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渊源探析论文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渊源探析论文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渊源探析

张晨阳 古琳晖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渊源。科学社会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和党的历史经验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形成提供了理论源泉、文化根基和实践基础,发掘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对于深入了解其灵魂精髓,加快推进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落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对台工作;渊源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我国实际国情相统一,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继承和发展我们党一直以来对台工作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探讨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渊源,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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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

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机器的批判剖析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为习近平对台工作思想的探索创新提供了理论启迪,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意蕴。

聚焦对台方略,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3]“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格局”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日益密切的联系往来不仅有利于加深两岸彼此间的互信,更有利于实现两岸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融合,正是基于这种大背景,习近平提出:“我们要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经济合作,厚植共同利益。”[4]通过促进两岸的发展融合,为马克思预言中“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统一的民族”[5]的实现提供坚实基础。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绿色矿山试点最多,占总量的34%,其次是西部地区,占总量的33%。虽然西部地区总体数量不少,但考虑到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富集程度和开发潜力,这一比例并不算高,其中资源禀赋较好的青海、贵州、西藏等地,绿色矿山试点明显偏少,存在区域结构不协调的现象。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内涵的化用和创新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蕴含了深层的精神追求,也彰显着独特的中国精神,历久弥新的深厚积淀,为两岸同胞凝聚智慧共识、解决矛盾分歧提供了有益借鉴。习近平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他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上看待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从而为对台工作思想发展提供新的灵感和启迪。

两岸关系“以和为贵”展现了和合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合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和谐、和平,突出了一种全局观层面的整体和谐。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他认为作为整体有机组成的每一个部分之间都应该保持和谐共生的状态。“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将与人为善作为一种最高的德行看待。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阴阳两个方面相合而孕育万物。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应该坚定不移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14]“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零和,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15]两岸关系发展的道路方向与和合文化重和谐、求和平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习近平指出两岸应齐心协力构建和平发展的制度框架,促进交流合作,真正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属性学说的继承和突破

国家结构模式,即国家整体和部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结构可分为以单一主权国家结构为特征的单一制和以若干国家(或邦、独立自主的州,有自治权的省市)组成联盟结构形式为特征的复合制。一方面,习近平明确指出:“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其中结束政治对立意味着两岸统一后将保留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某些特点,包括全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立法机关,实施统一的宪法,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个代表国家的法统。另一方面,习近平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7]两岸统一不代表彼此社会制度的变更,台湾可以实行与国家主体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即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享有比一般联邦或邦联制国家成员更大的自治权,从而彰显复合制的某些特点,从而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模式学说。

他指出:“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8]应该认识到“只要两岸凡事都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考虑,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阻碍。”[9]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10]台湾同胞可以保留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存于“一国之中”,通过发挥国家“调停人”作用,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属性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习近平始终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不变。一方面,重视台湾民意诉求。习近平强调“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重视台湾同胞要和平、要生存、要幸福、要发展的真民意,不因台湾政党轮替而改变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立场。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确保“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17]珍视尊重台湾同胞在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把两岸民意作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参考因子和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重视两岸民众福祉。习近平明确指出“维护好台湾同胞权益,发展好台湾同胞福祉,是大陆方面多次作出的公开宣示,也是我们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郑重承诺。”[18]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成为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不断扩大两岸同胞在两岸往来中的受益面和获得感成为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宗旨,习近平指出:“一如既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湾同胞、团结台湾同胞、依靠台湾同胞,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19]这一系列论述和举措使两岸关系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把民本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认识。

二、中华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

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中,他把共同体看作人的存在前提,强调人的解放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指出:“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两岸同胞前途命运息息相关。”[6]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和血脉渊源是“两岸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特征,两岸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说就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台湾的前途和民众福祉都系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真正的共同体”为个体的自由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平台和场所,离开了这个基础,个人自由无从实现。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政治基础体现了“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政治思想有深厚的理论根源和历史积淀。“大一统”首次正式提出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其中“大”作动词解为尊大、推崇,“一统”是元始,即万物的本体,后来逐渐衍生出政治文化高度一统的含义,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孕育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强调国家民族统一和文化的融合,孔子提出重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秩序,孟子则主张天下“定于一”,坚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荀子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吕氏春秋》中有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西汉董仲舒在呈汉武帝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使“大一统”在政治操作层面获得了进一步推行的基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逐渐开始扎根于民族血脉之中并成为凝聚全民族的精神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准确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聚焦新时代两岸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所面临的矛盾挑战,在吸收继承我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推动两岸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路径选择蕴含了传统和合文化

在“两岸命运共同体”框架中,大陆和台湾的地位平等,两岸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谋求两岸和平发展,显示了两岸关系同根同源一家亲的本质。习近平曾多次表示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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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和而不同”体现了和合文化的方法路径。“和”蕴含和谐、和平之意,“合”意味着融合、合作,“和合”可引申为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产生新事物。“和而不同”的思想坚持事物之间相互联系作用过程中,承认彼此间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将其置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使其重组优化。两岸关系就处于这样一个和合体当中,一方面,针对双方的现实差异,习近平指出:“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精神。”[16]另一方面,两岸不仅在民族血脉和历史文化上同根同源,而且双方之间还存在“一个中国”这个“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强化“两岸一家亲”理念,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从求同存异向聚同化异迈进。

