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电影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探析--从“民国报”(广州)谈起_上海电影论文

探究地域电影和都市文化的关系——从(广州)民国报纸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民国论文,地域论文,报纸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各大城市都有着几份主要的大报，例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香港的《循环日报》《华字日报》，广州的《越华报》《广州民国日报》，杭州的《全浙公报》《杭州日报》等等。基本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报纸开始摆脱宗教和革命的功能，成为都市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个时间段与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报纸的社会版、文艺副刊、广告中充满了大量关于电影的报道。从这一点来看，研究中国电影的视野豁然开朗，电影进入中国城市的线路图隐藏在报纸的条条信息中。

       但是，民国报纸之所以长期被电影史学界忽视，正因为报纸资料难以获得、电影信息庞杂，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远远低于方便易得的电影画报类的刊物。例如本文从事的民国广州电影的研究，大部分报纸收藏在广州市省中山图书馆，存在着分辨收藏现况、确定查阅报纸、尝试收录方式、探索归类方法的四个大的问题。本文所尝试的，正是在这样民国报纸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发现上海之外的其他电影城市，并从都市文化和本土制作的关系中，勾勒出独特的(广州)地域电影面貌。从而，形成了一种考察中国电影史的新视角——探究一城地域电影和都市文化的关系。

       电影如何介入近代广州城市的考察?

       广州以及岭南一地，在近代中华变革中具有突出的地缘政治意义，是1757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直至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进程中形成最典型海洋文化的地域。前往海外的侨民与必经广州的外国商船，使广州最早接触到西方的文明，拥有了超越内陆的开放性，拥有最多的洋务人才，留学生和华侨也带来了西式的教育、科技和媒体。

       也因此，广州成为近代中国变革的转折点。在中国的地理政治的版图上，广东偏安一隅，最早遭到西方的侵略，割让香港(1842年)和宝安县(1898年)给英国，也激发了反帝自强的粤籍人才出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五岭的天然障碍，造成内陆政治中心和广东之间薄弱的归属心态，不论是清末最早自治的主张①，还是民初粤籍人才和资本对于革命的热情，都直接决定了广州城市在民国时期(主要是抗战之前)的独特性。清末民初时期的广州构建出新的时空，迫切渴望按照西方的方式构建新的城市。

       沿江的十三行贸易，早早地打破了城墙的范围，将广州的城市重心下移到城外的珠江北岸。而通过粤人为主体的殖民地城市香港的联系，广州在清末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轻工重商的畸形社会结构，对外商品贸易成为城市的主要支柱。相应带来近代广州独特的城市环境——侨资回流带来的投机方式、沿海走私的偏重、外贸带来的西方文化与屡次抵抗外侵和外货的矛盾，甚至还有政治旁落后的市民安居心态，等等因素都决定了广州城市建设的与众不同。

       1917～1927年间，孙中山和国民党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可称为“广州十年”的精彩时期，②广州城市的建设也在当时位于全国前列。例如广州在1921年学习欧美城市体制，是全国第一个建立新市制的城市。时任广州市长的孙科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包括修筑马路、整治江岸、改善交通、兴建公用设施、建筑商店住宅等。1921年10月开放的城市公园——广州第一公园，成为市民休闲的公共空间，反映了近代广州城市的进步③；而在1901～1914年间修建的长堤大马路，成为广州新的东西主干道和最繁荣的商业娱乐区，商场、戏院、妓院林立④。1912年6月21日，长堤马路上出现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广州先施有限公司，之后大新公司在1919年1月4日开办的大新公司和亚洲大酒店，12层的高楼经营游乐场、理发店、浴室等多种消费，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时之最。

