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改革的趋向、实质和我们应采取的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应采取论文,实质论文,金融改革论文,政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金融危机震动了国际经济界和政界，人们反思的不再仅仅是危机本身，而更多地审视孕育危机的国际背景，特别是当代国际经济体系、金融体制与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的矛盾，各方还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一段时间以来， 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呼声日高，各种方案纷纷出台，一些蓝图已经付诸于实践。
一、改革方案众多，有许多富有创意的思想火花， 但改革最终只能在现有体制基础上调整
各方有关改革的方案很多，但事实上，推倒重来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是所有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各国政府、金融界和学术界的主流都赞同在现有基础上的金融改革，这一改革方案的宗旨和主流如下：
找到政府管理和金融市场之间恰当的结合点。普遍的认识是，国家对金融市场的介入必须慎重，应当更多地借助市场自身的力量以分担国家过重的责任。同时，各方也认为，国家对金融的有效干预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应当加强国家在促进市场机制有效和公平运转中的积极作用。如世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称，国家应当更好和更加强对市场活动的监督。（注：郄雷涛、郑焕清：《斯蒂格利茨获准提出引人注目的经济学新观点》，新华社赫尔辛基1998年1月8日电。）
国家与私企分担责任和风险。美财长鲁宾称，要求私人部门承担自己行动的后果有两个理由：一是官方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消除可能的危机，二是官方资助还会产生道德冒险，使放贷人和投资者不承担错误决定的后果。如让投资者对他们的行动负有较大责任，则会促进对风险的权衡，帮助防范动荡和危机。（注：美国财长鲁宾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题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4月14日电； 《美国财长鲁宾在IMF中期年会上的发言全文》，路透社华盛顿1998年4月16日电。）对于具体方案，西方并无统一见解，但已提出一些方案，如IMF暗示要让私营部门拿出一部分防止赔本的“保险金”， 届时把钱付给市场崩溃的受害者。（注：法新社伦敦1998年2月22日电。） 一些经济界人士提出“变国家担保向私人合同担保方向转变”。（注：迪安·福斯特：《如果这张安全网突然破裂，谁承担损失呢》，[美]《商业周刊》，1998年4月19日。）美国商界头面人物建议， 让大储户承担部分清盘损失，迫使企业谨慎选择存款方向。美联储也认为，应对交易损失超过一定数额的银行课以政府罚金，或通过私人保险取代政府管理的银行存款保险系统。
加强财政、货币与资本市场透明度和完善会计责任制。（注：《亚洲开发银行称韩国今年的经济将呈负增长》，法新社马尼拉1998年4月23 日电。）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化，与信息不灵、不全、不准有很大的关系，如韩国公开的外汇储备和贷款额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差距，催化和加剧了危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经济问题声明，认为增加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国际性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建立对各国金融制度的多边监管体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注：《西方七国首脑发表经济声明》，《人民日报》，1998年5月18日。）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和IMF分别确立了一些透明度方案或准则。美财长鲁宾还提出包括刺激机制在内的进一步落实方案。在会计制度方面，美建议央行会计报表应包括期货交易和其他类似交易，并出具资产负债表。（注：劳伦斯·H·萨默斯：《金融体系左右历史的发展—论美国的经验和日本的作用》，日本《外交论坛》，1998年第2期。）
改革和加强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 美国政府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不遗余力地维护IMF的权威，千方百计为IMF辩护，并排除阻力为IMF注资。伯明翰八国首脑会议公报称“若亚洲全面推行IMF推行的改革计划，我们有信心亚洲能够恢复稳定”，（注：“八国集团峰会公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1998年5月18日。）重申了IMF在国际金融改革进程中的中枢地位。国际社会也认为，“‘我们’都需要IMF，IMF是主权国家的信贷联盟，是能在短时间内向国家提供大规模救急援助以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唯一国际实体”。（注：David Rockefelier.《We All Needthe IMF》,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May 5,1998.）
美财长鲁宾主张系统地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并采取积极的改革步骤。（注：美国财长鲁宾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题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4月14日电＆“美国财长鲁宾在IMF中期年会上的发言全文”，路透社华盛顿1998年4月16日。）美主张通过IMF制定一套更全面的全球金融服务标准，包括破产制度、清算与公布账目、贷款分类和整个公司的管理等各个方面。美还建议让IMF、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一道，共同加强对各国金融管理的国际监督。（注：美国财长鲁宾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题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4月14日电＆《美国财长鲁宾在IMF 中期年会上的发言全文》，路透社华盛顿1998年4月16日电。）
