)。北面宰执绝大多数是契丹人，其中确知出自皇族和后族的14人，(16)在确知出身的北面宰执中占了大多数。北面宰执确知出自部落的5人，而且都是契丹传统八部中的大部落，其中确知为贵族的2人，(17)吏职起家、属于部落平民的2人。皇族和后族分别世选南、北府宰相的国初定制基本沿用不废，但已被选贤任能风气所冲击。汉族、渤海族出身的北面宰执计6人，1人兼任枢密使、北府宰相，1人兼任北府宰相，2人充南府宰相，1人充北府宰相，1人充枢密副使。汉人宫分户出身的韩德让、部落平民出身的萧合卓、耶律八哥担任北院枢密使、副，在整个辽代都是罕见的。(18)南面宰执绝大多数是汉人，尤以燕云地区汉人为多。他们既有唐末五代乃至辽朝建国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也有靠儒学和科举新进的士大夫。南北面宰执中有奚王和渤海旧王族后裔，体现了辽朝一贯的怀柔被征服民族上层的政策。承天太后和圣宗在维护以皇族、后族为代表的契丹贵族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包括宰执群体在内的官僚队伍的来源有所拓展。契丹贵族专政、汉族等族上层共同参与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景宗病重及崩逝后，圣宗母子面临严峻的形势。圣宗虽是景宗长子，但辽朝尚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景宗生前未立太子。按照契丹旧俗，太祖阿保机的子孙都有资格被推举为皇帝。辽初以来，围绕皇位继承的血腥斗争从未断过。承天太后家族在国舅诸帐中实力相对较弱，他的父亲于景宗即位后不久被人谋杀，两个伯父也早已作古。此时，她可能只有一个亲弟弟萧隈恩，还有一个被他父亲收为儿子的堂兄弟萧继远，族弟萧挞凛，可以依靠。诸子诸侄尚年幼。当时的形势就是“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19)外部，宋太宗统一北汉后，立志收复燕云地区，北伐失利后正重新积聚重兵。辽景宗去世后，辽朝母寡子幼，政局不稳，给宋朝提供了可乘之机。承天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摄政之初，军事上她主要依靠耶律斜轸、萧继远、耶律休哥等人，行政事务主要依靠汉臣室昉，文武全才、又是宫分私属的韩德让更是受到特殊倚重。统和前期(983-999)，斜轸、韩德让、萧继远、室昉分别主政北、南枢密院、宰相府和政事省，太后与他们“参决大政”。(20)另以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南面行军都统(行营总管)，负责南方边事。休哥在南京留守任上十六年(983-998)，独挡一面，身经百战，威震四方，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和边防的措施，“边境大治”。(21)主要由契丹贵族担任的南京留守、东京留守、西南路招讨使、西北路招讨使以及南院、北院两部大王，都是当时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他们的地位仅次于宰执，而权势不逊南面宰执。这是当时权力运作的基本态势。
耶律斜轸，辽朝二十一开国功臣之一、阿保机族弟耶律曷鲁之孙。承天太后之父、枢密使萧思温曾向景宗举荐他有经国之才，后来娶了承天太后的侄女。而韩德让的一个姐妹嫁给承天太后之弟萧猥恩。(22)这样的姻亲关系自然使耶律斜轸和韩德让成为太后的心腹。景宗时期，斜轸历任西南面招讨使、南院大王、枢密副使，参加了乾亨年间的历次对宋作战。统和元年，太后让圣宗和斜轸当着她的面交换弓箭、鞍马，结为好友，希望斜轸尽心竭力辅佐幼帝。斜轸任北院枢密使，曾多次挂帅(都统)出征，或随太后出征，最终卒于南伐途中，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3)
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也是二十一开国功臣之一。韩氏系籍宫分，是皇室直辖人户。韩知古功勋卓著，子孙众多，他的家族成为辽朝显赫的官宦大家族，并通过与契丹贵族联姻巩固了家族的地位。(24)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辽穆宗时期久居散地，但却与世宗之子、后来的景宗主从关系甚密，景宗即位后受到重用。(25)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业”。其父任上京留守时，他以权知京事协理政务；其父任南京留守时，曾随行宫摄枢密使，他任代理留守。他在两京任上取得很好的声誉。尤其宋太宗北伐燕京时，他坚守围城，邀击敌军，功业甚伟。以功授平州辽兴军节度使，拜南院枢密(副)使。景宗病重期间，他“密召其亲属等十余人并赴行帐”，协助皇后提前作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如“易置大臣，敕诸王各归第，不得私相燕会，随机应变，夺其兵权”。景宗崩，一切布置已定，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召集番汉臣僚，宣布受顾命，立梁王为帝，皇太后称制摄政。皇太后临朝27年，事实上是和韩德让共同摄政的。(26)