       上世纪20年代，传统的服饰已逐渐被西方服饰所替代，香水、雪花膏、皮鞋、洋房、汽车等舶来品引领了民众的生活时尚⑤，1935年一篇《广州之生活状态》的时文这样写到：“粤省与外人通商最早，又最盛，地又殷富，故其生活程度，冠于全省。而省城地方，则殆与欧美相仿佛，较上海则倍之。”⑥而电影正是20世纪早期最为时尚的消费方式，它的制作涉及了传统粤剧和民间故事，拍摄场景需要展现时代生活和建筑空间；它的放映需要房地产的介入和市民观影行为的参与，这两者统一构建为一种电影文化。在民国时期的广州，电影院已经遍布珠江沿岸的阔马路长堤、老城区的中心大道惠爱路以及当初的官道永汉路，三十余家的影院数仅次于上海，位于全国第二。更浓厚的是电影的文化氛围，最代表广州时尚的“西关小姐”黄秀兰钟爱外国电影，她当时常常去戏院看秀兰·邓波儿演的电影，回家后还仿照电影中人物衣服款式刺绣，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黄秀兰。⑦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的繁荣，但这种都市文化又与上海有着地域性的不同。这一点扩大化来分析，远远超越了电影所能包含的内容；但是，电影又确实成为记录和表现民国广州都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黎民伟先生拍摄的《勋业千秋》，记录的就是孙中山兴办黄埔军校和东征时期的镜头；进而，广州人对于电影的接受态度和欣赏习惯，又与上海形成了趣味上的差异，反而与香港双城共建粤语电影文化圈，保持了一份独立的电影文化空间和都市文化形态。但是从电影的研究来说，甚至广州都市文化的研究来说，关于“广州”的研究都十分贫瘠，曾为民初重镇的广州却逐渐遗忘，寻觅不到民国时期华南省会的繁华。

       相较于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的贫乏，广州电影的学术研究简直是一片空白。可以说，民国广州的电影业是广州城市史的一部分，但广州城市史的研究仅在贸易、城建方面，如2005年的一篇博士论文综述中提到，“但是目前的广州地方史研究，几乎没有对消费文化问题作专门的研究”。目前已有研究证明香港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制片活动，并从本土文化中寻找题材，那为什么没有思考广州为什么成为一片空白，没有利用沿海地缘优势和区域文化传统，成为一个典型的电影城市呢?目前仅能见到民国电影业的一些信息，仅是本地《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偶发一些追忆本地老影院金声、永汉即将拆迁的文章。

       民国广州是否曾是一个电影城市?除了广州市电影公司1993年编辑整理的《广州电影志》⑧，虽然漏洞百出，却再无专门的论述。事实上，关于香港早期电影业的研究颇多，特别是代表性的粤语电影，这很难想象作为广府文化源头的广州没有任何参与?电影行业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各大城市兴起，这与广州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几乎一致，两者之间曾经发生怎么样的互动关系?而影院为代表的放映行业，必然面对当时垄断一时的好莱坞电影和上海电影，他们在迎合、引导观众兴趣时，有着怎样的本土心态(开放性/保守性?)，进行轮次和档期选择?

       在这个空白的研究领域中，忽略了广州曾是中国第二大影院市场的事实。美国商务部曾在1930年进行了一次中国电影业调查，广州是二线省会城市中最繁华的地域市场，仅次于上海!

       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粤语电影、粤语歌重塑了岭南的地域文化，延续了半个世纪前的粤语片传统，却忽略了广州在民国历史时局中曾做的努力和两地的互动关系。这种缺失，忽略了电影和广州城市关系曾有的经验，也无助于了解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接受空间，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本地影视主体(珠影厂)在拥有临近香港的地缘优势下，却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本文将尝试勾勒作为现代文化缩影的广州电影业，在初遇岭南传统时，采取的创新手法和保守心态，有制片方面遭遇的时代困境和地域压迫，影院行业的粤港一体化状况，以电影业作为一个缩影来认识广州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发掘民国尘封的广州生活、文化和情感。在民国最敏感的地缘政治变革时期，以广州电影业的坎坷遭遇来透视早期广州城市的地位变迁。

