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训练理论和中国体育的第二次飞跃——崔大林《关于当前训练创新的思考》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体育论文,读后论文,理论和论文,崔大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04)02-0001-07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崔大林同志，在《体育工作情况》2003年第19、20合期，发表：《关于当前训练创新的思考》一文。该文在论述“训练理论创新发展趋势”时指出，第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训练的全面化转向专项化、个性化”。作为久经沙场的观察家和实践家，崔大林同志的这个论断，对于训练理论和训练方法领域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绵延几十年的历史性争论的最终判识，具有警钟式的重大意义。
这里所论述的是训练理论“发展趋势”，是训练方法、训练内容问题，是对训练工作的思想认识问题。“转向”，在这里鲜明地表达了“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是“进化运动”的产物，没有“进化运动”就没有“发展趋势”。训练工作在历史中发展演变，这个“变”的核心，存在于方法上、内容上。从方法上、内容上看发展演变，这是无限的。这就是一种观察方法、思想方法。
1 什么是进化运动？
在1993年，茅鹏把田径运动自1900至1992年间所产生的全部一千多个世界纪录，输入计算机进行运算，得到一个统一综合的“进步年率曲线”。这个曲线，总的“发展趋势”是扩展式的而不是收敛式的。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00年到1937年，平均年率为0.2401%；从1938到1948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平均年率下降为0.1732%；从1949年到1992年，平均年率提高到0.4473%。[1]
上述曲线所反映的不是个别项目孤立的、偶尔的表现，而是近百年间几十个项目的成千个纪录的整体性发展规律。这个曲线所反映的就是一种进化运动。
在这期间，运动成绩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趋近于极限。进步不是越来越慢，而是不断加快着。
自1993年以来，男子百米有刘易斯、格林、蒙哥马利等三次打破世界纪录；男子马拉松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不断地被更新，女子马拉松在2003年更是出现了英国人拉德克里芙的2小时15分25秒的惊人成绩。看来，国际田坛的进步发展势头未见消失。
上述曲线所反映的是田径水平的进步状况，它的本质来源就是“训练进化运动”。[2]运动技术水平取决于训练工作。训练传统加创新是“竞”，运动竞赛便是“择”，在“竞”和“择”的统一作用下，训练工作出现进化运动。在这期间，人种和遗传基因没有什么变化，是对训练工作的思想认识的发展，促成了训练工作的发展和运动技术水平的发展。什么是“创新”？搞对头是“创新”，搞错了就是“胡作非为”。所以要研究“发展趋势”，以改善思想方法，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上述第三阶段的平均进步年率差不多达到第一阶段的两倍（1.9倍），这便是由于竞赛发展、交流快捷、信息流通大量增加、对训练工作的思想认识活动大大活跃起来的缘故。
2 运动水平是怎样提高的？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1月1日的文章《奥运科学》报道说：“伊东浩司1998年创造了……10秒的亚洲纪录，除了黑人选手外，这是世界上最快的纪录。”在短跑领域里把黄种人摆到了白种人的前面，这一点足以使一贯看不起黄种人自己的人汗颜。[3]这样的成绩是怎么取得的呢？
据该文报道，1991年在东京举行世界田径锦标赛时，东京大学的深代千之副教授等人把比赛中各选手的动作全部用高速摄影机录了下来。“了解到速度快的选手接地的一条腿的膝关节和踝关节几乎不弯曲，像一根棍子一样。上抬的腿只有胯关节弯曲，膝关节和踝关节是放松的，就像甩鞭子一样。”“其后，在日本田径界越来越推广了运用这种成果的训练”，这包括未绪慎吾（2003年世锦赛200米第三名）的训练。其中，包括使用竞走动作作为技术辅助训练手段，“这是因为竞走是一种膝和踝都不弯曲的走法”。[4]
从上述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短跑动作技术认识的深入，促使技术改进，促使短跑水平提高。由于在训练中采取了包括上述认识在内的种种创新的思想认识，促成了日本短跑的全面进步。
3 认识停滞阻碍成绩进步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京国际田径邀请赛中，我国就有人进行了相似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相似的认识，[5]却因同“后蹬是唯一动力，前蹬是制动性阻力，前蹬应该采用‘退让性’技术”的运动力学“传统观点”相抵触，被认为“违反常识”而得不到应用和试用。这成为短跑领域被搁置着的、诸多的认识问题之一。
