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促进国家财政振兴——第12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讨论会论文,五中全会精神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财政学会1995年年会暨第12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这次会议根据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和财政部党组的指示，紧紧围绕振兴国家财政这个主题，并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抑制通货膨胀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振兴国家财政是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五中全会《建议》中明确地提出了“振兴国家财政”的问题，既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重视，又突出地表明振兴国家财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开创我国财政工作新局面，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与良性循环，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振兴国家财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形成的主要共识是：1.从现实状况看，国家财政困难日趋加重，其主要表现：一是国家财力严重不足，特别是资金过于分散，财政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增长过快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赤字逐年扩大，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方面的欠帐不断扩大。二是财政职能明显弱化，要害是财权过于分散。由于地方和部门财权的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剧，预算本身疲软缺乏必要的调节余地，因此国家财政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作用不断弱化。加之由于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使得非财政部门征收的游离于国家预算之外的脱离财政监督的各种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越来越多，形成财政之外的“第二财政”，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能力。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调和秩序混乱，财政管理和监督有所失控。在日常管理和监督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较为普遍，特别是日益膨胀的预算外资金、“第二财政”等，形成了各部门的独特利益和价值观，成为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的一个根源，危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整顿分配秩序，规范预算外资金管理已成当务之急。2.从理论要求看，振兴财政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内在需要。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要求强化财政职能特别是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而现实的问题是财政应有的职能被肢解，职能作用在弱化；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要求强化宏观调控特别是财政货币的政策调控，而目前我国财政的“两个比重”过低，“手中无米，唤鸡不来”，财政调控，无力实施；市场经济运行要求平等性竞争和法制化管理，而现实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预算外资金管理无序，跑步（部）前（钱）进难以克服。诚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抓住了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长期形成的一种外延式、粗放型的增长，也是造成财政困难的基础性和源泉上的症结所在。因此“两个转变”均要求加快财政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总之，振兴国家财政，不是一句无实质内容的口号，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事关全局的紧迫的重大战略问题。
关于如何振兴国家财政？代表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畅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1.振兴国家财政，首先要提高认识，把认识统一到五中全会精神上来。为此，必须清除“既得利益”、“短期行为”、“传统观念”和“新教条倾向”等四个方面的思想障碍；必须正确认识财政与国家存在本质联系的内在于生产方式的、维护社会再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本质特征及其职能作用；必须消除理论上站不住、实践中行不通的“赤字无害论”和“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影响；必须克服脱离国情国力，继续分散财权财力等危及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糊涂观念；必须克服振兴财政的单纯财政观念，树立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标本兼治，全面振兴的思想，以及解决振兴财政的目标、手段、途径和实现步骤等问题。2.振兴国家财政，必须抓住“关键”，但对什么是“关键”，则各有所指。有的认为，振兴财政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能够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为发展经济，加快现代化服务。因此，振兴财政的关键是从调整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入手，使被肢解和弱化的财政职能得以恢复、健全和到位。有的认为振兴财政，绝不是简单的增收节支，它要求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对财政管理体制和各方面的管理工作进行调整和规范，因此振兴财政的关键在于真正实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有的认为，振兴财政，关键是振兴经济，而振兴经济的关键则是振兴企业，切实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还有的同志认为，振兴财政决不只是量的概念，理应包括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问题。总之，振兴国家财政是一个质与量的目标相结合，治本与治标的手段相结合，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相结合，财政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相结合的系统工程和综合整治。3.振兴国家财政，必须理清思路、理顺关系、实施坚决果断有力措施。从理清思路，理顺关系上看，必须正确确定财政税收总格局的“定格”“定位”问题。从“定格”看，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探索国民收入分配中财政应占配额问题，这是中国经济中需要研究解决的最重要的“黄金分割线”，目前，这一比例过低，需要提高；二是探索中央财政在“三大关系”中的“统帅”作用问题（包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中央财政与部门、行业财政的关系，预算内财政与预算外财政的关系）；三是探索国有企业利润再投入问题以及国有经济再分配问题。从“定位”看，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包括建立比较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税收分配制度、财政支出制度问题、预算编制中统一管理内外债务和社会保障收支问题，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财政平衡问题。从实施振兴的措施看，一是重塑财政基础，即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促进结构的优化和高级化，保持财源建设的规模、结构和效益的合理化和最优化，为振兴财政提供稳固而雄厚的基础。二是整治分配秩序，即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整顿，理顺各方面的分配关系，使业已扭曲的分配格局有所矫正并趋向合理，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上的“跑、冒、滴、漏”，实现生财有道；最大限度地克服支出上的盲目性、浪费性和无效性，实现用财有效。