       超脱上海的电影城市研究：广州电影

       “中国初期的制片业，分两条线发展。一条在上海，一条在广州”。⑨曾经参与粤港影业的老影人关文清这么认为。

       虽然上世纪10年代在港口城市香港和上海都偶有制片现象，但真正的民族制片业崛起于上世纪20年代，这也是一战后世界电影业复苏的一个投射，美国奠定了现代的电影企业和内容模式⑩。1927年的《中华影业年鉴》中提到，“民十(1921)以来，影片公司之组织有如春笋之怒发，诚极一时也”(11)，1925年前后，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等地已经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上海有141家，广州有8家(另香港7家)，位于第二。而从影院数量上看，1930年10月前，广州影院有17家，含座位总数达14300个，在全国城市影院座位数排名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的57家，高于汉口15家、香港13家和厦门12家。(12)

       即使位列第二位，从这个数量上看，关文清所说上海和广州两条线并不平衡，但他侧重的意义应在当时最大的电影观众地域——南洋。当时各大沿海城市的影院多为外商经营，各与美国电影公司签有放映协约，新兴的国片很难有影院放映，而“国产影片之最大销场。本国内地不计外。首推南洋群岛。次为安南”(13)，南洋华人地位底下、注重乡情，不嫌国产影片的粗劣，喜看传统神怪故事，所以上海的电影公司也多专为他们拍片，“沪上各影片公司。遂思巧为趋避。改途易辙。剧本资料。取材于神怪小说如西游记封神传等。”(14)而南洋的影院商人也专来上海预付“片花”，与一些公司形成合约关系(例如当时上海三大电影公司之一的天一公司)。在有声片出现之前，尚未有粤语和国语之分，以粤籍为主体的三千万华侨是民族电影业的主要票房来源，广东具有发展电影的潜力，这也是有声电影出现后，香港发展成为粤语片中心的电影城市的内在原因。

       但是，中国的电影史学术中，并没有太多以城市为重心的电影研究，或者更准确说以“上海电影”涵盖了这个学术领域。这种现状有着历史真实的一面，1843年开埠的上海更靠近中国的地理政治中心，它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相应更成为近代现代文化的中心。例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声电影出现之后，靠近政治中心南京的上海电影业，马上以“国语”发音，宣称了其代表中国电影的正当性，而一些明星过于不标准则被淘汰(例如粤籍的阮玲玉)。相形之下，香港和广州在同一时期却尝试发展粤语片，发展的一种典型意义的地域电影。和上海电影作为国片代表相比，粤语片明显仅与地域发生关系，它的观众是两广说白话的人群和粤籍占70％以上的海外三千万华侨。早期的电影城市必须是港口城市，才能保证胶片和设备的进口和影片的发行，相较于上海之外的哈尔滨、大连、汉口、天津、香港、广东(这七座城市占有全国62％的影院和70％的座位数(15))，广州与香港无疑是最适合发展电影业的候选城市。

       但犹如陈炯明“联省自治”和孙中山大一统观念争执的延续，1936年南京政府甚至颁令取缔这种方言电影，推广国语电影，提高上海电影在内容和地域上的垄断地位。这种政治的遮蔽忽视了广州曾经是一个电影城市的历史，甚至在与香港的因缘中更加扑朔迷离。

       城市与电影之间的互动

       民族电影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崛起恰与“广州十年”重合，注定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建构。电影始终是追求真实的映像，它必然展露出这个城市在时代中的原貌；看电影是当时最时尚的文化活动，塑造出一种最大众的都市消费行为，参与形成新的都市形象。

       到达上世纪20年代，电影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美国的电影公司也基本完成从东部向好莱坞的转移，全球影业已经基本确定发展的商业模式——从内容制作到销售环节。而中国最早出现的电影活动都发生在外国人聚集的殖民地或租界内(基本都是港口城市)，观众由最初针对外国人逐渐发展为中国人。岭南的香港和广州具备充分的条件，在电影诞生3年后的1898年，即有美国的远东摄影队来到香港拍摄风光片。(16)放映活动是电影文化产生的源泉，早期放映活动多在茶楼或者粤曲大戏间歇时放映，广州“光绪宣统年间，电影传来了华南，首先广州的大新街(今大新路)的石室书院教堂办的‘丕崇书院’，在课余的时候兼营电映娱乐……不久之后惠爱八约(即今之惠爱中路)设立了一家新画院名为‘镜花台’。这一间作为华南电映院始祖的‘镜花台’就是华南第一间电映院了。”(17)在电影尚未新鲜事物的时期，电影的放映条件比较简陋，多是在茶楼、书院、戏院兼营，在1911～1920年间，广州市内出现了民智、通灵台、璇源桥脚等简陋放映场所，以及豫章书院、一景酒店、酒天东家、东园、先施公司天台等兼营场所。(18)这些放映让广州市民逐渐熟悉了电影，并逐渐发展出电影的文化氛围。