IMF内部也有动作，在通过《财政透明度守则》后， 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部门问题和资本流动的监督，主张执行董事会拥有更多、更有力的警告权，称要保证自己在处理危机中发挥中心作用。（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临时委员会会后公报》，法新社华盛顿1998年4 月16日电。）
一些银行家也主张加强世行的权威，尽快将世行从商业贷款者转变为担保者，承担新兴市场信息风险的一部分，以便在新兴国家更加合理地分配资金，促进国际债券市场的稳定。（注：阿雷特·默格尔德扬：《世界银行的新使命》，[美]《商业日报》，1998年2月10日。）
二、改革反映了全球化形势下各国共同利益的增多， 但各种矛盾和角逐暗流涌动
（一）这场金融改革较为快捷地形成了众多共识，这本身就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金融风暴的普遍恐惧和对改革的迫切要求。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潮流中，市场规则成为各国共同的价值标准，使这场改革拥有了较冷战时远为宽松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应当承认，这场改革首先是全球性的，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结果对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在此轮改革中，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诸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以市场规律为基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抑制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破坏性的改革观念。各类改革方案都强调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以促进本国经济安全，这是国际合作的重大进步。对于增加金融信息透明度、改革和加强IMF职能、 私企承担相应风险等具体改革内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总体态度是一致的。特别是私企与国家分担危机责任的提议，是前所未有的重大进步。发达国家也认为目前南北差距的拉大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至少在口头上赞同全球均衡增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开发援助等。（注：法新社1998年5月9日电，《八国集团敦促为最穷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和私人贷款》。）
（二）西方国家的改革建议明显出于自身关切，尤其看重维护经济优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中的地位是不同的。金融改革由马来西亚等受灾国发起，但其主张政治有余，理论性和操作性不足，在理论上阐述金融改革，进而提出明晰国家政策的是美国，美国因此取得无可争辩的主动权。1998年4月， 美国财长先后完整阐述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美国的改革方案，美主张成为各类相关会议特别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基调。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危机受灾国要求加强对私人资本、对冲基金、短期资本和跨国公司监管的建议漠然视之。八国首脑会议未能就英国提出的注销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债务的建议达成一致。
发达国家的一些改革建议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金融风波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西方国家在IMF 中又拥有无可匹敌的资源优势，在此基础上加强IMF 对具体国经济的监控权，实质是希望援引IMF监视俄罗斯经济的模式，通过IMF掌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英国建议IMF有权对接受其援助、 但又长期无视其改革建议的国家拥有“黄牌警告权”，（注：《英财长：IMF 应有黄牌警告权》，《人民日报》，1998年5月11日。）意图更为明显。
金融问题存在于所有国家，发达国家的问题更为本质和深刻，但是发达国家将改革的压力更多地加给发展中国家。由于起点的不同，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明显要在金融透明度措施问题上承担更多的义务，以透明度和接受监督与否作为放贷条件的提议，无异于在环境和劳工标准以外，再给发展中国家上一道经济“紧箍咒”。
美国、欧盟等十分强调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美国称应对全球化的成功经验包括“努力在全球执行普遍的劳工标准，促进民主与人权”。（注：《鲁宾指出应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和防范处理危机的能力》，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4月14日电。） 目前西方舆论大力炒作东亚“裙带资本主义”，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政治，摆脱危机的良药是“民主”。（注：《告别裙带关系》，德国《时代周刊》，1998年3月26日。）IMF对印尼援助计划和美国援助东亚诸国的态度差异，都反映了西方较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
