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两种职能和克林顿总统矛盾的核战略——二论21世纪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中美关系论文,两种论文,职能论文,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克林顿总统矛盾的核战略
1997年10月29日，中美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他们的共同决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美两国为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决心加强合作，两国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大约一个月以后，《华盛顿邮报》在12月7日披露，克林顿总统于11月底发布指令，全面修正了1981 年里根政府制定的核战略。美国的这个新的核战略与升温中的中美关系、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很不协调。克林顿总统的新的核战略，有三个明显的矛盾。
矛盾之一：它一方面承认美国无法打赢核战争，另一方面又坚持美国“将在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要“采取确确实实、压倒优势和毁灭性的对策”。这个矛盾可以概括为：无法打赢核战争，但美国还是准备打。
矛盾之二：美国一方面在谋求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某种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美国新的核战略却仍然坚持把俄罗斯和中国列入核打击目标清单，并将“进一步扩大清单”。克林顿还指令“在敌人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之后，美国可以使用核武器袭击”。这个矛盾可概括为：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不相信伙伴。
矛盾之三：克林顿的命令承认：“核武器的作用比核时代的任何时候都小”，因此将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数量，以节省军费，享受“和平红利”；另一方面又坚持把核武器当做“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要依赖核武器的“威慑”和“遏制”作用，坚持保留由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这个矛盾可以概括为：既要进一步削减核武器，但又对这个宝贝万分留恋。（注：参见萨本望：《漏洞百出的核战略》，《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6日。%＞
在大国关系出现了缓和与合作势头的今天，在世界加速走上多极化格局的今天，特别是在中美两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今天，克林顿总统充满矛盾的新核战略与时代的潮流很不和谐，冷战时期的余音，仍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空回荡。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要提出下面的问题：克林顿总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充满矛盾的新核战略？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分歧、摩擦和矛盾？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怎样使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并使之对21世纪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对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两种职能的理论，并研究其在当前和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职能理论
关于国家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阶级职能”。关于国家的本质，我国教科书往往引用列宁的两段话：“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4—375页，人民出版社。%＞反映和服务于国家本质的国家职能，就是“国家的阶级职能”。根据这样的认识，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因此，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现实，渊源于苏联，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即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反对资本主义围剿）、苏美争霸的产物。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可以发现，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片面的，因为这种理论，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社会职能”（在西方，常称为“国家的公共职能”）的论述。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国家的社会职能”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缓和对立阶级冲突的职能。恩格斯在关于国家的著名定义中指出，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对立的阶级之间需要“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国家作为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限制阶级斗争对斗争中的对立阶级双方和社会的破坏作用，来缓和阶级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国家行使这一职能（如战后西欧国家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是要促使对立阶级作出相互的让步和妥协，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级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阶级、阶层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这些人民内部矛盾，防止这类矛盾的激化，从而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发展，是中国“国家的社会职能”要解决的问题。为了缓和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西方国家实行的退休金和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再就业培训制度、妇女儿童教育补助制度、各种累进税制度等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使用。两种社会制度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开展交流与合作。
第二，防止内部和外部侵犯的职能。恩格斯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 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认为，国家的这种职能，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对立阶级的共同利益。他还指出：“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西方国家都制定了一些限制资本家对社会共同利益侵犯的政策法规，如反垄断法、公务员法、反腐败法规、利润和遗产累进税等等，而社会主义国家也对自己的统治阶级的行为，进行了法律规范，内容与西方国家的相应法规类似。我国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可见，恩格斯的说法，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在当代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来自外部侵犯的各种威胁，诸如污染、毒品、艾滋病、自然灾害、国际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局部战争以及世界大战等，防止这些来自外部侵犯的职能，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战后，各国政府在这一领域所履行的社会职能都大大地加强和扩大了。实践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这一领域可以有并行不悖的甚至是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参加了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参加了军控谈判，参加了国际反毒合作，改善生态环境合作等等，都是生动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联盟，当前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机制，主要都是在“国家的社会职能”领域里的合作。
