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常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然而，对文本进行仔细研读发现：其并非只是一部“单纯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而是融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二者之间激烈交锋、较量的深层思考，是一部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思想富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历史价值的肯定更大程度上是对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主体解放的肯定，对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意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其他。应充分利用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发展的积极因素，祛除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发展的消极因素，使资本服务于人，通过“现实的人”对资本逻辑的革命批判和积极沟通，最终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资本逻辑；人的逻辑；超越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纲领性文献，同时亦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抗资产者剥削压迫的战斗檄文。正是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向世人宣告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天才预言。170年后重温这一经典著作，其所散发的真理光辉依然熠熠夺目，所内具的鲜明革命性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通常认为，《宣言》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它完美呈现了资产阶级由形成、发展到灭亡的现实图景，并科学阐述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科学描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趋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圣经”。然而，对《宣言》进行深入勘察后发现，其并非只是一部“单纯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而是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二者之间激烈交锋、较量的深层思考，蕴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试图通过呼唤“人的逻辑”的发展来批判、扬弃“资本逻辑”的致思理路。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我们说《宣言》是一部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思想富矿。对《宣言》进行这种尝试性新解读，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宣言》的真髓要义，同时，亦对我们现时代如何面对和处理“劳资关系”“资本与人”的关系等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一、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
尽管马恩在《宣言》中没有对“资本逻辑”做出明确的定义，但是他们实际上已经将“资本”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围绕“资本”进行了多次论述，从这些论述出发，可以窥探出他们对“资本逻辑”内涵的理解，以及对其“二重性”的深刻认识。
与绝大多数向往西欧现代绘画形式、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青年画家不同，谢洛夫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身份还是“巡回展览画派”最富才情的现实主义画家。但与该派一些画家的刻板严肃的“说教式”风格相区别的是，即使是要表达无情的嘲讽和辛辣的批判，谢洛夫也总是能够巧妙地借助高超的人物“写神”技法令观者透过形象看精神，自行体会作品内在的思想内容和时代诉求，自然而又深刻。
（一）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
何谓资本逻辑？就是通过获取雇佣劳动，最大化地攫取剩余价值，并将剩余价值转换为资本积累，不断扩张，从而实现自身的无限增殖。简单地说，资本逻辑就是资本追求无止境地增殖的逻辑，是“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1](p145)。通俗地说，就是“以钱生钱”、赚更多钱的逻辑。具体而言，可分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再次，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是资本逻辑的本性及最本质特征。“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3](p269)。只有最大化地攫取剩余价值、增殖自身，资本才能由货币“晋升”为资本。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可图，资本便会转移战场，投入新的更“有利可图”的领域或部门。
首先，资本逻辑运行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2](p412)，只有通过“血与火”的残酷的原始积累，资本逻辑才获得其所谓的“启动资金”，有了启动资金，才能获得生产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其次，资本逻辑运行的必要条件是“雇佣劳动”[2](p412)的俘获。资本本身什么也不能生产，它必须通过购买“雇佣劳动”，才能无偿占有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大于其本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从而实现其自身增殖。在《宣言》中，马恩明确指出，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2](p414-415)。
再次，从人的价值观念层面来看，资本逻辑以物、货币、资本的形式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人们不是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而是以物的方式对待人；人的目的成为物的目的，而物的目的成为人的目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把“物”的价值看得高于“人”的价值[4]。这样，人仅仅被当作没有“自我目的”却具有特殊“有用性”的物来加以使用和耗费：“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财富、资本好像具有了独立的生命，它控制和驾驭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物化的颠倒的世界。全社会形成了一种资本拜物教——资本至上，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追逐变成了人的主要动力和唯一目标[8](p27-32)。“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p403)在这种资本拜物教下，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道德观念、生活追求等都成为趋利性、非理性的了。
目前很多高校针对非计算机专业的Access数据库的学习目标并不明确[2]，多以了解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为目的，并没有针对不同专业制定贴近专业应用的教学目标，导致学生学过课程之后，仍然不知其学习该课程的意义所在。
尽管内部控制上强调招聘人员要从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胜任能力双方面标准来选拔和聘用财务人员，但是行政事业单位很难做到。例如，在行政事业单位中，有部分会计与财务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并未取得相关证书，理论和实践根本无法同步，导致相关内部控制政策执行起来困难。同时，在行政事业单位中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年龄层次普遍偏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与意识相对缺乏，但社会快速发展下，会计制度与理论知识也同样在发展，学习能力低下的问题必然产生各种不良影响。