总之，整顿分配秩序要从源头抓起，按照收支运行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的政策调控和决策管理，对于那种挤挖国家财政的“创收政策”，那种脱离监管的“第二财政”，那种化大公为小公，化小公为私有的侵蚀行为，都应严加处置。三是切实做好财政工作。要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提高支出使用效益放在财政工作的首位，以减少重复建设支出和盲目建设的浪费，以提高财政支出结构效益；要对各种基金和行政性收费进行清理整顿，该纳入预算内要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以停止收入比重的继续下滑，为提高财政比重创造条件；要对债务规模、结构、效益及偿还能力进行科学判断，关键是控制发行规模，避免出现债务危机；要加强财政管理，逐步实现资金管理向财力管理的转变，专户管理向金库管理的转变。四是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按照财权与事权相适应，集中与分散相适度，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继续改善和深化分税、分级、分管的财税体制，特别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把精简机构、精减人员作为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反腐倡廉的大事来抓，以降低日益膨胀的行政事业费支出和“吃饭财政”的总体规模。五是要强化法制建设，在依法理财、依法纳税、依法监管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总之，要按照“两大目标”、围绕“两个根本转变”，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国家财政振兴。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进一步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
总的认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三改一加强”（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为途径，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素质和竞争力为目标的企业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深化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和建立等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公司制度，特别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是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受聘的或委托经营为特征的企业制度。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制不是唯一形式，而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因此要克服一种倾向，即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同于推进公司制，把公司制等同于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又把股份有限公司等同于上市公司。第三种观点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组织形式多样的企业制度体系，也就是运用公司制、集团制和股份制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
讨论中普遍认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至于如何坚持，在认识上还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必须把握好四个方面：1.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应占支配地位乃至必须全部实行国有国营，坚持公有制；2.在社会总资产中要使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占明显优势；3.在整个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中国有经济要起主导作用；在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机制转换中坚持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有的认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要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譬如，运用公司制来优化企业组织结构；运用法人制来强化企业经济责任；运用股份制来促进多种经济成分的联合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组合；运用分类指导的方法来促进国有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还有的同志认为，要从根本上搞好国有企业，必须坚持“两个基础一个导向”的发展战略，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为基础，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贡献价值规律办事，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对“两个基础”论，不少同志持有异议，要害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必要的社会奉献，易于造成雇佣劳动的误解。普遍认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贯彻落实“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16字方针。在产权明晰中要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防止“私有化”的“陷井”，要反对“化公为私”的歧途；在政企分开中要坚持职责分清，两权分离和政资分开，但要防止借口“分开”而反对国家的必要干预和宏观调控；在责任明确中要明确各当事者的产权责任、效益责任和风险责任；在管理科学中要突出科学性、民主性和管理机制的有效性。
如何增强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总的认为，要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实行三个转变，即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的三大转变，使企业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企业机制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使企业经济增长方式适应以内涵为主的集约经营的要求。为此，在搞好国有企业的对策上实行内外并举、标本兼治和综合治理。
具体说，搞好国有企业，首先要科学分析造成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为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一方面只占GNP50%的国有企业为国家提供了约占70%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价格双轨制中长期以低廉的价格（原材料、机器设备）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价格改革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二是为了发展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在改革上给予了较多的长期的包括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这种政策倾斜、税负不均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加上政府行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维护“本位”的对策措施，加剧了“以小挤大”，“以‘补充’侵蚀主体”、“以联外而制内”的走势，特别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使国有企业失去许多发展机会。三是行政部门对企业的干预仍然过多过细，致使国有企业应有的生产经营权得不到保障。四是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沉重，还有不少国有企业负债经营过度，债务结构失调，加之一些非国有经济单位以为国有企业代销商品、赊购设备等办法套取国有企业资金，使本来受多重“三角债”困扰的一些国有企业“雪上加霜”。五是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由于班子软、队伍散、管理松，造成企业的混乱、资产的流失和生产经营上的浪费。
