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力资本和兼顾公平的增长——理论、台湾经验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启示论文,公平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不断扩大，这是否会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可能取得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政府对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从而也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起初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状况将出现恶化，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趋势。这一观点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挑战，经济学家们特别注意到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大，从理论上来说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是可能实现的。我国台湾省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用以说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很好的案例，对台湾经验加以研究也将为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一、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进展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时的主要结论是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Kuznets Effect）和“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也称“倒U曲线”）。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先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从而表现出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当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益差距缩小后，收入分配就趋于平均化了。 这一结论首先由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 并且得到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这些早期的研究得出的相应政策建议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首先鼓励富人进行储蓄和投资，而任何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只会抑制经济增长，从而最终仍然损害穷人的利益。
上述观点在近二十年来的研究中受到了很多批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齐头并进。其中，拉姆指出，一些早期的支持库兹涅茨效应的实证研究或者对人均收入的测算有误，或者在衡量收入差距时选择的指标不可靠，因此影响到实证结果的可信度，这一批评是最为针锋相对的（Ram,1988）。目前，经济学家们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并不是一条铁的定律，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一方面，一些经济发展指标仍然对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法国经济学家布基农和莫里森的一项工作证明，一个国家农业和非农业的二元化程度（主要以农业和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指标）越强，其收入分配差距就越大，因此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采取一些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减少经济二元化程度的政策措施（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1995）。此外，一些利用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比收入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显著得多，而且这些实证研究均认为收入分配不均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从而主张实现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Alesina and Rodri,1994; 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 Clarke,1995 ）。在实证研究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转向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一些收入分配不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也随即被提出。其中，法国经济学家布基农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收入不均可能会导致一些穷人不能接受教育，从而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但收入向富人集中又利于提高社会的物资资本积累水平，从而给经济的增长带来正面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他证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总的影响显著为负，同时这也说明了教育和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核心因素（Bourguignon,1993）。 （注：收入分配还可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影响到经济增长，例如民主政治体制，政治的稳定程度和金融市场等。对这些渠道的述评请参见梁雪峰（1999）。）
既然教育和人力资本在决定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作用如此关键，那么我们就应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收入状况是怎样影响到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佩罗蒂认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时，收入向富人集中有利于这部分人先接受教育；而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低时，则较小的收入差距利于使大量的穷人能够接受教育，从而利于经济增长（Perotti,1992）。 特别是在信贷市场不健全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情况下，初始的财富分配对总产出和投资在长期和短期都有影响（Galor and Zeira,1993），因此， 收入均等使得那些不能通过借贷的方式筹措教育费用的穷人拥有受教育的机会。以亚洲国家经验来看，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大多数的人能够接受教育，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广泛的基础（Easterly and Rebelo,1993）。事实上，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有唯一的可能性，而发展教育则是实现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的一条途径，我国台湾省的经验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就结合台湾的经济增长过程对收入分配、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加以阐释。
二、台湾的经验：兼顾公平的增长及影响因素
我国的台湾省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在1979至1994年间，其年均GDP增长速度达到了7.8％，但其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却在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见图一）。
图一：台湾省1979—1994年间个人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Bourguignon et al.（1999）。
布基农等人（Bourguignon,Fournier and Gurgand,1999 ）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图一所反映出来的台湾基尼系数的变化是四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人力资本回报率上升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1979至1994年期间台湾省劳动力人力资本回报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如果用累计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含量，那么大致而言男性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边际回报率提高了3至6个百分点，在女性劳动力中提高了6至8个百分点。但是这一因素的作用效果却小于其他三种因素缩小收入差距的综合效果。
第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变化。如表一所示，在1979至1994年期间，台湾省文盲及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逐年下降，而中学及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由于人力资本回报在台湾显著上升，因此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使得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作用也非常显著。从统计上来说，这一因素对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也非常强。第二，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如表一所示，台湾省在1979至1994年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基本上逐年增加，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则呈下降趋势，这使得劳动力中的女性比例上升。由于当时女性劳动力多为中低收入者，而男性劳动力的收入相对较高，因此劳动力性别结构的这一变化使就业人口中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对提高，从而缩小了收入差距。第三，劳动生产率、劳动工时等因素。根据布基农等人的计量分析，具有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工时等方面有所趋同，这使得由这些因素导致的收入离差有显著的降低，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
