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态度导向量表在中国的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导向论文,企业家论文,量表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际上，学者们经常用个性理论和人口统计信息来识别企业家特征，前者侧重于个人的性格特点，后者包括性别、种族、家中排行等。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个性特征会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带入死胡同，应当把企业家与其周围环境（如社会、金融、技术等）间的互动关系考虑进去(Carsrud & Johnson,1989)。Robinson等人(1991)从态度理论角度，设计出企业家精神态度导向量表(Entrepreneurial Attitude Orientation EAO)，从业务成就、业务创新、对业务结果控制的感知及感知的职场自尊四个方面衡量企业家精神，并通过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证明了这种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关注企业家精神相关课题。但是对于衡量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相关研究大多仍着重于测量企业家的个性特点或动机倾向（王坤和荣兆梓，2005；苏方国，2005）或采用教育背景（肖建忠，易杏花，Smallbone，1995）等人口统计变量来识别企业家。从态度理论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几乎是一项空白。基于这一点，本文引进Robinson等人所设计的企业家精神态度导向量表应用于中国社会。这将是首次在中国社会检验此量表的有效性。同时，也符合Robinson等人关于将其设计出的量表应用于不同文化和政治体系中进行检验的预测。本文其他部分分别为文献回顾、研究方法和结论。
二、文献回顾
1.企业家精神定义
企业家精神这一表达方式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琼-巴普蒂斯特提出。当代的企业家精神研究源于熊彼特，他论证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他们通过开发新产品、新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创新活动来激发经济活力，将企业家精神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不断替换或破坏已有的产品或生产方式。Gartner(1990)提出定义企业家精神的八因素：企业家个性特点，创新，创立组织，创造价值，盈利和非盈利，成长，独特性以及业主—管理者。
2.个性特征与企业家精神
个性特征着重于测量企业家的个性特点或动机倾向，始于McClelland等人(1953,1961)。之后众多学者前赴后继，试图寻找企业家特有的个性特点(Brockhaus,1975;Brockhaus和Horwitz,1986)。该研究视角有如下弊端：(1)这种基于个性的研究方法和量表并不是专为企业家精神研究而开发的，而是借鉴于心理学领域，应用于企业家精神领域的研究，有时候并不合适和有效，对于各种企业家精神结果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或只是边际显著。(2)测量同一概念的不同量表间的相关性差，即缺乏收敛效度。(3)心理学是用来测量各种情境下的普遍倾向的，当这种普遍情境专用于某一领域，如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时，就会不适用，如用空间立体感和色彩搭配感等艺术特质来测量企业家精神的商业创造性就显得不合适。(4)个性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未考虑人类行为和周围环境间的互动关系。
3.人口统计信息与企业家精神
采用人口统计信息来识别企业家的假设是，拥有相似背景的人会有相似的稳定特征，人口统计信息包括家庭背景和经历，如家中排行、婚姻状况、年龄、父母和自己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以往的工作经历和工作习惯等，通过各种测量指标可以对群体中的企业家做出预测(Brockhaus,1982;Hisfich,1986; Jacobowitz和Vidler,1982)。这种方法有如下三方面不足：(1)该方法的假设是人类行为由各种人口特征决定，或受其强烈影响，如性别、种族、家中排行等，但实际上，行为更多的是对周边环境的反应。(2)有的学者把人口特征作为个性特征的代名词，给不同人群赋予特定的个性，因此，他们实际上是用个性特征来衡量企业家精神，而非用人口特征来衡量 (3)这种研究得出的结果相互矛盾，无法预测企业家精神。
4.企业家精神态度导向量表
基于以上不足，Robinson等人(1991)根据态度理论三维度模型开发出EAO。态度是对某一对象的喜好或不喜好的总体反应。对象可以是某个特定的人、地方、东西、事件、行为、精神概念、认知倾向和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以上的组合。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发特定的态度量表。有的学者认为态度是单一维度的，是一种情感反应，而有的学者认为，态度包括情感(affect)、认知(cognition)和动向(conation)三个维度(Allport，1935；Breckler，1984；Chaiken和Stangor，1987)，情感指对某物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认知指对某物的信念和看法，动向则指可能采取的行动和行为方式。EAO采用的是这种多维度结构。由于态度不如个性特征那么稳定，容易受时间和情境因素的影响，也被视为个体和态度对象间的互动结果，因此，从态度角度来研究，也能较好地反映行为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以往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显示，企业家在以下四方面区别于非企业家：成就需要、控制力、自尊和创新。因此，EAO包括四个子量表：业务成就(Achievement in business)，指企业的实际运作绩效和增长率； 业务创新 (Innovation inbusiness)，指用新颖的、独特的方式开展业务，或对业务有独特的认识；对结果的个人控制感知(Perceived personal control of business outcomes)，指企业家感知到的自己个人对其业务的控制力；感知的职场自尊(Perceived self-esteemin business)，指处理业务时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每个子量表包含情感、认知和动向三个维度。