       对于城市和电影的关系而言，都市电影文化的形成是好莱坞为代表的外国电影主导的，越是首轮的影院，外国观众所占比例越多。但是，到了20年代，受西化影响的华人开始喜欢电影，在上海这种洋人聚集的城市，中国观众可达到30～70％(取决于影院轮次)，而在北京这种内陆城市，中国观众达到90％(19)。早期的影院多是外商或者华人买办创立，和好莱坞8大公司的某一家有放映契约。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制片业的出现正是要打破这种被压榨的藩篱。

       1925年是转折性的年份，中国电影人开始参与上游的制片。而这个契机恰恰来自南洋的华侨市场，早期著名电影制片人周剑云加以总结，

       民国十四年，上海一埠之制片公司多至四五十家，几乎每月皆有一二新公司成立。彼时南洋片商需要中国影片甚切，每一新片出版，皆得善价而沽。(20)

       在美国商务部驻上海大使约克部(J.E.Jacobs)1930年进行的一项专门对中国各城市电影市场的考察公告中，专门以1925年为界区分中国的制片趋势，

       1921～1923年间，只生产6部影片。而1926年约有57部，1927年也不亚于此数目。1928和1929年的数目不超过50部。(21)

      

       图1 《胭脂》拍摄现场

       1925年对于广州制片业的意义更为明显，是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令香港瘫痪，大批粤人回乡，广州同时凝聚两个城市的创作人才和资本。香港制片业兴起略早，1923年黎民伟三兄弟成立第一家华资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共有大汉影业公司、两仪制造影戏公司、四匙画片公司、光亚电影公司等17家，共生产有10余部短片，至大罢工后全部停业。而广州和香港间有着畅通的水路、陆路、铁路交通，例如，1893年由广州往香港的人数达563，518人次，由香港往广州的达530，383人次。(22)广州趁机延续香港开始的制片业，在1928年香港影业恢复前，利用这三年早期电影业最重要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次难得集人和、天时、地利的发展契机。

       广州出现的第一家制片公司应是民新公司在西关一间大屋内开设的摄影场(图1，正在西关大屋拍摄《胭脂》，演员正在化妆)，拍摄故事片《胭脂》。1925年，港人梁少坡在广州创办钻石影业公司，在荔枝湾柔济医院(今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对面搭建一座篷厂作为片场，拍摄了《爱河潮》和《小循环》；稍后是留美华侨廖华燊在城隍庙后租借一间祠堂成立了天南影业公司，拍摄了《名叫罪人》《孤儿救祖记》《便宜的爹爹》三部影片。1925年至1927年这三年里，在广州成立的有据可查的公司共计有8家(另有光亚、百粤、南越、广州制片4家)。3年间拍摄了9部电影(见表1)，多具有广州本土的特色。

      

      

