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华北论文,事变论文,移民论文,九一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4-0108-07
关内向东北移民，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问题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注：较具代表性的：一是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二是朱玉湘、刘培平的《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但总体来看，相对于民国社会史的其他领域，东北移民史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本文在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比较丰富的中日文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移民的动态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移民东北受阻
华北向东北移民，历史悠久，“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食”[1](p85)。清代以后，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尽管清王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禁令，严禁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穷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2](p37)，多方闯关。咸丰以后，前禁渐弛，1861年清政府正式废除封禁政策，一时“鲁冀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增多，闻风景附，所至益多，蜂屯蚁聚，势难禁遏”[3](p42)。及至清末，移民浪潮已蔚为大观。这可以从东北的人口总数上反映出来：如1898年东北的人口总数为541万，1907年为1445万[4](p3)，而1911年为1841万[5](p89)。短短13年，人口就增加了1300万。当然，这些增加的人口也包含自然增长，但如果没有华北人口的大量迁入，增长是不会这么快的。民国成立后，这种移民的热头有增无减，持续增大，至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6](p254)。据满铁人事课统计，从1927年开始，华北移往东北的人数猛增，由1926年的50多万人增至100多万人，并且持续了3年之久[7](p1240)。
1931年以后，华北各省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仍连年不断，人民生活仍困苦不堪，处于破产和半破产境地的难民仍大量存在，与1931年前相比，农民离村有增无减。以山东为例，据1935年调查，离村率最低的为西部的夏津和恩县，约10%左右；最高为南部的费县、莒县，达60%左右[8]（p（农））52。另据1934年4月河北正定县的人口调查，人口数额比1931年1月减少了1/3，其原因并非由于死亡率增高，而是由于离村运动的加剧[9](p882)。
按常理，这些离村的农民也会大量迁往东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先看一下1926-1937年历年入、离东北的移民数。
表1：1926-1937年华北移民入、离东北人数统计表(1926=100)
资料来源：（日）《满洲矿山劳动概况调查报告》（第14编），满铁调查部，1940年7月，第7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1931年前的5年间，进入东北的移民总数为400余万人，平均每年为85万人，而1931年后，进入东北的移民数明显减少。1932年只有37.2万人，1934年回升为62.7万人，从1935年开始，逐年减少，至1937年达到最低点，只有31.9万人。1932-1936年5年间总计移入数为200余万人，平均每年为47万余人。我们再看一看离开东北的人数。1931年前的5年，平均每年离开东北回华北的人数为37万余人，即半数以上留在东北；而1931年后的5年，平均每年离开东北约41万人，仅有12%的人留在东北，这在东北移民史上是少有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1931年后进入东北的移民数陡然剧减（比1931年前减少了一半），又是什么原因使大批移民纷纷返回华北？原因十分明显，这就是：正当华北大批难民源源不断地迁往东北时，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地占领了东三省，把东北变成了它独占的殖民地，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推行保甲制度、“连坐法”，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等等。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还进行残酷掠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如铁路、航空、银行、邮政、钢铁、矿业、石油等宣布实行“国家统制”，只能由国家或特殊会社经营，严禁私人、特别是华人经营。这种经济统制政策，使原本就很薄弱的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排挤和摧残。如哈尔滨，1933年民族资本的商店有7604家，至1936年减至4754家，而日本商店则由1933年的347户增加到1936年的800户[10](p266)。一些中国商户因无力与日商竞争，经不起打击，纷纷休业，甚至倒闭、破产。如，1936年1月至5月，仅哈尔滨市道外区的10个行业，倒闭者达160户[11](p461)。因此，曾经在东北经商的山东、河北商人多返回华北。
