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幽默闲适小品创作热潮的滥觞与兴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滥觞论文,闲适论文,兴盛论文,热潮论文,小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3-0141-07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品文创作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们先后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专门刊载小品文的刊物，推崇创作的性灵，提倡写以自我为中心的幽默闲适小品文，造成了“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的声势[1]。在这几个刊物的影响下，《逸风》、《天地人》、《西风》、《谈风》、《文饭小品》等刊载小品文的杂志纷纷问世，将小品文创作的热潮继续推进下去。由于林语堂在提倡小品文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由于《论语》在小品文创作热潮中的突出影响，人们将30年代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创作群体称为“论语派”，其中林语堂、邵洵美、陶康德、李青崖、章克标、徐訏、老向、姚颖等人为中坚。
1947年邵洵美在《论语》等142期上发表了《论语简史》一文，简洁地回溯了《论语》的创办与发展的历史。他说：
《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此后林语堂先生又与徐訏先生合编《人间世》，接着又与陶亢德合作《宇宙风》，为了外来的稿件不易分开，于是只得与《论语》脱离。我们便请郁达夫先生来继任编辑。不久郁达夫先生到福建去做官了，便由洵美约请林达祖先生合编。抗战军兴，时局紧张，政府的精神已完全两样，百姓的情感也已极度改变，我们便决计把《论语》停刊。
胜利以后，感到还应有像《论语》这样一种刊物，于是决计复刊。这时洵美正远去美洲，遂由我的老婆作主，去邀请一般《论语》老友来共商大计，并聘请李青崖先生编辑。所以复刊的工作完全是李青崖先生的大力，大家用尽方法，向各处打听《论语》老友的踪迹，一个个分头联络，《论语》便再生了。
这时李青崖先生同时担任京沪几个大学的课程，实在忙不过来。洵美于十二月回国，李青崖先生便坚请辞职，洵美只得暂代编辑，并仍约旧友林达祖先生一同帮忙。这是《论语》自创刊到今天的一个简单的历史。
论语派的创作受到以鲁迅为主的左翼阵营的反对与批评，鲁迅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从讽刺到幽默》、《小品文的生机》、《杂谈小品文》等一系列文章予以批评，1934年茅盾发表了《关于小品文》，1935年《太白》杂志发表了周木斋的《小品文杂说》、聂绀弩的《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洪为法的《我对于小品文的偏见》等文，都对于论语派的闲适幽默小品文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左翼作家们认为论语派的幽默文学脱离了社会的斗争，其实质是“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2]。
1934年，站在南京政府立场上的微风文艺社，却也将林语堂视为与鲁迅同类作家予以反对，他们在7月26日的《申报》上刊文声讨鲁迅、林语堂：“函请国内出版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函请全国报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一概拒绝其作品之发表及广告”，“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及林语堂两文妖”，“警告鲁迅及林语堂迅即改变其作风，否则誓与周旋”。
30年代中期，论语派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不满与反对。1924年5月和6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先后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主张将英语的Humour一词翻译为“幽默”，并倡导说：“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也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响应。如何看待论语派幽默闲适小品文在30年代的滥觞与兴盛，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
首先，论语派闲适小品的出现与30年代混乱的社会境况相关。1934年钱杏邨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林语堂小品序》中谈到幽默文学的出现时说：“‘幽默文学’的发展，在中国，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以前，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曾写过‘幽默杂话’一类的文章，来提倡‘幽默’，结果是‘应者寥寥’。为什么在当时‘应者寥寥’，而现在却又如此的时髦呢？这在我们就不能不研究‘幽默文学’发生的原因了。周作人说，小品文的发达，是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幽默文学’的兴盛，我想大致也是相仿佛的，一定在一个混乱的社会变革期间。因为是混乱的社会，人们对现实有许多的不满，但是这不满，历来是不许说出来的，甚至于连讽刺都不可能。把话闷在肚里，是最苦恼不过的事，总要想方法来发泄发泄才好。这就是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里说的，‘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它出来。笑笑既不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幽默文学’从发生到流行，其间的原因大抵是不外乎此的。”[3]这是切中肯綮的。
