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与农业经济绩效：——以俄罗斯农业产权改革为主线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经济论文,俄罗斯论文,绩效论文,为主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07年10月）
一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俄罗斯进行以了土地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私有化为中心内容的大规模农业改革。改革的实质是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战略和相应的配套政策在农业领域的实施。俄罗斯当局认为公有制是俄罗斯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于是把土地私有化作为农业改革和振兴农业的突破口，并认为只要实现土地私有化，农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① 在整个农业改革过程中，与农业产权制度变革相关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全面推行以土地私有化为核心内容的激进改革。1991年4月25日，俄联邦议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为根本改革俄罗斯联邦土地关系、保护土地所有者、土地占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合理使用土地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1991年12月27日，俄罗斯政府发布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命令，标志着土地私有化的全面推行。改革以前的1991年初，俄罗斯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使用的农业用地占全俄农业用地的58％，集体农庄使用的农业用地占40％。到了改革以后的2000年1月1日，全俄共有农业用地为1.976亿公顷，其中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和市政独资企业所有的农业用地为2400万公顷，占全俄农业用地的12％；以土地私有制、集体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股份所有制为基础的非国有农业单位的农业用地为1.408亿公顷，占71％，以土地私有制或继承性占有为基础的居民经济所有的农业用地为3280万公顷，占17％（俄罗斯联邦政府，1998）。
第二，变革农村所有制，改组集体农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1991年12月，俄罗斯政府通过了《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办法的决定》。这个文件规定，所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农业企业必须在1992年3月1日前做出决定，向土地私有制、集体股份所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过渡，并按规定重新登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改组和重新登记工作，从1992年年初开始到1995年8月结束。到1999年初，俄罗斯共有各种组织形式的农业企业2.7287万家，其中国有和市属国有企业2990家，占农业企业总数的11％；开放型股份公司524家，占1.9％；封闭型股份公司4770家，占17.5％；有限责任公司5962家，占21.8％；合伙公司214家，占0.8％；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和跨单位企业1.0264万家，占37.6％；其他企业2563家，占9.4％。此外，全俄共有27.4万个农户（农场）经济，1620万个家庭经营个人副业（佩特里科夫，2000）。这一时期的农民土地私有产权以“股份”的形式存在。
第三，国家从法律上进一步确认土地私有产权，并解决土地不能流通的问题。1999年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土地开始以股份的形式向直接占有土地制转变。为了适应这种转变，2001年10月10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新土地法典》和关于该文件生效的法律。新的俄联邦土地法典规定，包括农用土地在内的土地可以实行私有化，农民可以直接占有土地。为了解决农用土地的流通问题，2002年6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农用土地流通法》。该法允许农用土地的买卖，但禁止将农用土地卖给外国人、无国籍人士和外资股份超过50％的合资企业。该法的出台，表明俄罗斯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具体负责经营和管理的土地制度，转向以全面的土地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并存，允许土地买卖，并建立土地流通市场的土地制度。
俄罗斯激进改革始于1992年年初，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标志着激进改革战略的失败和中止，1999年普京当选总理执政后对改革战略和经济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卡伊，1999）。与此相适应，俄罗斯农业产权关系变革也和国家大的改革战略与政策调整轨迹相吻合。2001年10月至2002年6月，俄罗斯又对土地产权关系从法律上进行了调整，尤其是解决了土地流通问题，标志着俄罗斯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彻底完成。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俄罗斯改革战略的演变和相关政策的调整，以土地产权变革为主线，将俄罗斯的农业制度变革和政策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1995～1998年为激进改革战略阶段，② 1999～2001年为改革战略调整的过渡阶段，2002～2004年为新的改革战略和政策实施阶段。与之大体相对应的是不同的产权状态：土地私有化激进推进阶段、过渡阶段和完全确立阶段。另外，从俄罗斯联邦GDP与农业增长率的变动对比来看，在1995～2004年间，农业增长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升降的幅度有所不同。1995～1998年间农业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1999～2004年间转而呈上升趋势，而且上升幅度尤为显著，超过于俄罗斯联邦GDP的增长率（张跃进，2007）。
我们根据不同的制度变革内容和政策环境，尤其是不同的产权状态，将上述时间跨度内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经验分析，分析的内容就是围绕“在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所激励的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同，从而农业总产出有较大不同；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农业的产出也有不同”而进行。③