“求真务实”是科研工作的必要要求。短跑运动无数次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它的“状况”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在有关领导和专家们的认识中被“传统观点”所“固化”。当有人流着汗、冒着险，恭敬地呈上所研究到的“真实状况”请求审察时，却被“视而不见”，被认为添乱而当即予以排斥。抱定先入谬见，就使人拒绝真实。
在含金量极高的短跑项目上，在思想认识领域的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差”，就使中国和日本的水平翻了个次序。（很明显，这里不存在人种学问题。）
可见，运动竞赛不光是体力的竞赛。时至今日，运动竞赛首先成为开发体力之思想认识和智慧的竞赛，成为开发体力之智力的竞赛。把“开发体力之智力”作为问题来研究，这是体育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之一。有体系的思想认识便成为理论。理论脱离实际，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求真务实，这是科学研究的必须态度。不排除同“先入谬见”作斗争，这是训练科研工作所必需的思想方法之一。
今天，各项目体育运动的训练工作，无不有一整套的思想、认识、观念在支撑着、笼罩着。创新，不仅需要对正确的传统观念添枝加叶，也很需要对错误的传统观念进行破旧立新。“添枝加叶”和“破旧立新”，都是“开发体力之智力竞赛”的内容，需依据所面对的具体情况而定。从发展形式上讲，前者表现为“渐进”而后者表现为“飞跃”。
4 思维惯性和渐进的自发进化运动
近三、四百年来，制造业的发展极为迅速，成果覆盖全社会、全世界。制造业的科学方法论首要的、根本的是“还原论”（“简化论”）。这就是对事物科学地进行分解，一直分解到“分子”、“原子”层次……，这样就能促成对事物的认识的“科学化”。对于现代制造业来说，万吨巨轮、超音速飞机等等，只是“小菜一碟”。于是人们不经思考就自然地认定制造业比人体训练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科学”多少倍。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训练工作的研究，就很自然地把制造业科研中的思维惯性移植过来。
首先，曲解“还原论”。从运动能力分解出：“身体素质”（“体能”）和“动作技术”两大“元因素”，认为这是一切运动项目的“共性”。于是，“二元训练理论”就诞生了。在这个理论中，“身体素质”可分解为：“速度素质”、“耐力素质”、“力量素质”、“灵敏素质”……等等。“速度素质”等等还可再分解为：“速度耐力素质”、“速度力量素质”……等等“次级因素”。可以这样循需要再分解下去……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训练工作的内容，必须把这两大“元因素”体系性地收罗进去，这就是“全面化”训练方法的根本特点。“全面化”就是“二元训练理论”的外显。
事实上，人体比万吨巨轮、超音速飞机等等不知要复杂多少倍。人体是已知世界最先进、最复杂的事物，是超级复杂的自适应巨系统。对于万吨巨轮、超音速飞机等等来说，它的整个结构直到每个零部件，都是有图纸的；每项原材料，其成分都是有明细规定的。而对于一个人体、甚至一个细胞，迄今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够透彻地说清楚。人体是生命，不像轮船、飞机等等是非生命。人体是“自组织”的（由人自己生殖、发育的），不像轮船、飞机等等是“他组织”的（由人［他］制造的）。对于人体来说，体内因素1+1≠2，整体远远地大于部分之和。人体能力的发展是“非线性”的，不能用“线性”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简单化分析。把训练工作看成比制造业的工作更简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认识错位。
在生命科学领域里，先进的科学家们已经在认识简单化的弊病而向前发展了。“在过去的50多年内，实验生命科学的主要目标是寻找特定的基因或蛋白质，从而在分子水平上根据个别的基因或蛋白质行为来解释生命活动。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和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得到的图景过于简单，……生命现象是这样一种复杂系统的整体行为。”上个世纪在生命科学领域里作出了显著贡献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经过300多名生物医学权威人士一年多时间的系列讨论，在2003年形成了一个通向生命科学未来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其主要目标是研究和理解复杂生命系统。”在其中，“注重整体性分析的‘大’生物学是必不可少的”。[6]在生命科学领域里，科研方法必须重视系统科学和系统思想，重视“整体论”。但是，这种认识转变波及到国际体坛的训练理论领域，还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尽管国际上不断有学者对“二元训练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但它今天在国际体坛训练理论界，仍然居于主流地位。