3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混乱的状态中，上海这个大都市更加集中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这种状态。在上海，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左”倾思想的作用，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了蒋介石政府的惨重破坏，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撤离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1931年1月，国民党改组派宣布解散，蒋介石打垮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确立了其独裁政权。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加快了向中国侵略的步伐。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人民掀起了支援抗战的热潮。1932年12月18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林语堂担任宣传主任。同盟致力于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活动，努力营救被国民党非法拘禁的进步人士。自20年代末以来，蒋介石就加强了文化围剿，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新出图书呈缴规程》等一系列条例，严密控制文化出版领域的不同见解与思想，稍有不慎，报刊杂志就被查封，有关人员就遭拘捕。在这样的境况中，《论语》的创办就将刊物的求生存置于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论语》第一卷第一期所发表的《〈论语〉缘起》一文中，林语堂故意以幽默的笔调，却道出了刊物求生存的中性立场。林语堂说：“《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在开篇这段大义凛然之语后，林语堂却矢口否认创办《论语》是为了宣传某种“主义”，站在某种“立场”。而声称：“办报也是因缘际会，有人肯执笔，有人肯拿钱，由是这报就‘应运’而生了。”林语堂力避刊物具有某种党派思想与立场。在林语堂所制定的《论语社同人戒条》中，也可见论语派的这种力图求生存的中性立场与态度：“一、不反革命。”“三、不破口骂人（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忘八蛋也不必）。”“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以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从这些戒条中，也都可见论语派的态度与策略。
1930年周作人在《〈草木虫鱼〉小引》中说：“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说，然而有些是想说的，而现在实在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发动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证据来，得到古人所谓笔祸。”论语派作家的中性立场，与周作人这种为避免笔祸而说草木虫鱼的态度如出一辙。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论语》第6期上，刊出了《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其中说：“在这本刊格调正在胚胎时期，我们似宜将他确定一下：（一）对于思想文化的荒谬，我们是毫不宽贷的；对于政治，可以少谈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仁；而对于个人，即绝对以论事不论人的原则为绳墨；……”这种“不想杀身以成仁”的态度，显然是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中的一种求生策略。
对于林语堂等人的幽默小品文，钱杏邨指出：“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期内，由于黑暗的现实的压迫，文学家大概是有三种路可走。一种是‘打硬仗主义’，对着黑暗的现实迎头痛击，不把任何危险放在心头。在新文学中，鲁迅可算是这一派的代表。……二是‘逃避主义’，这一班作家因为对现实的失望，感觉着事无可为，事不可说，倒不如‘沉默’起来，‘闭户读书’，即使肚里也有愤慨。这一派可以‘草木虫鱼’时代的周作人作代表。自己虽然不愿，可是没有办法。第三种，就是‘幽默主义’了。这些作家，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此种文学的流行，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4]论语派的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幽默”之途，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因此，邵洵美在谈到《论语》的幽默风格时就指出：“再说这一年的时局，已弄得政府人员力竭声嘶，平民百姓家破人亡，但是却供给了《论语》以无限量的材料。我们不知道应当笑还是应当哭。在这种时局下，幽默便常是一种不可少，也不会少的态度。这种心理的感应，与最悲伤中念一声佛或几句诗，与最纷扰中看看山水，与最无聊中忽然有多年不见的老友来访，都有同样的意味。”[5]这也道出了在混乱的社会境况下，论语派不得已而为之的幽默态度。
二
其次，论语派闲适小品的出现与林语堂等人推崇性灵的表现主义文学观念相关。林语堂十分推崇表现主义的艺术观，他在《旧文法之推翻与新文法之建造》一文中极力推崇表现主义，他说：“他认为世界一切美术，都是表现，而表现能力，为一切美术的标准，这个根本思想，常要把一切属于纪律范围桎梏性灵的东西，毁弃无遗，处处应用起来，都发生莫大影响，与传统思想冲突。其在文学，可以推翻一切文章作法骗人的老调，其在修辞，可以整个否认其存在，其在诗文，可以危及诗律体裁的束缚，其在伦理，可以推翻一切形式上的假道德，整个否认其‘伦理的’意义。因为文章美术的美恶，都要凭其各个表现的能力而定。凡能表现作者意义的都是‘好’是‘善’，反之就是‘坏’是‘恶’。去表现成功，无所谓‘美’，去表现失败，无所谓‘丑’。”[6]表现主义是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流派，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是富于想象力的表现，美就是情感的成功的表现，情感的表现就是直觉的表现，是纯粹精神的和主观的。