西方国家和IMF一味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东亚受灾国的金融自由化， 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感情和社会动荡的危险，颇有乘人之危的意味。如世贸组织总干事称开放市场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非危机的诱因。（注：《世贸组织支持开放金融服务市场》，路透社日内瓦1997年9月22日电。） 英报大力宣扬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好处，（注：马歇尔·卡特：《走向经济增长通道》，[英]《金融时报》，1997年8月8日。）这种论调忽略了自由金融政策的前提是健全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回避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建立较完备体制的历程。美称“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了美国式金融体制的优越性”，（注：艾伦·默里：《亚洲的金融危机使美国模式俨然成了胜利者》，[美]《华尔街日报》，1997年12月8日。） 极力贬低日本和东亚金融管理模式。
（三）西方集团内部也有分歧。美国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有利的主导地位，特别是维护美元的统治地位。对于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汇率制度的改革和区域性金融体系的建设，美官方只字不提。美还公开打压日本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企图，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和西方七国框架的金融改革尝试。
亚洲金融危机使欧盟认识到内部团结和统一货币的重要性，欧盟当前的着眼点是推动统一货币即欧元，政策内向性较强，对外以求稳为主，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的金融霸权，在金融改革中一时甘当配角。但欧盟国家通过实力整合和实力积蓄，最终挑战美元金融体系的端倪已现。在现实操作中，欧盟对金融垄断十分敏感，认为只有在制止垄断的情况下，自由市场才能发挥作用，矛头暗指当前美国金融兼并浪潮。（注：《我们需要新的比赛规则》，德国《明镜周刊》，1998年5月4日。）欧盟国家也坚决反对不加约束的多边投资框架。
日本金融问题层层曝光，经济自身难保，对外政策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日本对美国夺取其在东亚的传统产业基地痛心不已，日本始终在试探使日元国际化和区域化，建立亚洲日元圈，以维护其在亚洲的金融地位。在透明度和资本自由化等问题上，日本实际上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相近。
三、是否实施资本项目管制，是当前改革争论的焦点
（一）普遍的看法是，外国资本的急聚急撤，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资本项目的过度开放，是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受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泰、韩、印尼三国，实际上也是东亚近年来资本项目自由化最快的国家。东亚受灾国痛定思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较为一致地主张加强对资本特别是短期流动资本的管制，认为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是循序渐进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慎重对待自由化问题，（注：《十五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发展中国家慎重处理自由化问题》，路透社开罗1998年5月11日电。） 美洲国家财长会议也认为控制外资对健全的经济政策而言是一个有效的补充措施，（注：李罗力主编：《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533页。）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有关会议进一步呼吁亚洲国家加强流入资本管理。（注：《亚洲国家加强管理流入资本》，《人民日报》，1998年6月16日。） 日本也持类似的观点，日还曾试探建立监督并提供流动资金的国际机制。（注：《亚洲金融风暴后世界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性金融秩序》，德国《经济周刊》，1998年2月12日。）无论在东亚还是发达国家学界， 都有相当多的人士主张对外汇借贷征税、限制投机交易等措施，建立起限制短期资本进出入市场的机制，持这种观点的包括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注：瓦莱丽·不伦瑞克：《亚洲的惨痛代价》，[法]《世界报》。）也包括IMF 的一些官员，他们主张逐步收回对交易所和货币的控制权。（注：《我们需要新的比赛规则》，德国《明镜周刊》，1998年5月4日。）
但是，这一问题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引起重大争论。美国金融和财政当局历次政策说明，都刻意回避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反其道而行之，即强调资本交易自由化的好处，压东亚受灾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同时坚决反对对短期流动资本征税的做法。伯明翰八国首脑会议公报的定调是“呼吁受影响的亚洲国家继续开放投资与贸易市场”。（注：《八国集团峰会公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1998年5月18日。） 美传统基金会进一步提出解决金融危机须从投资自由化入手的理论，要求克林顿政府从国际多边（WTO）、区域（APEC）、 双边协定等方面多管齐下，加速推动投资自由化，（注：Robert P.O' Quinn.《SOLVING THEASIAN CRISIS THROUGH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HeritageFoundation Executive Memorandum No.523.）反对任何投资管制措施。
