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研究 福建地方历代文学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历代论文,地方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福建地方文学，发端于上古的越族先民。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入闽，开福建文学风气之先。唐五代，福建乡土文人崭露头角。宋代，福建文学勃兴，出现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代表人物。文学批评著作在全国突出，抗金和遗民文学占有一席之地。元代，福建文坛仍为诗所统治。明清和近代，福建涌现出一批富有爱国主义或民族精神的文学。在翻译文学上成就瞩目，诗界复古之风盛行。这一时期，福建大量移民海外，对台湾文学影响巨大，并造就了独具一格的侨乡文学。
据目前所知，福建地方文学当发端于上古的越族先民。古越族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却不见有本民族的文字，其神话、传说等至今已荡然无存，只有吉光片羽，雪泥鸿爪保存在古汉语文献中，如《史记·封禅书》记载的武夷君。
福建文人文学发展较迟，见于记载，福建最早的乡土文人是东晋的廖棠。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些衣冠士族、文人学士避乱入闽或宦游入闽，起了开福建文学风气之先的作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江淹、虞愿、顾野王、王僧儒等。江淹在福建留下了咏情抒怀，流连闽中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的诗文。顾野王编写了《建安地记》，向人们介绍闽北的风土民情。
陈衍在《补订〈闽诗录〉序》云：“文教之开，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从目前所见到的文献记载看，闽中文人创作诗歌，最早始自唐朝。如初唐郑露，盛唐薜令之及中唐欧阳詹、林披、林藻等。其中欧阳詹一生写了不少诗赋和散文，内容也较广泛。他的大部分作品收集在《欧阳行周集》里。他是福建第一位在全国有一定名气和影响的文人。
唐末五代时的福建文学，在题材方面已渐趋丰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些诗人面对战乱频繁的社会，写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文。二是一些文人为避乱世，隐居山林，写了较多寄情山水、闲逸、思乡或叹世的作品。
这一时期闽中文教渐昌，善为诗文者明显增多，如黄滔、王棨翁承赞、陈黯、徐寅、林宽、黄璞、孟贯、陈陶、颜仁郁等。在这众多的本土文人中，首推黄滔。当时中原战乱，入闽的文人学士纷纷依附于滔。黄滔无形中充当了福建文坛的盟主。黄滔主张文学应该“指陈时病俗弊，叙述饬躬处已”[1]起“刺上化下”的作用[2]。他的不少作品较能反映当时连年混战下人民生活的惨状。如《书事》：“望岁心空切，耕夫尽把弓。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3]。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诗人颜仁郁有诗作百篇，“皆道民疾苦，皇皇不给之状”，并且“宛转回曲，历道人情”，因而“邑人途歌巷唱之”[4]。
自安史之乱至五代，中原干戈不息，不少文人如韩偓、秦系、周朴、江为、詹敦仁、崔道融、李洵等避乱入闽，为福建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福建隐逸派文学之端。如秦系诗中，空山、云溪、青松、白鹤、采药、炼丹等词句俯拾皆是。周朴则以隐居山林，苦心吟咏为癖好。《全唐诗》中收入其诗作数十首，多表达愁离别、厌尘世的思想感情。江为的诗意境孤独幽寂，孤鸟、独树、冬雨、残花等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情。詹敦仁的诗田园味较浓，充分反映了他的“人生贵自适，世利不须营”的人生哲学[5]。
唐代，福建还出现了一些小说雏形，如林罕的《林氏小说》、王毂的《报应录》、王肱的《济状一篇》等。这些作品用浪漫主义手法，来表达“仙鬼物怪”的智勇、侠骨与柔情，以鞭挞时弊，歌颂正义。此外，释叔端的《文苑搜隐》是一部比较深刻的诗歌评论著作。
宋代，福建文学勃兴。福建文坛呈现出群星竞辉的景象。《宋史·文苑传》登录的宋代著名文人90余人，其中福建有8人，名列全国第六位。《全宋词》辑录的1330余家中（包括籍贯不明者），福建籍有120余家，仅次于浙江、江西，居全国第三位[6]。宋代重诗赋取士，终宋300多年间，录取进士4万多人，其中福建约有9600人，占20%左右。从登科第人数之多，亦可窥见福建文坛之繁荣。