人体本身的“科学性”远远地超过今天人们对于人体的认识的“科学性”。因此，今天只存在相对先进的训练工作，不可能存在绝对地“科学化”的训练工作。然而，对训练工作不是不能进行科学研究。人类的训练工作已经有几百万年的悠久历史，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并且在不断地进化着。只要端正观点，面对发展着的丰富经验，再结合有关科学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丰富知识，完全可以对它深化认识，总结出规律性来。进化，就有相对的正确和错误，就有先进和落后；因此，相对正确和相对先进的训练工作，完全是可以争取的、是可以做到的，而这对于运动竞赛来说，就足够了。“端正观点”，就是要使研究者主观世界的思想方法演进到适合于观察客观实际，这是进行体育和训练研究的关键。
由于人体本身的高超卓绝的“科学性”，致使几乎任何训练方法都可以收到大小不一的成效。因此，“二元训练理论”并不是不能指导训练工作，但其收效的局限和偏差，会在训练工作的发展史中越来越暴露出来。
国际体坛的流行训练理论虽然是“二元训练理论”，但是在国际体坛的体制中，它对训练实践仅仅具有影响力，并无行政约束力。每一个教练员都拥有充分的训练自主权，每一支训练队伍都是独立的训练主体，在竞赛体系中展开着自由竞争。在“竞”和“择”的推动下，训练实践便产生进化运动。由于“二元训练理论”的主流地位，使训练实践的进化运动不可能获得自觉的理论指导，因此只能成为渐进的、自发的进化运动。由于进化运动的不同发展状况在历史中的不同存在和在地域间的不同散布，从而在历史上和地域间，形成先进和落后的差异和分野。
自发进化运动使国际体坛的训练实践同训练理论分离，出现了“专项化、个性化”的趋势。一开始，这种趋势只是“潜趋势”，几十年来，渐渐露出“显趋势”的风貌。
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又指导着实践。在社会的主流认识尚未变化的时候，先进的行为就表现为社会行为中的潜趋势。潜趋势的累积，会发展成显趋势。这时候，原主流认识的主流地位就可能已经易位或者岌岌可危了。这取决于先进认识的发展状况。认识的发展，存在着认识自身和社会地位两大层面。在认识自身层面：大体经过感觉和理论两大阶段，感觉针对着外显而理论穿透到内涵，逐渐发展健全和成熟。在社会地位层面：先进认识可能被在位者所赏识，得以跻身主流地位；也可能被在位者所压制，而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发现就曾经处于这样的地位）。
五十年前在前苏联等国家，“专项化、个性化”还是“潜趋势”；到今天的国际体坛训练实践界，“专项化、个性化”已经向着“显趋势”发展了。崔大林同志的论断，正是来源于对国际、国内先进实践的真实观察。
训练研究的首要的、根本的方法论，应该运用系统科学和系统思想，运用“整体论”。这一点如果搞不清楚，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由于人体本身的“科学性”远远超过今天人们对于人体的认识的“科学性”，因此，训练研究在依靠有关科学的同时，还必须依靠哲学（“明白学”）。“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这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根本性原理，各项体育运动训练工作的共性就存在于专项运动训练工作的个性之中。“身体素质”（体能）和“动作技术”是同一本质的不同侧面，相互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因此，运动能力的“元因素”是“一个”而非“两个”。这就是“一元训练理论”的根本观点。“专项化、个性化”就是“一元训练理论”的外显。
5 观念更新和观念僵化
旧中国忽视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极为落后。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体育运动，提出了“赶超世界先进运动技术水平”的任务，积极投入了精神力量和人力、物力。
“赶超先进”可以有两种解读：循踪追上先进，创新超越先进。前者虽非超越，但相对于原来的落后状况而言，仍属飞跃。
“忽视”更新为“重视”，中国体育运动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不但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洛杉矶奥运会金牌数排名第四，在悉尼奥运会排名第三，光耀世界体坛。
然而，中国仍然没有能够取得世界一流体育强国地位，未能进入“第一方阵”。何以悉尼奥运会中国金牌和奖牌数均位居第三，而犹未能进入“第一方阵”呢？袁伟民团长说，在田径、游泳等主要项目上还存在着显著差距。（同时，我们还可看到，三大球等项目差距严重；还存在女子和男子成绩的不平衡，即所谓的“阴盛阳衰”问题。中国靠许多小项目争取到金牌，因此数量不算太少。）中国奥委会发言人何慧娴说：“俄罗斯和德国……从体育角度来讲，他们要强于我们。”[7]