最后，资本逻辑还具有自我扩张的本性。资本的自我扩张来自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内部因素，即资本增殖本性所衍生出的扩张“冲动”。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就必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就必须“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p404)。二是外部因素，即资本之间相互竞争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资本家必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不断增强垄断地位，才能苟延残喘而不致被外部资本所吞噬。否则，就有淘汰到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
其次，由于事权与立法权的限制，部委规章和地方性立法不能对知识产权评议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作出规定。这就导致一方面，知识产权评议游离于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行政程序之外，处于非常态化和非协同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效力与法律责任的“武装”，已经实施的知识产权评议也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处于“没有牙齿”的窘境。为此，必须及早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于知识产权评议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二）资本逻辑的二重性
在《宣言》中，马恩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p402)对资本逻辑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作用进行了客观指认，同时对其“野蛮”、消极的方面也进行了深度批判。
意识形态教育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列宁指出，要“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7]726。他认为，离开了实际的理论，就是空洞的理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惟一标准”[3]133。他说：“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4]282
资本逻辑的积极、进步、文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资本逻辑的助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活的物质条件”[3](p683)。正如《宣言》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405)资本像魔法师一样，吮吸着自然界、人、社会劳动中蕴藏的巨大自然力，诱引着一切社会个体为着发财美梦而不断劳作奔波，推动着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
其次，资本逻辑开拓了世界市场，消除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开疆拓土，打开世界市场。而且，资本逻辑推进下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运输的大力发展，都为开拓世界市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样一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随着这种“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2](p419)，世界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一是资本逻辑推演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它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它不能避免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危机的产生，这就决定了其必然造成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和自身的灭亡。正如马恩在《宣言》中所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p405-406)魔法师的“咒语”为什么会失灵呢？因为，资本这个“魔鬼”在法术的支配下创造了过于庞大的物质财富，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中已经不能使如此庞大的物质财富转化为价值，价值得不到实现，资本就会濒临死亡。“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2](p406)通过这种办法，固然可以解决资本的暂时危机，但由于其并未从资本逻辑内在矛盾出发解决问题，因而只会使这种危机发展成为更大的危机、造成更大的毁灭。
最后，资本逻辑推动了全世界精神文化产品的融合与发展，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在《宣言》中，马恩指出，随着资本逻辑主导下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发展，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渐趋于一致，与之相应的“精神产品”也成为公共的财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学”并非狭义的文学，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是广义上的文学，相当于“文明”的含义。这种文明迫使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其中，植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形态，按照现代资本文明进行生产、生活。
固然，马恩对资本逻辑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但与此同时，他们从来没有忽视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从来没有忘记对资本逻辑的消极、破坏、野蛮性做出最为深刻的批判。其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再次，资本逻辑促进了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同时亦锻造了最革命的主体、自己的掘墓人——无产者，加速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方面，资本逻辑催生了大量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快速增长，成为一股强大的摧毁封建社会的革命因素[2](p401)。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2](p407)这样就使得阶级分野更为清晰和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p401)
二是资本逻辑使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以往的被压迫阶级，其受压迫程度往往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演进而减轻，“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2](p412)一端是资本的“狂欢”，而另一端则是雇佣劳动者的堕落；一端是资本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贫困的普遍化和深重化。无产者的生存条件甚至降到动物以下，他们为资本家生产了宫殿，却使自己栖身于棚舍。总之，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三是资本逻辑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使人变得狭隘、实用、精致、现实而缺少人情味。“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p403)“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p403)总之，人的尊严、人的精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等，都物化成为纯粹的价值交换关系，一切高尚的道德、炽热的情感、神圣的职责都浸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二、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的辩证影响