第三，经济的组织与管理职能。恩格斯认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自古以来，任何国家都要对社会生产实行不同程度的组织、管理，即领导。这是社会各阶级的共同需要。到了当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迅速地扩大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国际联合新现象。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元的即将诞生，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表明欧盟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已突破了国界，实现了在经济的组织与管理领域内“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制度化国际联合。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各种双边、单边合作，都是在“国家的社会职能”领域的合作。
“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全部职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履行其阶级职能的基础。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战后，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社会职能，在上述三个领域都大大加强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的社会职能”将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职能”将最终取代“国家的阶级职能”，国家就开始消亡了。恩格斯写道：“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注：关于国家职能理论，参见作者著《中国不当“不先生”——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2 月版。%＞因此，“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强化和扩大，是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积累，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个进程，正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以各自的方式同时进行，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历史过程。我们应该欢迎这种进步，推动这种进步。
三、国家的社会职能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如果说“国家的阶级职能”的特点是通过压迫和暴力以巩固阶级统治的话，那么，“国家的社会职能”的特点就是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以维持社会的稳定；通过组织、管理和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求得发展；通过民族自卫来确保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国家的阶级职能”向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往往导致对立、扩张、侵略与战争，“国家的社会职能”向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则会促进对话、协调、公平竞争与合作，它必然增进各国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显然，随着“国家的社会职能”在当代各国的加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互利友好合作的国家职能基础在不断加强，双方的共同利益领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合作范围和合作内容在不断拓展。
“国家的社会职能”在世界各国国家职能结构中的扩大和强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强化，要求并迫使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彼此尊重对方的合理利益，用对话、谈判和妥协，来代替对抗、强权与武力。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世界上，相互依赖、利益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各国，如果不尊重、不照顾他国的利益，就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因此，冷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新气象。在国际政治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这样，国家关系无法实现平等互利；在国际军事领域，由于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危及了人类本身的生存条件，因此，军备竞赛开始受到抑制，国际关系从冷战走向缓和。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间，都表示了通过确保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从而确保本国生存的合作愿望。主要大国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军备。在国际经济领域，“国家的社会职能”促进了各国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的不断深化，以及最近各国合作帮助东南亚国家克服金融危机的努力，都说明了这一点。
“国家的社会职能”不但正在每一个国家内积极地维护着对立阶级的“公共利益”，而且正在国家间的关系中积极地维护着利益不同的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公共利益”。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由冷转暖，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的和平解决，都说明了这一点。实践表明，“国家的社会职能”往往在国家间冲突的关键时刻制约了“国家的阶级职能”的恶性膨胀。
（二）“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强化，使国家间的部分主权的相互约束和相互转让成为可能。如果说，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主权转让主要发生在欧盟，那么，各国在平等和自愿基础上相互约束部分主权或自我约束部分主权，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现象。在APEC组织中各成员国对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的承诺，就是对部分经济主权的相互约束。而中国为了帮助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作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则是对部分经济主权的自我约束。这种对主权的约束，是建立在有关国家争取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是以承认并尊重别国的合理利益为前提的。这种进步表明了上层建筑（“国家的社会职能”）对经济基础的迅速变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反应与适应。