主要由于在含金量极高的一些重大项目上差距严重，从而，自洛杉矶奥运会以降二十来年，中国体育踯躅于“第二方阵”。当初的“飞跃”，延续下来就渐渐地转变为“徘徊”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对训练工作的思想认识、尤其在于理论。
训练工作包括训练设计和训练操作两大方面。“追仿”和“创新”的区别主要在训练设计方面。训练设计本来包括着训练操作，因为操作由设计给定。但是在体育界，长期来对“训练设计”这个词还是较为陌生的。训练设计长期地由训练传统包揽、替代着，很少出现创新或仅仅在细节上有一点创新。因此，训练设计不仅不显山露水，而且往往不被察觉，从而被训练操作所覆盖着。智力劳动被体力劳动所覆盖，训练操作俨然成为训练工作的主体。
在训练工作中，建国初期是“学习苏联”；后来也一直重视“学习引进”、“洋为中用”；在“训练设计”领域，主要是“追仿”。事实说明，中国体育的第一次飞跃，是“追仿飞跃”。不但是“追仿”，在“追仿”中还存在着缺陷：
首先，是在体制上。中国体育行政把“二元训练理论”规定为“科学训练理论”，赋予它极大的行政约束力。据此制订出关于训练的：方针、方法、大纲、示范计划等等一系列措施，在思想上、制度上形成周密完整的体系，使之成为教练员工作必须遵循的路线和考核标准（考核教练员的首先是对这条训练路线的态度，其次才是运动成绩）。这样，就使训练理论领域出现学术垄断，使整个国家的训练实践界形成为一个虽然是庞大的、然而却是统一的、单一的训练主体。各支训练队伍不再是独立完整的训练主体，而只是这个大整体的分支；教练员不再具有充分的自主权而成为训练操作员（具备执行责任，不具备主体责任）。从而，杜绝了训练行为的自由竞争，杜绝了训练工作中的自发进化运动。（这是计划体制局限性在训练工作中的反映。虽然中央三令五申“政企分开”，这个精神在体坛未能解决。）
国际体坛训练实践存在进化运动而中国体坛缺失之。中国的训练工作，特别是在体坛行政领导重点掌握的重大项目上，缺乏自生的发展，只能被动地随着国际体坛的发展而发展，陷入“被迫尾随”的局面。这是中国体育在重大项目上落后于国际的根本原因。（中国体坛有人说，差距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外国人身材高大[3]，这是不能成立的。中国足球队的身材在参与韩日世界杯决赛阶段32支球队中排名第三，姚明在NBA球员中身材是顶级的，这些无需列举的事实，都足以说明问题。）
其次，在于“三从一大”的认识误区。“三从一大”训练方针是我国体坛的特色，并把它作为“超越”的主攻方向。其实，它基本上仍属于“追仿”，因为它主要只涉及训练操作，基本不涉及训练设计。若把它作为“超越”的主攻方向，就存在认识误区。
“三从一大”的着眼点在于训练操作中的“量”。（不但“大运动量”只关注“量”，“严、难”的关注点也在于“量”，例如，认为两万米就比一万米“严、难”，多组数就比少而精“严、难”，“厚实训练”就比“目标训练”“严、难”等等。）其潜台词就是：训练内容和方法问题（训练设计问题）已经“科学化”了、不变了，训练无窍门，可开发、需开发的问题，主要在于训练操作的“量”的方面了。这就使人们的视线从训练方法、训练内容转移开，从关键处、要害处转移开，陷入一个回旋空间非常狭窄的陷阱。这样的着眼点，无视训练进化运动，陷入盲目误区。
在建国初期，我国主力的训练采取专业队形式。当时国际体坛主要采取业余形式（妇女体育较更业余），训练操作不可能充分。我们提出“三从一大”，便填补了这个“不充分”的空间，取得了优势。这对于实现中国体育的第一次飞跃，是有重大贡献的。但是，其中埋藏着三大隐含的忧患：其一，无意中排拒了训练设计，排拒了对训练观念的不断审视，容留训练观念停滞落后。其二，重量不重质，易导致偏向，有损成绩提高。其三，脱离实际地追求“严、难、大”，易致主客观分离，易致伤害事故。
20世纪后期国际体坛出现了职业化新形势。原先业余训练中的“不充分”空间被消除，我国“三从一大”的相对优势便消失了，三大隐忧便变得突出起来了。（国际体坛在进化运动中，训练操作的主观安排向着客观实际趋近，运动长寿和大龄运动员众多等项，便是这种训练操作趋势的效益的反映。）
如果说人们往往具有“好逸恶劳”的弱点，对于尚未树立事业心的人们来说，“三从一大”在一定场合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这个意义是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属性而非业务科学的属性。如果继续把“三从一大”作为一个完整的训练业务方针或原则来看待，就偏差了。其实，严和宽、难和易、劳和逸，就像阳和阴一样，都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肯定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就会割裂发展的辩证法。例如：追求“省力化”（易化），这是技术训练、也是体能训练追求的合理目标之一；“快乐训练”，也是有效益的训练方法之一；而在“三从一大”面前，它们都可能难获容身。
在崔大林同志的文章中，对“三从一大”，不但予以肯定，而且予以强调。这是值得商榷的。商榷风气应该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是促使认识前进的必要途径。我们充分尊重崔大林同志的观点（也是我国体坛领导长期坚持的观点），但同时，我们坚信自己从客观实践中研究出来的认识，寻求贡献给领导，贡献给中国体坛。为了中国体育的更好发展，谨提出来进行商榷。