萧继远，承天太后父萧思温之侄、养子。景宗乾亨年间尚帝、后长女齐国公主。统和四年，随驾出征来犯的宋军；六年，随驾南伐。“自是出师，继先必将本府兵(指北宰相府所属各部军)先从”。史称其“将兵攻战，未尝失利”。(27)在统和前期戎马倥偬的岁月，萧继远作为北府宰相，主要充当军事统帅的角色。
汉官室昉，辽太宗以来，历任知制诰、南京留守判官、翰林学士兼政事舍人、南京副留守、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迁枢密使，兼北府宰相。景宗多次延问古今治乱得失，皆“奏对称旨”，认为他“有理剧才”。在南京副留守任上，“决狱平允，人皆便之”。圣宗即位后，统和元年，他请求告老，被退回。新君甫立，内忧外患，朝政繁重，正是用人之际，承天太后继续留用忠心耿耿且“有理剧才”的四朝元老室昉是势所必然。朝廷上，“昉与韩德让、耶律斜轸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析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28)统和八年，年过古稀的室昉再次请求致仕，太后仍然不允，但准允他常住南京，可以不随行宫迁徙，必要时入朝顾问。次年，室昉举荐韩德让自代，太后照旧不从。但从此室昉实际离开中枢决策和最高行政机构，统和十二年以75岁高龄去世。韩德让接任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
统和十七年，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去世，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兼任北院枢密使，后拜大丞相，执掌朝政达十二年(999-1011)。这个时期韩德让最重要的功业是从太后南征，以战逼和，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由于他的事功，也由于他与太后特殊的私人关系，澶渊之盟后，他获赐耶律姓，出宫籍，兄弟皆系皇族横帐季父房，班列位于亲王之上。(29)萧太后依旧摄政，韩德让总理国事，他的同僚主要有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北府宰相萧继远、萧排押，参知政事、南院枢密使邢抱朴(韩德让晚年一度卸任南院枢密使)。期间两府宰相是辽军的统帅。澶渊之盟前辽朝连年南下伐宋，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北府宰相萧继远分路进击。(30)萧排押，统和二十三年至开泰二年任北府宰相。《辽史》卷88本传说他是国舅少父房人。他的父亲是澶渊之盟前任南京统军使、殁于阵的萧挞凛。《辽史》卷85《萧挞凛传》说挞凛是承天太后父萧思温的再从侄，那么萧排押就是承天太后的族侄。排押尚景宗和萧后的次女卫国公主，统和初历任左皮室详稳、南京统军使，十五年迁东京留守，帅渤海军从征宋朝；萧挞凛战死后，一度专任南面防务，和议成，入为北府宰相。统和二十八年，圣宗亲征高丽，萧排押为行军都统。史称“排押为政宽裕而善断，诸部畏爱，民以殷富，时议多之”。(31)在辽朝以武见长的北面宰执中，他的执政能力是出类拔萃的。
应州(今山西应县)人邢抱朴则是皇太后和韩德让决策、行政、立法上的主要助手。邢抱朴及邢抱质兄弟出身官宦人家，其母“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二人“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统和十二年，邢抱朴由翰林学士承旨授参知政事，二十年拜南院枢密使。韩德让推荐他“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结果“大协人望”；奉命平决南京滞狱，而“人无冤者”。(32)由此可见他具有非凡的行政、执法能力。