二 制度变革与经济绩效：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革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过程（North and Weigas,1989）。林毅夫（1989）在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中，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对制度变革的作用不同，提出了制度变革的两种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本文从制度规则的生成机制出发，认为制度变革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规则内生性制度变革；一种是规则外生性制度变革。制度规则的“内生性”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系统中，由于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的对一系列新制度规则存在内在需求，为适应这种需求而导致制度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往往会使制度系统趋向新的均衡。制度规则的“外生性”是指由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规则推动另一主体或群体的制度结构发生改变，并使其制度趋向新的均衡。④ 与此相联系的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应包括两个方面⑤：规则内生性适应与规则外生性适应。由于制度规则内生性，就是指“规则”本身对新制度需求而做的“自适应”调整，因此内生性制度变革和演化更容易达到或接近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正如哈耶克（1997，中译本）举例所说：“个体参与者需要知道多少才能采取正确的行为。”相反，规则外生性制度变迁，主要依赖制度变迁主体从经济系统外部设计和推进新制度结构，显然这容易对制度的需求判断失误或者所供给的制度发生扭曲，从而导致制度安排的非适应性，也就难于达到或接近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青木昌彦（2001，中译本）开创的比较制度分析有助于理解制度变迁方式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移动过程，其中伴随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对制度共同认知的变化。虽然自发性与诱导性（人为作用）制度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它们在变化过程中必须满足一个共同条件：在初始政治域，必须有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修改对于域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认知，并以分散化或相互协调的方式联合采取新策略，这样才能导致新均衡序列的出现（青木昌彦，2001）。也就是说有效率的制度变革不是某一个人或一群人凭借主观意识所做的“规定”，而是所有当事人选择、互动的结果。
近年来的资料显示，从市场化发展程度来看，渐进改革国家和激进改革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既然市场化改革内容（排除改革性质）趋同，而且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从实践来看也不存在速度上的较大差异，那么探讨两种改革战略的差异就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由于转轨经济学还没有深入研究转轨经济进程中制度结构是如何发生和实施的，因此，本文以俄罗斯土地制度变革为案例的研究就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以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为内容的激进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由于传统体制根深蒂固，在没有市场经济发育的诱导基础下，政府参照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按照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组织所设计和推荐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自上而下推行。将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强加于社会、基层企业和个人。这期间没有经过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实验”，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创新”试点。这种制度模式是否适合于俄罗斯的国情，全凭政府的主观臆断强制实施（许新，2003）。这说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1992～1998年），是典型的外生规则制度变迁。1999年普京执政后对改革战略和经济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并逐步采取“渐进的”和“审慎”的改革战略和相应的政策举措。实际上，这就是使得制度规则具有内生性的一个调整和演化过程。
三 对1995～2004年农业生产效率的经验分析
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各因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化肥等投入变量，以及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补贴数量、农产品价格指数的变化等。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产权状态和政策环境下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增长的影响。⑥ 从理论上说，产权制度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土地产出：一是直接影响，即土地产权安排对人们的激励不同，从而影响人们投入生产的人力、物力、财力；二是间接影响，是指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下，即使投入相同数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等，也会有不同的产出。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以及使用生产资料的效率不同（林毅夫，1989）。
（一）数据来源和使用说明
本文以俄罗斯各州1995～2004年的面板数据为对象，实际使用的样本数为俄罗斯各州的数据。农业产出使用的是农业总产值（Y），其中农产品总产值是指不包括林业、牧业和渔业在内的产值，主要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值。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俄罗斯区域统计》（2005）中，农业总产值的单位为卢布，为了剔除通货膨胀以及其他非农业性质的影响，我们按照当年的汇率将卢布货币单位换算为美元单位，以期得到实际的总产出的增减变动情况。常规投入数据包括：劳动力、土地、化肥。数据来自《俄罗斯区域统计》（2005）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各年《国际统计年鉴》。土地（land）使用的是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而非粮食面积，因为农业产出中使用的农业总产值，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值，而并非仅是粮食作物的产值，这样可以使土地投入和产出的衡量对象一致。
