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中国论文,本质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63(2015)05-0025-08 DOI:10.14132/j.2095-7963.2015.01.003 受经济社会发展、生育政策等各方面的影响，中国实现了快速的人口转变。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0‰下降到1970年的7.6‰，之后缓慢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在波动中快速下降至1992年的2.05，之后一直低于2.1(生育更替水平)。快速的人口转变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金字塔结构，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人口条件，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或人口机会窗口期。本文将从人口红利的涵义与本质出发，通过修正人口红利衡量的指标，即人口抚养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红利发展情况进行考察，试图深入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发展历程与现状，以及中国未来如何挖掘“漏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和做大第二次人口红利。 一、人口红利的涵义与本质 人口红利最初是由布鲁姆和威廉姆森于1998年研究东亚奇迹时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从而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这一人口年龄结构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如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较强的储蓄能力等[1]。在此基础上，后来由梅森和罗纳德于2006年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并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由老年人口形成的储蓄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2]。而国内研究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人口红利随抚养比一直下降而存在[3-6]；二是人口红利低于一定抚养比水平时而存在[7-9]等。如图1所示，若只考虑增速，2060-2070年也处于人口红利期，显然此时人口抚养比超过75，老龄化水平相当严重，3个人当中有1个老人，人口年龄结构并不良好，并不能称作为人口红利期。因此，按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来衡量人口红利存在缺陷。若大部分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并参与生产，这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为此，人口红利是低于一定抚养比水平而存在的认识更为合理。
图1 1950-2100年总抚养比和两种人口增速差变化 说明：数据来源于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Medium fertility) 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概念，它的背后是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成年型的人口存在第一次人口红利，转向老年型的人口存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当人口处于成年型社会时，它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同时由于成年人口具有较强的储蓄能力，能为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本投入。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产出最大化。单纯地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源或资本(由储蓄转化而成)，可以带来产出的增长。但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当要素投入超过一定值时，增加一单位的要素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呈现递减的趋势。因此，单纯地投入某种要素产出不可能无限增长。然而，由于成年型人口能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较为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本，故而劳动力或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会被削弱，甚至不存在。因此，第一次人口红利是劳动力和资本共同促进生产。当人口趋向老年型社会时，存在潜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由老年人口较强的储蓄动机[10-11]而形成的储蓄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函数，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像第一次人口红利那样存在无限或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故而生产将可能出现边际报酬递减而使得经济产出增长不可持续。随着人口进入老年型社会，人口质量也不断提升，人口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将达到更高的水平，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也将处于较高水平。由人力资本投入所形成的劳动力内涵发展而削弱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以助于经济增长。 比较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两者存在差异。第一，两次人口红利的发生存在主次顺序，即在人口红利期初，第一次人口红利占主导，当第一次人口红利进入转折期时，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将逐渐加强，最终占据主导作用。第二，削弱边际报酬递减的主导因素存在差异，分别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即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充分就业，化解劳动力流动难题，提高劳动参与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第三，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要长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终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或比重下降而进入消失阶段，但第二次人口红利，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而使得其作用不断加强，生产性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将会不断提高，抚养能力不断提升，可以促进经济长久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衡量 人口红利概念是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提出的，因此学者们通过构造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来衡量人口红利的变化或存在性。几个常见的指标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老龄化率和人口抚养比，其中以人口抚养比为主。传统的人口抚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它是一个常用的人口学指标。其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
为0～14岁少儿人口数，
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
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认为
和
是非劳动年龄人口，