       图2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制片公司分布图。

       那么，这些影片是否得到本土观众和市场的认可?首先影院方并不乐于接受，当时控制省港两地的影院大王“卢根对广州产的电影不仅不支持，反而排挤。各电影院存有戒心，生怕一经承映广州片之后，会受明达公司制肘，也就不敢放映广州片了。”(23)其次在观众方面，粤语有声尚未出现，对于本土电影的情绪尚难以调动，故事的地域色彩并不明显，《胭脂》《从军梦》《爱河潮》这三部影片均于1926年6月之前与广州观众见面，但却不大受广州本地观众的喜欢，影迷浪漫生认为三片中“表演剧情，容有太过不及之弊”(24)。影评者梁季文也无不遗憾地说“试观我粤，影界人才非不多，制片公司之资本非不充，编剧大家亦不少”，何以这三部影片一出，“竟为人诟病备至，使后之欲赏剧，闻而却步”(25)。之后9月上映的天南影片公司的《名教罪人》却同时受到影迷生花和黄娱齐的赞赏，认为此片的导演艺术堪比外国导演名家，演员表演到位，剧情结构曲折(26)。影迷龙门剑客也说在观《名教罪人》之前，广州影画的出品，他均有看过，觉得不是摧他的眼就是激他的愤怒。(27)而在1927年天南出品另一部影片《孤儿脱险记》，据曾经在百粤制片公司任摄影的刘锦涛回忆说，这部影片在当时是很能卖座的(28)。尽管如此，这些影片的票房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当时风头正旺的欧美影片，也比不上小有规模的上海电影。

       电影制片公司几乎全部选择在西关一带，这是近代著名的广州行商为中心的广州商业中心。上个世纪整个二三十年代，广州共设立有30多家影片公司，分布在广州的老城区和西关(见下图)，这都表明电影作为新兴的消费文化，是对传统商业中心的依赖，也是新的补充，而这一点在影院选址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新兴的电影公司，多租用传统大屋或搭建厂棚，却并无像上海公司那样兴建专门的摄影场，制片环节之薄弱可见一斑。事实上，1928年后香港电影业恢复，部分香港公司回流，从1929年到1931年，广州老公司倒闭，也没有新制片公司出现。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出现，粤语片市场的地域独立性得以体现，广州在1932～1933年间迅速成立二三十家电影公司，“其鼎盛情形，惟十年来所仅见”(29)，数量上超过香港，截至1937年战争爆发前产量达36部。广州作为广府文化的中心，对以粤语方言为文化核心的地域电影，向心力十分明显。

       早期广州和香港制片业的交流十分明显，双方也因不同的政治环境，呈现出互补关系。虽然“原来两边差不多，广州比香港还繁华一点。”(叶剑英)(30)但整体看来，发展制片业所需的政治稳定、金融资本的方面劣于香港，例如1932年上海天一公司南下，美国华侨赵树燊和关文清在1934年回国兴办大观声片公司(先期于1933年在美国洛杉矶创建)，都选择迁址香港而不是广州，而这两家公司正是香港上世纪30年代最主要的两家大公司，推动了粤语片产业的扩大。这些外在的政治和经济因素，限制了广州进一步发展电影业的机会，到了1935年8月，本地报纸就报道“南中国电影制片场，己由广州移到香港去了”。(31)事实上，1937年战争的爆发扼杀了中国民族制片业的发展，甚至上海在1945年后也再无大的电影公司出现。而香港凭借着殖民地的超然地位，成为了延续中国影业的一片热土。香港较于广州发展影业的优势，从影院和发行行业的关系看来，更为明显。

       交替的双城：广州与香港

       陈明銶教授在分析广东人在民国中期后的失败时，指出广东人性格上不够“人和”，内部矛盾重重。另外，重商轻工的历史传统，“地处海疆边缘与中原差距太大，……志不在政治权力而在商界”，(32)从汪精卫、胡汉民、陈济棠身上都可以看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影业，粤籍电影人曾是早期最大的一支力量，即使在1926年的上海，粤侨创办公司有长城、大亚、太平洋等15家，演员杨耐梅、张织云、王汉伦等53人，导演有张慧冲等11人。(33)上世纪30年代，最大的上海电影公司联华汇聚省港资本，开创新的文化事业，最终铩羽而归，老板罗明佑在香港传教终老；省港“影院大王”卢根，在上海兴建大光明影院合资被骗，最终破产。从这些发生在上海的广东人案例回看广州自身影业的发展，广州制片业初生时还遭受卢根的打压；30年代粤语片占领一片市场后，省港两城却并没有志开拓，而是迎合观众的低俗趣味，“表面上是蓬蓬勃勃的，真像有一日千里的进展，截至今日，粤语声片在量的方面已有可观的数字。然而我们如果从它们质的方面观察，肯作一个小小的检讨，结果是令人大失所望，尤其是它们所取的题材的单调，腐化，令我们不满。粤语声片取材的恶趋势，最重要的，便是谐片的滥制。”(34)