在这众多的文人中，脱颖而出的柳永、杨亿、蔡襄、刘克庄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福建籍文人，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永毕生从事词的创作，是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著有《乐章集》。柳永对词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他大量地创作慢词，使之成为与小令双峰并峙的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柳永最成功的词作，如《八声甘州》、《雨霖铃》等就是用慢词形式来表达的。其二，柳永还大量采用民间俚语入词，使词的语言进一步通俗化和口语化，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史称柳词“天下咏之”[7]，甚至偏远的西夏也“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8]，可见在当时影响之大。其三，冲破了词的传统、狭窄的题材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词的内容和领域，创作出一些较好的作品，获得了较高的现实意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不少词作大量表现了歌妓的生活和理想，歌颂了她们的青楼才艺，肯定个人价值、自由婚姻以及男女平等，不自觉地反映了市民的审美情趣。杨亿作为西昆体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以编有《西昆酬唱集》一书而得名。由于西昆体的主要作者是当时的宫廷侍臣、翰林学士，加上朝廷对这种词风的提倡，使“杨、刘风采，耸动天下”[9]，在宋初风行了数十年。福建作为杨亿的故乡，更是“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10]，其中以黄鉴、李虚己、黄觉为代表。蔡襄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相似，提倡“道为文之本，文为道之用”，主张“由道而学文”，反对“由文而之道”[11]。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他有不少政论性的文章，如《乞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论绝元昊通和其终亦战》、《废贪赃》、《富国》、《强兵》等都是思想性较好、说服力很强、语言明畅、逻辑严密的好文章。他的诗多用白描手法，真实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还写了不少田园山水诗，明朗活泼，清秀淡雅，构成了一幅幅隽美的图画，表达了诗人纯朴、健康、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刘克庄是南宋后期福建文坛杰出的作家，著作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其中有诗5000多首，词200多首，《诗话》四集及许多散文。他的作品题材多样，思想内容也是多方面的。从总的来说，刘克庄的诗早期学晚唐，为江湖派诗人，后来深受陆游的影响。他的词还受辛弃疾的影响，雄迈犷放，多感慨时事之作。
宋代福建的文学批评著作在全国相当突出。福建文人众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品评赏析，切磋研究，蔚为风气。据不完全统计，文学评论著作达十多种。如浦城章渊的《槁简赘笔》，仙游蔡絛的《金玉诗话》、《西清诗话》，晋江曾慥的《高斋诗话》，晋江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莆田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建安魏庆之的《诗人玉屑》，瓯宁吴可的《藏海诗话》，长乐敖陶孙的《诗评》，莆田黄彻的《
溪诗话》，建安蔡梦弼的《草堂诗话》等等。其中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系统最完整、具有最高艺术水平的诗歌理论专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敖陶孙、吴可、黄彻的一些文学评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福建虽地处全国的大后方，但亦有一批抗金文学。如李纲、张元干、邓肃、刘子翚、刘克庄等人撰写的抗金文学，慷慨悲歌，民族正气溢于言表。李纲是北宋时代第一个较突出地用词来反映爱国题材的词人，他的爱国词篇为后来的张元干、辛弃疾等人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在国难当头之际，诗人在许多诗篇中，反复表明自己保家卫国的决心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壮志：“古来节士志沟壑，笑视生死同埃尘；甘心刀踞蹈鼎镬，为国讵免危其身。”[12]刘克庄的诗词中，主张坚决抗金，抒发个人抱负无法施展的愤懑，关心民族命运以及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最为人传诵，成就也最高，如《端嘉杂诗二十首》、《苦寒行》、《军中乐》、《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等。南宋初年，张元干面对中原沦陷，胡虏猖獗，胸中充满了洗雪国耻的悲壮情怀，“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13]。刘子翚眼看故国久陷敌手，自己的报国心意频频破灭，不禁老泪纵横：“犹有太平遗老在，时时洒泪向南云”。[14]总之，他们的诗词喊出了人民抗金斗争的呼声，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历史面貌和精神。
