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安教育思想初探_王亚南论文

王延安教育思想初探_王亚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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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教育实践都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作为新中国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对高等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王亚南的教育思想,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一份宝贵遗产,对当前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于其经济、哲学著作以及演进、谈话之中,本文初步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探析。

一、关于教学质量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王亚南认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是一个综合概念,这个概念包含着大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质;高等学校教学必须注重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他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他对经济形态和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他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教育又是动态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在近代以前,教育和哲学、宗教思想掺杂起来,处于“云雾之中”;近代以来,教育则与经济基础愈来愈接近,与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力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以前“半神半人”的教育已不合实际需要,近现代教育强调“人”的教育。

王亚南认为,为了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民主政治,教育必须使受教育者具有“正确的世界观”。1944年,王亚南从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岗位离任时,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中大经济学系的同学,并在信的附言中说明了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这在同学们的做人与做学问上能有一点影响,信中强调:认识开明的研究态度与坚定的研究立场,有同等的重要。由此可见,他不但把“做人”与“做学问”并提,而且教育同学在“做人”与“做学问”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解放后,他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高等学校的一切工作。

王亚南重视创造能力的培养。在厦门大学的一次讲演中,他要求青年“由特定专业部门的基本训练到独立思想工作,再达到创造性的发挥和发现。”(注:王亚南:《跟青年教师谈谈怎样治学》,《福建教育》1978年第9期。)王亚南在关于教育的论文、讲演、谈话中,经常阐发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他曾引用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话来说明问题。布氏说:“最主要的是教会人们思考。”1962年,他在谈话中对青年教师提出:“要善于把一般原则性的知识应用在研究具体问题,找出具体答案,不可以满足于一般规律,不可人云亦云。”(注:王亚南:《跟青年教师谈谈怎样治学》,《福建教育》1978年第9期。)

王亚南提出,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应当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认为这是大学教育任务不同于中小学教育任务的重要特点之一。他指出,只有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深入理解知识。他鼓励同学“发挥自己学习的精神,自己去找门径,自己去探索。这或许有时觉得太迂回了,有时觉得太辛苦了,但这却最靠得住。”

王亚南主张,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以及运用知识的综合能力;既要广博,又要专精,广博而专精要“一以贯之”。他说,“必须随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眼界,才能不断地提高。”他对青年谈到:“基础知识必须通过专门学科的学习与运用,加以巩固和提高,必须通过专门学科来表现,否则,漫谈则劳而无功,基础打得再好也只是基础而已。”(注:转引自王增炳:《高教理论研究与实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他认为,广博与专精要“一以贯之”,一方面,要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以观点统帅材料;另一方面要拿各方面广泛的知识来为专业学习与研究服务。他认为,人才的广博与专精,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运动与发展过程。他说:“打好基础,再学专门学科,这是一般学习的程序,但不等于专了就不必回过头与学习一般的知识,必须随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眼界,才能不断地提高。专了还要通过博来达到精。”(注:转引自王增炳:《高教理论研究与实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以上是王亚南关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与学生综合素质思想最具特色的若干方面。此外,他在学生的内在心理素质等方面也有许多见解,如要求学校要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自信心。王亚南的这些论述,是符合人才成长对素质的基本要求的,对当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颇有启发意义。

二、注重人文社会科学教育

王亚南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认为高等学校的学科和专业设置要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他要求,大学在教学上要“搞点相互渗透”;要把人文社科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今天,我们不也是强调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吗?

王亚南指出,现代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理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原是一体的东西,丝毫歧视不得。针对当时有人认为“社会科学根本不成其为科学”的论调,他指出,我们所指的社会科学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或是把科学一般化抽象为追求与信奉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在王亚南的许多著述中,“社会科学”几乎是“社会发展法则和趋势”的同义词。

王亚南认为,自然科学所以显示其重要性的社会功能,必须在我们为它作出了发挥其作用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以常识、成见代替人文社会科学,那同时就表示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功能,仍缺乏理解。他尖锐地指出,限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造成严重的恶果。”就任厦大校长后不久,王亚南就发动全校教师进行讨论。他引导教师认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具有科学的规律性、系统性、实在性三种属性;进而帮助教师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贫困,必然带来自然科学的不振,“两种科学是相依为命,相互影响的”。王亚南重视人文社科的教育,对当前高等学校的学科与专业设置、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倡导以研究的态度进行教与学

王亚南认为,以研究的态度进行教学,是高等学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指出:“像综合性大学这种高等学校,一方面是教育机构,同时又是研究机构,它的教学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注:王亚南:《理阶段综合性大学需要开展的科学研究工作》,《新厦大》1954年4月10日。)他认为,把科学研究引进到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教学过程之中,是由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基本职能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决定的。王亚南要求,教师的研究过程必须加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包括向学生报告研究过程和问题,以发挥研究的教育作用。王亚南认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是大学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一个好教师,既要传授知识,又要指导方法。他还大力提倡大学生搞科学研究,把它看作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之一和促进教师搞科研的推动力量。在上一门课程的第一节课时,他总要提出:用什么态度来学习这门课程——研究的态度。他要求学生:不必强求与教师意见一致,可以质疑论难;真理不是教师说了就算数的,学习者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应当“作理论研究的主人而不用当作其奴隶”,也就是说,不应死记原理原则,而用“役用”原理原则解决实际问题。他要求学生的学习要有“时代感”与“现实感”。