劳动（lab）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人数，而这个数据无法直接从《俄罗斯区域统计》（2005）上得到，本文根据各年度居民数量和农业居民比重进行了换算，即用居民数量与农业居民比重的乘积来取得，这样可使劳动投入和产出衡量的对象一致。
化肥（fer）指的是化肥施用量（折存量），而不是化肥的产量，因为俄罗斯化肥出口的比重较大，如果使用化肥产量指标，不足以说明俄罗斯的实际农业状况。文中的化肥产量指标并未直接从有关材料上获得，而是通过化肥产量与化肥出口的差额近似获得。
文中产业政策的导向因素包括农业的价格指数、工业产品生产的价格指数以及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其中农业价格指数（Pm）与工业价格指数（Pp）的比值（Pm/Pp）主要用来体现价格体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主要通过国家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量（f）来体现，使用这一指标即可以反映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又可以反映农业固定资产的更新及变动的情况。
（二）计量分析结果
表1的分析结果说明：1.为了反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中制度的重要作用，我们采用生产函数法设定方程。由于在一个国家内各地区的行为偏好具有相似性，各地区具有一个中央政府等原因，所以各地区经济间是相关的，即存在所谓的横截面相关。不同地区间经济规模差异悬殊，则存在所谓的横截面异方差。综合考虑，在模型估计中，采用同时对截面单元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性进行修正的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软件为Eviews 4.0（本文各数据时间跨度不大，我们仅将各时间段作为一个时间平面进行分析）。具体回归方程为：
2.lab代表劳动投入量，land表示土地投入量，fer表示化肥投入量，Pm/Pp表示农业价格指数和工业价格指数的比值，f表示农业财政投入。
3.各回归R[2]均较高，说明回归拟合效果较好。
4.在1995～1998年时间段的回归中，变量化肥未通过9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此期间该变量对产出的影响很小，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收集的数据不是直接的化肥施用量，而是经过加工的化肥产量的缘故。
5.在1999～2001年时间段中，价格指数未通过9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该变量在此期间对产出的影响很小，这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当时的制度是国家对农产品原则上按市场价格收购，取消了收购价格的补贴，但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农产品收购价格虽有很大提高，但农业生产者并没有真正受益。
6.在2002～2004年时间段，变量农业财政投入未通过9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此期间该变量对产出的影响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农业财政投入数据不是直接得到，而是通过计算得到的原因。
7.影响产出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土地、化肥。在三个时间段的回归方程中，上述三个变量对产出的影响都较大。价格指数在2002～2004年的回归方程中影响较大，农业投入在1995～1998年的回归方程中影响较大。这也间接说明了在三个不同的时期，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变化导致在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所激励的生产投入量不同，从而其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8.从三个时期的比较来看，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1999～2001年间比在1995～1998年间要大，前者是后者的1.74倍，在2002～2004年时间段，其产出弹性也较高。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在前两个时期基本保持稳定，约为0.12，在第三阶段弹性变动较为明显。这应当是俄罗斯的《土地法》颁布后，土地对产出贡献产生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产权制度方面的变化导致了土地投入产出弹性的变动。价格指数对产出的影响在2002～2004年比在前两个阶段的影响要大得多，前者约是后者的4.7倍。在1995～1998年间化肥投入仅为0.0745，其对产出的影响在2002～2004年为最大，为0.516，且数值在5个系数中仅次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影响，说明化肥投入逐年对农业总产值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农业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在1995～1998年比在后两个阶段要大，前者约是后者的2.1倍。这可能是因为农业投入机制弱化，如在1992～1997年间国家削减了农业和农工综合体的投资高达9/10，严重影响了土壤改良、灌溉、农业机械化等事业的发展。
9.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致使数据过少，在回归中容易导致模型拟合、假设检验等方面的偏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此计量分析结果对俄罗斯农业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从表2可以看出，三个时间段常数项均通过于90％的显著性检验。
表3为相应年份和变量的全国数据，由于数据不全，其中a为估计数值，b表示在1995～1998年、1999～2001年、2002～2004年三个时间段中数据较全。
说明：表中各年农业总产值数据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俄罗斯区域经济统计》（2005）中得到，所得数据单位为亿卢布，为了剔除通货膨胀等因素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本文依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汇率数据进行了换算，文中单位为亿美元。此外，因金融危机等原因，1998年的汇率变动很大，因此1998年的农业总产值依据1997年的产值换算得到。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5～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俄罗斯区域经济统计》（2005），俄罗斯国家统计出版社，2005年俄文版。
为了便于观察和分析，根据表3计算出不同时间段也就是不同产权状态下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和农业产出增长率（表4）。