宋亡之后，福建谢翱、郑思肖、真山民、林同、黄公绍、陈文龙等不忘故国，悲切激愤，沥血为语，形成福建的遗民文学。谢翱曾倾家参加文天祥的抗元军队，失败后隐姓埋名，颠沛流离。他写了不少悼念文天祥诗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千古为人传诵的《登西台恸哭记》。郑思肖的诗感情真挚激烈，含意深广，富于艺术底蕴。自称：“每有一作，倍怀哀痛，直若锋刃之加于心，若语流出肺腑间。言之固不忍，然得慷慨一长歌”。[15]他在深受亡国耻辱和欺凌中渴望：“我生一双霹雳手，终碎此虏为齑粉”[16]；“愿身化作剑，飞去斩楼兰”[17]。真山民在宋亡之后，窜迹隐踪，不求见知于世。孤寂的隐居生活，使他的一些探幽赏胜之作饶有情趣。
宋代，福建文坛流派纷呈，作家辈出。除上述已介绍者外，比较著名的还有郑侠、真德秀、王迈、萧德藻、郑樵、黄升、刘学箕、叶绍翁、冯梦得、陈襄、陈瓘、黄公度等。
宋代，福建的小说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郑文宝的《南唐近事》、曾慥的《类说》、《高斋漫录》，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庄季裕的《鸡肋篇》，蔡絛的《铁围山丛谈》，陈善的《扪虱新话》，陈长方的《步里客谈》，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等，虽然都可归入杂记、笔记文学之例，但它们中的一些篇章，记载了仙鬼物怪、轶闻轶事，情节结构较完整，主题也较明显，并有较多的虚构成分，已具有较成熟的小说形式了。
虽然元代文学以曲最富有特色，但元曲这一新兴的文学形式，对福建的影响甚微，福建文坛仍为诗所统治。
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福建绝大部分文人不满蒙古族的统治。他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寄迹樵渚，隐居乡间，终身不仕，作为对元廷的否定与反抗。这类文人以黄镇成、洪希文、释大圭为代表。他们的诗或暴露元代黑暗现实：如释大圭的《哀殍》、《次韵詹生因所见有感》，描绘了饿殍塞道、人争相食的悲惨图景。黄镇成的《莫猺行》揭露了战乱对民家的摧残，“千村一过如蝗落，妇满军中金满槖”[18]。或描述山水风光和田园的生活：“留火夜燃湘岸竹，得鱼朝送酒家钱”[19]。或宣扬遁世思想和隐逸生活：“功名利禄不须求，得鱼换了茅柴讫，船放长江自在流”[20]。还有一部分文人，如闽中四名士卢琦、陈旅、林泉生等，他们虽然仕元，但也不时流露出对元民族歧视政策的不满、宦途的艰险和淡淡的亡国哀思。
元代闽籍文人中地位最高的是杨载，与虞集、揭傒斯、范梈合称“元诗四大家”。杨载与邵武人黄清老开闽诗复古之端。史载杨载曾谓学者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21]。黄清老的诗亦师宗唐诗，前人评其诗：“为文驯雅，诗飘逸有盛唐风。”[22]
明清时期，福建作为北方大动乱后方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自明中叶开始，倭寇骚扰东南沿海，福建深受其害。尔后清军南下，南明和郑氏政权先后把福建、台湾作为抗清基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福建涌现出一批富有民族精神的文学，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有俞大猷、黄道周、蔡玉卿、张经、郑成功、郑经、卢若腾等。黄道周是明末著名的抗清人物，被俘后，写了《过言八章》、《自悼八章》、《造怨八章》等诗篇，哀国家之衰亡，怨奸臣之误国。他一生苦心孤诣，追求“古之君子不善于一时，则俟之后世，不获报于百年，则报之千古”[23]。郑成功在抗清抗荷的一生中写了一些充满民族正气的诗篇。如他和部下同仇敌忾，立志收复祖国领土，《复台》就反映了这种气势磅礴的精神：“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菇苦间关不忍离。”[24]卢若腾在明亡之后，坚持抗清斗争。兵败后，在金、厦生活了十几年。他著述宏富，其中最珍贵的是描述台湾的爱国主义诗篇。如长诗《东都行》描写了郑成功的驱荷复台，在台湾建立政权，筚路蓝缕，拓垦荒岛的不朽业绩。近代，福建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首当其冲。在民族危亡之秋，涌现出林则徐、张际亮、谢章铤、林昌彝等爱国主义诗人。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在激烈的禁烟和抗击英军侵略的斗争中，“余事为诗”，写了一些反映这场斗争和抒发自己爱国情怀的诗词。如《高阳台·和
