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楚辞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8)05-0045-07
在过去的2007年，楚辞研究仍然是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的热点，据统计，海内外学者共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七十余篇，出版专著、文集十余部，此外有相当数量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也选择了楚辞作为研究对象，楚辞研究领域的内容几乎都有涉及。
一、楚辞文献整理及研究
楚辞文献研究是楚辞学研究的基础，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2007年，黄灵庚著《楚辞章句疏证》①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楚辞文献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该书以汲古阁毛氏校刊《楚辞补注》本为底本，校以敦煌钞本《楚辞音》残卷、日本金泽文库藏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韩国藏《文选》奎章阁六臣注本、明正德黄省曾翻宋《楚辞章句》本等多种版本。该书于章句文字，或据汉世音韵比较折中，或因汉代习语详加释义。疏义则以章句诠解为基础，以周、秦、两汉文献疏通王逸故训及用典来历，以出土文献发明和印证《楚辞》的新义旧说。该书用力之勤，在楚辞文献研究史上，都是少有的。
在楚辞文献研究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论文，如熊良智的《阮孝绪〈七录〉楚辞分类著录的学理背景》②认为，《七录》将楚辞独立为图书部类，是以楚辞作为分体文学总集基础上的一家之学进行的学术分类。这既是阮孝绪《七录》图书分类的体例创新，更反映了魏晋以来人们对文学独立与自觉的认识与建构。郭丹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楚辞批评》③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楚辞》批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肯定了汉代以来的几种注本的优长，二是对历代的楚辞注释多有不满和批评。《四库全书总目》对楚辞研究义理和方法的批评也是值得重视的。孙光的《简论王逸、洪兴祖、朱熹楚辞注释的文献征引》④指出，由于时代文化背景、个人学术态度以及注释目的的差异，在对典籍文献的征引上，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楚辞注释活动表现出不同的取向和特点：王逸以儒家典籍为主，力图把楚辞纳入诗教系统之中；洪兴祖宏征博引、态度开明；朱熹以阐发义理为旨归，简洁切实。
历代史志目录中一直设有楚辞类，而该类收录的作品却不多，且相关的创作也很少，熊曲的《论楚辞类的设立原因》⑤一文即探讨了楚辞类的形成与发展中的原因。闵丰的《〈楚辞补注〉校点举正》⑥和侯体健的《重印修订标点本〈楚辞补注〉错讹举隅》⑦分别针对《楚辞补注》中的讹误提出了修改意见。
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对楚辞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邓声国的《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阐释》⑧立足于文学阐释的角度，从文学化的审美批评观、行文格调及民间文学化的意象阐释等角度加以审视，对王逸《章句》一书的诠释视角作了一番剖析和说明。
二、二十世纪楚辞研究史的回顾
二十世纪的楚辞学研究，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重要学者，他们奠定了近代楚辞学研究的基础，并开创了楚辞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领域。回顾这些大家学者在楚辞研究中的成果与贡献，并对其进行梳理和概括，对于二十一世纪楚辞学的拓展与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如游国恩、郭沫若、闻一多等人，过去都有许多文章论及其研究成果。2007年，如姜亮夫、汤炳正、林庚、褚斌杰、郭在贻、詹安泰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姜亮夫从事楚辞研究六十余年，对楚辞研究贡献巨大，先后有《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屈原赋今译》、《屈原与楚辞》等著作问世。潘啸龙的《耸立南天的一代宗师——论姜亮夫先生楚辞学研究的贡献》⑨介绍了姜亮夫的楚辞研究概况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汤炳正在新时期的楚辞研究成果丰硕，汤世洪、张世云的《汤炳正学术传略》⑩回顾了汤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全面总结了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民族学诸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汤漳平的《汤炳正先生与新时期楚辞研究》(11)介绍了汤炳正研治楚辞的学术精神和在楚辞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赵敏俐《怀念尊敬的褚斌杰先生》(12)，以及方铭的论文《怀念恩师褚斌杰先生》(13)、《褚斌杰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贡献》(14)、《禇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5)等文章中，从不同方面对褚斌杰的文品与人品，褚斌杰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楚辞研究进行了分析。方铭认为，褚先生虽然一生学术研究范围很广，但重点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而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褚先生对《诗经》与《楚辞》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其《诗经全注》、《楚辞要论》、《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是相关学科重要的学术成果。《楚辞要论》既包括了对楚辞重要问题的论述，又有对屈原作品的新训解，是褚先生多年研究《楚辞》的结晶，该书继承了博大精深、谨严求实的特点，又有感受敏锐、善于宏观把握的特点，体现了汉学与宋学并重的研究境界，立论公允而深刻，注释简洁而精到，而其中对《史记屈原列传》的疏证一文，对屈原的身世、经历、作品、情感的辨析、理解，细致入微，对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的注释与评述，每一疑难字词，一一解释，并广泛征引前人时贤注解，力求客观辩证，同时，又能站在文学研究的立场，解读其美学意义。《楚辞要论》是褚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楚辞研究专题课时用过的讲稿，经过了多年的雕琢，因而又非常适合教学的需要，讲疏与理论生发的结合，对于研究古代文学文本，的确是一个把文本解读与深层辨析结合在一起的好方法。