       香港自1843年开埠以来，主要外来人口都是广东人。广州是华南对外贸易的商业中心，而香港则是金融支持和贸易中转的功能，由此发展出近代史上别具一格的联号企业(例如联华公司，明达公司)。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东，港币大肆流通，广东的银行、钱庄、工商企业多以港币作为支付和储藏手段。电影作为一种产业，同样具备这种属性，除去上述不成熟的制片业，广州影院行业从一开始就与资本紧密相联，与香港共同分享粤港一体、侨汇、粤语人群的地域优势，这个行业鲜明体现出电影业在两地关系中的变迁，及其幕后的政治、地缘和人缘问题。

       卢根(1888～1968)是华南最早介入影院业的华商，他是个典型意义的华人买办，为洋人商行进行中国贸易提供服务。(35)他的影院帝国发展也吻合港商多粤商的特点，“早期粤商许多人兼有港商、侨商的身份”。(36)卢根从1918年租借香港中环街的“和平大戏院”，改名“哑戏院”专放电影，故意影射黎民伟兄弟开办的“新世界戏院”。英国人喱氏(Mr.Ray)拥有湾仔大道东的“香港大戏院”，与卢根合作成立明达公司。(37)1919年，明达公司在香港摆花街兴建“新比照戏院”，是香港最早专门放映电影的戏院之一，约200个座位。根据香港的经验，1920年明达公司在长堤兴建“明珠戏院”，约有六七百个座位。这也是广州第一家专放电影的影院。从此开始了广州观看电影的文化氛围。

       电影传入广州被普遍认为是1903年，初期只有一些临时性的零星的放映活动，在1920年之前，广州出现过的曾有放映活动的场所有13处(38)。难得的是广州的影院由华人创办，而不像全国其他港口城市都是外国人控制影业，这也与广东侨汇丰富有关。1919～1927年是广东侨汇的高峰期。“侨汇多用于各种投机事业，如在广州等地购买房产、炒地皮及高利贷等”(39)，广州影院业发达，在全国具有第二位，且几乎全由美洲回来的华侨兴建。(40)1920年至1937年间在广州市逐年出现的影院数(除1921年、1932年、1935年、1936年)：1920年为1家，1922年1家，1923年2家，1924年2家，1925年4家，1926年3家，1927年8家，1928年3家，1929年2家，1930年4家，1931年1家，1933年3家，1934年1家，1937年1家。截至1937年战争爆发，广州共兴建影院39家。初期最大的是明珠、国民、中华、永汉4家“座位宽敞、庭院轩爽”(41)的豪华影院，20世纪30年代进行声片放映设备升级后，影院内部也增加了空调、沙发等奢华装饰，头等首轮影院有金声、明珠、新华、中华、永华5家，都拥有专映权，金声、明珠、永华专放好莱坞电影，新华、中华专放上海电影为主的国产电影(42)。地址多在西关和长堤马路两个商业中心，与东亚大酒店、亚洲酒店等建筑共同构建民初繁华的都市氛围。

       鉴于美国电影的全球倾销和上海电影的国语片策略，20世纪30年代有声片的出现，已经确定了广州、香港的地域电影特色，以广东白话为主要语言，拍摄本土和历史题材的影片，观众市场主要是两广和南洋。但是，广州和香港两座城市之间，也面临人才和资本的竞争与流动。根据民国时期的交通条件，穗港200公里距离需要起码半天行程(除了传统省港内河航线；1911年，广九铁路开通；1930年，香港—广州飞机通航)，才能渡过深圳河，到达香港地。举例来说，报纸是当时最大众的媒介，但广州的《广州民国日报》或《越华报》并不会在香港销售，发行条件和采编条件都无法实现双城之间的互通，反之亦然。对于电影业来说，随着时局的变换和文化潮流的确立，双城之间的人才和资本的抉择在所难免。