根据表3和表4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1995～1998年间农业生产总值出现倒退，4年间农业总产值下降了13.16％，土地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化肥投入同时减少，降低率分别达到了-6.43％、-0.98％、-3.16％。20世纪90年代，在法制的框架下俄开始大规模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行土地私有化和国营农场企业的私有化，并建立各种新型的农业经营形式。根据有关土地法令的规定，农民个人可以拥有土地。这种对土地私有化的需要和当时俄罗斯联邦宪法相适应。这种激烈的产权变革可能会使农业产出即农业生产总值出现剧烈的变动，这一期间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倒退反映了这一阶段的产权变革。1994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成员开始在形式上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同时，在这个时期农业组织形式的改革是将大部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改组为成千上万的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主要是化大为小，企图通过建立百万计的私有小农场来解决俄罗斯农业问题。但这些实力弱小的私营农场经济难以抵抗经济危机的打击，80％的农业组织经营惨淡、负债累累，农场萧条导致农业衰退。另外，从产权状态来看，私有化并没有带来经营方式的根本改变（不像中国的农业承包制）。俄罗斯集体农庄的庄员、国营农场和农业企业的职工，以分得土地股份的形式，在私有化改造中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农业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并没有理顺，农民得到的并不是土地而是土地股份，即对公共所有耕地的权利份额，但经营权依然在农场经理手中，耕地仍然由农业生产单位来管理，农场工人并不能真正支配分得的土地和资产，划分到土地份额的公民，须交纳微薄的土地税，并要从政府的有关机构得到土地所有权证明。根据1996年3月7日俄罗斯联邦第337号总统令，土地股份的所有者根据法律规定有转移和赠送土地股份、将土地股份卖给法人代表和地方政府自治机关、用土地股份来交换，使之成为另一种经济的土地股份或财产股份的权利。由于私有化进程过快，一时不可能形成与私有化相应的市场环境和公民心理环境。
此外，俄罗斯幅员辽阔，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而农业本身就是受自然和天气条件影响较大的国民经济部门，加上俄罗斯的特殊气候条件，以及其大部分农业用地位于易干旱地区，全年能进行农作物生产的时间很短，生产的季节性又非常强，所以某些年份受到不利天气条件影响，同时没有得到国家大量的“扶助政策”而出现农业增长增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完全是可能的。
2.在1999～2001年间，要素投入除化肥外仍然处于减少的态势，同时农业生产总值却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其中土地、化肥、劳动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分别为-3.67％、10.035％、-0.99％，虽然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32.17％，但是从总量来看，俄罗斯农业总产值仍然较1998年经济危机前低很多。这说明，在土地和劳动投入都有所下降情况下的增长是恢复性的，影响增长的重要变量——产权制度并没起决定作用。其实，恢复性增长和普京上台后的政策调整有关。普京上台后积极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寻找适合俄国情的发展道路，并调整外交战略，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政府加大对农业的公共投入，积极扶植私人农场。一批种植、养殖、加工和销售一体的大型农业企业集团成为农业增长的“火车头”。此外，改善粮食运输和出口设施，为粮食生产、出口提供了保障。这些外部因素带来了俄罗斯农业的恢复性增长。
3.2002～2004年农业总产值快速增长，在三个阶段中居于首位，为46.27％，要素投入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土地投入、劳动投入分别减少7.14％和0.334％，化肥投入增长了4.13％。为什么在这一阶段投入要素相对下降，而产出却大幅度增长？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稳定经济环境下新的土地产权制度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前期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主要是《新土地法》和《农用土地流通法》的颁发，为土地问题向市场经济过渡打开了突破口，调动了农民对种植、养殖投入的积极性，也为社会资金向农业领域投资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大力扶持。针对俄农业的特点和问题，俄政府制定了2001～2010年农业政策基本方针。其主要精神是：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关键领域，最大限度地调动农业内部潜力，完善农业内部的经济关系，建立横向和纵向联合的大农业组织；国家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和对粮食市场的调控；发挥行业协会和联盟的作用，使这些非国家的非商业性组织成为农民利益的主要保护者。俄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其农业稳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国家以利息补贴方式鼓励商业银行向农业贷款；成立国家农机租赁公司，以解决农机匮乏问题。俄政府还干预粮食市场，以保护粮价。此外，俄罗斯积极推进农业企业的债务重组，实行减、免、缓等举措以改善农业企业财政状况；实行农作物收获量保险机制；鼓励信贷合作社的发展；促使改善农业的技术装备；实行建设和改造农田灌排系统；建立联邦一级的粮食储备，实现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成套措施；消除对农产品和食品流通的行政限制等。
4.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引用了新经济史学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为了比较相同或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情况，各时间段，相应土地制度下的产出情况，可利用已经求得的回归方程（每个时间段包括各自的常数项），将5个典型年份1996、1997、1999、2001、2004年的各投入要素和政策变量数值，分别代入三个回归方程中，得出15个农业总产值数量。也就是假定将1996、1997、1999、2001、2004年的年度投入要素分别投入三个阶段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观察产值，然后对不同制度作比较和评价。这种方法类似于反历史事实计量法（新经济史学的方法）。表5是检验和比较的结果。
从表5可以看出，在投入（大体）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不同阶段的产权制度状态不同，从而农业产出不同。从以上数据来看，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环境下，1999～2001年农业总产值比1995～1998年大，2002～2004年农业总产值比1999～2001年要大，逐阶段在投入相同的情况下产出呈增长态势。这说明1999年以后，俄罗斯对农业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措施的综合政策效应明显。
四 结论与启示