有关争论在经合组织和IMF内得到充分的表现。 经合组织在有关“多边投资协定（草案）”的讨论中，欧盟国家内部、欧盟与美国、美国与日本，在投资自由化的范畴、企业的自主权和相应限制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最后不得不以“需要一个革新的思考过程”搁置起来。（注：《我们需要新的比赛规则》，[德]《明镜周刊》，1998年5月4日。）在1997年的香港IMF和世行年会上，IMF执行主席提出修改基金现章程第6条3款的规定（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而将资本账目自由化写入章程，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意见，IMF 现已成立一专门委员会，讨论将资本账目自由化官入新章程问题。（注：崔之元：《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资本账目自由化的改革》， 《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5／6期，第40页。）
（二）发展中国家和IMF都主张限制对冲（套利）基金的活动。 对冲基金是在发达国家新兴的私营投资工具，利用税务和条例的优惠，以套利为目标进行离岸经营。据IMF统计， 当前全球对冲基金资本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IMF认定， 对冲基金对东亚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各国银行和经纪商提高对冲基金保证金和抵押金数额，设法制止对冲基金买空卖空的行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各国限制对冲基金活动》，法新社华盛顿1998年4月15日电。）但是， 这一倡议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在美国政府高官的声明中，均刻意回避这一问题。
（三）美国在资本账目开放和限制对冲基金问题的态度，包含维护和拓展经济优势的战略考虑。确保对新兴市场的准入，是维持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支点。发达国家金融业已较成熟，内部资金流转已有一定之规，银行应变力较强，而发达国家将金融全球化视为21世纪的生命线。尽管发达国家考虑到了游资对本国市场的反作用力，但基于投资自由化对其利益更大，因而日益倾向于推动资本自由化。
80年代以来，美国率先进行金融改革，目前美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明显回升，国际竞争力大增。金融业和金融扩展战略，是体现美国力和对外政策的一项战略武器，处于上升阶段的美国金融巨头，不可能接受对其全球并购和扩张势头的任何遏制企图。其次，美国是巨型跨国公司和对冲基金的主要基地，对跨国投资和对冲基金的限制，对美国部分工商阶层的打击较大，美对此十分敏感。
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改革的主线是，美联储顺应金融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放宽对金融限制，其监管思路朝减少干预、促进竞争及灵活反应的方向靠拢。联邦政府对于并购和经营风险的增加，主要通过资本质量管理、确立经营标准等间接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这种摒弃传统资本和金融监控方式的改革思路，比较适合美国国情，保障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活力和健康运行。（注：严红波：《90年代美国金融改革探析》，《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这种国内改革思路， 必然反映到美国有关国际金融改革的政策中。
四、改革是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中国应有相当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必须有自己的声音
（一）新一轮国际金融改革来势快，其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东亚金融危机前难以想象的。应当说，这是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重订的先声。这些规则包括已通过的《银行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尚在讨论中的多边投资协定（草案）、证券市场准则、商业和金融争端仲裁规则等。美报很敏锐地指出：“从伦敦和纽约的议会大厅中，从华盛顿到东京的政府办公室中，一批批组织严密的全球计划人员正在为21世纪以及更远的将来制定世界经济。这些规则大多数带有美国印记，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规则”。（注：R·C·朗沃思：《管理全球经济的工作没有公众参与》，《芝加哥论坛报》，1998年4月22日。） 有关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有关规则的制订，主要由西方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垄断，缺乏国家参与的普遍性和民主的气氛。（注：R·C·朗沃思：《管理全球经济的工作没有公众参与》，《芝加哥论坛报》，1998年4月22日。） 与此相关的是，西方日益明显地将单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体制作为国际金融改革的中枢，架空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排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付金融危机、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它们本国经济政策基本正确，且经济结构健康，若国际金融体系得不到根本改革，或改革方向偏差，类似拉美和东亚的金融危机还将发生。（注：庞中英：《国际金融体系酝酿改革》，《人民日报》，1998年4月9日。）东亚金融危机表明，新时期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远较发达国家为重。因此，国际金融改革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应当被置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
目前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已定，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如使私营部门分担费用的具体办法；世行与IMF的职能分解、 国际与区域金融机构的作用协调；对待对冲基金的方式；IMF 内部改革的实质内容等，发展中国家尚有不少发挥影响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和空间。
