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财政税收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论文,财政论文,人民币论文,压力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且针对人民币币值应否重估的争论还有持续升温的势头。从表象上看，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是由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造成的。但实际上，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日趋加重的部分根源则隐藏于我国转型期的经济体制之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日趋高涨的今天，重新检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对经济长期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进行梳理。通过采取必要的财政税收措施，以减轻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压力。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的国际背景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人。2002年12月，日本财务省黑田东彦、盐川正十郎等官员先后公开指称中国在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并将全球经济的不景气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2月，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盐川正十郎又欲通过一项类似“广场协议”的提案，以迫使人民币升值。在同年7月的亚欧财长会议上，由于日本不遗余力地鼓动，欧美、亚洲的一些国家开始附和日本人的“倡导”。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应重新评估的问题上，美国国会是积极的呼应者。从2003年开始，美国国会多次召开有关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问题的听证会，指证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不绝于耳。
从2004年下半年至今，欧元区经济一直疲弱不振。为了缓解经济增长压力，欧洲也加大了对人民币的施压力度。尽管相对于日本和美国，欧洲的态度始终较为温和，但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将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以转移区内选民的视线。
这一轮肇始于日本、呼应自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运动”，以2005年4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旨在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舒梅尔一格拉汉姆”提案为标志，形成了一个高潮。该提案声称，中国政府在6个月内将人民币升值，否则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面临高达27.5％的惩罚性关税。7月21日，随着中国政府关于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其汇率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确定。至此，这场历时近3年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得以暂时平息。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原因分析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就是中国有着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因此，厘清人民币升值的表象及深层原因，是寻求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应对之策的前提。
(一)人民币升值的表象——持续的贸易顺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连续双顺差的局面(见表1)。
表1 1999～2005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顺差情况(亿美元)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项目
经常项目
156.7 205.2 174.1 354.2 458.7 686.6 672.6
贸易顺差292241
225304255321608
资本及金融项目 76.4 19.2 347.8 322.9 527.3 1106.6 383.0
注：2005年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及金融项目顺差为上半年数据，贸易顺差为1～8月份数据；其余年份的数据转引自陈信华，殷凤编著：《国际金融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
从表1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从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4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已达到1 018.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对曾经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现在它却带来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其次，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整的自由度。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规定，我国中央银行是外汇市场上的最终买家。所以，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地通过投放人民币或发行票据等方式来吸纳市场上过多的外汇供给，其结果要么是因人民币投放过多而使国内出现通货膨胀压力，要么是限制了央行为适应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而相机调整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二)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体制性问题
首先，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出口也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发展经济的策略并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同时，在外需模式导向下，出口创汇规模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员业绩的一把尺子，而扩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刻意追求的政绩工程。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屡见不鲜，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其次，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增长主要靠粗放式的投资来维持，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扩大内需只是被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利用，因而也加重了对外需的依赖。呈现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我国投资率很高，但消费率却很低。从表2可以看出，“六五”以来，我国消费总额虽然在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一直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4年，我国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53％，不仅低于目前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全球78％的水平。
表2 “六五”以来我国消费及投资情况
指标总额(亿元)占GDP的比重(％)
资本形成
消费总额投资 消费
总额
六五112012143634.0866.24
七五262024527536.8663.52
八五75289
10971139.6459.38
九五
148073
23431337.6459.32
2001年 374615892738.0059.80
2002年 423056279939.2058.20
2003年 515556749442.4055.40
2004年 628757544044.2053.00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供给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通货紧缩随时威胁着经济的稳定发展。除了居高不下的储蓄导致我国消费率过低外，归纳起来，更重要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制约了我国消费动力的释放：“三农”问题的恶化、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就业形势的严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其中，“三农”及城乡差距问题使得占中国绝大比重的人口消费能力低下，不能将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具有现实购买力的需要，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同样抑制了部分具有一定购买力、却对未来抱有不乐观预期人们的现实需要。因此，要启动国内消费，就需要从提高人们收入水平、解决社会分配不公，以及最终改变人们心理预期等方面着手。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来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
再次，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私人储蓄难以有效地转化为私人投资。人们除了因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为了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被迫储蓄外，我国储蓄率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金融机构效率极低，不能按市场机制配置有限的资源。众所周知，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间接金融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间接金融又以产权单一的国有银行为主，显然，国有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国有企业，在贷款融资方面，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存在体制性歧视。另外，诸如金融投资品种少、投资渠道单一、金融市场诚信差等也是制约私人储蓄转化为私人投资的重要因素。
最后，在外资政策被扭曲的情况下，大量外资蜂拥而至，致使我国资本项目连年顺差，进而造成国际收支失衡。根据“两缺口”理论：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储蓄、外汇等方面的有效供给与其相应的需求之间往往存在缺口，即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而弥补这两大缺口的主要办法就是引进外资。同样，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利用外资的目的也在于此。而2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资金短缺的情形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一定意义上，目前我国已经成了净资本输出国。1979～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 453亿美元(包括对外借款与外商直接投资)，但到2005年9月底，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 600亿美元，若加上私人所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将高达八九千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官方与非官方所持有的外汇之和已经超过了外来资本的总规模，所以我国已由资本输入国变成资本输出国。为此，我们需要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导向，现在引资更应看重的是外资所带来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然而，现在一些外资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为引资而引资，把引资本身当成了目的，其中又以地方政府为甚，个中缘由无非是将引资规模与其政绩考核不适当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种双重角色只能带来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扭曲的政府行为必然带来扭曲的外资利用模式。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争夺外来资本，不惜通过税收优惠、土地无偿使用等手段开展恶性竞争。虽然外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带来当地经济的增长和就业人数的一时增加，但它却是以不惜侵蚀税基、甚至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换来的，致使长期社会边际成本可能远远超过社会边际收益，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最终坐失社会经济改革的良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部分原因其实是由内部体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引起的，国际收支的长期双顺差状态是与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同样，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或某种程度的低估也与我国当前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存在极高的关联度。我们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以求从根本上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