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给东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正如时人所说：“不仅贫农雇农们的生计将断，就是地主富农，也已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时期。四年（1931—1935—引者）来的东北农村不问贫富，差不多都弄得焦头烂额，被赶向同一条死路上去！”[12](p107)。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移民还采取了限制的措施。
1934年1月，关东军特务部召开了第一次全“满”劳动统制委员会，做出了限制华北劳动者入境的决定。1935年3月，伪满政府公布了所谓《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规定：“外国劳动者”入境必须持有外国劳动者经管人发给的身份证明。这里所说的“外国劳动者”，其实是专指华北劳动者而言，因为“与本邦有特殊条约国之劳工不在此限”。言外之意“对日人不加限制，所限制的只是由河北一带陆路前往的华工”[13](p3)。按照此规定，华北劳动者出关必须首先通过“外国劳动经管人”的审查，取得贴有像片的身份证明书，并在入伪国境时，向警察官呈验并加盖许可检验后，才允许进入东北。而在入境后，一旦被各地警察官认为有“扰乱安宁秩序或有害风俗之虞”时，还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同年9月，伪满又颁布“公开指明限制国人的所谓《关内人民入满条例》，规定每日入关之劳工至多不得过70人”[14](p96)。这样，从1934年开始，在伪满洲国和日本直接统治的关东州实行了以限制华北劳动者入境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统制。
为了具体实施这一政策，1934年4月，关东军伙同日本天津特务机关，在天津日租界内成立了管理移民事务的实体机构——大东公司。1935年《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发布之后，大东公司被指定为惟一的“外国劳动者”经管人。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审查移民资格，发给华北移民入东北的身份证明书；担任对劳工的供应与输出；阻止华北劳工中的“非法与不良分子入境”等等。该公司的本部于1936年迁至伪都新京，在天津、济南设分公司，并在青岛、威海卫、芝罘、塘沽、龙口、山海关、喜峰口、冷口、古北口、大连、营口、丹东等地设支店或办事处，同日伪官宪合作对进入东北的华北移民实行“质”的选别和量的限制。因而，所谓“大东公司”名义上是办理“出国手续”的企业机构，其实质是日伪驻华北的劳工招募中心。
这样，由于日伪对华北移民出关严加限制，使华北移民层层受阻，出关人数大为减少。
二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
由上可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残酷统治以及对华北移民的种种限制，使出关移民大减。更为主要的是，它使20年代以来的移民运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不能自由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移民运动呈现出与事变前不同的特点。现就所及材料，对这一时期移民的流动状况作一考察，以求管中窥豹，看其动态特征。
第一，从移民的性别来看，单身男性居多，妇女极少。
“九一八”事变前，移民的性别结构就以男性为主。据统计，1927年在大连登陆的移民共599452人，其中女性为118421人，占登陆人数的19.8%[15](p233)；1928年，在大连登陆的移民中，女性人数降至87593人，占17.3%[16](p27)；1929年，女性的数量继续降低，登陆人数为79170人，占15.4%；至1930年则急剧下降，仅占10.9%[17](p10)。可见，移民的性别分配，男性的比例偏高，占绝对优势。“九一八”事变后，这一点更为明显，由于事变后日伪对华北移民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在其招募的移民中，绝大多数都是体格健壮的单身男性，这就使得移民的性别比例更加失调。据东亚经济研究室1935年统计，在进入东三省的华北移民中，男性占91.7%，而女性仅占8.3%[18](p40)。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女子的比率是大大降低了。
第二，从移民的职业来看，农业移民减少，劳务移民增多。
“九一八”事变前，由于政府的提倡，移民中务农者日渐增多。正如时人所说，“中国移住吉黑奉一带之居民……多数皆从事……农业。二三十年间，遂化北满渔牧之乡，一变而为农产之地”，“满铁中东铁路及其他公共团体之调查，谓百名难民中，八十五人志在农业，为工者百分之十”[19](p16-18)。据沈阳难民救济会1927年四、五两月间的统计，在25836人中，有20191人从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占全数的78%；再据满铁调查课的统计，1927年上半年由华北移入东北的总人数为63万人，其中进入北满的有36万人，从事与农业有关工作的为28万8千人，占入北满总人数的80%；在入南满的27万人中，从事农业的为16万2千人，占南满总数的60%；而在全满中，从事农业的为45万人，占入满总数的71%[20](p142-145)。