统和年间，辽朝统治集团顺应时代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产、改善民生、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如限制奴隶制因素，轻徭薄赋，鼓励垦荒，设置新的部落和州县。重视整饬吏治，审决滞狱，修订法律。对外与宋朝缔结和约，结束了长期的战争。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承天太后及其宰执群体功不可没。(33)
统和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年迈的承天皇太后和韩德让相继去世。辽圣宗亲政。(34)齐天皇后一度“预政，权势日盛”，(35)但她的才智和权力远比不上姑姑承天太后。从统和二十九年至太平十一年(1011-1031)的二十年中，耶律室鲁、耶律化哥、耶律世良、萧合卓、萧朴相继任北院枢密使。邢抱质、刘慎行、韩制心、张俭、王继忠、吕德懋、马保忠相继主政南枢密院和政事省。(36)这个时期，统和以来的社会改革继续推进，奴隶的数量大幅减少，法律地位不断提高，头下主的特权被削弱，司法上逐步取消贵贱异法，阶级关系、社会构成都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在和平的环境下，文教事业迅速发展，契丹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显著提高，儒家思想占居了主导地位。科举取士制度化，录取人数显著增加。(37)
南院部人耶律室鲁任职枢密使时年仅44岁。史称“自韩德让知北院，职多废旷。室鲁拜命之日，朝野相庆”。这透露出萧太后、韩德让晚年朝纲不振的信息。(38)但三个月以后室鲁就不幸去世，由南院大王、孟父房皇族耶律化哥继任。次年，阻卜叛命，西北路招讨司告急，化哥出征，俘略而归。据边吏报告，化哥归阙后，边防虚弱，势不可守。化哥复奉命经略边境，由于误掠归顺的回鹘部，致使诸蕃部背命，被免职。(39)继任的南院部人耶律世良，“才敏给，练达国朝典故及世谱”。韩德让病重时，曾向圣宗举世良自代。统和末，世良继耶律室鲁任北院大王。开泰初，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兵征讨阻卜，世良为行军都监。他任北院枢密使期间，率兵平定乌古部叛乱，征讨高丽。开泰五年，得暴疾而亡。(40)
继任北院枢密使的萧合卓任职长达9年。他出身于突吕不部平民家庭，由吏职起家，为人“谨恪”，“明习典故，善占对”，深受太后和韩德让激赏。但“时议以为无完行，不可大用”。如王继忠认为他“虽有刀笔才，暗于大体”，难以胜任北院枢密使一职。韩德让的侄子制心也在圣宗面前说他“寡识度，无行检”。萧合卓为人诟病者主要有：开泰六年统兵征伐高丽，久攻兴化镇不下，表明缺乏军事才能；求进者多晋谒其私门；嫉贤妒能，教人“慎勿举胜己者”。另据《辽史》卷87《萧孝穆传》称：“自萧合卓以吏才进，其后转效，不知大体。”兴宗重熙初，萧孝穆任北院枢密使时，针对这种风气说：“枢密选贤而用，何事不济？若自亲烦碎，则大事凝滞矣。”开泰八年，曾“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41)条奏上来的文书最终大概由北、南枢密使审核。这应是枢密使“自亲烦碎”的表现。又据《辽史》卷61《刑法志上》：“故事，枢密使非国家重务，未尝亲决，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及萧合卓、萧朴相继为枢密使，专尚吏才，始自听讼。时人转相效习，以狡智相高，风俗自此衰矣。”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当时舆论批评萧合卓不知大体主要是指他事必躬亲、昧于朝纲。枢密使是中枢决策机构的首长，是朝廷首辅，主要职责是参决大政，平时与皇帝坐论国事，冬、夏捺钵时召集南北臣僚会商国事，将决策通过南、北宰相府、政事省、契丹、汉人行宫都部署等行政机构传达到各部落、州县、宫卫执行。萧合卓过多涉足行政、司法事务，选人看重行政办事能力，可能欠缺把握全局的能力，这都与他吏员出身的背景有关。《辽史》传论根据他临终前告诫萧朴勿举胜己者而批评他“误国之罪大矣”，不免言过其实。在契丹贵族拥有强大势力和特权的社会，他一介平民能够升迁至官僚机器的最顶端，确实罕见。时人对他的非议，既有对他的才识与操守及执政风格的不认可，也难免有契丹贵族鄙视他的出身和入仕背景等因素。(42)圣宗弃用“廷臣皆谓有王佐才”的国舅帐后族萧敌烈为枢密使，据说是怀疑萧敌烈与力荐他的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等人结朋党。