由于观念更新，中国体育实现了第一次飞跃；由于观念僵化，使第一次飞跃转化成徘徊。继国家足球队聘请洋教练之后，国家篮球队也实行聘请洋教练。从一方面看，体现出更加开放，这固然是好事；从另一方面看，确实也反映出“蜀中无大将”，“江郎才尽”，不能不引起深思。这是由于坚持“二元训练理论”，实行学术垄断，既阻碍了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也阻碍了教练人才的成长。
“追仿飞跃”作为第一次飞跃已经完成。不搞第二次飞跃，不可能摆脱徘徊局面。第二次飞跃必须是“创新飞跃”。国际体坛存在自发的训练进化运动而我们没有，这是徘徊的根源。我们若能断然地破旧立新，不仅很好地发展自发的进化运动，而且更争取到国际体坛尚未掌握的自觉的训练改革，离“创新飞跃”就不远了。
6 “创新飞跃”的种子已经在民间孕育
崔大林同志发现的“转向”趋势，40年前就有人曾经发现过。两次“发现”，命运不同。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人发表文章：反对“全面化”、主张“专项化”。这是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早期发现。该文列举事实认定由“速度素质”……等等构成的所谓的“素质”体系，是主观臆断而非客观存在。[8]于是，这篇文章成为“一元训练理论”的萌芽。从“一元训练理论”出发，就开始自觉地思考训练设计问题。在它所给定的训练操作层面，出现了与传统绝然不同的做法。依之进行的训练实践，取得了突出的成功。把它放在世界体坛的训练背景中，确实是一种具有重大创新的训练改革。
这已经不属于自发的进化行为，而是在原创性理论指导下的自觉改革。其根本原因，源自于党和国家倡导的与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学习运动。
很可惜，这个发现立即被体坛的全国性大批判压制了下去。压制了创新，保护了停滞。40年过去了，这场大批判使我国体育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生命力是压不绝的，在我国体育运动出现徘徊的大局面底下，却隐藏着能够导致飞跃的种子。这个种子可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一方面，在理论上：
训练改革的原创者被迫退出训练实践领域以后，转向理论学习研究，不断促进“一元训练理论”的深化发展。主要有5点（它们参与构成这个理论的一些要点）：
1、人体是高度地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其内部不可能产生并储备不参与人体新陈代谢的、游离的独立功能物质（例如“速度素质”……之类），并使之为人体所应用。运动能力的提高，并非简单地依赖于人体组成物质的增加（成绩提高而同时体重减轻的现象在训练中是常见的）。因此，“超量恢复”的理论是错误的（同理，所谓的“体能储备”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运动能力的提高，依赖于体内有序状态（一种“时空状态”）——这一有机整体的调整。[9]发生进步作用的训练机制，是激发和涌现。[10]这个过程是一种有条件的“应激”，从而，进步训练也就密切地联系着健康状态的合理波动。健康，这是运动能力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而技术的优化，其发展是无止境的；从而，具体体能的发展（在人一生的生理许可范围内）也无止境。[11]
2、作为运动能力的时间结构，发现了“体力波”[12]。从训练工作角度看，人体作为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由运动能力和健康状态构成体内基本的矛盾统一运动，并正是由此形成了“体力波”。正确处理这个矛盾统一运动，可以在波动中促进运动能力的积极发展。反映“体力波”，可以正确地构建训练小周期，以实现运动能力的滚动式进步。这样，就大大加快了进步的频率和速度。“一元训练理论”的“体力波”与“二元训练理论”的“周期学说”，形成了对比鲜明的的重大分歧。
3、从运动员毕生的可训练期限来观察，发现了“运动训练全周期”[13]。在其中，儿童、少年时期属于建设优质技术的、关键性的敏感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足球应该从娃娃抓起那样，各专项的训练体系都应该从小抓起。这与“二元训练理论”反对“早期专项化”的观点，形成又一个重大分歧。动作技术的关键在于神经网络中的联系机制的建设，它的优质的初始构成对于后续的优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运动能力的充分发展在于肌体得以充分成长的青年、壮年时期，它与动作技术的优质初始期一起，决定了“运动训练全周期”的最佳化。优质的技术和战术基础上的、高质量的经验积累，及其与相应体能高度发展基础上的、运动训练的、一定的抗衰老机制相联合，这是杰出的大龄运动员高水平延续的（运动长寿）成长构成的内在基础。
4、人体的构成规模是极为巨大的（例如，近百万亿的细胞数）。“DNA的生物自我复制速度是你无法想象的快”，“DNA计算机可以快到每秒330万亿次，比现有最先进的计算机快10万倍。”[14]训练所激发、涌现的体内有序状态的调整，既是大规模的，又是快速的，并具有一种层次的稳定性。状态调整对于运动能力而言，非进步、即退步。因此，在具备所需生理条件的条件下，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训练步骤，必能取得一定的运动进步（也许微细到难以观察）。“进步”，应该成为进取性训练的“原则”。既是“训练设计”的目标，也是训练检验的标准。