“九一八”事变后，移民所从事的职业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事农业者，为数极少，大多从事工矿、土木建筑、铁路等劳务工作，所以农业移民每年锐减，而劳务移民增多。如1936年移民的职业分布是：农业占15.71%、工业占35.75%、土木建筑业占22.48%、商业占6.6%、交通业占6.1%、矿业占2.63%；到1941年时，上列各业从业者所占比例相应改变为10.98%、26.82%、23.38%、0.93%、8.64%、13.1%[18](p45-46)，从事农业者的比例有较大下降，工业和建筑业仍位居第一、二位，矿业从末位跃居第三位。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移民60%以上从事工矿、建筑等业。
第三，从移民的年龄来看，劳动适龄者比重下降，老人、青少年比重上升。
据1934年12月末对抚顺煤矿、昭和制钢所矿工和大连码头装卸工的调查，其中20-50岁的劳动适龄工人的比重，抚顺煤矿为92.1%，昭和制钢所为96.1%，大连码头为95.3%[21](p27-28)。而从1936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下表是1936-1940年入伪满的工人年龄统计。
表2：1936-1940年入伪满工人年龄表
资料来源：（日）抚顺炭矿总务局庶务课调查系：《关于抚顺炭矿井下采煤事业中满洲工人的调查》第四号第三编劳动需给推定，1941年5月，第6页，第4表。
表中显示，1936年20-50岁者占83.6%，这大大低于1934年的数字，到了1940年则进一步降为76.2%。相应地，19岁以下和50岁以上者则由16.4%上升为23.8%。可见，在进入东北的华工中，老人和小孩的比重明显上升。它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素质的下降，而另一方面则反映出1936年以后，日伪的劳力严重不足，因而不得不使用老人和未成年人作为苦力。这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说：“近年来受劳力不足的影响，矿山劳动者中未成年人及老年人增加了一定数量。工厂与矿山相比，未成年人的比率更高”[22](p74)。
第四，从移民的流向来看，多流入南满地区的城市和工业区。
“九一八”事变前，进入东北的华北移民，多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北部，即所谓的“北满地区”。据何廉估计，1927年赴北满者约57万人，占全年移民总数的57%；1928年约56万人，占总数的60%；1929年约37万人，占总数的36%[15](p241)。
表3：华北移民自营口、大连乘南满铁道货车至各主要车站人数分配表
资料来源：（日）《民国十八年满洲出稼移民移动状况》，满铁调查课，1930年3月，第20页。
长春是移民入北满的必经之地，如表3所示，搭乘南满铁路赴长春者，各年人数均占首位。1927年占移民总数的50.4%，1928年占49%，1929年占46%。这一统计还是不全面的，因为除搭乘火车迁移外，还有乘大车甚至步行的亦不在少数。又据满铁人事课调查，1927年上半年华北移入东北的总人数为63万，其中分布在东北南部为27万，占总人数的42.9%，而进入北部地区的移民达36万人，占总数的57.1%，主要分布在中东铁路沿线和松花江、黑龙江沿岸一带[23](p72)。
另据1929年上半年日本外务省的调查，言60余万由中国华北各省到华北来的移民，差不多有2/3移往北部[24](p48)。来东北的华北移民大多流向北满，关键在于东北南部人口稠密，其土地开发殆尽。与此同时，北部地区尚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人口密度也较低，加之地价便宜，工资较高，所以移民多乐就之。这使民国时期吉、黑两省，尤其是黑龙江省人口数量剧增，1931年黑省人口达6631491人，几乎是1912年的2倍[25](p510-511)。如此迅猛的人口增长速度，全赖移民的大量涌入，移民向北满迁移，由此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后，移民的流向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分布在南满地区，尤以辽宁省及“关东州”境内居多。我们先考察一下“九一八”事变后进入东北的离村农民的去向。
表4：华北五省离村农民去向百分比（1935年调查）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93页。
表4显示，离村农民到城市谋生、做工、住家、逃难者的比率，河北为63.8%，山东为54.2%，河南为59.4%，三省平均比率为59.1%。可见，“九一八”事变后，移往东北的华北农民一半以上进入了城市。由于在东北移民中，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占绝大多数，因而三省农民的去向应具有代表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移民的地域分布情况。
表5：1936-1938年华北移民地域分布一览表
区域
伪省别
1936年 1937年1938年
关东州 98056 76530 114931
奉天省 102351 88259 149644
南部安东省 22187 14508 22906
锦州省 13887 18383 29453
热河省 6082
5710 9453
小计
242563 203390326369
间岛省 1691
8136 5774
中部通化省 ｜334
5684
吉林省 42088 32680 39905
小计