(43)这似乎透露出圣宗对围绕横帐、国舅帐诸房形成的权力网络及政治斗争比较敏感，有意启用平民出身的萧合卓。事实上，圣宗对萧合卓是十分信任的，并保护他免受贵族们的中伤。横帐仲父房的耶律资忠，本来很受圣宗眷遇，因为诋毁萧合卓，被圣宗怒而夺官。(44)重用萧合卓是对契丹传统政治中用人唯出身论的突破，反映了圣宗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萧朴，国舅少父房之族，牌印郎君起家，“博学多智”，“有吏才”。圣宗向他咨询政事，他具陈百姓疾苦，国用丰耗，很受圣宗赏识。太平四年，他由南面林牙拜北府宰相，次年迁北院枢密使。史称“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称旨，朝议多取决之”。从有关记载看，他的执政风格与萧合卓相近，一是事必躬亲，二是选人看重“吏才”即行政办事能力。太平六年的一道诏书，针对“贵贱异法”、“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刑罚的情况，要求所在官司将审结的案例申报北、南枢密院覆问。枢密使亲决狱讼，受到当时舆论，主要是贵族们的非议，但究其原委，其用心是好的。太平七年，圣宗下诏更定法令，到兴宗重熙五年，颁布了太平七年以来新定的《条制》。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时任枢密使、宰相的萧朴、张俭、马保忠等人主持的。《辽史·刑法志上》称“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与萧合卓不同的是，萧朴出身贵族，博学，重操守，对萧合卓勿举胜己者的话不以为然，圣宗死后他不顾安危为被诬害的齐天皇后喊冤，因而享有盛名。(45)
开泰、太平年间两度出任北府宰相的萧孝穆，国舅少父房人，开国功臣阿古只五世孙。其父萧和(契丹名陶瑰)曾任国舅详稳。他的妹妹是圣宗元妃、兴宗生母。孝穆于统和末、开泰初历任西北路招讨都监、招讨使，开泰三年四月继萧排押任北府宰相。当年或次年由刘慎行接任，孝穆或者继续出任西北路招讨使。开泰七年刘慎行外任后，孝穆复任北府宰相，太平二年转知枢密院事、汉人行宫都部署，次年出任南京留守。兴宗时期，孝穆两任北院枢密使，籍户口均徭役，维护辽宋和好。他荐拨忠直，不贪财势利，为人廉谨有礼法，被誉为“国宝臣”。(46)他的幼弟萧孝惠(辽史记作萧孝忠，以墓志为准)，尚圣宗女越国公主，太平中继萧孝穆或萧朴为北府宰相。太平末年在任北府宰相的萧浞卜(锄不里)，可能是《辽史·外戚表》中尚圣宗和元妃长女的萧啜不，更有可能是《辽史》本纪中与圣宗齐天后有父母之尊的萧鉏不，即承天太后之弟萧猥恩，齐天后之母粘米衮公主应即韩德让的姐妹，以皇后之母及韩德让姐妹之尊受封公主。(47)圣宗驾崩后，兴宗母元妃在兄弟萧孝穆、萧孝先等人的支持下，自立为皇太后，摄政，诬齐天后与北府宰相萧浞卜、国舅详稳萧匹敌(萧排押弟恒德之子)谋逆，诛之。
继邢抱质主管南枢密院和政事省的是刘慎行。其四世祖曾任唐卢龙军节度使，是河北地区新兴的军阀大地主。其祖刘守敬，应该是随幽州节度使赵德钧、赵延寿父子降辽的，入辽后任南京副留守。其父刘景，好学能文，燕王、南京留守赵延寿辟为幽都府文学，穆宗时任翰林学士，景宗时曾任南京副留守，与代理留守韩德让共事。统和六年，刘景在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任上致仕。统和后期，刘慎行曾任南京三司使，二十九年三月，韩德让去世的当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使事。开泰二年十二月以宰臣监修国史，成为政事省长官。开泰四年五月，转任或兼任北府宰相的刘慎行，被任命为征高丽都统，北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都统，其权势可谓显赫。但他延误出师日期，被召回，议贵免予处分，后又被讼与儿媳通奸，定罪，开泰七年左迁霸州彰武军节度使。他有六子，长子早逝外，兴宗时“诸子皆处权要”，两子尚公主。(48)辽金时代燕京地区著名的韩、刘、马、赵等世家大族，该家族居其一。