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克罗齐认为艺术不是功利的活动，不是道德的活动。克罗齐提倡艺术的独立自主，提倡“为个人的霎时的飘忽的情感或心境找到表现而艺术”[7]。在西方表现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林语堂大力推崇文学的个性主义。他说：“表现派所以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因为表现派认为文章（及一切美术作品）不能脱离个性，只是个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现。”[8]因此，胡风批评林语堂说：“对于这种个性至上主义，对于这个由‘艺术是表现’到‘一切的表现都是艺术’的美学思想，林氏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的。为了证明这也是我们所失掉了的‘古人之精神’，林氏从历史上找来文评家王充、刘勰、袁中郎、章学诚诸人，尤其是袁中郎的论诗，如果‘再进一步’，‘便是一篇纯粹的克罗齐表现派的见解了’。”[9]虽然，胡风站在左翼批评家的立场上，对于林语堂进行否定性的批评，但是也真切地揭示了林语堂所受到西方表现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
在西方表现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下，林语堂极力推崇文学的性灵说。1933年，林语堂在《论语》第15期、28期发表了长篇文章《论文》上下篇，着重阐述他的性灵说。林语堂从《近代散文钞》中的公安竟陵派的文章谈起，他惊喜地说：“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通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在此，可见林语堂所受到的西方表现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接着，林语堂又从西洋近代文学谈起：“西洋近代文学，派别虽多，然自浪漫主义推翻古典文学以来，文人创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点与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学趋近于抒情的、个人的：各抒己见，不复以古人为绳墨典型。一念一见之微，都是表示个人衷曲，不复言廓大笼统的天经地义。而喜怒哀乐、怨愤悱恻，也无非个人一时之思感，因此其文词也比较真挚亲切，而文体也随之自由解放、曲尽缠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近代文学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林语堂认为西洋近代文学是“趋近于抒情的、个人的”，因此“文体也随之自由解放、曲尽缠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他将这样的文学视为“性灵派文学”，认为：“所以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学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他甚至说：“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在此文中，林语堂阐释文学的性灵着重两个方面：一、强调文学创作应该注重作家个性的表现，是抒写作家的真性情。他直截了当地说：“性灵就是自我。”他还认为：“性灵派文学，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不故作奇语，而语无不奇，不必其必传，而不得不传。盖‘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谭友夏《诗归序》），不与众言伍，斯不能不传。”二、强调文学创作应该排斥学古，不为格套定律所束缚。林语堂在《排古》一节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故言性灵之文人必排古，因为学古不但可不必，实亦不可能。言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寻到文学之命脉，意之所之，自成佳境，决不会为格套定律所束。”他又说：“文章至此，乃一以性灵为主，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谭友夏《诗归序》曰：‘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是谓天地间之至文。”
1936年，林语堂又在《宇宙风》第11期发表了《论性灵》一文，再次专门阐述其性灵说。林语堂从灵感问题谈起，他说：“由精神可进而言神感（烟士波利钝），由神感可进而言性灵。”他认为：“神感问题既解决，性灵问题亦自迎刃而解。神感一时之境地，而性灵赖素时之培养。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林语堂仍然强调文学个性的表现，他说：“在文学上主张发挥个性，向来称之为性灵，性灵即个性也。大抵主张直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善，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惟断断不肯出卖灵魂，顺口接屁，依傍他人，抄袭补凑，有话便说，无话便停。”林语堂强调性灵必须打破格套的束缚，他说：“是故性灵必先打倒格套。是故若性灵派之袁中郎、袁子才，皆以文体及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着，第一主张打破桎梏，唾弃格律，痛诋抄袭。”循着其《论》文的思路，林语堂除了强调文学的个性以外，他仍然竭力反对拟古，强调排古。他说：“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惟在真正性灵派文人，固不肯以议论之偏颇怪妄惊人。苟胸中确见如此，虽孔孟与我雷同，亦不故为趋避；苟胸中不以为然，千金不可易之，圣贤不可改之。盖宇宙之生灭甚奇，人情之变幻甚奇，文句之出没甚奇，诚能取之，自成奇文，无所用于怪妄吊诡也。”[10]在林语堂的性灵说文学观念的主导下，他提出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创作。林语堂的性灵说显然影响了论语派作家们的文学观念与散文创作，推动了幽默闲适小品文的创作。
三
