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利益结构调整中的执政党角色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利益论文,角色定位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6)03-0105-04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呈现出全新的格局，利益分化改变了利益结构。转型期利益结构变化反应了社会需要的变化。由于政治资源的弥散性分布加大，各种政治角色更具政治效力感，从而追求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这就要求执政党具有高度利益协调能力与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相适应。“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动力。”[1] 执政党在利益结构调整中的角色定位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执政党的角色定位决定了执政党以何种姿态、何种方式介入社会利益关系。作为社会结构调整的核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执政党面临着既要赢得阶级又要赢得社会的政治任务。
在社会利益结构调整中执政党代表的是社会各阶层的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但是它依赖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还是其所依靠的阶级。这两者并不矛盾。在实现社会共同利益中维护本阶级利益是执政党在利益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定位。
政党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最终原因是隐藏在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事实。现代社会的经济现实就是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是可以脱离其他阶级或阶层而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这就是说任何阶级的利益都必须和社会其他阶级和阶层合作才能实现。从这种利益的内在要求来看，保持合作既是政党的阶级利益要求，也符合社会最基本的共同利益。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政党要赢得政权和巩固政权，除了要有本阶级的支持，它还必须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拥护或与之合作。为了维护这种合作的共同基础，这就要求执政党除了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还要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和维护社会根本利益。
但是执政党并不能因此淡化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任务。因为政党是有阶级性的，任何政党都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这形成了政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只有政党代表好、维护好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政党的力量才不会流失，它的社会基础才能够巩固。执政党需要有足够的力量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执政党所依靠的阶级就是其获得力量的来源和执政的社会基础。执政党只有拥有对本阶级的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才能获得本阶级的有力支持，才有能力和办法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保持社会稳定。为了巩固本阶级的支持，执政党要时刻注意维护它所依靠的阶级的根本利益。
以日本自民党主导的日本社会现代化为例。农村是日本自民党的传统政治基础和根基所在，自民党在农村的支持率远高于在城市。自民党必须要依靠农村的票田才能长期执政。因此自民党非常注意保护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同时正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的高支持率，自民党才得以长期维护一党独大的地位。尽管依靠相对落后的农村和保护农民利益是自民党的传统政治战略，但是这并不妨碍自民党从根本上倾向于现代化。因为现代化是整个日本社会所有阶层的共同利益。现代化符合农民和农村的长期和根本利益。保护农民其目的也在于现代化本身。因为长期稳定的政治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正是由于根基在于农村的自民党能够依靠农村的长期的巩固的支持维护社会的稳定，所以它同时也能够代表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成长的各个阶层的共同利益而长期执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的代表性与执政党的阶级性两者在某些条件下往往是互补的。一个强大的政党是联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有能力以制度化的公共利益代替分裂的阶级利益，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认同。为此，执政党不仅要赢得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而且要赢得自己所管理的社会。从根本意义上讲，在中国这两者之间更加没有本质的冲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代表个别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去掠夺和榨取其他社会成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矛盾纵横交织，盘根错节，异常复杂。社会阶层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内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矛盾。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也成了当前社会情绪的重要诱发因素。因此维持政治稳定就强烈体现为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对执政党的内在要求。
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党要体现出能够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利益结构调整的稳定大局的能力。这就需要获得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就是要获得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支持，以保证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实现稳定有序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化为导向的改革。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更要重视巩固工农联盟。农村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利益进入政治体系的方式决定了政治发展的道路。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中国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也是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基础。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可靠的基础，这是我们党执政的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原则。
因此，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必须要能够给工人和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感受，解决好贫富差距的拉大、扩大农民收入等问题。我们党在利益结构调整中，在实现社会长期利益的同时，要注意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当前利益。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实现发展。这始终是总揽中国全局的一大原则。
利益是社会运动的本质。执政党只有通过有效的利益协调，才能稳固其执政的社会基础。现代社会，利益是多元的，也是多层次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每个社会单元。因此利益协调是相当复杂的和多变的。利益结构的调整更加困难。尽管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各级政府机构等社会其他团体也在进行着利益协调，但是他们发挥的利益协调的作用与执政党所承担的是不同的。一般的利益协调组织和机构的利益协调往往是初步的和局部的，或者说是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利益群体的利益的总和。但是在较高层次上的利益协调，需要较多的政治资源，具有高度的政治权威。特别是要实现稳定的利益结构的调整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组织。只有执政党才能堪当其任。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不断将社会新近被动员的集团吸收进入体系，参与政治活动，使自身成为联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成为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轴心。能否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能否提高其依靠社会阶级政治意识，通过社会动员，获得包括其依靠社会阶级、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并通过有效的组织将他们结合起来。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广泛的社会动员，提高了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扩大和巩固公有制，实现了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构筑了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尤其是经济市场化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国家中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开始解体，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关系开始逐渐让位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因此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的自主和社会的多元化，深刻改变了党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从而使党对过去的动员和整合社会的传统的体制、组织和手段进行反思和改革。