四、提倡百家争鸣

王亚南认为,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关键在于为大学生的成长创造一系列良好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活跃学术气氛,提倡自由讨论,交流学术思想。

在近代教育史上,蔡元培倡导学术思想自由。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推行“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允许各家各派的学说在北大传授。蔡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由”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时代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启蒙的进步作用。而王亚南倡导的“学术自由”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要求。他要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反对文化专制和政治专制。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言论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无论在革命的社会,抑在反革命的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自由。”(注:王亚南:《论言论自由》,载福建省人民政府办《人民日报》,1933年12月19日。)在就任厦大校长时,他更加明确指出:我们提倡百家争鸣,是为了发现真理;真理乃客观现实的反映,这就决定我们是唯物主义的,百家争鸣不但不与马列主义相抵触,而且是实现马列主义的途径。他认为学术自由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服从真理”。王亚南强调,要有“开明的研究态度”;他指出,任何光辉而正确的学说,只有在诸多相反学说的论难、质疑,甚至攻击中,才能使它从每一视野,每一角度,都阐发出真理的光芒来。

五、关于如何使用人才的观点

王亚南认为,人才属于国家,知识财富属于整个社会。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重视人才,不是为了个人办学的声誉,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出发,从培养人才的观点出发来对待使用人才的问题。他求贤若渴,在高等教育界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与实践上破除“人才单位所有制”的观念。例如,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解放初曾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学生。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学当教师,被认为不能胜任,有一段时间工作和生活都陷入困境。王亚南了解到他的情况,及时把他要回厦大工作。这时,王亚南不可能预见到陈景润后来将有重大成就,但他知道,陈景润不善言谈,而能迷恋于数学研究。因此,陈景润回到厦大后,被安排到数学系资料室工作,这对于他一心钻研数学很是合适。陈景润终于在短短的2-3年里,在数学领域脱颖而出。1956年,陈景润初露头角,为数学家华罗庚慧眼所识;1957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向厦大商调时,王亚南又坚决支持,慨然允诺。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陈景润的提高和成长。其实,王亚南为国用才,关心人才成长,并不是从陈景润开始,也远远不止陈景润一个人。王亚南在使用人才问题上的大家风范,反映了他在人才问题上鲜明的思想观点。为了国家科学教育事业的繁荣昌盛,王亚南并不主张把人才束缚在一个地方。虽然未能提出“人才流动”的口号,但他认为,一个人才老是呆在一个地方,就个人成长和社会文化交流传播,都是不必要的。

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评价王亚南“懂得人的价值”。只有懂得人的价值,才会关心人;也只有关心人,才懂得人的价值。在厦大,王亚南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他是校长、著名学者,忙于治学、著书立说,可是,在清晨或傍晚,学生们往往可以在学生宿舍找到他的踪影,听到他豪放、爽朗的笑声。许多人知道,当时在厦门大学财务科,有专门一位同志收存王亚南的稿费用作资助有困难的学生。人们称道老校长“爱才不爱财”。王亚南认为,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是培养人才的中心环节。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总是亲自抓教学工作,经常同中青年教师一起研究教材和教学法,还经常深入到文理科各系各教研室听课,讨论教学与科研问题。他每周总要抽出时间听1-2节课。听课之后,他总要找教师交换意见,指出讲课中的优点与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说一些鼓励的话。

在使用人才问题上,王亚南坚持不求全责备,敢于启用反对过自己的人,着眼于发挥人的一技之长。厦门大学经济系曾有一位教师在解放前监视过王亚南;解放后,他交代了历史问题,并表示悔过自新。在讨论此人工作安排时,王亚南力排众议,认为他还有一技之长,应该让他将功补过,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服务。这件事反映了王亚南在使用人才问题上的宽宏大量和宽广胸怀,也说明了他确实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人。

王亚南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包括他对现代教育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对如何办好大学的见解、对培养人才与使用人才的看法,对提高教学质量的论述等等。在这些思想观点中,无不围绕着教学这一中心。王亚南认为,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特别是“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它虽然同时是一个研究机构,但它首先还是以一个教学机构来与一般研究机构相区别。不搞好教学,就谈不上科学研究……”(注:王亚南:《理阶段综合性大学需要开展的科学研究工作》,《新厦大》1954年4月10日。)他认为,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因为,人才的培养最根本的是要通过教学来实现。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是紧扣教学这个中心的。他说:“我是一个老农,老农怎么能忘记耕田?”他教育思想源于教育实践,用于教育实践。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地耕耘在高等教育战线,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教育思想,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王亚南的教育思想,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有许多是前人所未论及的或语焉不详的。它贯穿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显示出它的价值。研究王亚南教育思想,不仅是对他的纪念,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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