再次，论语派闲适小品的出现是与林语堂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关。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以左翼作家的姿态对林语堂作了批判性的评论。他认为：“……我们晓得林氏初期的思想主要是西洋旧的民主主义底凌乱的反映。在当时，‘一鼓足气’，还可以勉强对付下去，但没有‘地盘’的海市蜃楼，怎经得起狂风一扫呢？‘一生矛盾说不尽，心灵解剖迹糊涂’（《四十自叙》，《论语》第四九期）。心境‘冲淡’了，矛盾扩大了，渐渐换成了现在这一副‘新’面目。”[11]胡风将林语堂的思想概括为“没有骨骼的自由主义”。虽然，胡风对林语堂的批评有过激之处，但他比较确切地指出了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汤宜庄在《林语堂先生谈读书之乐》一文中说：“林语堂博士是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12]自由主义思潮是17世纪在英国革命中产生的，经过后来的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进一步发展起来，逐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的主张包括：政治上的有限政治与法治，社会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社会向善论，经济上的放任主义等。自由主义提倡个体本位和重视个体自由，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有人提到自由主义时认为：“在政治理论上，与其说它关心的是通过政府来协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毋宁说它关心的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来防止政府对个体自由的侵犯。因此，它主张有限政府的原则，要求以严格的‘法治’(the ruleof law)形式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13]
曾经有美国、法国、德国四年留学生涯的林语堂，接触到了诸多的西方思想，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自由主义思想，这成为林语堂后来人生主要的思想基石。司马长风在谈到论语派的创作时，以《从〈语丝〉到〈论语〉》为题，他指出：“林语堂于一九三二年创办《论语》，其后又办《人间世》、《宇宙风》。‘语丝社’的老作家多成为这些刊物的撰稿人。好多文学史家说，小品文杂志是林语堂创起来的，其实基本上是《语丝》的延续和发展，只不过多了一面‘幽默’的招牌。”[14]“《论语》等一系列刊物，林语堂虽给予新的个性，不过趣旨格调则与《语丝》一脉相承。”[15]司马长风注意到了《论语》和《语丝》一脉相承的关系，却未道出林语堂与鲁迅等其他《语丝》作者们的思想之异。1924年11月创刊的《语丝》在《发刊词》中说：“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所想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是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语丝》的注重立场与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十分吻合，他很快就成了《语丝》的主要作者，他在《语丝》上发表了《祝土匪》、《谬论的谬论》、《咏名流》、《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闲话与谣言》、《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发微与告密》等一系列文章，显示了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反叛精神。以致于当时就有人撰文说：“《语丝》全盛时代，林语堂扯起了革命的旗帜，反封建的战绩，和鲁迅是不相上下的。”[16]1925年底，林语堂与周作人先后提出“不打落水狗”和“费厄泼赖”，体现出他们身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鲁迅的批评。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中，林语堂的文风有所转变。他在1928年12月出版的《剪拂集》的序中说：“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须一死，来为国牺牲，至少也想得一班亲友替我挥几点眼泪，但是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到，在这个年头。所以从前那种勇气，反对名流的‘读书救国’论，‘莫谈国事’论，现在实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样的主张。”虽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激愤的情绪，但是林语堂到底改变了处世方式，文风也由《语丝》时期的“浮躁凌厉”任意而谈，而变为“寄悲愤于幽默”了。
唐弢先生在《林语堂》一文中说：“作为流氓鬼的前期林语堂是战斗的，但骨子里已经隐伏着绅士气，所以他主张‘费厄泼赖’(Fair Play)；而当他成为绅说土鬼的后期，骨子里也仍伏有一点流氓气，这是我们论述林语堂时候不能不注意的地方，也是林语堂先生赖以维持自己风格，使之贯串前后的一点个人的特点。”[17]注重贯串林语堂一生的流氓气也就是其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也就成为他在30年代提倡以闲适为格调的幽默小品的思想基点。正是由于林语堂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论语派的同人邵洵美、章克标、徐訏等人也具有与林语堂相近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使论语派与左翼作家有着明显的思想分歧，这也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了左翼作家们批评的对象。
总之，论语派在30年代文坛的出现，是与30年代混乱的社会境况、与林语堂等人的崇性灵的文学观念、与林语堂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等相关，也是与时代的特定氛围、作家的文学观念、作家的思想等等密切相关的。
〔收稿日期〕20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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