刘生良的《论詹安泰先生的屈原与楚辞研究》(16)指出，詹安泰的《屈原》和《离骚笺疏》两部专著，是二十世纪屈学和楚辞学史上的重要力作。《屈原》一书研究方法自辟蹊径，材料运用精当娴熟，显示出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离骚笺疏》博采众说以发明己意，解说圆通，自成体系，体现了詹氏严谨求实的一贯作风。
三、《离骚》等楚辞作品研究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
对于《离骚》的命篇之意，自司马迁以来有“离扰”、“遭忧”、“别愁”诸说。这些说法虽各有所据，但整体上未能密合《离骚》文意。姚小鸥的《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17)和魏永贵的《〈离骚〉诗题释疑》(18)针对这一历史问题发表了独特见解。姚小鸥认为，《离骚》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决计远逝自疏、离别故国之际的心灵悸痛。从语言性质来说，《离骚》使用的是与中原雅言高度一致的书面楚语。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先秦其他文献的相关训解，可知“离骚”当解为“离别之痛”。
汤漳平的《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19)认为，出土文献对于了解《离骚》的作者、楚国的族属、屈原的生年、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关于龙凤意象与图腾崇拜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此外，李龙的《浅谈屈原〈离骚〉的思想内容》(20)、王海英的《试论 〈离骚〉“发愤抒情”的情感性悲剧美学价值》、王玫的《〈离骚〉“性恋模式”试探》(21)、胡玲的《从时空角度看〈离骚〉的结构及其美学特色》等论文，则从不同侧面，对《离骚》的内容和表现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意象是屈骚象征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楚辞的众多意象对抒情主人公屈原的人格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蔡红燕的《草木亦含情——屈骚“香草”意象原型微义》(22)、董性茂的《〈离骚〉花草比兴象征义解读》(23)和李青苗《楚辞中的“橘”意象》(24)就着力探讨《离骚》中香草意象所蕴涵的丰富意义。陈冠梅《论楚辞的夜、时间、命运意象》(25)采用分析了楚辞中的夜、时间和命运意象。安敏的《“路”与屈原的精神世界》(26)将楚辞中的“路”作为一个意象系统来考察，分析了屈原作品中“路”的表层系统和内层系统，并进而从“路”切入屈原，通过抗争与守贞、彷徨与超越、失落与企盼三个方面剖析了屈原的精神世界。谭思健的《论〈离骚〉中“婚恋”比兴的意蕴与审美功能》(27)认为，“婚恋”比兴在《离骚》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系统，在诗中起两种作用：一是涵载了诗中许多重大意蕴，二是赋予全诗丰富的美感。刘中黎的《论〈离骚〉求女情节的“怀母”原型》(28)指出，作为诗人，屈原经历了一场艰难的精神嬗变，终于“凤凰涅槃”成就了他伟大爱国者的品格。《离骚》求女情节以“怀母”原型的抒情模式真实反映了这一历程。
《离骚》之外的作品，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屈原与〈九歌〉》(29)一书为苏雪林所著《屈赋新探》系列的第一部，2007年在大陆出版，该书由“屈原译传”和“《九歌》考释”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中《屈原评传》部分对屈原的生平、世系、政治生涯、文学成就等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对自王逸以来的屈赋注家的诸多见解进行了辨析。
已故张正明的《云中君为雷神说》(30)一文，通过检索出土甲骨文、楚简、秦简和传世文献等相关资料，根据楚辞的描述，参证民族民间神话传说，认为《楚辞·九歌》中的云中君实为以别号出现的雷神，而中国在西汉以前没有云神。
黄灵庚的《楚简与楚辞研究二题》(31)一文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战国楚简文献材料，对屈赋《九歌》的流传、《九章》若干作品的著作权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郑慧生的《〈九歌〉释名补证》(32)，论证了《楚辞·九歌》共十一首却取名“九歌”的原因。于衍存的《植物、性与繁衍——〈九歌〉生态世界初探》(33)认为，植物、性与繁衍构成了《九歌》中的生态世界。
王艳娟的《〈国殇〉的悲壮崇高之美》(34)和李桂生的《〈国殇〉的主题与兵学文献价值》(35)认为，《国殇》不是祭祀人鬼或人神的祭祀诗，而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叙事诗，是为悼念和歌颂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而作的诗歌。
蔡靖泉的《〈卜居〉、〈渔父〉的产生与屈原的影响》(36)认为，《卜居》、《渔父》两篇当不是屈原的作品。根据战国后期的楚国历史文化背景和战国至汉初的文学发展状况推断，两篇应作于楚考烈王时代，出自楚国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之手。
龚俅的《关于〈楚辞·招隐士〉的几个问题》(37)指出，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强调了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彭咸是屈原作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意象，楚辞研究界对彭咸意象的内涵争议很大，任强的《屈辞中彭咸意象试析》(38)认为，彭咸应是屈原心目中非常理想和崇拜的人物，具有怀信好修、导君不舍、以死誓志等特点。