以俄罗斯各州1995～2004年面板数据为对象，研究不同时间段代表的不同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产出的相关性，通过计量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阶段代表的不同产权制度下的产额政策导向因素，如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政策变量对人们投入土地、劳动、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激励程度不同，这是直接的影响。
2.如果投入相同的或者可比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时间段的产权制度下，各要素的利用率不同，这是间接的影响。
3.综合考察和分析各时间段下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以认为，1999年以后，俄罗斯对农业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措施的综合政策效应明显，各种政策激励变量起到了很好的正向作用。在当前这种产权制度下，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单位土地和劳动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也较高，从而使农业总产值高速而稳定增长。通过以上分析，引发了我们多方面的思考。1991年苏联解体以前，俄罗斯的农业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实行激进改革不但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却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衰退。激进改革是典型的规则外生性制度变革。政府作为单一的制度变革主体从经济系统外部设计和推进制度变革，容易导致对制度的需求判断失误，从而导致制度安排的非适应性。1999年以来，俄罗斯由于采取了普京提出的渐进、审慎的改革战略，逐渐调整土地产权关系，使得农民对土地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私有产权，从而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激励效应，加之适当的鼓励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使俄罗斯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超过CDP增长速度的大幅度增长。这说明1999年以来俄罗斯的农业改革走向了规则内生性制度变革路径，并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效率提高。
年苏联解体以前，俄罗斯的农业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实行激进改革不但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却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衰退。激进改革是典型的规则外生性制度变革。政府作为单一的制度变革主体从经济系统外部设计和推进制度变革，容易导致对制度的需求判断失误，从而导致制度安排的非适应性。1999年以来，俄罗斯由于采取了普京提出的渐进、审慎的改革战略，逐渐调整土地产权关系，使得农民对土地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私有产权，从而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激励效应，加之适当的鼓励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使俄罗斯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超过CDP增长速度的大幅度增长。这说明1999年以来俄罗斯的农业改革走向了规则内生性制度变革路径，并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效率提高。
转轨国家的农业土地制度改革要想获得适应性效率，应当走规则内生性制度变革路径，并逐渐使土地产权关系逐渐完善。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当前农业改革尤其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有重要意义，因为当前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产权不完善，如使用权不能流转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率水平提高的重大障碍之一，因此，农业改革应该从积极推进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着手。
注释：
①布兹达波夫（2000）指出在前苏联时期农业享受政府大量补贴，而俄国在实行私有化过程中政府无力对新型农业经济体给予必要支持，加之原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管理者千方百计阻挠私有农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俄罗斯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可谓步履维艰。
②由于考虑到制度变革的“时滞”效应，没有从1992年开始划分。因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规模变革的初期，在农村的实施和推进并不能“立竿见影”。到1994年，原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成员才开始在形式上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布兹达波夫（2000）也采用了这种划分方法。
③黄少安（2005）使用过相似的模型。
④这近似于林毅夫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概念，但本文所指的制度变迁主体并非单一的政府，同样可以理解，发动规则内生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也可以是政府，如果政府是制度变革的“博弈”参与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本文的制度变迁方式概念和林毅夫提出的概念是不同的。
⑤诺斯（1998，中译本）一直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为了反映与时间进程中的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他提出了“适应性效率”概念。诺斯在为斯蒂格利茨（1998，中译本）《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的论文所写的评论文章——《国家经济角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中，从国家作用的角度对“适应性效率”进行了说明，认为研究适应性效率问题是由一些政治经济机构提出来的。它与经济学家关于配置效率的标准尺度是不同的，而与一个社会接受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革新精神和各式各样创造活动有关。在一个合适的框架机制里，人们会被鼓励尝试、实验和革新，并认为这样的标准应当由国家制订，是国家应起作用的重要内容。
⑥由于一些数据无法直接得到，文中采用了一些方法进行换算。本文对1995～2004年影响农业产出的各种投入和政策因素的分析，反映出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根据本文研究的对象，我们采用的数据是俄罗斯各州的数据资料。
标签：农业论文; 土地产权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经济论文; 农业经济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