是劳动年龄人口，表示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多少个非劳动年龄人口。目前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处在人口红利期，有单独使用人口抚养比来判断的，也有使用老龄化和人口抚养比共同判断“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期”[12]。 判断人口红利的变化或存在性，必须要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标准。一个纯人口学指标被用来衡量经济学概念，必然存在较多的缺陷。第一，被抚养人和抚养人界定不清晰，而且在年龄划分方面也较为混乱，少儿人口上限有15岁、16岁、18岁、20岁等，老年人口下限有60岁、65岁，并且还存在性别差异，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也就不明确[13]。第二，抚养人的生产能力存在差异，被抚养人的消费水平也存在差异，如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农民的抚养能力显然不同。依据生命周期理论使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来修正人口抚养比[14]；也有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进行统一(少儿人口消费水平约为成年人口的0.25～0.45倍，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约为成年人口的0.7～0.8倍)，同时考虑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就业率和产业之间的产出差异，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15]。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计算方法中生产性人口暗含两个重要假设，第一，任何一个生产性人口在同一时点上的抚养能力相同；第二，一个生产性人口在任何时点上的抚养能力相同。显然这两个假设不能让人信服。对于依赖性人口，成年人口消费水平比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要高，原因在于两方面：第一，成年人口消费高在住房、汽车等家庭固定资产的购买；第二，成年人口消费更加主动，而依赖性人口较为被动。在实际生活中，少儿人口的教育费用和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等也会形成高额消费。因此，修正人口抚养比的关键在于生产性人口，而非依赖性人口的标准化。传统的人口抚养比、修正的人口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都主要从人口年龄结构出发来构造或修正人口抚养比，但对于生产性人口，忽略了人口质量的重要性，没有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本质。社会抚养比考虑了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不仅包括劳动者本身的质量，还包括技术水平等带来的效益，因此使用这种方法修正的社会抚养比将会低估人口抚养负担。 因此，本文将从两个步骤进行修正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计算方法：第一，以有效生产性人口和有效消费性人口计算，得到有效抚养比。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中包括在学人口、暂未工作人口等未进行生产工作的人口，同时老年人口仍可能在继续工作，因此选择就业人口表示有效生产性人口。由于老年人口仍有可能在继续工作。相对应的，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之和作为被抚养人口也存在缺陷，此时通过总人口减去就业人口就可以得到有效消费性人口。综上分析，有效消费性人口与有效生产性人口的比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抚养比，用有效抚养比表示。其计算公式如下：
第二，引入人口质量变量，以期表现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差异性和时间差异性，这个变量的引入直接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结合起来，它能从更全局的角度来衡量人口红利的变化。用能力抚养比表示引入人力资本变量计算的人口抚养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平均人力资本表示就业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使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依据其计算公式，能力抚养比的含义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将就业人口当做加权系数，此时就业人口与平均人力资本相乘的意义表示为全社会总资本水平，那么能力抚养比表示100个单位的人力资本需要抚养多少个消费性人口；第二种是将平均人力资本当做加权系数，此时分母的意义表示为有多少个具有单位人均资本的就业人员，那么能力抚养比表示100个具有单位人力资本的就业人口需要抚养多少个消费性人口。笔者认为第二种理解更符合人口红利中人口抚养比的含义。传统的人口抚养比可以理解为特殊形式的能力抚养比，将平均人力资本假定为1，并且随着个体和时间保持不变，因此传统的人口抚养比只能用来衡量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变化或存在，而能力抚养比可以说明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含义。当经济增长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人口转变的进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其比重不断提升，但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积累不足，人口红利期更多的是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即处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当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下降时期，比重也不断下降，此时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率不断提升，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得到提升，此时人口红利期更多的是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即进入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三、中国人口红利发展的考察 根据对人口抚养比进行修正而得到的有效抚养比和能力抚养比，通过计算人口抚养比、有效抚养比和能力抚养比的实际值来考察中国人口红利发展情况，主要从中国历年变化、城镇与乡村和全国省际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历年发展的考察 表1为中国主要年份抚养比变化情况。从表中数据可以发现，人口抚养比由1982年的62.6％下降至1990年49.84％，再下降至2010年的34.17％，2011年开始上升，为34.4％，2012年为34.9％。如果使用传统的衡量方法来判断人口红利的存在性，即以人口抚养比低于50％为进入人口红利期，那么中国在1990年左右进入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于2010年达到最低，此时人口红利也就经历转折，进入逐渐消失的阶段。
有效抚养比表示有效生产性人口负担有效消费性人口压力的大小。有效抚养比从1982年的124.43％下降至1990年的76.58％，这意味着总人口中半数以上的人是实际从事生产的人口，2000年为75.82％，2005年为75.17％，达到最低，随后小幅缓慢增加至2012年的76.53％。有效抚养比于2005年开始增加表示总人口中进行生产的人口比例下降，这意味着以劳动力数量而存在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进入转折平稳阶段，人口红利处于最丰裕的阶段，若能提高劳动参与率，仍能充裕地发挥第一次人口红利。能力抚养比是衡量全社会生产性人口的抚养能力负担情况。能力抚养比从1982年的23.48％下降至1990年的11％，再下降至2012年的7.90％。能力抚养比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全社会抚养负担不断减轻，如若人口发展已进入人口红利期，那么人口红利将继续存在，且并未出现拐点。因此，由有效抚养比和能力抚养比得出的人口红利存在性结果与传统人口抚养比衡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以有效抚养比来看，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期于1990年开始进入，于2005年开始出现转折，有效抚养比开始小幅缓慢上升，能力抚养比2005年之后继续下降，这表明2005年以来能力抚养比中人力资本变量的作用逐渐加强，人力资本在发挥人口红利中越来越重要，第二次人口红利逐渐显现。 (二)城镇与乡村的考察 城镇与乡村的考察是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把握城镇和乡村人口红利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表2为中国1990年以来主要年份的城镇和乡村抚养比变化情况。对城镇而言，人口抚养比在2012年转为上升的趋势，有效抚养比从1990年的77.19％增加至2000年的98.29％，进入新世纪以来，有效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为91.85％；能力抚养比从1990年的9.30％增加至2000年的10.35％，再下降至2012年的8.37％。