5、作为人整体的有序状态的时空表现的运动能力、体力波、运动训练全周期、进步原则等等，作为这些因素的综合的“一元训练理论”，决定了运动训练事业发展的、纵的方面的系统工程性质。而各个专项运动的特殊性、及其共同的对于身体健康的积极意义，有利于适应社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要求。上述特点，对于体育运动事业的建设、发展和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原创者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在本世纪初写成《一元训练理论》，以文本[15]的形式发表。这在国内外均属首次。在这里，问题已经不是停留在“全面化”和“专项化、个性化”的表面层次，而是进入到了理论的、本质的层次了。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
如果这个种子得到机会，便会发育生长出“创新飞跃”：
1、改革的旗号虽被卷起，星星之火的实践经验（主要是三点：全年进行专项训练［“专项化”］；对训练方法不断进行改进努力［特别是在技术教法上］；采取切实措施从儿童抓起。）却遍传体操、技巧、跳水等项目，有力地帮助这些项目夺取了国际优势。
2、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运动训练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明确地坚持“一元训练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通过“科研←→训练联合体”，自觉地将它运用到举重训练的训练改革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突破性地把年轻的崔文华迅速培养成我国第一个大级别世界冠军，并超越抓举世界纪录。[2]
实践证明，运用“一元训练理论”促进训练改革，有可能实现对世界先进运动技术水平的“超越”。
哈肯协同学在论述系统演变时指出，慢变量支配快变量。[16]近百年间，对训练工作的思想认识大量涌现，表现为大规模的变量。从“二元训练理论”演进到“一元训练理论”的半世纪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这确是训练工作中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慢变量。并不因为发现者的社会处境和地位转移而影响其所发现的规律的客观性质。
综观上述两方面，民间已经为新的“创新飞跃”准备了生机勃勃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种子。但是，虽然发现者争取一切机会不断发表文章并上书呼吁，但始终未能获得体坛领导的垂青。我国体坛的有些领导看不到国际体坛训练实践中的进化运动，看不到发展趋势；我国足球协会把制定“体能测试标准”和坚持进行“体能测试”，用以作为训练业务的方针政策性的一桩重大事项，这就是一个明证。
从姚明、赵蕾蕾、郝海东等范例来看，我国并不缺乏优秀运动员的材料；从刘翔、孙英杰等人新近的世界水平的突出成绩来看，我国也不缺乏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埋头创新的教练员；从崔文华的成长来看，我国也不缺乏面向实际，从训练设计、训练智慧的高度研究训练的创新改革的体育科研机构。为什么大面上仍然出现徘徊呢？训练理论的学术垄断——这个失误确实事关体育事业全局。
今天，如果能以崔大林同志的文章为转机，使“一元训练理论”得以进入体坛领导的视线从而构筑起一个平台，发展起民间和领导的认识沟通渠道，消弭学术垄断，激发训练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活跃和深入，有力地促进自发的训练进化运动、并更结合以自觉的训练创新改革，那么，实现中国体育的第二次飞跃，夺取国际体坛训练实践的领先地位，这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能把中国体育的第二次飞跃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合起来，这将是广大人民所十分欢迎的。
7 解决实际问题有赖于理论深度
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要解决包产到户这样普遍和明显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论深度和勇气。这给我们以启示。在“二元训练练理论”的背景下，要正确解决训练实际问题，确实需要理论思考的深度。