陈桐生的《论楚辞的文体感》(39)认为，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悱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金荣权的《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40)指出，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容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黄永有的《论屈骚的悲剧美》(41)从美学悲剧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屈骚的意象和意境的内在含义，把握了屈骚的悲剧美学风貌。李金坤的《〈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42)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
四、屈原身世及楚辞的文化背景研究
彭红卫所著的《屈原文化人格研究》(43)一书从人格与文化人格，屈原的道德人格，屈原的心理人格，屈原的审美人格，屈原文化人格的历史价值等方面深入剖析探讨了屈原的文化人格。
殷光熹的《屈原的爱国思想、人格精神和悲剧结局》(44)和黄祥福的《再论屈原爱国思想及其历史进步性》(45)都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视角，解读了屈原的爱国思想和人格精神。
探讨屈原的精神内涵及其悲剧意义是屈原学研究中永恒的主题。毛庆的《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46)指出，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梅桐生的《屈原的修名焦虑》(47)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屈原修名焦虑的产生原因：一、屈原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二、屈原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三、现实环境的激烈变化，导致屈原产生焦虑情绪。而屈原的自杀，就是由其焦虑情绪引发的抑郁症所致。李鸿生的《试论屈原的异常心理及其创作》(48)认为，屈原的人生沉浮与楚国的兴衰荣辱相联，特别是在他的中晚年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而造成异常心理，表现为焦虑、情绪躁狂、亢奋和绝望等症状。这种异常心理对其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辉斌的《屈原生卒年研究述评》(49)指出，以往的屈原生卒年研究，都围绕着《楚辞》中的“摄提”、“老冉冉”、“哀郢”等语词在转圈子，离屈原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这是因为，研究者们重“流”而不重“源”，研究方法上的欠科学，值得屈原研究者们注意。
周苇风的《屈原作品称经的文化背景》(50)认为，在儒家还未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汉初期，楚人刘氏建立的汉朝对楚文化的优秀代表屈骚十分推崇，但随着楚文化与各地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统一的汉文化，汉朝政府无需再以楚文化自我标榜，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屈原作品称经的真相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赵新华的《论北方中原文化对楚辞之形成的影响》(51)认为，楚辞的产生离不开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南北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楚人乐于接受北方文化，楚辞的创造者屈原更是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
周秉高的《楚辞历数考》(52)一文考证，楚辞纪年纪月纪日之法，是先秦历数罕见之例证。楚辞中已经出现二十四节气中的两种名称。游国恩认为楚辞采用夏正之说可以定谳。
陈金刚的《楚辞、汉赋中巫之称谓及巫风盛行原因》(53)一文，通过把《楚辞》、《汉赋》中“神”、“鬼”、“灵”、“巫”、“觋”、“祝”出现的频数作量化考察，得出结论：“神”是楚巫首要的崇拜对象，出现次多的是“灵”，表明楚巫在作法时多数扮作神样。“灵”的出现之多、地位之高和作用之大，是楚地巫风的一大特色。在此基础上，作者还结合其他资料对巫风盛行的原因及其流变进行了探讨。
昆仑是楚辞中一个重要的地理问题，黄崇浩在《昆仑即秦岭考》(54)中提出“以山证山”、“以水证山”的新思路，从而得出战国神话及辞赋中之昆仑乃今之秦岭的结论。
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周建忠在《屈原“流放江南”考》(55)中通过屈原作品、历史记载、出土文献互证，证明了屈原《哀郢》、《涉江》记载的放逐路线是比较真实的，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蔡彦峰的《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56)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五、屈原及楚辞影响及楚辞学史研究
陈洪的《论〈楚辞〉神游与游仙》(57)指出，《楚辞》的游仙倾向发端于《天问》，成形于《远游》，而波荡于汉代楚辞篇章。出土文献表明，它具有鲜明的黄老道色彩。受《楚辞》，特别是《远游》的影响，《大人赋》从外在空间上开拓了游仙文学的境界，《思玄赋》则从主体精神上提升了游仙文学的境界。
《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少学者都对其中的《辨骚》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王承斌《再论刘勰 〈楚辞〉观》(58)认为，刘勰对《楚辞》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理想的文学创作模式是兼具《诗》、《骚》二者之长。邓作惠的《从〈文心雕龙·辨骚〉看〈楚辞〉通变创新精神》(59)认为，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楚辞》“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程。罗剑波的《〈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60)认为，“折衷”是《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