       从地理上和历史上，正是香港的崛起，取代了南方港口中心的地位，直接导致广州沦为对外贸易的二线城市。孙中山1919年《实业计划》中，曾以美加之间的维多利亚港和温哥华港、西雅图港、塔科马港的共荣关系为例，认为香港港和广州港可以共荣。但事实上，粤港之间的政治关系一直颇为紧张，例如1924年爆发的“商团事件”，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幕后都有着港英政府和广州政府之间的恶性对抗。而从电影业出发，虽然人才、资本、技术之间实现了互通、互补，但是从行业趋势来看，两者之间的资源竞争是必然的。

       从影业自20世纪20年代初兴到1937年战争爆发，双城之间的竞争是优劣互现，电影文化的营造和产业的规模差异并不大，创作力量两者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准上，共享稳定的粤语片市场，只有香港自1934年后才逐渐体现出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广州主要在政治稳定上和经贸关口条件上的劣势，例如当时广州摄影设备和胶片的进口都须经香港海关，手续繁琐且缴付关税。(43)如老影人卢敦回忆说：“制片机构本身虚弱，经济贫乏，连一个制片厂都没有建立起来，那时候拍片多在先施公司天台，和西关的古老大屋里，设备粗劣，更由于有声电影问世，薛觉先的《白金龙》和大观公司的《歌侣情潮》，创出空前的卖座记录，完全缺乏摄制有声电影设备的广州电影事业自然受到淘汰。”(44)

       更大的缺陷在于民族影业的发展史和近代革命史的同步。1927年南京政府的成立，令广州电影业的发展丧失第一个契机，与上海电影的距离彻底拉开；1937年战争爆发，广州电影丧失发展粤语片的第二个契机，1941年才突然沦陷的香港电影不仅接收了广州的影业机会，还接纳了不少上海南下逃生的影人，反而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在一篇“粤片基地何以不设在广州?”文章中，提到“广州是最不安定的城市，变故频仍，生活条件甚差，最起码的电力供应都不正常，冲印菲林的自来水也不清，加上当地官僚的贪污腐化，生活和治安都不安定，没有资本家敢于投资，因而粤片生产基地就转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香港来了。”(45)

       电影中的香港塑造了一种城市形象，推广了粤语文化，而广州成为一个隐性的存在，即使它日后拥有著名的珠江电影制片厂，也从未自粤语电影的文化源头出发思考这一曾经几乎成为区域电影中心的城市。早期粤人思想开放，粤商、港商和侨商身份互换，拥有其他城市发展影业所不具备的资本条件和观众市场，是上海影业之外最具特色的一片双城影业环境。在香港与广州之间互动的政治、人缘、资本的机遇抉择中，香港凭借近代史上超然的殖民地地位，躲避了政治上的多重波折，从而最终有机会将粤语电影发展为最具特色的一种文化产品，工业和艺术之间实现融合。而广州在民国时期遭遇的机会和问题，在今日看来仍具有借鉴的意义，是考察今日岭南文化如何凝聚和传播的底蕴所在。

       而以我的个人拙见，电影史的研究提倡民族电影，甚至华语电影概念的同时，何妨不能容纳一些多样性的地域电影，关怀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表达方式?而正如本文提出的关注上海外电影城市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电影不同样被冠以中国电影的代表，忽视了沪上人家的里弄风情和地域情操吗?中国的特色在于多个民族、地域广阔，如果把电影看做一种能够多样性的文化，它则会具有更多层面的源头。回归到历史的研究中，中国电影史缺乏丰富的生态，它不像“中国”的电影史，而像是一种单维度的描述，甚至泯灭了真实的线索——电影怎么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电影观是怎么形成的?民族制片的电影观念是以何为起点的?民国电影的格局究竟是怎样的?……这一切，是仅仅依靠上海电影无法回答的。从本文研究来说，意义不在于资料的突破，更在于从观念上打破迷障。

       注释：

       ①1900年，“庚子广东独立计划”由香港议员何启提出，主张孙中山和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救国”，宣布两广独立。一度进入操作阶段，后因李鸿章转任直隶总督而破产。

       ②陈明銶，饶美蛟主编.岭南近代史论：广东与粤港关系1900～1938.香港：商务印书出版社，2010.5.