可以看看前述这个短跑训练例子：按照“二元训练理论”，短跑属于突出的“体能类项目”。其关键在于“身体素质”、特别是其中的“绝对速度素质”。中国的短跑训练，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坚持着的。这种做法，并不违反“专项化、个性化”。日本报道中的“棍子式着地”和“甩鞭式抬腿”，都属于“动作技术”，而据报道竟对短跑速度起了关键作用。这是“二元训练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在“一元训练理论”中这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不仅如此，“绝对速度素质”的说法，还可能掩盖着动作的过度紧张、全程速度分配不当等等的不合理因素。所有这些，在“二元训练理论”的误导下，都无法解决。所以，“全面化”和“专项化、个性化”的区别，还属于非本质的区别。“二元训练理论”和“一元训练理论”的区别，才可能到达本质区别的层次。
再来看看竞走训练：我国竞走训练早已经实行“专项化”。可是，自上世纪90年代迄今，在多次的重大国际比赛中，我国运动员竟不能坚持全程，不得不半途而废地退出比赛。我国竞走训练按照“二元训练理论”和“严、难、大”方针原则，大力狠抓所谓的“耐力素质”，经常进行大幅度的超全程训练。“全程”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然而，在比赛中，怎么竟连这“小菜一碟”也坚持不下来了呢？按照“二元训练理论”，这是无法解释的；按照“专项化”，也仍然是无法解释的。按照“一元训练理论”，所谓的“耐力素质”是不存在的。“超全程”训练中的速度，较之于比赛速度，要低得多；因此，所发展的“体能”，并不是竞走比赛中所要求的“体能”，练错了。在“二元训练理论”的误导下，这无法解决。
我们多次看到万米运动员夺得马拉松比赛金牌的报道。这也是“专项化、个性化”和“二元训练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按照“一元训练理论”，这是由于在平时训练中，万米运动员恰恰较好地训练到了马拉松比赛中所需要的“体能”，而马拉松运动员恰恰并未能真正地训练到马拉松比赛所需要的“体能”。可见，“外显”是表面的，理论才可通向本质。“全面化”和“专项化、个性化”的区别，还属于非本质的区别。“二元训练理论”和“一元训练理论”的区别，才可能到达本质区别的层次。
我国的不少中长跑训练组、队，在“二元训练理论”的误导下，热衷于狠练所谓的“耐力素质”和“速度素质”这样两个方面。有的天天跑两万米（双倍或多倍于比赛距离），确实做到雷打不动。然而，除比赛外整半年、甚至整年地不接触专项距离一次。这样，怎么能指望获得优异成绩呢？！不运用“一元训练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测试项目繁多，仪器设备先进周全，这是现代医院的一个外表形象。然而，现代医院并非就一定能够治好疾病。据美国医学界统计，误诊转重、甚至误诊致死，占到了就诊者的一定百分比。治病不取决于设备而取决于“医道”。“医道”反映医学知识、经验、尤其是理论水平的掌握深度及其与实践结合的准确程度。医疗不同于工业，它不依赖于大批量生产而依赖从业者个体，依赖其学术水平和工作态度。
训练工作存在着大量的具体环节，为求解决，不仅需要具体的调查研究，还需要理论工具，需要追溯到基本理论。解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付出大量的、艰辛的脑力劳动。训练与医疗相似，业务实效与理论掌握的深度以及对待具体工作的态度密切有关。每一件训练工作都是个别地掌握进行的，贯穿着“道”。“道”反映在训练思路中，这是一个过程。它表现为人的有关思想认识的发现、整合、贯彻、反馈、调整、改进，以求训练工作的系统、周密、完整、高效。因此，在发展责任心（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进行有关的知识和智慧建设，以积极提高训练行为和经验中的智慧附加值，以求趋近和逼近于“道”，这是十分重要的。
凡是社会性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其生命在历史中运行，从而表现出其历史性。社会性事物都是由人们的意志行为产生的，意志行为导源于认识。然而，历史是沿着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运行的，历史迫使人们的行为产生进化运动，进化运动首先通过个别、少数具有创造性的先进行为萌芽出来。认识反映实践，这就促使人们的认识产生质疑、分歧和争论，于是社会的认识产生分化，“分化”在对立中统一成进化运动。从而，人们的认识也产生了进化运动。在鼓励独立思考和自由争论的开放社会中，进化运动可以蓬勃发展，以至于由先进的认识指导促成先进的实践；在实行学术垄断的封闭社会中，进化运动就极为艰难，以至于使主流认识长时期地、严重地落后于实践，从而阻碍实践发展。
8 把握对策
运动竞赛在互为对手的竞赛者之间进行，既为体力之竞赛，更是开发体力之智力的竞赛——训练先进性之竞赛。围绕“一元训练理论”，可以进行积极的对策。
1、“对策”须有主体。现在的主体是体育行政当局和各个专项运动管理中心。体育行政应摆正服务型的政府职能。
赶超世界先进运动技术水平是党对体育运动提出的重要目标，也是广大人民的期望。体育行政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而不应该损害这个目标的实现。
体育业务是进化着的，是活的。这个活生生的体育业务，形成高度复杂的、内部对立统一着的巨系统。进化运动的旺盛还是窒息，标志着其生命力的强弱。对于这个巨系统来说，社会是主体，政府只能是调控中心。先进的训练认识和训练实践会自然地在自由竞争的社会土壤中不断生长、发展，与时俱进。体育行政应该努力营造促进自由竞争的软环境，不应该自据于学术垄断地位破坏自由竞争。
