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斯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代中期，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先后四次来华。他“担负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①，参加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有好多文件都是他们起草的”②，对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作过不少工作，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维经斯基也和苏联其他顾问一样，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资产阶级右派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犯过错误。值得注意的是，维经斯基一般居住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维经斯基是有重大影响的”③。他对大革命的失败曾自我批评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④。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轨迹，论述维经斯基对建立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历史功过，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一
维经斯基认为统一战线最基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因此他强调加强工人运动。
维经斯基来华后，即早在1920年7月，维经斯基在《劳动界》上发表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的论文，号召中国工农“互相联合起来，一齐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快着手解放自己”。同时，他在另一文中提出“要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并以阶级斗争的精神来教育他们”⑤。1921年，他到中国后就和赤色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佛莱姆取得联系，研究指导工人运动。坚持教育工人，组织工人。维经斯基指出，共产党要“发展和加强社会组织和工人组织”，只有“全力以赴地把工人社会力量集结和组织起来，才能逐步达到这个目的”⑥。经过全国性产业工人大罢工，特别是铁路工人大罢工后，他预示“建立工会运动必将发展到全国性规模，工会就其意义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⑦。1924年工运处于低潮，中共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研究工农运动问题时，维经斯基对会议的有关决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决定在地方党委的工农部中，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运的领导。同时，他强调：“中共中央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⑧。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时，维经斯基亲自参加领导。第二天即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在上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运动。这次运动比当初“更加大了百倍，中国几十万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⑨。可见，维经斯基是把加强工人运动，作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来抓的。
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是维经斯基加强统战工作的立足点。他认真研究了中国工运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研究、分析了中国第一次、二次工运高潮发展的状况，总结揭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其一：工人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维经斯基认为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⑩。认为“工人阶级的团结奋斗力，使他们（指帝国主义者——作者注）害怕”(11)。指出铁路工人的斗争，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反动势力的打击，就是对英美资本主义工具的打击”，就是“打击了殖民者工具的最要害处，并发展了全国民族的解放运动”(12)。其二，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得到充分表现。维经斯基从铁路工人的罢工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这是“中国工人运动急速走上政治舞台的表现”。特别是“五卅”运动后，他认为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日益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主统……整个群众斗争要比几年以前更彻底、更革命”。工人阶级“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最彻底，最不调和的战士”(13)。他们开始“领导起国民革命运动”(14)。其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受到重视。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维经斯基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各大工业城市是一支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它全力以赴地组织工业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他们，引导他们进行阶级斗争”；如果不能把工人运动引上民族解放运动的轨道“他们就不能成为关心国家独立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15)。维经斯基认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和国民党合作，实行团结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维经斯基认为，要完成中国革命，就“必须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16)，即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因为国民党集合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它阶级的群众，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是中国最大的政党，有较大的革命实力，因此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结成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同时，国民党的活动“基本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愿望”(17)。国民党改组后，制定了三民主义纲领，和我党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是从整体来说的。但国民党本身有很多弱点：其成员构成复杂，组织松散，“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这样一个党能否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并与之彻底决裂”(18)，维经斯基还有怀疑。要改造国民党复杂的成分，他主张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能增加其新鲜血液，改变其成分，并能发展自己的力量，促进群众运动，利用左翼，改变国民党的结构，使国民党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达到改造国民党的目的。”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就会一事无成”(19)。基于这种认识，维经斯基向中共负责人反复说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重大意义：其根本目的是促使国民党革命化。
维经斯基认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策略是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认为：国民党左派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拥护联俄容共及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朋友。右派则相反，代表买办阶级及其它守旧势力，反对三大政策。至于中间派则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倾向，左右摇摆，人数较多。根据以上分析，维经斯基坚持团结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间派的策略。如何实现对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呢？他认为：（一）是要“揭露民族主义者……脱离群众的些微错误”。（二）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迥旋余地”(20)。（三）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国民党左翼(21)。（四）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国民党左派形成壮大的同时，右派也聚积力量，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右派十分猖狂。1925年11月，右派张继、谢持、林森、邹鲁等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反动决议。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维经斯基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不进行这种斗争，不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共产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战略目标——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实现”(22)。对国民党右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打击。但应当指出，这里的右派是国民党老右派，反击的也是老右派，而对隐藏在革命队伍的新右派，则采取了容忍、妥协方针。