三是资本逻辑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为人提供了精神享受，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智识策略，即从精神层面反思和抗衡权力与资本逻辑的有力武器。通过这种智识策略，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就能被放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赋予人类解放以更广泛的意义，即将自然和人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维度内加以审视。文化解放的实质是反思和探寻：反思现实文化存在的前提与条件，探寻历史境遇下的新的可能性[5](p45)。
（一）资本逻辑促进人的逻辑展开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阔视野来看，资本逻辑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2](p403)，对人的逻辑展开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本逻辑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克服了人的自然局限性，即人对自然力的神化和崇拜，“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2](p403)包括对“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2](p405)等。这使人进一步认识和确证自己的主体力量。
马恩在《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逻辑的革命作用和积极本质，但他们所要表达的主旨，无疑是资本对于人的更为残酷的奴役和更为隐藏的剥削的揭示，是对资本逻辑造成人的逻辑异化的深刻批判[6](p65-72)。
所谓人的逻辑，是指人不断确证自身主体性，不断寻求自身的发展，不断增强把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逻辑。它既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的共同价值取向，又是活生生的实践过程。伴随着历史长河滚滚向前，人的逻辑也相应地缓缓延展。当时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人的逻辑卷入资本逻辑的洪流之中。在资本逻辑二重性的作用下，人的逻辑相应地发生了正反两方面的辩证影响。一方面，资本逻辑具有促进人的逻辑发展的积极本质；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又具有抑制、扭曲人的逻辑发展、使人的发展片面化和残缺化的消极本质[4](p395-398)。
分析泄水闸闸室段基础锚筋桩施工以及质量控制措施……………………………………………………… 胡志坚（4-45）
（二）资本逻辑造成人的逻辑异化
二是资本逻辑克服了人际交往的狭隘地域性和封闭性，拓展了人的交往阈限，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使每一个个体冲破和超脱种族、地域等束缚，使人的普遍交往活动成为可能。一句话，使人成为世界历史的人。而世界历史的人则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更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然要求。“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通过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2](p409)这就推动了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加快了人类实现“自由联合”的历史进程。
首先，从人的精神层面来看，资本逻辑使人的独立和个性虚无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大工业机器生产，使工人成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使无产者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2](p407)。产业工人“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并且被监视起来，“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极其、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2](p407)。他们“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2](p415)。因而，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p415)。
其次，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来看，资本逻辑使人的社会伦理物化。资本逻辑使一切交往都变为交换价值，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了一种货币联系，这就导致了社会伦理关系的资本化、物化[7](p7-12)。正如《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p403)“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p403)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事关公路质量的最终好坏，因此，务必要对其保持足够的关注。工作人员在进行施工之前，要对改性沥青的组成原材料进行确认，从而确定符合人们需要的材料，对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材料进行舍弃。另外，相关的施工单位在进行施工工作以前，还应该对使用的机械设备进行严密的检测，排除各种意外情况出现的概率和可能性，以此来保证施工环节能够顺利的完成。在改性沥青材料的搅拌过程之中，要严格的控制时间和温度，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搅拌保持足够的均匀。另外，施工单位还需要对施工机械以及设备等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尽量避免在施工的过程之中出现不必要的故障和损坏。
最后，从人的生存状况层面来看，资本逻辑使无产者的生存条件极度恶化。一方面，资本逻辑促进了机器的改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对劳动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来越少，“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2](p408)，从而“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扩张悖论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2](p409)。此外，“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2](p408)总而言之，工人的生存境遇“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2](p412)他们工作越努力，造成自身的贫乏越严重；他们创造的财富越多，伴随自身的生存状况越恶化。
三、以人的逻辑实现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沟通与超越
贯彻《宣言》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的两条鲜明逻辑主线：一是对资本逻辑的理性批判；二是对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这两条逻辑实际上又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对资本逻辑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其意旨在于确立人的主体性，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只有激发人的主体性，以人的逻辑抑制资本逻辑的恣意妄为，驾驭和驯服资本逻辑，人的解放才具有现实性，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达成[9](p26-30)。
我们岭北镇是个小镇，我们岭北镇的学校也小，老师也少，这样说的意思关键是说我们岭北镇的老师很少来家访。通常在我们的印象里，老师今天去了谁家了，谁家的孩子一定就是犯事了。而今天，李老师到了周小羽家了。