韩制心是韩德让之侄，是继韩德让之后韩氏家族的又一显赫人物。但他在南枢密院任职时间不长，说明韩德让死后韩氏家族在朝廷缺乏稳固的权力基础。宋朝降将王继忠，将门之子，宋真宗藩邸侍从，以谨厚获亲信。宋真宗即位后补内殿崇班，累迁至殿前都虞候，历任深州副都部署、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副都部署、定州副都部署。宋辽逐鹿河北，王继忠力战，被俘。他力陈南北和好之利，促成辽宋盟约，“自是，南北戢兵，继忠有力焉”。因而深得萧太后母子和韩德让的赏识。“契丹主遇继忠甚厚，更其姓名为耶律显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澶渊之盟后他在辽朝的官职节节攀升。开泰年间任汉人行宫都部署时，他反对以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力荐国舅帐萧敌烈。圣宗认为他们有朋党之嫌，弃用萧敌烈。(49)开泰八年至太平三年，他与萧合卓分任南、北枢密使。重用王继忠，除看重他的忠勇和才识，也是圣宗钦重宋朝典章制度的反映。史称辽圣宗仰慕中原文化，曾“诏议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50)
邢抱朴兄弟、张俭、吕德懋、马保忠、杜防等人是辽朝自己培养的儒士，他们在圣宗时期尤其圣宗后期被委以重用，是辽朝开始重视文治的表现，给辽朝政治风气和官僚体制注入新鲜活力。史称辽朝“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51)圣宗统和八年，诏开贡举，自此到圣宗末年，大抵每年开科一次，科举取士制度化。兴宗以后，效宋制，每三年一试。进士的录取人数，圣宗前期每科不过一、二人，澶渊之盟后明显增加，每科或至数十人。(52)科举成为汉族、渤海族儒士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圣宗后期，统和以来录取的进士大多侪身南面官系统的中高层官员。《张俭墓志铭》说圣宗对张俭是“信纳衡言，宠专柄用，体貌尤异，腹心是推”，并将之与张俭“遵儒重道”的品行及当时“儒风诞恢”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53)马保忠，《辽史》无传，其记事止于圣宗太平十年。《契丹国志》卷19《马保忠传》说他太平年间始授太子洗马、著作郎、殿中丞，纪年肯定有误。《契丹国志》本传说他兴宗初年为枢密使，“笃意风教”，曾上书呼吁：“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遵儒重道”和“笃意风教”是圣宗后期儒士出身的官僚集团普遍的价值观，是辽朝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新风尚。这种价值观与契丹贵族的理念既有碰撞，也有交融，对契丹贵族官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意义是深远的。
《辽史》中与马保忠同时的官员还有马保祐、马保永、马保业。(54)他们很可能是兄弟关系，而且与统和前期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知宣徽院事的名臣、南京人马得臣可能出自同一家族。(55)《契丹国志》说马保忠是平州人，可能有误。马得臣家族应该就是辽金时代燕京四大家族之一的马氏。燕京地区人口众多，是辽朝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也是辽宋交接的战略要地，“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56)在本地区培植一支忠于辽朝的汉族地主集团，对稳固辽朝的统治具有重要作用。辽初已在此招纳了一批汉族文臣武将，占有本地区后，契丹统治者对当地的汉族地主阶级采取了拉拢扶植的政策。忠于辽朝的某些汉族官僚地主逐渐发展成为财力雄厚、世代仕宦的大家族。辽朝中期以后，这些世家大族借助儒学传承和科举制度，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
《辽史》卷80传论说，张俭、萧朴、邢抱朴、马得臣四人，“皆以明经致位……圣宗得人，于斯为盛”。辽圣宗亲政以后，继续推进统和以来的改革事业，励精图治，倡导文治。兴办学校，重视儒学，选贤任能，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出现一些新气象。宰执群体中既有开明贵族，也有出身部落平民的官员，既有汉族、渤海族世家大族，也有不少新兴的儒士。辽朝的政治文明建设进入不可逆转的轨道。
注释：
①《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儒藏·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05页。
②参见王滔滔《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4期。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21政宣上帙21引《亡辽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刻本，第152页上栏，2008年第2版。