(三)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根本宗旨借鉴了传统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历史经验的沉淀,也是民族兴盛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传统民本思想重视基层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孟子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传统民本思想把国家社稷和百姓福祉紧密联系起来,虽然其本质是用于维护专制统治,但其中察民情和重民意的精神要素,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所倡导的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理念已十分接近。

经世,即治理世事;致用,即尽其所用。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使得士大夫普遍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公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思想应运而兴,成为庆历学术①的主流,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那个时代的文风。其反映在北宋文坛首任领袖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中,则主要表现为切于人事、顺于人情、文道并重三方面。

三、党的对台工作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

作为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大一统”思想对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习近平曾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四点意见,其中首要的就是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不动摇,即必须坚持以“一个中国”为内涵和底蕴的“九二共识”。习近平明确指出:“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12]在涉及到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他的态度鲜明坚定,“一个中国”原则既是红线,也是底线,不容任何妥协和动摇,坚持“九二共识”就意味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13]两岸共同政治基础深刻表明,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同胞的共同心愿,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一)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走向融合发展

在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以来,我们党的政策理念更多地聚焦在促进两岸关系正常化发展的层面。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两岸关系从对抗冲突走向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叶九条”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促进和平统一的六点设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全新路径,奠定了我党新时期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强调“一个中国”的核心及“和”与“化”的两个基本点,提议就结束敌对状态、逐步实现统一进行谈判,强调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求同化异。进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同志面临两岸形势发展新变化,提出“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一方面,坚决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另一方面,强调加强经济交流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从战略高度为两岸关系发展定调,将“和平发展”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核心主题。

十八大以来,两岸关系发展开始向“深水区”过渡,推动两岸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如何增强两岸同胞之间“心理认同”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前几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同体”和两岸共圆“中国梦”的思想理念,通过政策方针为新时期发展两岸关系注入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内涵,在两岸加深经济交往的同时,进一步增进了两岸间彼此的认同和融合。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灵契合”的全新理念,他强调:“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20]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创新,更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新角度,是对以往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两岸关系发展思想的新突破。

(二)在先易后难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实践走向深入

在两岸交流实践当中,本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原则摸索解决两岸之间的一系列敏感问题,是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推进两岸关系的指导思路。2005年,胡锦涛分别与受邀访问大陆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新党主席郁慕明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揭开了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新篇章。这种交流很快从高层会晤发展到基层交流,从经贸合作走向党务沟通,真正地通过交流实践将两岸关系发展推向深入。

在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的原有基础上,习近平以勇于突破、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继续推动两岸交流实践向纵深发展。对于两岸间发展存在的思维禁锢,习近平指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21]在解决两岸当前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时,习近平不仅展现了高度的诚意和信心,也为推动双方积累共识、管控矛盾分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和马英九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会晤,翻开了两岸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双方在政治难题上所展现出的行动默契,为两岸关系突破禁区、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典范。

1995年3月下旬,也就是在梁建英毕业前的4个月,铁道部高速办、科技司在她的母校主持召开了确定京沪高速铁路重要技术参数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的每小时300 km的速度目标值,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幸运的是,就在这中国高铁喷薄欲出的艰苦探索阶段,梁建英一毕业就来到中国的“轨谷”——目前中国60%高铁动车组的生产地青岛四方工作。

(三)在建构机制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制度框架逐步建立

从法理高度和制度层面为两岸关系行稳致远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对台政策的重要方面。1995年,江泽民首次提出对两岸关系发展“进行规划”的主张。进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在两岸和平发展问题上提出探讨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问题。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高票通过了《反国家分裂法》,把我们党长期以来对台工作的一系列大政方针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力震慑了“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2008年,陈云林率海协会协商代表团顺利访台,两会互访的实现表明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三通”的实现更是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引入到了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上面。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22]推动两岸制度框架的建立,不仅强化了党中央对台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更使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不被外部因素干扰打断。

(6)建筑节能设计软件直接面向全国建筑设计市场,与全国和地方节能设计标准同步,为建筑节能设计提供了工具,保证节能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推动两岸关系法制化和两岸制度框架的构建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他多次明确表示,将保持对台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会因台湾政党轮替而改变,他多次强调对台政策的“三个不会变”和“三个有利于”,为两岸关系持续发展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不仅两岸“两会”制度化联系沟通得到全面推进,而且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间常态化联系也得以建立。2014年2月11日,张志军在南京与王郁琦会面,实现了两岸交往的重大突破。习近平强调“应努力构建稳定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框架。”[23]必须“运用法治方式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完善涉台法律法规。”[24]他还倡议:“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25]不仅继承了我们党建立两岸交往制度框架的政策理念,还将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引入两岸关系发展当中,丰富了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层次和内涵。

参考文献:

[1][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8.

[3]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宋楚瑜一行[N].人民日报,2014-05-08.

[4][8][13]习近平会见萧万长一行[N].人民日报,2013-04-09.

[7][12][15][16][17][19][21][25]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1-03.

[9]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保持锐意创新勇气蓬勃向上朝气 加强深化改革开放措施系统集成[N].人民日报,2013-03-06.

[10][20]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N].人民日报,2014-09-27.

[11]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N].人民日报,2014-07-09.

[14]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强调 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共同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N].人民日报,2015-03-05.

[18]习近平同马英九会面[N].人民日报,2015-11-08.

[2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人民出版社,2012.

[23]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N].人民日报,2015-05-05.

[2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8-10-29.

作者简介: 张晨阳,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古琳晖,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 210003)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359(2019)04-0029-05

(责任编辑 胡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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