筠前辈韵》一词描绘了大长中国人志气的虎门销烟壮举。同一时期，闽籍诗人张际亮也写了大量反映鸦片战争时事之诗。诗人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如对奋勇杀敌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怀着无限的敬意：“慷慨毙千酋，协恭亏大节。遂令独捐躯，瞋目死犹活。”[25]反之，诗人对那些懦弱无能、贪生怕死之辈则予以辛辣的讽刺：“宁这波城中兵数百，寇未来时已无色。寇来弃甲杂民奔，长官先不知何适？”[26]近代福建的爱国主义文人中，林昌彝以独具一格的《射鹰楼诗话》蜚声于文坛。作者通过讲评诗歌，抒发自己的爱国反侵略情思，“射鹰”即“射英”也。《诗话》录有魏源、林则徐、张维屏、朱琦、张际亮等不少爱国主义诗人的诗篇和纪事，并进一步借评述来批评时事、议论政务，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爱国主义作品。如明中叶，著名抗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转战福建，民谣“俞龙戚虎，杀贼如土”短短两句中[27]，形象地概括了俞大猷，戚继光凛凛军威和平倭功绩。近代，福建受鸦片毒害尤甚，民间出现了鞭挞、规劝吸食鸦片者，歌颂林则徐禁烟和斥责清政府腐朽、丧权辱国的歌谣。
明末遗民李世熊、熊兴麟、许友等不仕新朝，遁迹山林，隐居乡村。他们坚持民族气节，忠贞不渝。其作品或怀念故国，抒发亡国之哀；或感叹生逢乱世，哀民生之多艰；或乐天知命，躬耕田亩，寄情山水，发而为慷慨悲歌之气，化为山风海涛之声。
近代，福建成为著名的侨乡。青壮年男子出洋谋生者比比皆是。他们冒风涛蹈覆溺，奔向异国他乡。爱国思乡之情，生离死别之苦，在民间歌谣中屡见不鲜。闽南《送君去番爿》、《送出帆》、《风葱捻断腹内空》等就是这种血泪交织凝聚而成的侨乡诗。
近代，福建在翻译文学上有相当突出的成就，产生了两位各具千秋的翻译界巨擘——严复和林纾。严复在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信、达、雅”理论。这个理论长期被翻译界奉为圭臬。他在自己的译著中实践了这种理论，他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虽是学术著作，但由于译笔古朴典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林纾虽不懂外文，但与王寿昌、魏易、陈家麟等人合作，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英、法、美、俄等10多个国家200余种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记》（即《大卫科波菲尔》）、《伊索寓言》等。他的翻译其实是再创作，追求神似，笔调优美流畅，轰动一代文坛，影响至为广泛。
明清福建诗界复古之风盛行。《静志居诗话》曰：“明三百年诗风屡变，……独闽、粤风气始终不易。”闽诗复古之风，张以宁、蓝仁、蓝智兄弟开其先，至闽中十子盛极一时，成为全国五地域诗派之一，雄踞一方。十子中林鸿、高
推崇唐音、唐调，意句均以盛唐为法。声调圆稳，格律整齐，闽人言诗者率本于此，故逐渐形成“闽诗派”，又称“晋安诗派”。其后郑善夫“气骨崚崚，差堪旗鼓中原者”[28]。至明末，仍有徐
、曹学佺等主闽中词盟。
清代末年，全国出现了在文坛中居统治地位的“同光派”。同光派的首倡者是福建侯官人陈衍。他主张作诗宗宋为主而溯源韩愈、杜甫，而且要“必具学人之根底，诗人之性情”。这是近代宋诗运动的一大特色。同光派后按地域分为闽、赣、浙三派，其中闽派为大派，以陈衍、郑孝胥、沈瑜庆、陈宝琛为代表，前二者与江西的陈三立号为同光体三杰。
明清时期，全国文学上一个突出现象是出现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的鸿篇巨制，福建虽略逊一筹，但也出现了几部颇具地方色彩的小说。《奇逢记》描写泉州男青年陈三与广东潮州黄五娘爱情的悲欢离合。五六百年来一直在福建、台湾和东南亚一带广泛流传，并被搬上戏剧舞台，几乎家喻户晓，影响很大。《台湾外记》描写了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祖孙三代的抗清活动。小说主要围绕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两人截然不同的品格和对待清兵南侵的不同态度，通过对比手法揭示了他们不同的生活道路，并展现出明末清初比较广泛的社会风貌。《闽都别记》没有中心人物贯穿始终，只是用无数大小故事联缀成篇。小说涉及的范围甚广，题材芜杂，有青年男女的恋爱，贪宫污吏、土豪劣绅的横行霸道，侠女义士的轶闻，神仙除妖救人的神话，以及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小说中的“郑唐”、“缺哥望小姐”、“拿宝不居财”等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闻乐道。《花月痕》是侯官人魏秀仁以自身的经历，塑造了韦痴珠、韩荷生穷达两途，韦穷困潦倒是作者一生的写照，而韩则表现了作者渴望飞黄腾达的理想。此书是近代狭邪小说的名著，为后世鸳鸯蝴蝶派之滥觞。特别是小说《奇逢记》、《闽都别记》和弹词《榴花梦》等大量应用闽南、福州方言，展现了不少福建的风土人情，使地方色彩更加浓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舆图归一统后，清政府在台湾设府、县，隶属福建省管辖。从此，海峡两岸声气相通，文人学士、平民百姓交往日多。闽籍文人宦游任教寓居台湾、台湾士子到闽学习旅游的特别多。日本据台时期，台籍文人或因不满殖民统治，或为逃避日人迫害，纷纷内渡大陆，大部分避居闽南。据《台湾诗乘》统计，外省文人赴台最多者是闽人，近40人，而仅次于福建的是浙江，仅10来人。台湾士子赴大陆则95%以上都在福建。另据《台湾省通志》卷五《教育志》表二零、二一统计，台湾府儒学历任教授、训导共85人，其中闽籍占83人。此外，台湾居民中，80%以上是福建人，其中绝大部分又是闽南人。闽南下层民众赴台带去了家乡方言、歌谣、民间故事等，广泛传播于台湾。如闽南儿歌《天乌乌》流传到台湾后，歌词产生变异和衍化，更充满了生活气息。总之，台湾文学受福建影响是巨大的。闽台两岸联成一片，文学上水乳交融。