所有的训练理论、方针、方法、大纲、示范计划等等涉及学术性质的业务，均不能赋予行政规定的色彩。应该允许并鼓励独立研究、自由讨论和争论，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自然发展。
所有的训练队伍均应建设成完整的训练主体，在自主行为中自我承担责任，提高竞争能力。应该鼓励教练员的学习、钻研精神和创造性。
2、发展无止境，从而，对策需要把握其实时性。“对策”，需要建立在关于对手状况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由于只有最先进的训练方法才有利于夺取竞赛胜利，因此，搞训练工作，首先要研究如何能够争取到现时最先进的训练智慧。为此要大力加强训练信息与训练理论的研究和传播。
训练进化运动客观地、历史地存在着。必须高度重视历史信息和有特点的地区信息，这是争取先进训练智慧的第一条规律。要有目标地进行“专项训练发展史实”和“专项训练认识问题历史综述”等项的研究和传播。这项工作需要设法具体落实。
平凡的先进性可以从信息的综合比较中取得，突出的先进性必须结合自己的创造性，这是争取先进训练智慧的第二条、而且是更重要的规律。创造性来源于思维，而理论是最具稳定性和穿透力的思维形态，训练理论研究和传播是开发创造性的重要条件。
运动训练工作处处需要深入的科研思考。我国是“一元训练理论”的故乡，而现在体育专业人员（工作人员、科研人员、教练员等人）对它具有明白了解者却并不多，这就很难得上谈掌握和运用的妥当程度和深度。这种情况应该迅速改变。
在我国几十个体育科研所中，缺乏训练理论研究室，缺乏对各专项训练的具体实践发展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缺乏对不同训练理论的比较、争论和发展趋势的研究，缺乏对于相关科学和哲学进展的了解、及其与训练理论的关联的研究，这种情况应该努力改变。
3、要努力提高训练工作的智慧涵载量和实时投入量。
先进的训练工作像医学一样是高智慧含量的个体劳动。这其中就埋伏着不确定性。能不能大幅度地提高正面的可期望效益，大幅度地降低负面的灾变危险呢？答案是可能的。这就是要努力提高训练工作中的知识和智慧涵载量和实时投入量。这可以表现在人才赏识、人员培训、人员配备、机构设置等等环节上。
要争取不仅仅具有人力以应付训练现场精细、严格的业务操作需要，而且要有充裕的人力以应对训练设计和训练调控的高智慧需求，努力使这种分工协作得以有序地进行。
应该允许、帮助、或选拔在训练学术上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组建训练学术事业单位。应该允许并鼓励教练员与训练学术单位以合同形式建立起业务挂钩关系。对成绩和失误，应各自承担明确的责任、结合以物质利害相捆绑、并在结果呈现时能得到切实的追溯和履行。藉以大力提高具体训练业务（特别是重点业务）中的学术含量，争取以智力优势夺取训练进化运动和训练改革中的领先地位、夺取竞赛胜利。
4、促进人才培养协同体系和竞争机制的建设，为训练进化运动和训练改革服务。
人才是体力的载体，更是智慧的载体。人才的培养需要体系，人才的识别需要竞争。
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不取决于绝对的人员数（广度）而取决于体系（深度）。成功的篮球人才，立陶宛超过俄罗斯，这就是明显的例证（我国吴桥杂技建设的成就同样提供着参照例证）。这样的体系：首先，要促进众多的训练主体间专项业务的有序竞争和发展。其次，必须坚持“训练全周期”的要求，落实从小抓起，关怀大龄运动员延长高水平运动寿命，使先进的专项训练覆盖发育成长的所有年龄段。
人才的识别需要经过竞争。这样一来，识别才是可靠的，识别才是灵活的、发展着的。因此，不仅需要开展专项俱乐部间的竞赛，更需要大力开展小学、中学、大学（按照国家教育方针，全部的成长年龄基本都处在学校中）的专项运动竞赛，开展名符其实的专项协会的建设。这既是全民体育的需要，也是专项提高的需要，两个需要在这里密切相结合。一所学校并不需要开展太多的运动项目，各个不同项目可以有各自的重点学校和地区，以保证专项技术体系建设、及其对各年龄段普遍覆盖的实现。这样，运动员人才、教练员人才、裁判员人才、组织工作人才，就都会在为事业的奋斗中、在竞争中，源源不断地成长起来。
5、重视吸取民间的创造性是促进训练进化运动的渠道之一。
创造性总是会在实践第一线或研究第一线爆发出闪亮的火花。火花并不一定完整，更不一定完美，也不一定即时有效，还可能会刺灼皮肤，但是有助于引出前瞻性的线索。体育行政对于民间的建议，应该积极给予回应和鼓励，不应该不理不睬，这才有利于沟通和发展。
不但可做到有建议必回应，还应该积极地促进之。几十年来，在理论研究和训练实践中，在我国体坛的中心与边缘，成长起为数并非太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在有关学术界也有为数不多的关心体育训练而且确有思考的人士。这是一笔具体的资源和财富，不应弃置。为了引爆思想火花，发展体育运动，可以举办定期的（譬如每四年）或因事的小规模的自由论坛。对发言不作严格限制，结论不具有约束力。由于没有约束力，就不会妨碍工作；由于来自多方，就可能触发创造性火花。这对于促进我国的训练进化运动，或可能作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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