由依靠理想、宗旨、信念等普遍政治动员方式为主提高政治意识转向在市场条件下通过重视利益协调为主进行社会动员以获得政治认同，是积极推进现代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的重要政治转型。一些二战后独立的东南亚国家的执政党逐步认识到必须突破以往将意识形态的群众动员诉诸政党政策的政治战略，必须以推行有效的关注人民切身利益的政策来获得群众支持，实现利益结构的调整。新加坡的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治理经验就是“要提高你们的政治意识，再多的政治教育、讨论或煽动，也比不上你们这些切身利益来得有效。”[2]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居者有其屋”计划，满足了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居住要求。通过中央公积金计划作为独立、强制性的长期储蓄，为新加坡及其大多数居民提供了社会保障。“正是在公积金和政府的建屋及土地政策下，34万个拥有自己的建屋发展局组屋和中等入息公寓的家庭为人民行动党政府提供了的重要的稳定支持。”[3] 也正是由于确立了其利益协调的轴心地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获得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
发展中国家成功推进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的政治经验是值得认真吸取的。只有在价值观念、组织功能、组织体制和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新的定位，才能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获得相对自主的社会之间建立新的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是保持我们党的社会轴心地位的重要前提条件。
党要保持社会轴心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党要在利益结构调整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政党是实现利益结构稳定调整的关键政治组织。处在现代化中的政治体系的安定往往取决于政党的力量。特别是许多晚期开始现代化的国家，“缺少能够成功地满足现代国家所须要传统的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减少由于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化而造成的政治不安定的可能性，在现代化初期就需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亦即政党。”[4] 由于政党由于处在利益结构调整的轴心地位，也就必然承担着社会结构调整所带来对政治体系的巨大压力。能否保持执政党自身的稳定和团结，承受得住这种压力，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利益结构平稳调整的重要因素。社会各阶层不断发展的利益要求与政党的维持利益平衡实际能力之间的矛盾左右了社会和政党自身的稳定。作为社会利益结构调整核心的执政党要实现利益结构的顺利调整必须保持党的稳定。
要保持政党的稳定和提高利益协调能力关键在于政党的制度化和参与水平。社会生活方式及交往结构的变迁改变了社会参与的方式与内容。政党组织也应当作出对应的制度化改革，在包括党的价值观念、组织功能、组织体制和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新的定位。动员与组织是加强政党力量，保持政党稳定的基本途径。只有把动员起来的大众运动纳入党的组织体系的活动中，政党才能在主导利益结构的调整中保持自己的稳定的核心地位。
除了政党组织参与的制度化以外，保持党的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政策的稳定对保持党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5] 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地位和作用，用党的政治路线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的步伐和行动，稳定和巩固了党的政治地位。因此，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稳定有效的贯彻落实是党实现团结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能够经受住各种风波的考验，我们党丝毫没有动摇过大政方针，这也不但充分体现了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也保持了我们党的稳定。
在我国社会利益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提出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内含着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所处在的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是对我们党在当前社会利益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定位。
利益关系是否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公平的分配。因此处于社会利益结构调整轴心位置的执政党必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力量。“构建和谐社会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党拥有巩固的领导地位；二是党全面整合与协调社会的能力。”[6] 这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基本要求，同时也就是对执政党利益结构调整中的角色提出的基本定位。前者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要求执政党在利益结构调整中占据轴心位置，发挥关键作用。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保障。后者实现党的全面整合与协调社会，就是要求党必须能够在实现社会最根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协商的办法化解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有全面整合和协调社会的能力。要有这样的能力，执政党就离不开工农联盟的稳定，离不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同时还要密切注视各种社会新生阶层的利益要求，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实现超大规模的社会现代化。
构建和谐社会角色定位要求执政党必须保持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通过协商合作方式主导社会利益结构调整。这种定位还为执政党如何主导利益结构调整提供了多个进一步思考的角度。
第一，执政党对自身在利益结构中的定位，包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维护共同的社会意识。
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有着占主导地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和道德行为规范的社会。因为共同的价值信仰和道德行为规范是社会团结和谐的一个重要纽带。这就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执政党去凝聚社会，维护这个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一个有权威的执政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权威不仅是建立在共同价值信仰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基础之上，而且可以用于维护和建设共同价值信仰和道德行为规范。“权威既区别于依靠武力的压服，又区别于运用论证的说服。”[7] 而是基于人们的认同和信仰而形成的，“被视为合法的权力系统或者社会控制。”[8] 尽管政治权力是政治生活的起点，但是执政地位并不足以巩固和维护党的权威。从根本上讲，权威不是基于权力形成的，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群众的共同信仰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来自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社会各阶层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信仰。