43779 41150 51363
滨江省 48812 54316 66008
龙江省 10975 12536 14883
北部牡丹江省｜298
15308
三江省 10161 5490 9544
黑河省 3236
2564 3522
小计
73184 75204 109365
西北部 兴安四省
4623
3958 5276
共计364149 323702492373
资料来源：《东北经济小丛书·人文地理》，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京华印书局1948年版，第44-45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1936年，南部地区的移民数为242563人，占移民总数的66.6%，其中关东州及奉天省占55%，而中部、北部及西北部占33.4%；1937年南部移民数占总数的62.8%，其中关东州及奉天省占50.9%，中部、北部及西北部占37.2%；1938年，南部占66.3%，其中关东州及奉天省占53.7%，中部、北部及西北部占33.7%。可见，在3年中，南满地区的移民均在60%以上，而在南满地区中，仅关东州和奉天省的移民数就占了整个移民总数的50%以上。
可见，“九一八”事变前、后，移民的流向正好相反。这主要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政策造成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对我华北移民加以限制，而另一方面则有计划地向东北输入“日鲜移民”。二者是紧密相关的，为了给日本国内移民开道，他们用残酷的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把东北农村中的农民逼回华北，其目的是要铲除东北原有农民在农村中的势力，而代之以日鲜移民。与此同时，他们又招募华北的失业农民运出关外，供非农业的驱使。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是吸收工业及城市所需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后来的华北移民进入东北后，由于农村无地可耕，更无法生存，因而只有流落到城市或工矿业地区，靠出卖苦力过活。加之南部地区已普遍工业化，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开发，进展异常，所需劳力极多。因此，华北移民多聚集至此，呈激增之势。
第五，从移民的定居来看，定居率下降，流动性增强。
“九一八”事变之前，永久居住的移民日渐增多。我们可以将每年自华北移入东三省的人数减去每年的返籍者，其所得之余额，虽不能确定为移民在东北永久居留者的实数，但从中可以看出永久性移民不断增加的趋势。
表6：1923-1930年历年华北人口入、离东北人数表（单位：万人）
年别 移入人数
返籍人数余额
余额占移入数% 指数
（定居率）1923=100
1923 43.428.7
14.7
33.9
100
1924 49.223.3
25.9
52.6
176
1925 47.919.3
28.6
40.3
194
1926 64.727.2
37.5
58.0
255
1927 104.4
28.1
76.3
73.1
519
1928 96.734.3
62.4
64.5
424
1929 94.254.1
40.1
42.6
272
1930 67.344.0
23.3
34.6
158
资料来源：据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东方杂志》43卷14号）第16页制成。
由表6可以看出，从1926年开始，移民的定居率显著增大，至1927年达到顶点，为73.1%。1927年以后，各年的定居率有所下降，但都高于1923年。如以1923年的余额为100，那么移民的定居数1924年增加76%；1925年增加94%；1926年增加155%；1927年增加419%；1928年增加324%；1929年增加172%；1930年增加58%。“九一八”事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移民中定居的人数明显下降。
表7：1931-1937年华北移民入、离东北人数表（单位：万人）
年度 入境数 离境数 残留数
1931 41.740.3 1.4
1932 37.344.9-7.6
1933 56.944.812.1
1934 62.740.022.7
1935 44.042.0 2.0
1936 36.038.0-2.3
1937 32.325.9 6.4
资料来源：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东方杂志》43卷14号，第16-17页。
由表7可以看出，移民中留居东北的人数，1931年为1.4万人，占入境人数的3.4%；1932年负7.6万人；1933年为12.1万人，占入境人数的21.3%；1934年为22.7万人，占入境数的36.2%；1935年为2万人，占入境人数的4.5%；1936年负2.3万人；1937年为6.4万人，占入境数的19.8%；7年中留居东北共34.7万人，占入境人数的11.2%。而由表7可知，“九一八”事变前的7年居留数则占入境总数的52.2%。
流动性增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人的移动率增高；二是工人的连续工龄下降。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等，企业采用、解雇工人，工人向劳动条件好、工资高的地区和行业移动，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超过一定限度的过高的移动率却是不正常的，它意味着工人生活的不稳定和企业效益的下降。