       ③詹瑾妮.民国广州中央公园与市民生活的公共性.黑龙江史志，2009，(17).

       ④杨颖宇.近代广州长堤的兴筑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广东史志，2002.4.

       ⑤(36)(39)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的对外经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94～296，261，87.

       ⑥见1935年7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

       ⑦黄柏莉.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以西关小姐为个案的考察.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10.4.

       ⑧广州市电影公司编.广州电影志.广州：广州市电影公司，1993.

       ⑨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127.

       ⑩刘易斯·雅各布斯著，刘宗锟，王华等人译.美国电影的兴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05～309.

       (11)程树仁主编.中华影业年鉴.国人所经营之影片公司.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1.

       (12)U.S.Department of Commerce,Motion Pictures In China.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30.

       (13)(14)国产影片在南洋之近况.公评报.1927～11～9(2).

       (15)Motion Pictures In China.1930.

       (16)罗卡[澳].法兰宾著.刘辉译.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

       (17)钟如：《华南第一间电映院的有声片是什么?》，见《华南电影》第五期，1944年7月。但《广州电影志》中认为广州首家影院是1908年开办的通灵台。

       (18)张方卫：《三十年代广东粤剧概况》，1997年5月26日入档，见广州花都区政府文化艺术库网站http：//www.huadu.gov.cn：8080/was40/detail?record=4467&channelid=4374；另外参考《广州电影志》第三章《放映》，第27页。

       (19)Motion Pictures In China.1930.

       (20)周剑云.中国影片之前途(一).电影月报.1928，(1).

       (21)Motion Pictures In China.1930.

       (22)邓开颂，陆晓敏著.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6.168.

       (23)刘锦涛，《广州早期制片业》，此人曾在20年代的百粤制片公司任摄影师，广州文史网站：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28/200809/t20080917_9128_1.htm.

       (24)浪漫生.一瞥爱河潮.广州民国日报，1926～2～26.

       (25)梁季文.我对于国产影片之乐观.广州民国日报，1926～6～7.

       (26)生花，黄娱齐.名教罪人试片记.广州民国日报，1926～9～9.

       (27)龙门剑客.《名教罪人》之我观.广州民国日报，1926～9～10.

       (28)刘锦涛.广州早期制片业.广州文史网站：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28/200809/t20080917_9128_1.htm.

       (29)七郎.开拍怒潮之柏龄.越华报，1933～9～20.

       (30)叶剑英元帅是马来华侨，早年负责广州的侨务工作，周海滨：《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口述(11)，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dde65f0102eej6.html?tj=1。

       (31)香港电影大写真.越华报，1935～8～14(2).

       (32)见：陈明銶.岭南近代史论.2012.5，7.

       (33)上海电影业与广东人.广州民国日报，1926～08～31(4).

       (34)电影的题材.广州民国日报，1935～10～30(4).

       (35)李培德.广东买办的网络延伸和中止(1860～1960年代).陈明銶.岭南近代史论，2012.

       (37)明明.香港影院的沧海桑田.优游杂志.香港出版，1935，(2).13.

       (38)广州市电影公司.广州电影志.广州：广州市电影公司，1993.

       (40)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8卷.176～177.

       (41)清涓.谭谭影画戏院的卫生.广州民国日报.1926～11～6.

       (42)不景气年头·广州市今岁娱乐界概况.优游杂志.香港出版，1935：(7).2.

       (43)早期香港电影史.香港：三联书店，2005.137.

       (44)(45)卢敦.粤片基地何以不设在广州?.疯子生涯半世纪.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2.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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