④《契丹国志》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5年(下同)，第233页。参见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长白丛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下同)，第57页。
⑤参见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第六章“夷离毕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辽史》卷45《百官志一·序》，中华书局校勘本(下同)。
⑦参见李锡厚《辽史》，第一章第五节“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⑧唐朝以三省为宰辅机构，三省之长为宰相。唐高宗后，为宰相者必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衔。见《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序》。宋制，中书门下(元丰改制后为三省)和枢密院为宰辅机构，号称“朝廷”。中书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贰官为副宰相，副宰相和枢密院长、贰官合称执政官，宰相、执政官合称宰执或宰辅。见《宋史》卷161《职官志一·宰执》，卷210～214《宰辅表一至表五》。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宋代卷，第四章第一节“宰辅制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金朝枢密院已非宰辅机构，“金制，枢密院虽主兵，而节制在尚书省。”金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年)罢中书、门下二省后，金朝的宰辅机构是尚书省。尚书省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为宰相，左丞、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见《金史》卷55《百官志一·尚书省》、卷114《白华传》。
⑨唐统天：《关于契丹北南宰相府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
⑩前揭王滔滔：《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
(11)解领应是耶律沙的继任者，耶律沙于穆宗应历间至景宗乾亨间任南府宰相。《辽史》卷12《圣宗本纪三》记南府宰相耶律沙薨于统和六年五月，应是前任。卷11本纪统和元年正月进助山陵费的宰相安宁、四年八月从征的乙室帐宰相安宁、同年十二月领军殿后的宰相安宁，都是指耶律沙。据卷84本传，耶律沙，字安隐。安隐音近安宁。本传说圣宗即位后，曾从伐宋。参见《辽史》卷8、卷9本纪。本纪统和元年二月又记国舅宰相萧婆项之子吴留尚皇女长寿公主事。参校《辽史》。《公主表》及卷88《萧恒德传》，吴留为萧恒德，长寿公主为延寿公主之误，萧婆项为萧挞凛。然《辽史·萧挞凛传》不载任宰相事。本纪统和二年二月记萧闼览(挞凛)为彰德军节度使。彰德军应为宋境相州军号，属遥领。《辽史》校勘记(第116页)及有关研究以萧婆项为穆宗时曾任北府宰相的萧乾，非也。
(12)向南编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正文及第343页注(13)。
(13)盖之庸编注：《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第544页。
(14)《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第81页，104页，111页。
(15)《辽代石刻文编》第265～270页，第173页，第193页。
(16)辽朝的皇族包括横帐三父房和五院、六院(由原迭刺部分置)皇族，后族国舅帐包括乙室己帐(大翁房，小翁房)和拔里帐(大父房、少父房)，以及国舅别部。横帐和国舅帐从部落中划出，独立升帐分，设官治理。