二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维经斯基虽然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但又恪守“不能取消调和左右派的政策”。因此，在大革命紧急时期，对右派妥协退让，就成为维经斯基在国共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原则错误。
早在1925年10月，维经斯基参加中共第二次中央扩大执委会，提出：“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23)。紧接着在1925年12月，在维经斯基支持下，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同国民党右派孙科、叶楚伦、邵元冲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内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七项协议，其中最后两条规定：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的事务，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
“3.20”事件是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苏反共产国际的反革命事件。维经斯基却认为这次事件是资产阶级对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进行反击。其原因“不是国民党左派而是共产党人开始占据了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24)，是共产党造成的。同时，维经斯基还混淆视听，在他的《中国形势和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一文中，否认蒋介石发动了“3.20”政变。5月底，当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传到莫斯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国事态的发展。维经斯基以运东局负责人的身分，向会议提出三条建议：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设法与国民党讨论职务上的某种分工的可能性；第二，共产党人“要从国民党一切组织机构中撤出来”。那些尚未向国民党公开的，则不要撤出或暂不撤出；第三，“可能分离”的问题，只要在紧急情况下方可以予以考虑，但是现在国民党则是完全不是希望发生的事。上述建议完全为会议所采纳(25)。这三条意见，不仅肯定了《整理党务案》，而且有的方面还有所发展。6月，维经斯基再度来华，主要是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的倾向，维持统一战线。7月，他参加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了形势。会议认为：“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消灭中派……有时还要扶助中派”。会议还批评了共产党员要退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组织的做法。在右派猖狂，国共两党分裂难以挽救的形势下，硬性规定共产党员不能退出国民党，是束缚了共产党员的手脚，对以后的革命造成被动。1927年1月鲍罗廷在武汉群众大会上批评蒋介石，而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对鲍罗廷批评蒋介石表示反对。所以蒋介石曾一度要求撤换鲍罗廷，而以维经斯基为顾问。2月，维经斯基从上海赶到武汉，与鲍罗廷商量对付蒋介石的方针，鲍主张联唐反蒋，维经斯基不希望革命阵营分化太快，以集中力量对付北洋军阀及帝国主义，不主张反蒋。为了拉拢蒋介石，他亲自去南昌了解蒋介石的动态。直到“4.12”政变后，维经斯基对蒋仍抱有幻想。
维经斯基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步步退让的政策，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客观上看：共产国际、苏联当时从战略需要出发，要稳住中国、把握中国，使成为其同盟军，摆脱在这远东地区的孤立局面。而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大，在共产国际看来，国共两党决不能分裂，统一战线必须维护。同时，苏联在华的顾问鲍罗廷、加伦，他们长期居住广州，对国民党颇有感情，对蒋介石的妥协投降策略也影响维经斯基。从主观上看，维经斯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缺乏深入的研究考察，在莫斯科和上海之间匆忙活动，也影响他对重大问题的决策。特别是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须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也要看苏联其他顾问的态度。但更重要的是，维经斯基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第一：只要统一，不要斗争。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周恩来、鲍罗廷等准备采取措施打击右派，扩大左派，但维经斯基反对。他认为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已成事实，郭松龄倒戈又遭失败，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如果国民党一旦分裂，广东的革命形势就会逆转。他以维护国民党统一是绝对必要为由，极力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让步，以挽救南方革命。以“3.20”事件、《整理党务案》，他亦步亦趋，迎合蒋介石的需要。大革命紧急时期，为维护统一战线，“尽管知道民族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已在这个阵线内部准备投降，却把主要赌注下在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政府和资产阶级地主代表蒋介石发生矛盾上，从而没有独立组织自己的力量，即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26)。以致当蒋介石拿起屠刀砍向共产党，砍向工农是，共产党没有组织力量予以反击，最后导致大革命失败。
第二，对共产党的力量估计过低、对国民党估计过高。维经斯基认为，“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真正进行民族革命的集团”(27)，认为国民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群众和城市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共产党呢？在维经斯基眼里是人数少，力量小，“我们党在广州无论数量上（总共才几百人），还是组织上都是弱小的，我们党没有在报刊上和在广大群众面前独立行动”(28)。共产党力量这么小，又无群众基础，“未受到斗争考验”(29)。他断言：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要独立地引导劳动群众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时尚早”(30)。在他看来，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拱手送给国民党。
第三“混淆右派与中派界限，认敌为友。“3.20”事件后，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逐步暴露，维经斯基却认为蒋介石是中派(31)。既然是中派，当然就只能团结、教育、帮助，只能“联合中派……不能消灭中派”，不能反击。直到1930年，他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时，认为蒋介石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反动派。
注释：
①③《张国焘回忆维经斯基》，载《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451页、第450页。
②《李维汉谈维经斯基》，摘自《李维汉同志1979年11月的一次谈话》载《维经斯基在中国有关资料》第428页。
④(17)(21)(22)(31)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的错误问题》，载《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
⑤维经斯基：《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东方》，载1924年3月4日《真理报》。
⑥维经斯基：《中国解放运动的总结和近期前景》，载1926年2月21日《真理报》。
⑦(12)(13)维经斯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进攻》，载1926年6月7日《真理报》。
⑧(18)《维经斯基在华活动纪事》，载《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第473页，475页。
⑨(11)(14)维经斯基：《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载《向导》周报第127期。
⑩维经斯基：《1925-1927年革命前的中国政治关系》，载《苏联历史问题》1947年。
(16)(23)(24)(25)(27)《维经斯基在中国有关资料》第469页，第482页，第486页，488页，第281页。
(19)维经斯基：《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5-6期。
(20)(29)维经斯基：《国民党和中国革命》，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1期。杨去若第52页。
(30)维经斯基：《中国当前政局》载《维经斯基在中国有关资料》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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