“九一八”事变前，移民的职业以农业为主，所以大都比较稳定，移动性不大。事变后，移民大都在工厂、矿山中充当苦力，由于物价高涨、劳工不足，加之民族压迫和野蛮管理，使工人的流动性明显增强。据满铁经济调查会1934年3月至9月间对制窑、机械制造、化学、纺织、造纸、食品等日本人经营的20个工人的调查，该年3月末工厂工人总数为9128人，9月末为9625人，其中解雇3183人，雇入3680人。解雇率和采用率分别为34%和39%，这仅是半年的数字，全年数字会更高，即68%和78%[26](p19-21)。又据1936年9月满铁产业部对1607个日本人经营工厂的调查，全年平均在册总人数为38699人，总雇佣人员数为28385人，总解雇人员数为21289人，就业率为73.3%，离职率为55.5%。这不仅反映了日本人经营的工厂在发展，雇佣人数明显增多，同时也反映了很高的移动率，即有半数以上的工人在移动[27](p688-689)；矿山方面，1935年8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对抚顺煤矿进行了调查，一年雇入工人数为20488人，解雇19005人，日平均在籍人员27593人，就职率为74.3%，离职率为71.1%[26](p21)。可见矿山工人的移动率是非常高的。这一点，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劳动者的流动性极高是满洲的特色，特别是矿山行业”[22](p76)。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工人的连续工龄较长。据1931年6月关东厅调查，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内，工厂工人总数为49941人（中国工人为45226人，占90.5%），其中连续工龄3年以上的占47%，10年以上的占16%，1年以上的连续率为76.4%[21](p102)。“九一八”事变后，连续工龄有所下降。据大连福昌华工公司1934年12月末对在册装卸工17349名连续工龄的调查，1年以上的连续率只有28.6%，连续3年以上者，仅有10.5%[26](p24-27)；另据1936年满铁产业部对160个工厂的调查，工人总数为47721人，其中工龄不满1年的为42.5%，1-5年的为49.9%，5年以上的不过7.6%[27](p689-690)。可见，工人的连续工龄是比较低的。1937年以后，由于日伪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对劳动力的需求飞速增长，而劳力的供给却严重不足，特别是华北移民的大量离去，更加剧了工人的流动。据统计，移动率最高时竟达200%甚至300%[28](p214)。
第六，从移民的流动过程来看，来去完全没有自由。
“九一八”事变之前，华北移民迁往东北基本上是自由的。之后，特别是1934年以后，华北向东北的自由移民受到限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出关困难。众所周知，华北移民到东北谋生，山海关是必经之路。如前所述，日伪在限制华北劳工进入东北的同时，又不得不派出专门机构在华北各地招募工人。1934年成立的大东公司，正是执行这种双重职能的专门机构。因此，过关的人必须到驻山海关的大东公司办理出“国”手续，领取所谓的“入国证”（也叫“劳工证”）。大东公司名义上是办理“出国手续”的企业机构，实际上是日寇敲诈勒索中国人民的吸血所，是地地道道的过关旅客的要命所。因此，出关的移民把它称为“雁过拔毛的鬼门关”。单是领取“入国证”一项，就要经过5道手续，俗称过“五关”，即“住店关”、“审查关”、“照像关”、“检疫关”、“验证关”。移民们经过这“五关”，要历尽折磨，有的侥幸通过，但取得“入国证”时已被剥夺得身无分文。无数的穷人因无钱没法熬过这层层剥皮的5道关，因而长期困在“鬼门关”里，出关出不去，回家又无路费，被迫卖儿卖女，甚至自杀。据1936年大东公司《业务年报》载，1935年日伪劳动统制委员会下令在华北招募劳工总数为44万人，而该年提出申请进入东北的打工者为51万余人，有7万余人因大东公司未发给各种证书而未能进入东北。1936年的控制数为36万，该年申请者达61万人，有25万余名未能按愿望进入东北劳动。即使已发给身份证明书等证件的打工者，因关卡盘查人员的刁难等情，该年尚存1.8万人未能最后进入东北[29](p3-6)。
二是到东北后，人身失去自由。移民来东北之前，日伪采取欺骗手段，竭力宣传到东北做工的好处，并许以各种优待条件。可是，当劳工一旦进入东北，情形就完全改变。他们被送到各地的工矿企业从事各种劳役，不得随便出入。“日间强迫工作，夜间则用电网围绕工人住室，防其逃脱。其工作及享受，真如人间地狱”。[30](p3-4)下面这首歌谣反映了他们悲惨的生活：“睡的光炕头，枕的硬砖头，穿的麻袋头，挨打受骂没有头，随时随地死里头，多久拨云见日头”。[31](p289-290)可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广大劳工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年都有大量的华工因疾病、劳累、饥饿含恨死去，还有的被活活打死。更有甚者在“工作完毕，为了防止泄漏机密，将其活活掩埋，或者降入海中，或者迫他做着终生苦役，永不能回家乡”[30](p3-4)。当时就有人揭露说“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32](p154)。
综上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与东北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进入东北地区的华北人口，不再是自由流入谋生，而是被作为“苦力”遭骗而来，其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华北劳动力的强制性掠夺。
【收稿日期】2001-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