因此，要搞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针对上述原因，实行综合治理。一是进一步端正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与条件；二是公平税负，实行国民待遇；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四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落实；五是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给予必要的财力支持，以尽可能减轻企业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六是针对不同行业、企业，整顿班子，找好路子，使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工作得以落实。
三、坚持“适度从紧”抑制通货膨胀 不断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总的认为，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强调“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不断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基础上的合乎国情且有利于发展、改革和稳定大局的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
讨论中大家围绕通货膨胀的现状成因与治理而展开。普遍认为，这几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高位运行如形影相随，影响并制约着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大局。经过近两年来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如物价上涨率有所回落，但仍处“高位”，没有“到位”，“软着陆”尚未完成，其脆弱性明显可见。因此，有必要在把握现状、分清原因的基础上继续强化控制和治理。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的认为，主要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所形成的需求拉动的结果；有的认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两个因素，而应是成本推动、结构失衡和体制缺陷等多方面深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的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货币现象，近几年来货币发行过多和信用膨胀包括外汇结存增存而多发钞票，才是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有的认为，资源配置的格局，制度安排的现状和政府行为的方式，乃是我国通货膨胀因开放过程而加重的三个主要的因素，其中资源配置被严重扭曲是开放过程会诱发和加重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制度创新明显滞后是对外开放推动通货膨胀的深层因素，政府行为方式不尽合理是使对外开放在许多场合加大通货膨胀压力的实际成因；有的则认为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关键在于搞清楚经济主体的原发性行为对物价的影响，而不能根据已发生的通货膨胀的数据来倒推出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认为政府管理方式和企业经营方式不能顺利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才是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有的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偏差，这就是急于求成伴随而来的国民收入超分配、流通货币超发行和经济增长超高速的综合反映。
关于通货膨胀的治理。普遍认为，在本世纪末到2010年，我国经济还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供给短缺的格局，因此治理通货膨胀除了努力改善供给面之外，还应把重心放在控制总需求方面。总之要抓住根本（两个转变）、抓住重点（控制总需求），进行综合治理。具体说：
第一，要坚持和维护“20”字大局，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要摈弃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思想做法，妥善处理速度结构效益的关系，力求在结构优化、效益大化的前提下实现过得硬的速度。
第二，要坚决摈弃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因为这是当前经济生活中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必须按照《建议》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根本转变，真正建立起资源集约型与质量效益型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三，要按照市场需要、社会需要和消费者需要，以及国际经济结构发展的态势，积极稳妥地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在“两个转变”中增加花色品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第四，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分配关系中要适当提高国家所占份额，以矫正国民收入向个人过度倾斜的格局。对个人消费品分配，要维护合法收入，减少灰色收入，杜绝非法收入。在生产要素分配中适当增加农业基础产业的投入，以增加农副产品的供给；适当控制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长线产品的投入，以强化原材料、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适当调整第三产业的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豪华宾馆、高消费娱乐，以及超标准楼堂馆所的修建；必须适当增加高科技产业的投入，为整个经济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财政而言，一要坚持总量平衡，每年支出增长幅度必须低于收入增长幅度；二要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国家财政预算内投资要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以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某些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等方面的投资。三要建立和完善包括产权登记制度、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制度、产权收益分配和监缴制度以及资产评估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国有资产基本管理制度，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四要改革和完善内外债管理体制，尽快实现由国家财政统一管理政府内外债务的体制和机制。从货币政策而言，在总量上继续保持一定的调控力度，抑制不合理的需求膨胀，工作重点要放在结构调整上，以促进有效供给的增长。同时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侧重点的分工，货币政策要侧重调控总量，财政政策要侧重调控结构。
第六，坚持对外开放的根本方针，但要适当调整开放方式。譬如，对外贸易要着重于实现资源的有效转换，充分发挥其维持总量均衡的作用；引进外资要着重于生产要素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实际投入，以启动国内资源的有效配置，避免因引进外资而形成的挤出效应，从而增加有效供应；国内政策的实施要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国际收支的调节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从而积极维持国民经济总量均衡与结构协调。
第七，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重点是建立计划、财政、金融相互协调配合和制约的政策调控体系和协调运行机制。为此，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合理政府行为，不断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尽职尽责。
郭代模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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