鲁洪生的《汉武帝和楚辞解读与传播》(61)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楚辞解读与传播的因素有很多，而汉武帝凭政治权力对此造成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通过这一个案研究，证明在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下，帝王凭政治权力可以对文学典籍的解读与传播带来正、负两面的影响。曾祥旭的《论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思考》(62)以纵向为经，动态地描述了屈原自杀对汉代士人文化心理的塑造，及汉代士人文化心理的嬗变过程；以横向为纬，结构性地描述了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文化资源，多方位地表现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文化思考。
刘美玉的《“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论柳宗元对屈原楚辞的创新继承》(63)和伍丹的《论柳宗元诗歌对楚辞的接受》(64)指出，唐代贬谪文人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受楚辞影响很深，不但表现形式上大量运用楚辞典故和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而且内容上继承了楚辞以南方山水题材寄托哀怨情感的特点。除遭遇、性格等和屈原相似外，贬谪环境下的“囚徒”意识与渴望北归的矛盾情感碰撞；南方山水孤峭幽冷情态和自我闲置的焦灼情感交汇等都是柳宗元诗歌受楚辞影响很深的原因。李金坤的《〈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65)指出，屈原深受《诗经》精神之影响。表现在屈骚中的“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诗经》体式及语言等艺术、比兴表现手法等，皆与《诗经》一脉相承。屈骚精神与《风》诗精神共同构成了“风骚”精神而光耀万代。唐代诗人崇尚《风》、《骚》，化其精神为诗歌之养料，使诗歌呈现出风骨健朗、新鲜活泼的时代风气。
屈原写了湘水女神专章乐歌《湘夫人》之后，杜甫步尘屈原而作诗《湘夫人祠》，金圣叹继之作同题拟杜诗《湘夫人祠》。曾亚兰的论文《屈原〈湘夫人〉与杜甫〈湘夫人祠〉抒同一情怀说》(66)将三者笔下的湘妃作分析比较，考察所描写的诸湘妃之风貌特征与各诗之内涵意蕴，并探索湘妃变化的背景及成因，及三家的传承关系。
王建梅的《刘禹锡贬谪诗对屈骚的继承和超越》(67)认为，中唐诗人刘禹锡在贬谪时期的创作，继承了屈骚精神，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屈骚的忧怨主题，形成了自己放旷与自适的风格。陈磊的《楚辞思想与刘禹锡〈望赋〉丛考》(68)则考证了刘禹锡的《望赋》对楚辞作品的继承和创新。
施仲贞的《论刘熙载楚辞学的艺术研究》(69)认为，在《楚辞》研究方面，刘熙载改变过去那种传笺注疏的方式，注重从艺术角度对《楚辞》的手法、结构、意境和语言进行深入研究，值得我们注意。楚辞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巍的《晚唐诗人的楚骚情怀》(70)就分析了晚唐诗歌总体风貌的形成与楚辞间的密切关系。
怎样评价屈原，历来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杨曦的《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71)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了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叶志衡的《宋人对屈原的接受》(72)认为，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为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刘伟生的《从〈楚辞集解〉看汪瑗的生死观》(73)认为，汪瑗关于“屈原投水说”的辩驳和屈原去楚而隐的观点是《楚辞集解》的核心与灵魂，也是了解汪瑗处世思想的关键，汪瑗在论证屈原去就问题的过程中，实际上表明了自己的生死观。
刘凤泉的《论楚辞演进之轨迹》(74)一文详细论证了楚辞的萌芽、发展、高峰、衰落的演进轨迹。王吉鹏的《鲁迅与楚辞》(75)和戴光明《论屈原精神对郁达夫诗歌创作的影响》(76)考察了楚辞对现代文学两位大家的影响。
六、宋玉及其作品研究
2007年关于楚辞另外一位重要作家宋玉及其作品的研究也比较丰富，其中又以对《高唐赋》、《神女赋》的探讨最多。彭安湘的《高唐神女原型研究综述》(77)统计显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高唐神女研究的论文有九十余篇，关于高唐神女的原型，学术界也有多种观点。赵静的《〈高唐赋〉、〈神女赋〉梦境之浅见》(78)和杨兴华的《〈高唐〉〈神女〉主旨论》(79)认为，《高唐》、《神女》二赋通过对楚先王与楚襄王在高襟祭典中人神交接成败的对比描写，委婉批评了楚襄王的昏庸误国，寄寓着对楚国现状与前途的忧患意识与感伤情绪，表现出了伤时忧国、劝谏君王的主旨。胡兴华的《论〈高唐赋〉、〈神女赋〉中的“高唐神女”形象》(80)认为，两篇赋中的高唐神女一个主“性”，一个主“情”，展示出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从神话到文学的演变转化过程中各自引领着“性”与“情”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在文学史中具有独特的影响。
李德斌的《〈登徒子好色赋〉的符号化隐喻》(81)指出，《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早期的作品。此赋采用符号化隐喻和象征的策略，把对礼的宣扬和文学审美结合起来，表达了他对“欲”与“礼”关系的认识。
程本兴的《宋玉及其作品的和谐思想》(82)认为，和谐思想是宋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祁国宏的《宋玉辞赋流布综考》(83)认为，宋玉作品传播流布的脉络线索有二：一方面，它们自产生初期的单篇行世而渐渐聚合一体为《宋玉集》；另一方面，自汉以来的历代文集多选录宋玉作品，始于王逸《楚辞章句》，经《文选》、《古文苑》不断增添新篇目，迄于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最后汇集。考察宋玉作品这两条流布路向，即可全面图画出宋玉作品在古代文学史上千百年间的传播与接受形态。