综合考察福建地方历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由于汉族书面语言的一致性，使文学的表达形式，各文化区域大同小异，如讲究格律，追求对称和谐之美，用词造句简炼传神等。另一方面，福建地方文学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其涉及的题材具有较强的区域色彩。
福建山岭重叠，傍山面海，与中原相距遥远。古代由于受交通工具的限制，使这一地区相对闭塞。在明清之前比较安定，成为北方动乱的大后方，不少文人学士为避战乱，遁迹山林。这造就了文学上的遗民心结和隐逸派文人。遗民心结和隐逸之风虽是福建文学的一个特色，但不是主流，福建自古以来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文人。他们或抒发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歌颂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英勇杀敌；或忧国忧民，悲愤国土沦陷、黎民涂炭；或怒斥朝廷的腐败无能、投降派的贪生怕死；或揭露痛斥侵略者的暴行。而且这种民族正气、爱国激情往往与关心、同情人民疾苦水乳般地融合在一起，构成福建现实主义文学的基调。福建作为东南沿海前沿，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同时，也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文学，产生了两位各具千秋的翻译界巨擘——严复和林纾。
历史上福建向海外的大量移民，造就了独具一格的侨乡文学。由于福建与台湾同地缘同亲缘，故台湾文学受福建影响最大。
福建山青水秀，海阔天空，孕育了不少民间山歌、渔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骚人墨客流寓、隐居于此，也写了不少清新活泼、明朗的山水诗和乡土气息浓郁的田园诗。
福建的闭塞环境和古老方言，较为强烈的宗派和地域观念，使福建一些文人恪守师承。复古倾向在元、明、清时期代有所见，其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明代闽中十子开创的闽诗派和清代陈衍、郑孝胥等为代表的同光派。
在文学创作中，尤其是通俗文学，方言的应用往往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福建地方小说和说唱文学《奇逢记》、《闽都别记》、《榴花梦》以及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大量使用俚语、谚语、土语，特别具有地域色彩。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地方文学发展较迟。历史告诉我们，福建地方文学不能固守藩篱，以桑梓为羁绊，必须走出区域范围，加强与核心地区联系，汇入中华文学之中，才能发扬光大，由海隅走向全国。如欧阳詹、蔡襄、柳永、杨亿、刘克庄、杨载、林鸿、高、郑善夫、陈衍、郑孝胥、张际亮、严复、林纾等，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均是如此。
注释：
[1][2]黄滔：《黄御史集》卷7。
[3]黄滔：《黄御史集》卷2。
[4]《闽诗录》乙集卷1。
[5]《闽诗录》乙集卷4。
[6]另据唐圭璋的《两宋词人占籍考》云：两宋词人871人，其中福建籍有111人。
[7]陈师道：《后山诗话》。
[8]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9]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2引欧阳修语。
[10]欧阳修：《六一诗话》。
[11]蔡襄《端明集》卷27。
[12]李纲：《梁溪集》卷16。
[13]张元干：《芦川词·石州慢》。
[14]刘子翚：《屏山集》卷18。
[15]郑思肖：《心史·大义集自序》。
[16][17]郑思肖：《心史·中兴集二卷》。
[18]黄镇成：《秋声集》卷1。
[19]黄镇成：《秋声集》卷3。
[20]洪希文：《续轩渠集》卷10。
[21]《元史·杨载传》。
[22]《元诗选·二集下》。
[23]黄道周：《黄漳浦集》卷36。
[24]《延平二王遗集》。
[25]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卷32。
[26]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卷30。
[27]《古谣谚》卷36。
[28]王世懋：《艺圃撷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