5.企业家精神导向量表的检验
学者们对Robinson等人(1991)的企业家精神导向量表的有效性在不同国家进行了验证。Stimpson,Heufner,Narayanan和Shanthakumar(1993)用EAO量表对印度的97名企业家和101名白领做的调查显示，双方只在个人控制上体现出显著差异。仍然是这一研究，对美国151名企业家和47名经理的调查则显示，有三个子量表表现出显著差异：创新、成就感和个人控制。
三、研究方法
1.数据收集
本文的样本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总裁班学员和普通MBA学员，并在问卷开头设置甄别性问题：“您是否自己创立过公司”，以识别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发放问卷100份，得到有效问卷74份，其中，属于企业家的35份，属于非企业家的39份，在非企业家中，46.2%为企业高层管理者。我们分析了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在企业家和非企业家间的分布及Chi Square检验结果。研究表明企业家大多集中在35～45这个年龄段，而非企业家则集中在25～35年龄段。教育背景而言企业家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占总数的90.6%，非企业家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数的87.1%。
可见，企业家和非企业家除了在性别上没有差异外，在年龄和教育背景上都存在显著差别，企业家的年龄高于非企业家，而受教育程度低于非企业家。
2.信度检验
首先，我们对四个子量表的三个维度（共12个因子）分别测Cronbach Alpha的值，删去与总体相关系数低的题项后，再分别按四个子量表和三个维度求Cronbach Alpha值，检验结果表明除了自尊和情感的Cronbach Alpha值较低外，其他子量表和维度的Cronbach Alpha的值都高于0.7。
3.态度量表的组间比较
经过信度检验后，原量表的75个题项减少到44个。我们就这44个题项在企业家和非企业家两组间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只在“自尊—行为”方面显著高于非企业家，其他子量表和维度上都无显著差异。我们再用Discriminant Analysis对量表的预测性进行分析，Wilk's Lambda结果显示无显著预测效果。
四、结论和讨论
1.本文局限
本次研究的主题是国外企业家精神研究量表在中国的验证。原文作者用此量表对企业家和非企业家进行测试后发现两者结果有显著差异，说明该量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甄别出个人身上是否存在较高的企业家精神，该量表是一个较为有效的企业家精神检测量表。然而，我们翻译该量表，将其用于对复旦总裁班和MBA学员的测试，却发现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该量表所关注的四个维度——成就、个人控制、自尊和创新都没有显著差异，惟有在自尊中的行为维度，创业者与非创业者间存在显著差异，创业者在自尊方面的得分要高于非创业者的得分。
(1)样本来源。在Robinson等人(1991)的研究中，非企业家样本组成为两家高科技公司的非管理层白领、政府机构公务员和大学学生，而我们的样本来自于复旦大学总裁研修班和MBA班，均是商业圈内人士，而且在非企业家样本中，只有7.7%的人为非管理层，并有46.2%的人担任高层管理职务，这种工作性质的相似性对人们的态度要求相应也是相似的。
(2)行业影响。在不同行业中创业要求创业者有不同的特性，行业因素似乎是一个对企业家精神有影响的变量。在我们选择的样本中，创业者大多来自于总裁研修班，而MBA学员成为非创业者的代表。但是这两个人群本身分布的行业有较大差异，不能排除行业差异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
(3)问卷引入。原问卷共有75道问题，在我们引入问卷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翻译，并删除了几道非常相似的问题。翻译过来的问题和原文可能存在一定差距，或许让被调查者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删除非常相似的问题是为了尽量缩短问卷长度，以保证问卷回收的质量，但这样做可能对问卷结构有了略微的变动，也难以利用相似的问题来验证被调查者是否认真填写问卷。
2.今后研究方向
原问卷在原文的测试中得到了较好的验证，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却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除了以上提到的操作层面的问题以外，更大的问题可能存在于问卷本身是否能够与中国实际情况匹配的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原问卷中提到的四个维度可能可以有效度量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区别；然而，中国市场经济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市场规范并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全建立也需时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创业者最大的特性恐怕并不是问卷中提到的四个维度。也就是说，在中国市场中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特性可能并没有完全被囊括到问卷当中。在今后中国市场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引入其他变量，如人际关系、捕捉机会的能力和风险偏好等，以反映中国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