张茸的《〈周易〉对宋玉的影响发微》(84)指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深刻影响着宋玉的创作意识、处世原则及人格修养。一般认为由宋玉开创的云雨意象与伤春、悲秋主题，事实上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原型与源头。而《周易》的“刚健中正”观念、“阴阳和谐思想”、“遁世无闷理念”、“进德修业操守”、“柔顺和悦人格”等也都深刻地影响了宋玉。
刘刚的《刘勰对宋玉的批评与宋玉文学史地位的确立》(85)和《关于两汉宋玉批评的批评》(86)，李少花的《试论宋玉感伤主义文学传统对庾信后期文学创作的影响》(87)都探讨分析了宋玉作品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刘刚的《巫山考——宋玉辞赋地名考之三》(88)指出，《高唐赋》中的巫山，在训诂界有三种注说，一在今重庆辖区之内，二在今湖北随县西南，三在古云梦中，东临今武汉。据宋赋巫山的语境，从巫山与宋赋神女之联系、巫山与楚怀王和楚襄王之联系、宋赋巫山与历史中巫山地形地貌的比对等三个层面所作的深入考辨显示，湖北武汉西之巫山是为宋赋所述古云梦中的巫山。
2006年12月，辽海出版社出版了刘刚的新著《宋玉辞赋考论》。方铭、唐元的《宋玉研究的新高度》(89)一文，对刘刚教授《宋玉辞赋考论》进行了评介。该文认为，刘刚的新著《宋玉辞赋考论》，从作品真伪、作品主旨、作家生平思想和作品地理四个方面对宋玉和他的创作进行了翔实而富有创新的论证阐发，是在宋玉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环境中诞生的一部重要的著作。
七、重要会议及港澳台及海外楚辞学研究
2007年7月6日至10日，在韩国东国大学校召开了由韩国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和中国屈原学会联合主办的2007年韩国庆州屈原及楚辞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韩国的著名楚辞专家、汉学家共三十四人参加了会议，发表论文三十余篇，韩国学者李钟燦的《辞赋的变迁和韩国的辞赋文学》(90)考察了辞、赋、骚的名称、体制，始源和类型，从而展示了辞赋变迁的线索和韩国辞赋文学的渊源。台湾学者张高评的《屈赋艺术与中国文学》(91)对屈赋艺术与中国文学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从九个方面展开：屈原与发愤著书，《离骚》与比兴寄托，《橘颂》与体物缘情，《渔父》与假设问对，《天问》与咏史神话，《远游》与去国怀乡，《招魂》与生命安顿，屈赋与愤世嫉邪，宋诗与屈骚情怀。
对楚辞文化史加以研究，是韩国学者较为热衷的。赵春镐的《韩国端午祭的特征》(92)和金善丰的《江陵端午祭的历史与根源》(93)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韩国端午祭的特征、历史、根源和影响。
另外，台湾学者吴福助的《楚辞注绎》，2007年由台湾里仁书局出版。该书以“楚辞学奠基入门读本”为定位，注译屈原等战国时期的南楚作家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辨》以至《招魂》等多篇作品，并附录西汉时期的三篇文章：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贾谊《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另外在书中，还收录了一些与楚辞作品相关的出土文物的图片，后附“楚辞学”延伸阅读书目，深入浅出，浑然一体。该书精炼地总结了前人的成果，讨论了各篇目的主要争论问题，生动地运用了出土文献的佐证，恰当地采纳了相关学科的研究，对具体字句的注解，做到博采众长，而又通俗易懂。《楚辞注绎》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楚辞》注本，可以引导读者读懂楚辞，理解楚辞，也是一部楚辞研究的入门书，可以为初学者打开楚辞学的研究门径，同时，《楚辞注绎》也是蕴涵了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关于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学术著作，从其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作者对关于屈原及楚辞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思索。
台湾学者苏慧霜《骚体的发展与衍变》，2007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对屈原、宋玉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基础上，探讨了从两汉到唐代骚体文学的发展与衍变线索，针对屈原与宋玉的作品形式、题材、意象及其影响，整理出了骚体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又全面考察了骚体的渊源及其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肯定了骚体文学独特的文学价值。
2007年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于9月23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和中国屈原学会共同主办，会议的主题是“二十一世纪楚辞学的拓展与创新”，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一百四十余篇。本次会议还举行了中国屈原学会换届选举。另外，2007年12月，在湖南溆浦还召开了屈原理论研讨会。这两次会议的论文综述已见于相关报刊，此不赘述。
收稿日期：2008-06-20
注释：
①《楚辞章句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
②《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③(11)《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期。
④《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⑤《语文学刊》，2007年，第1期。
⑥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第4期。