城镇的有效抚养比和能力抚养比的先增加后减少说明城镇抚养负担先变重后变轻，同时也说明城镇的人口红利期还主要处于以第一次人口红利为主导的时期。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农村向城镇迁向市镇人口达6260.21万人，但这部分人口中除了外出务工人口，还包括大量的在学人口(由于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年招生人数不断攀升，尤其是在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之后)，意味着农村流向城镇的大量人口并没有完全进入生产领域，因此在这一阶段城镇有效抚养比和能力抚养比呈现增加的趋势。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2000-2005年农村迁向市镇的人口达到7337.34万人，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和分配录用占比46.72％；2005-2010年农村迁向市镇的人口达到12840.19万人，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和分配录用占比48.97％，其他迁移人口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迁往城镇后就地工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有效抚养比和能力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
对乡村而言，人口抚养比在2012年转为上升的趋势，有效抚养比从1990年的76.36％下降至2000年的65.20％，2010年的62.04％，2012年继续小幅上升态势，为62.17％；能力抚养比从1990年的13.17％不断下降至2012年的7.34％。农村有效抚养比已出现拐点，而能力抚养比仍然呈现下降的趋势。1990年以来，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进行转移，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6.41％增加至2010年的49.95％，乡村总人口的不断下降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共同作用，使得农村有效抚养比下降，2010年能力抚养比上升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有限供给阶段①，乡村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进入拐点阶段。因此，从全社会层面而言，深度挖掘第一人口红利的一个关键在于农村隐形劳动力②的转移。 (三)全国各省份的考察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质量等人口因素的差异，尤其是中国特殊的人口流动现象，还将使各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3为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抚养比情况。从人口抚养比的角度分析，2010年全国人口抚养比为34.17％，有15个省份的人口抚养比低于全国水平，主要是东中部地区，其中人口抚养比最低的省份是北京，为20.95％，而17个高于全国水平的省份中最高的是贵州，达到51.04％。从有效抚养比的角度分析，2010年全国有效抚养比水平为76.19％，有14个省份的有效抚养比低于全国水平，最低是浙江，为36.53％，17个高于全国水平的省份中最高的是新疆，为156.29％。从能力抚养比的角度分析，2010年全国能力抚养比水平为8.39％，有15个省份的能力抚养比低于全国水平，主要是东中部地区，最低是浙江，为3.99％，另外16个省份中最高的是新疆，为16.85％。
从三个抚养比与全国对比发现，高低几乎各半。如果综合三个抚养比的交集，三个抚养比都低于全国水平的省份只有6个，分别为浙江、北京、广西、福建、湖南、江苏，主要是东部地区；高于全国水平的省份也有6个，分别为甘肃、海南、江西、宁夏、青海、新疆，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因此，从全国层面来看，各个省份人口红利丰裕度各异。由于大量的流入人口，东部地区不仅在劳动力数量方面存在优势，而且劳动力质量还处于较高水平，为东部地区人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大量劳动力人口外流，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加速进入萎缩阶段，而人力资本积累还不足，故而能力抚养比还是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四、未来人口红利之路 人口红利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对人口红利的细分，是对不同人口红利阶段促进经济增长和主导要素的充分把握。从有效抚养比和能力抚养比来看，中国人口红利发展已于2005年左右开始进入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最丰裕阶段，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促进作用将会逐渐加强。从城乡分析来看，城镇仍处于以第一次人口红利为主导的阶段，而乡村进入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拐点阶段，并且城镇的人口红利小于乡村，主要是因为不仅有大量劳动力流向城镇，也有大量非生产性人口流入城镇。从全国各个地区对比分析来看，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的外流现象。东部地区的省份经济较发达，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入，同时由于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高，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人口红利仍处于以第一次人口红利为主导，同时人力资本的作用也在不断强化。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小于东部地区。 因此，未来中国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仍然需要挖掘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充分吸纳农村隐形劳动力，释放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存留能量。2004-2005年出现第一次民工荒，距今已将近10年，刘易斯所认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基本完成。但仍存在大量的隐形劳动力，需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方式，进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高级阶段，释放隐形劳动力生产的能量，努力挖掘由人口分布而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二，积极发挥劳动力市场功能，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是保证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的重要措施。政府应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逐渐缝合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提高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努力化解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难题。第三，投资于人力资本积累，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但是这部分人力资本在释放潜能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如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导致人力资本积累虚化，与社会需求存在偏差等。从长期来看，继续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积累契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本，促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壮大。 [收稿日期]2014-10-13；[修订日期]2014-12-09 注释： ①大量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接近尾声，刘易斯拐点出现。 ②拉尼斯—费模型指出，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后，农村劳动力人口中仍然存在一部分隐蔽的劳动力人口，这部分人口在农村部门就业的收入要低于不变制度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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