(17)起家祗候郎君的耶律室鲁出身贵族无疑，因为祗候郎君是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充任的。详见拙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18)由吏职出身升至北面宰执的，前有穆宗时期的枢密使萧护思，后有道宗时期的枢密使耶律乙辛。见《辽史》卷78、卷110本传。
(19)《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
(20)《辽史》卷71《后妃传》，卷79《室昉传》。
(21)《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卷10本纪统和元年正月。
(22)参见《韩匡嗣墓志铭》，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载《大辽韩知古家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3)参见《辽史》卷8《景宗本纪上》保宁八年六月，乾亨元年二月卷10《圣宗本纪一》统和元年八月、三年八月、四年三月、四月，卷83《耶律斜轸传》。保宁八年六月误记作北院大王。
(24)如韩匡嗣妻萧氏为国舅后族，他三个成年的女儿，两个嫁给国舅后族。韩匡嗣之子韩德威前后两个夫人都是萧氏，“出濯龙之胄，协鸣凤之兆”，应是国舅后族。见《韩匡嗣墓志铭》《韩匡嗣妻萧氏墓志铭》《韩德威墓志铭》，载《大辽韩知古家族》。
(25)景宗在藩邸与韩匡嗣交游，见《辽史》卷79《耶律贤适传》。
(26)参见《辽史》卷82，《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比对下文关于室昉的记载，景宗末期，韩德让所授应是南院枢密副使。根据有关记载，景宗死后，皇太后和韩德让同寝共处，已然夫妻。
(27)《辽史》卷78《萧继先传》。继先一作继远，据石刻应以继远为是。萧继远始任北府宰相的时间，本传说是统和四年反击宋军取得胜利后。卷82《耶律虎古传》附《磨鲁古传》谓统和四年磨鲁古为先锋，因受伤而改与北府宰相萧继先巡逻境上。萧继远第一次卸任北府宰相的时间未见记载。从《辽史》耶律隆运和室昉的本传看，似乎室昉从景宗时兼任北府宰相直至统和十二年，由耶律隆运接任。其实中间萧继远曾任北府宰相。统和四年他以世选权和军功任北府宰相，另有差遣时由室昉兼任。
(28)《辽史》卷79《室昉传》。
(29)《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
(30)《辽史》卷14《圣宗本纪五》统和二十年三月、二十一年四月。
(31)《辽史》卷88《萧排押传》，卷15《圣宗本纪六》统和二十八年八月。
(32)参见《辽史》卷80《邢抱朴传》、卷107《列女·邢简妻陈氏传》。
(33)参见黄凤岐《试论辽圣宗时期的社会改革》，《辽金史论集》第8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34)《契丹国志》卷13《景宗萧皇后传》(第143页)：承天皇太后“归政于帝，未逾月而崩。临朝二十七年，年五十七”。据《辽史》本传，韩德让享年71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蕃夷·契丹》与《辽史》所载承天皇太后死亡年月相同，而记载韩德让卒年则歧异。《辽史》本纪记载韩德让卒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三月，本传记载他从征高丽，回师，病故。从征高丽自二十八年八月至二十九年正月。《长编》、《宋会要》将韩德让卒年提前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即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消息来源是边臣奏报。或有误。《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五月又记辽朝杀其臣邢抱朴，召刘晟知政事。《宋会要辑稿·蕃夷·夷丹》所载相同。此条记事也有误。按邢抱朴卒于统和二十二年。其弟邢抱质于统和末至开泰元年担任知南院枢密使事、枢密使，开泰元年(统和三十年)五月出为云州大同军节度使。次年正旦加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后不再见诸《辽史》。《辽史》卷15本纪记载刘慎行(晟)统和二十九年三月由前任三司使授参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使事，同年五月为南院枢密使。综合《辽史》和《长编》、《宋会要》有关记载，我颇怀疑刘慎行任南院枢密使是在开泰元年(统和三十年)五月，即邢抱质出为大同军节度使以后。辽朝的南院枢密使只有一员，不应同时出现两位。《长编》有关辽朝杀戮大臣的记载，可能与此次人事变动有关，惟误将时间提前了两年。邢抱质被免除南院枢密使，发生在韩德让死后的第二年，反映了韩德让死后辽朝政局的变动。同年十一月，改元开泰，表明圣宗欲开创新政的愿望。