⑧《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⑩《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2期。
(12)(14)(52)《职大学报》，2007年，第1期、第1期、第3期。
(13)(21)(26)(44)(54)(61)(65)《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第2期、第3期、第3期、第3期、第1期、第4期。
(15)国际言语文学会刊《国际言语文学》（韩国）第十五号，2007年6期。
(16)《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1期。
(17)《文史哲》，2007年，第4期。
(18)《汉字文化》，2007年，第5期。
(19)《中州学刊》，2007年，第6期。
(20)《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2)《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3)《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4)《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5)《船山学刊》，2007年，第1期。
(27)《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8)《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9)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30(31)(3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2)《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2期。
(33)《东疆学刊》，2007年，第3期。
(34)《文学教育》（下），2007年，第12期。
(35)《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年，第4期。
(37)《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8)《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9)(40)(42)(46)(49)(56)(60)(64)《云梦学刊》，2007年，第2期、第2期、第1期、第3期、第1期、第3期、第5期、第4期。
(41)《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43)《屈原文化人格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5)《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7)《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48)《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50)《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1)《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53)《江汉论坛》，2007年，第12期。
(55)(57)《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第6期。
(58)《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9)《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2)《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63)《龙岩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66)《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67)《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8)《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69)《理论月刊》，2007年，第10期。
(70)《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1)《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72)《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
(73)《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74)《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75)《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76)《文教资料》，2007年，第11期。
(77)(84)(87)《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2期、第1期。
(78)《希望月报》（上半月），2007年，第12期。
(79)《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80)《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第10期。
(81)《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82)《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83)《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85)《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86)《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88)(89)《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2期、第5期。
(90)(91)(92)(93)《2007年韩国庆州屈原及楚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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