三、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财政税收对策及建议
目前，我们解决国内经济运行中带有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然而，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发展的空间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在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冲销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仍是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因此，在货币政策受到有关因素制约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是更为合适的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手段。
从引发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内在矛盾看，当然有些问题仅靠财政措施也是解决不了的，如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不科学等。所以，笔者只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路径等方面，考察财政与税收政策在消除国际收支过度失衡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上的可为之处。
(一)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首先，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动力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由于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等一些行业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导致了其上游产品或相应原材料价格涨幅过高，并引发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为此，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以及“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要求。这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长达6年的扩大内需政策推动下，我国投资和出口“动力”得到全面释放，而消费需求一直偏淡的情况下，中央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又一次调整。可见，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效果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内需的着重点要有意识地偏向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长期预期收入。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使众多有消费愿望的人，却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由于居民消费是短期内难以对其施加影响的变量，因此，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落到政府身上。
其次，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进而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以及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着手。长期以来，我国消费之所以一直疲弱不振，除了政府消费支出不高外，还与居民消费受制于有关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关。为此，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作出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导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所以，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投到以下领域：一是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二是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期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三是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今后，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二)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水平
我国现有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海到内地，以及由东向西，税收优惠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与区域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比较弱，即使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优惠也是从属于地区优惠政策的。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首先，外资主要集中到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惠顾”；其次，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甚至是投机性较强的地产与股票市场，而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行业很难得到外资的“青睐”。
另外，在我国加入WTO若干年后的今天，外资仍然在所得税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在世界各国争取各种平等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今天，我们反而自戴“枷锁”，实在令人费解。目前的外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利于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资过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三)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
1990～2004年的15年间，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均为贸易顺差国，且2005年全年的贸易顺差已达到1 018.8亿美元。在中美、中欧贸易摩擦频发的今天。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额对我们来说，不仅不是福音，而且还成了西方国家强压人民币升值的由头。在一定意义上说，贸易顺差的持续与不断扩大，也是内需不足与国内经济降温的一种表现。未来几年，如果内需不足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净出口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将还会上升。届时，人民币升值压力、贸易争端等问题还会进一步增强或恶化。因此，为了减少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以及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必须在扩大内需与出口导向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在我国诸多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随后的20年中，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调整，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一直是五档，分别是：17％、13％、11％、8％、5％。如果说1999年出口退税率的调升是为了通过扩大出口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以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话，那么，2003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下调则意在减轻中央财政退税负担与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而今天再提出口退税制度改革问题，则重在通过进一步调低某些产品出口退税率，以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质量，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时，除了像农业、电子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和鼓励的产业，其出口产品退税率保持不变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将开征出口税作为一种替代调升人民币汇率的方式使用，以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四)开征国际资本流动税，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
由于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增强，所以很多国际短期资本，尤其是国际游资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云集。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仅2004年就有不少于1 000亿美元的国际游资流入中国。因为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国际游资大多是通过短期贸易融资或侨汇等渠道进来的，所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扩大与国际游资的进入不无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曾于1978年提出了对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行为征收交易税的构想，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来稳定国际金融秩序。按照托宾的设计，这种交易税是按一定比例在全球统一征收的，只要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交易，都要征收统一税，无论其中是否涉及本国货币。甚至一国居民从另一国居民手中购买货物、服务、真实资产等都要照此征税。由于对货币兑换交易征税是托宾提出来的，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为“托宾税”。虽然托宾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但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短期国际资本采取的限制措施来看，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托宾的建议精神。如巴西曾对一切外国资本的收益(红利、奖金、利息)征收15％的利息均衡税，泰国对外国人征收10％的利息税，智利政府对所有外国借款征收1.2％的印花税等。为了抑制国际游资进入我国豪赌人民币升值的行为，可以考虑对所有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开征“托宾税”，同时，为了对正常的投资和贸易不造成实质性影响，对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相对稳定的国际资本施行相应的“退税”政策。
四、结 论
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增强，既是我国经济内外发展失衡的结果，也是转型期各类社会经济矛盾外化的表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拉动，这种只注重内部经济目标，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外部经济平衡发展的做法，形成了我国为了出口创汇而不计成本、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的局面。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与目前“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外贸模式相伴随的“显性”经济成本及“隐性”社会成本会越来越大，出口换汇成本的逐渐增加也有驱使人民币升值的倾向，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压力也不可小视。如果说贸易盈余是我们曾经刻意追求的一种目标的话，那么，通过外需的不断扩大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则成了现时内需不足情况下的一种必然诉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因素既是多维的，也是复杂的，其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和着手，尤其是要从我国目前所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外资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以及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及经济结构等层面找原因。上述所提出的财政税收措施只是一时的应对之策，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深化经济与金融体制的改革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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