轰炸停止了，飞机的轰鸣声渐渐远去。夏国忠用手刨开面前堆积起来的泥土，爬出掩体，朝山下望去。他看见，鬼子分成几路正开始向山头进攻。他回头向身边的副连长下达命令：“把战士们都叫出来，准备反击。”
（一）立足现实的人，推进对资本逻辑的革命批判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诉诸物质力量加以摧毁[2](p9)。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同样如此，不能仅仅停驻在思想层面对其进行哲学的、理论的批判，而必须立足现实的人，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找到真正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实践，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否则，再深刻的批判也将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谈和幻想。正如马恩在《宣言》中所指出的，“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脱离德国的现实条件，“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2](p427)，其结果“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2](p426)此外，所谓的“批判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也同样如此，他们“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2](p431)他们只是诉诸“彼岸世界”的价值悬设，指望通过资产阶级的“自我救赎”实现“人的逻辑”对“资本逻辑”的重构。对此，马克思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不经过现实的人的革命实践，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而也就不能驾驭其所精心维护和推行的资本逻辑。
（二）正确对待资本的二重性，加强对资本逻辑的积极沟通
如前所述，资本具有文明和野蛮的二重性，由此形成的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的发展也相应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此，马恩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资本逻辑的积极沟通。
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2](p421)，规避资本逻辑给人的逻辑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宣言》中，马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造成一切不平等和异化的根源，对于无产者而言，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需要加以保护，而且，“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p411)，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p421)。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即“社会劳动”进行残酷地“合法”占有，这正是资本逻辑能够“茁壮成长”“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恩提出只有“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在此有必要着重指明的是，这里的“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并不是要“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而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10](p47)。
其次，必须充分利用资本逻辑的一切进步作用，发扬其给人的逻辑带来的积极影响。马恩认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并不是要毁掉资产阶级所创造的一切，而是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利用资本逻辑所固有的增殖和扩张本能，催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向前发展，“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421)。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丰盈的物质基础和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
（三）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对资本逻辑的终极超越
马恩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虽然使人们挣脱了宗教束缚和封建枷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解放，但与此同时，却又使人受限于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羁绊之中。为此，马恩提出，要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扬弃其局限性，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422)。作为自由人的联合所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完全区别于“虚假的共同体”的存在，它是对后者的超越，是对之前“共同体”中整个社会秩序的彻底颠覆，是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价值诉求的高度统一。它不再只为资产阶级等少数人的自由发展服务，不会使每个人作为阶级成员受到整个阶级动向的摆布，不允许有“国家”这一历史性产物持续性地在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之间游离。在这个“共同体”中，“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2](p415)也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人才能完全掌握和获取培育其自身才能的渠道和方式，才能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并取得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5](p5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恩将其视为人的逻辑对资本逻辑的终极超越形态，将其视为人类解放伟大事业的终极理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恩对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意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其他。马恩对资本的历史价值的肯定更大程度上是对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主体解放的肯定，同样，对于资本的批判也主要归因于资本逻辑抑制、障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主体解放[6]。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利用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发展的积极因素，同时又预见、钳制乃至祛除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发展的消极因素，使资本服务于人，使其成为人的“奴隶”，而不是相反。如此，才能“真正解决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问题”[11](p87)，才能推动人的逻辑延展，才能向着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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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6.004
［中图分类号］ A1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6-0026-06
作者简介： 谢卓芝(1993—)，男，湖南涟源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