在利益结构调整中，处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轴心的执政党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要维护党的权威还要注重对社会共同价值信仰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加强党的软实力，主要是解释自己的实力。西方主要政党经通过近百年的发展，总结出了“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作为其超级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选民对自由民主的信仰转换为对自身权威的认同。而某些西方政党甚至还通过这套话语，给其他不赞成这套价值系统的政党贴上了邪恶的标签，占据政治斗争的有利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你不能有效地解释自己，必然要被别人所解释，就不能避免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身，套别人的概念来讲自己。而一个失去有效解释自己信仰和道德规范方法的政党，永远处在被动之中，更不可在社会中建立权威。对此我们要维护党的权威就迫切需要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共同的价值信仰来源于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这就不仅需要经济组织力量，也需要深潜到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中，增强自己的文化感召力，更需要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内容，重塑全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利益结构调整中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二，执政党对自身在利益结构中的定位，包括对利益结构调整这个目标自身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进行准确的定位。
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发展目标。利益结构平稳调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前现实目标。
一方面必须把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落实到利益结构调整中。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当下的利益结构调整。因为现在的社会利益结构不适应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作为社会发展轴心的党要把自身建设成为一支能够协调社会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队伍。这是实现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必须在利益结构调整中注意实现社会和谐。利益结构调整的政策应当定位为平衡社会成员的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更不是手拿板斧“砍掉一部分成全另一部分”。不能不断制造社会矛盾并扩大社会冲突，否则既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更不能实现社会和谐。
调整利益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结构调整中必须把和谐社会的目标贯彻进去。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能够与时俱进地把构建和谐社会这个不断发展的任务与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
构建和谐社会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利益结构的平稳转型，这是对党要成为代表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并积极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先进力量，保持自身先进性提出的一个具体的现实的要求。
第三，执政党对自身在利益结构中的定位，包括改造党的协调机制维持和谐社会秩序。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由各个阶级和阶层构成的，既充满活力又富有秩序的社会。只有把各阶级、阶层组织起来并实现有序发展才能体现出社会和谐。政治组织对于社会重要功能在于为社会生活提供确定的政治秩序。社会利益结构调整中秩序的维持，有赖于处于社会轴心位置的党的协调机制的组织调整。
在我国旧的单位制的社会结构中，党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存在。然而，随着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展开，传统的政、经、社一体的社会组织解体，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就逐渐地从单位组织中脱离出来，回到社会本身。随着公民的利益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加强，如果利益关系调整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与党的组织化速度和程度不协调，党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就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和失序。
社会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有层次的序列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地位安排有高有低，但是现代社会的这种序列和地位高低不是凝固、僵化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位置是流动的。现代社会的结构是有弹性的。这样的社会结构比传统的社会结构更具有活力，更具有和谐性，同时也对执政党的协调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组织结构的本质都在于它与社会功能的联系，即都在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在新的社会结构下，社会的相对自主性的增强使得社会对国家具有越来越强的决定作用，党只有牢固地拥有了社会，才能牢固地拥有国家政权。这就要求党要有控制有弹性的社会结构的能力，保持社会成员位置的有序流动。党必须使其协调机制与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协调发展，改变以往重权力轻资源的偏好，与社会进一步密切联系。只有这样，执政党的组织网络才能重新将各种社会关系加以整合，才能重建和巩固社会发展秩序。
第四，执政党对自身在利益结构中的定位，包括执政党扩大和谐社会协商范围，提高社会协商地位。
和谐社会是在社会过程上相互协调、在社会结构上相互平衡、在社会功能上相互补充的相对均衡的社会，是有机团结而非机械团结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社会是非排他性的生活世界，而不仅仅是指多个利益集团并存的社会。多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残酷的恶性竞争关系，更不能形成利益上的敌对关系。一个社会只有经过充分的发展，社会不同阶层能够彼此包容，平等相处才能成为多元社会。
人们的政治生活受到他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的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我国的经济利益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状态，出现了许多新的利益群体。社会群体利益差别的扩大，势必导致他们之间利益冲突的加剧和心理摩擦的增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保护各自利益的意识往往会发展为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然导致政治参与的诉求。特别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也是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经常会引发社会情绪，因此政党作为利益结构调整的核心，承担着社会对政治体系的最大的压力。
要保持党的有效领导和有效执政，关键是如何以党的领导和执政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政治协调机制，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制度范围内扩大社会的政治参与，合理协调和综合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以及各种利益单位，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相应的组织、程序和途径。使得不同的阶层、群体在利益表达、情绪宣泄、行为引导、政治参与等方面都有适当的渠道，较好地适应社会的政治参与趋于多元化的客观要求。
协商对话是调整和谐社会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因此执政党在利益结构调整中要注意运用协商的办法，把协商对话作为为党实现稳定领导和有效执政的重要机制。但是协商绝不是无原则的宽容，社会繁荣和实现国家和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协商的共同基础，维护真理、民主是底线原则。为此，必须在理论上、制度上和政策上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总之有必要提高协商在和谐社会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家、社会与政党形成一种三角关系。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政党在这三角关系的顶部。党的社会轴心地位是党保持政治领导地位的根本基础。由于在人民民主制度下，还存在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执政党要善于将维持自身的领导地位和社会协商为主的政治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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