（三）“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强化，增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国家职能领域中的共性，使国家关系中的非意识形态因素逐步增加。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要放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意味着不要让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分歧，影响为争取双方共同利益的合作。也就是说，要把双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为了共同的利益，求同存异。这样，就开辟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的国家间平等互利、持久稳定、广泛合作的前景。
四、如何认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矛盾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的两种职能是交织在一起，同时发生作用的，有时，国家的两种职能向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有时，国家的两种职能又互相制约，甚至向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因此，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就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缓和与紧张、斗争与妥协、对抗与合作、甚至局部战争的此伏彼起……往往交替出现。有时，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如暂时的曲折、倒退）往往掩盖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真正方向。因此，我们应该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两种职能的理论，善于区别国家两种职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认识到“国家的社会职能”的扩大和强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从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为了共同利益加强合作也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如果我们误把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曲折、停顿或暂时的倒退、回潮当做了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向，那么在实践中，就难免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根据国家的两种职能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克林顿总统矛盾的核战略：
第一，美国总统，不论是谁，都集国家的两种职能于一身，作为代表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美国总统要行使“国家的阶级职能”，特别要反映资产阶级强硬派的扩张利益和霸权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及其总统，至今还没有放弃霸权政策。于是，实施核威慑战略甚至准备首先发动核攻击，就成了美国核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又是“国家的社会职能”的代表，他负有维护美国全体国民生存和发展的职责。美国各种族，各阶级、阶层，广大中、小资本家阶层，都不会从核战争中得到好处。这种社会的整体利益，又要求美国不要打核战争，要求美国总统，为了社会的生存，而削减核武器。因此，近几届美国总统都承认核战争打不赢。应该看到，“国家的社会职能”的不断扩大和强化，正在成为抑制“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强大力量。战后，美国曾设想在朝鲜、越南等地使用核武器，但最终都未实施，就是“国家的社会职能”作用的结果。
第二，克林顿总统的核战略，基本上是照西方传统的使威慑发生作用机制的理论来制定并发表的。克林顿的命令表明，美国一是有核实力，二是有使用核力量的决心，三是要用公开、鲜明的语言让世界知道。但这并不表明美国马上要发动核战争。这从他承认“核战争打不赢”和要“阻止核战争”的表态可以看出。他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件是在“敌人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以后”，这表明，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主要是针对有这类武器的国家，而不是针对中国的。尽管美国和中国一样，有使用核武器进行自卫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赞成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这种分歧，可以通过双方的对话和核裁军、核控制谈判加以解决。
第三，由于美国愿意并正在进行核裁军，也愿意“阻止核战争”，因此中国应该帮助美国告别霸权主义，告别冷战思维，而不应对美国核弹头继续瞄准中国，做出过激反应，像赫鲁晓夫那样，宣称“要像生产香肠那样”生产核导弹，来对付美国。这次，中国领导人、中国官方没有做出过激反应，只是由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种态度表明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中国之所以这样做，作者认为是有道理的。首先，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伙伴，是要与美国就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中国帮助美国告别霸权主义，需要给美国转弯的时间，通过双方长期真诚合作，培养相互信任的气氛。因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有耐心和诚意。其次，中美关系的改善，要依靠双方的真诚合作，来化解双方的猜疑和敌意。作者在第一篇评论中美关系的文章中指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表明美国有与中国进行长期合作的愿望，而本篇论文的分析表明，中国应该相信“国家的社会职能”在美国的扩大和强化，会形成抑制美国国内敌视中国势力的强大力量，会遏制美国随意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最后，我们应该相信人民解放军捍卫我国安全的能力。基于这些认识，作者认为，中国对克林顿的新核战略没有作出过激反应是明智的。
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中不会出现矛盾和摩擦。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美国总统（政府）的对华政策，一般存在着为期8年的周期。 新总统在竞选总统职位和上任的第一个任期内，为了表明他忠于美国大资产阶级强硬派的利益，对华政策一般比较强硬，“国家的阶级职能”成分表现得较多些。而在总统的第二任期，为了美国社会的整体利益，美国总统往往会采取一些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国家的社会职能”表现得较多些。国家的两种职能，交替地在美国总统（政府）的政策中出现。在一年一度的关于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中，国会和总统每次都分别扮演国家两种职能的代表。最后总是以代表美国长远整体利益的总统的意见占上风，继续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中美两个伟大国家的长期、稳定、友好合作将对21世纪世界的面貌发生深远影响，对此我们充满信心，这个信心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的：中美两国国家职能结构中，“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在不断强化和扩大，这将促使两国为了广泛的共同利益而开展长期、稳定、友好的合作。这是遏制两国对抗、摩擦、敌意的最有力的物质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