（二）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外交政策和国际潮流，对国际金融改革的政策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注：贺力平：《东南亚金融动荡后的国际宏观经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3期。）
1.推动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稳定。汇率波动对发展中国家损害巨大，对发达国家也很不利，虽然汇率波动的因素十分复杂，各国政府不一定有能力左右汇市，但政府仍可有所作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固定汇率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都不可行，而尝试实施有管理的汇率制可能满足当前东亚国家的需要。
2.稳定世界初级产品的供给来源和价格波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在成为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源的进口消费国。从长远看，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源市场的不稳定是对世界经济的重大挑战，也对我国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对金融动荡与初级产品供给来源稳定间的关系，以及在金融动荡后国际经济关系调整可能对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的影响，应当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提倡稳定资源产品价格，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原则。
3.管理对冲基金和资本账户。首先，对冲（套利）基金投机性过强，负债经营，自身包含高度风险，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对冲基金已狙击了香港股市，其对中国的冲击也会逐渐显露。从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和促进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角度，对这类国际金融活动必须加以较严格的国际监管。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反投机的机制。其次，资本账户的必要管理是保证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否则一国汇率、外贸和外资政策都可能被打乱，央行外汇干预难以持续进行。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对资本账户有效管理，资本账户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和适度。
4.金融与经济政策的双向透明。第一，债务方和债权方均有透明的义务，债务方需要完备其统计系统，提高数据质量，扩大信息公开面；债权方也需要公开放债标准和重要决策过程。第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信息透明度，而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更需要增加金融政策、外援政策的透明度，因为这些政策对国际金融的影响较大。第三，发展中国家的透明必须渐进，考虑到与发达国家垄断金融业的不平等竞争因素，注意国家和私企商业秘密的保护，防范透明的社会负效应。此外，经济和金融评级和调查机构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一种超级经济实体，这类机构的运作也必须透明化，涉及金融信心的重要数据必须由权威部门公布，以提高其可靠性。
5.加强央行职能。国际经验表明，中央银行负有实现宏观经济和确保金融体系稳定的双重职责，在防范国家金融风险，进而促进国际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有关国家央行的软弱，致使其不能在危机中发挥核心作用，进而严重妨碍其自我拯救的力度。美国和德国的成功经验表明，职能清楚、政策得力、实力强大的央行，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石。我国目前也将加强央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朱镕基总理表示人民币自由兑换只有在央行监管能力达到时才能实行。（注：《朱镕基总理等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1998年3月20日。）在国际金融改革中，应突出央行的作用， 促进央行间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等有着一致的看法。 （注：Alan
Greenspan,《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E 》 & Alan Greenspan 1996AnnualDinner Dec.5.）
6.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改革方案的公平参与。面对全球化形势的金融危机，任何一国都难以单独应对，必须树立合作意识与互助意识，争取防患于未然，在危机时更需强调国际一致性，通过国际和区域努力，以实质性行动抑制危机恶化和蔓延。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差距，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提高金融市场的承受能力。金融改革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业，对发展中国家影响重大，因此不应由少数发达国家包办，各种规则的制定必须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呼声，其过程应是多数国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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