数据来源：Bourguignon et al.（1999）。
从台湾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性别构成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劳动工时等因素引起的收入离差变化并不具有发展中经济的普遍性，而且根据布基农等人（Bourguignon et al.,1999）的计量结果显示，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也不强。相比之下，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在决定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教育回报率有所提高的同时，台湾省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特别是受到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提高特别快，最终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显著缩小。
台湾省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视具有立法上的保证。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地的法律明文规定，对教育的支出在政府的年度总预算中不得低于15％，相应比例在“省”一级财政中不得低于25％，在“县”一级财政中不得低于35％，这就是所谓的“一、二、三制”。而实际支出中，各级政府的教育支出比率通常比法律所规定的水平还要高。这样一来，台湾省各发展阶段按计划所需的教育经费就有了财政上的保证，从而使得台湾省成功实现了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台湾省近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就顺理成章了。
台湾省的经济发展过程非常具有启示意义，但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台湾省所实现的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教育的收益率有所提高，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变，则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反过来说，如果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不高，则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即使对经济增长会有所贡献，也不会对收入差距构成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些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其他因素作用足够强，也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因此，台湾的经验实际上说明，如果要实现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全民教育），普遍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同时以市场机制为引导提高教育的收益率，从而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居民中的比例。而收入的均等化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使得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步入一条良性循环的轨道。
三、结论与启示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的为追求经济增长可以暂时牺牲收入均等的思想已经被逐渐抛弃，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日益得到理论和实证的支持。在我国台湾省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没有出现“库兹涅茨效应”所揭示的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现象，而是实现了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共同说明了，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在决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大力发展全民教育（主要是初、中等教育）就可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我们注意到，在所有的转轨经济国家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在这些国家，由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在改革前被人为地平均化了，因此，改革之后教育收益率提高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有其合理的一面（陈钊、陆铭，1999）。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以部分地由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得到解释（李实、赵人伟，1999）。从这一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收益向合理的方向复归，教育收益率的继续提高可能导致今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但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积累，因而也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又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为低收入者创造受教育的条件。为了能够实现兼顾公平的增长，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具有见效快和易于操作的优点。而且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信贷市场不够健全，根据加勒等人（ Galor,et al.,1993）的观点，在信贷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收入均等对促进教育的作用特别显著。但是如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过强，则可能导致对高收入者的激励不足，降低整体经济的活力，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引起资本甚至人才的外流。因此，仅仅通过再分配政策来使收入均等化是不够的，信贷市场的建设对于提高低收入者受教育的可能性而言也同样重要。目前，我国一些金融机构已开设了面向在校大学生的教育贷款，这项工作正在宣传普及之中。从居民的储蓄动机来看，为子女教育筹资已经成为居民储蓄的重要目的，以上海市为例，在10％低收入家庭中有61.7％的家庭将教育作为自己的首选储蓄目的，而在10％高收入家庭中这一比例为16.5％。（注：此处数据引自上海市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结果，见《文汇报》2000年1月23日。）由此可见， 教育信贷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总的来说，如果要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不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增长，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不宜太强。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措施还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来缩小收入差距，而这一政策的效果在教育收益率显著提高的情况下更为明显。由于我国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来加以解释（李实、赵人伟，1999），因此发展教育也应采取一定的倾斜措施，重点提高内地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当前我国已经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西部人才战略，这一人才战略在考虑提高西部受高等教育人才的积累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发展当地的中小学教育，提高当地的全民受教育水平，这样才能为西部的经济增长创造广泛的基础，进而实现内地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同时也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整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而从地区内部来看，经济转轨过程中原本受到抑制的教育收益率有所提高，从而造成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这一合理趋势政府不宜加以过多政策干预。通过发展教育来缩小收入差距还必须配合劳动力市场的建设。美国的收入差距虽然在扩大，但由于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性，使得很多低收入者能够有机会成为高收入者，从而既减少了社会矛盾，又保持了经济的活力（陈钊、陆铭，1999）。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还不健全的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中低收入者以更多的机会，消除由特权带来的高收入，无疑是必须和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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