(35)《契丹国志》卷8《兴宗文成皇帝》，第76页。
(36)前揭《秦晋国妃墓志》载妃父为枢密使、北宰相、驸马都尉曷宁，母为景宗幼女、魏国公主长寿奴。据向南考证，曷宁即萧排押。萧排押所任枢密使可能是南院枢密使。北院枢密使从韩德让、耶律室鲁、耶律化哥、耶律世良、萧合卓、萧朴，任职时间前后衔接，没有空档。南院枢密使则在开泰六年四月耶律制心卸任至八年二月王忠任职的近两年间，《辽史》记载阙如。其间任职者可能就是萧排押，或以南院枢密使兼任北府宰相。开泰七年十月，萧排押为都统征讨高丽，失利，次年三月坐失律免官。此次出征，《辽史》只记其爵位东平郡王及官阶平章事，失载其实职。见《辽史》卷88本传，卷16本纪开泰七年十月条，八年三月条。朝鲜李朝郑麟趾著《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九年(戊午年，1018年)十二月条及卷94《姜邯赞传》、《姜民瞻传》相关记事，均作契丹萧逊宁，则是误以统和十年征伐高丽的萧排押之弟萧恒德(字逊宁)为萧排押了。
(37)详见拙作《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若干变化》，张希清等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8)《辽史》卷81《耶律室鲁传》。据《资治通鉴长编》，宋真宗景德四年(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宋使见闻：契丹“惟国母愿固盟好，而年齿渐衰；国主奉佛，其弟秦王隆庆好武，武王隆裕慕道，见道士则喜。又国相韩德让专权既久，老而多疾”。也传递了萧太后、韩德让晚年辽政废旷的信息。见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9)《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参见卷93《萧图玉传》。
(40)《辽史》卷94《耶律世良传》。
(41)《辽史》卷16《圣宗本纪七》开泰八年十月。
(42)参见《辽史》卷81《萧合卓传》，卷82《耶律隆运传》附《制心传》。
(43)《辽史》卷88《萧敌烈传》。
(44)《辽史》卷88《耶律资忠传》：“是时，枢密使萧合卓、少师萧把哥有宠，资忠不肯俛附，诋之。帝怒，夺官。”萧把哥或指萧朴，萧朴一作萧普古，普古、把哥音近。
(45)参见《辽史》卷80《萧朴传》，卷87《萧孝穆传》，卷61《刑法志上》。
(46)《辽史》卷87《萧孝穆传》。本传记载萧孝穆开泰间以功迁九水诸部安抚使(本纪作西北路招讨使)，寻拜北府宰相，八年还京师。据本纪，开泰四年至七年十一月，刘慎行为北府宰相。萧孝穆本传所谓“八年还京师”，应是指回到朝廷任职，非指于诸京任职。开泰四年至七年萧孝穆的履历，本纪与本传失载。《辽史》卷87《萧孝穆传》载太平二年知枢密院事、汉人行官都部署，卷16《圣宗本纪七》记萧孝穆太平三年十一月由北府宰相出任东京留守。关于萧孝穆家族，参见前揭万雄飞：《辽泰国太妃晋国王妃墓志考》。
(47)《辽史》卷17《圣宗本纪八》太平七年七月。参见前揭《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
(48)参见《辽史》卷86《刘景传》、《刘六符传》，卷82《武白传》，卷15《圣宗本纪六》。引文出自《武白传》。
(49)参见《宋史》卷279《王继忠传》，《辽史》卷81《王继忠传》。
(50)《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第73页。参见《辽史》卷81《王继忠传》。
(51)《辽史》卷103《文学列传上》赞论。
(52)见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3)《张俭墓志铭》的作者杨佶，时任宣政殿学士，统和二十四年进士，兴宗时期累官宰相。《辽史》卷89有传。
(54)见《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卷17《圣宗本纪八》太平七年十二月，卷18《兴宗本纪一》景福元年(太平十一年六月改元)十月。
(55)马得臣，《辽史》卷80有传。
(56)《王泽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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