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古文字资料的上古音分期分域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古文字论文,述评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音韵学界在上古音研究中，一直存在忽视材料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问题。如以《说文》谐声、读若研究上古声韵，却无视其中的方音因素和谐声形成的时代层次性；以《诗经》押韵研究上古韵部，也因为未能区分其中各诗篇来源的地域性而忽略了方音的影响，从而在许多韵部的分合上纷争不断。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其时代性和地域性都非常明确，用于上古音研究，正好可以克服以往上古音研究在资料上所存在的问题。近二十年来，陆续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的分期和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这类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必将有利于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故作此小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殷商语音研究
甲骨文发现至今已有百余年，其中形音义确知的有一千多字，甲骨文字资料作为语言研究的宝贵语料已被广泛用于商代语法、词汇和语音研究。由于确释的字只有一千多，如此少的字量是否足以用来进行整个商代音系的研究，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勇于尝试，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索商代音系，有关论著主要有：
（一）赵诚《商代音系探索》[1][p259-265]
赵诚是最早把甲骨文字材料用于商代语音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方法是：先认定甲骨文中具有假借或谐声关系的两个字读音相同，然后根据这类资料作出推断。他得出的结论是：1、声母方面：清浊不分；无舌擦音；商代同音后世声母各异的情况可用复辅音来解释；某些字的音读是多音节的，即两个音节的，有两个辅音两个元音。2、韵母方面：商代无入声，阳声韵可能是一种鼻化元音。3、商代似乎不分四声。
（二）陈震寰《上古前期声韵概貌》[2][p128-139]
陈振寰以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的431个甲骨文形声字、部分假借字以及早期金文中的形声字、假借字为基本材料整理出《甲骨文谐声字韵母关系统计表》和《甲骨文谐声字声母关系统计表》。根据这两个表，他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韵母：1、上古后期韵部的划分情况大体适合于上古前期。2、上古前期已经存在阴、阳、入三类韵母，而且阴、入两类差别明显。入声韵尾可能是合一的，即不分[p][t][k]三类。
殷商时代有17个声母：帮、並（滂）、明、端（章）、余（透、定、昌、船）、泥（日）、来、精（庄）、从（清、初、崇）、心（生、书）、邪（禅）、见（溪）、群、疑、匣、影、晓。
（三）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3][p103-121，124]
郭锡良撇开甲骨文中的谐声和通假资料，将《甲骨文编》见于《说文》的941字摆进周秦语音的框架中去考察甲骨文的字音分布情况，再根据分布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声母：帮、滂、並、明、端、透、定、泥（章组还没有从端组中分化出来、喻四本属定母）、来、精、清、从、心（庄组还没有从精组分化出来、邪母本属从母）、影、晓、见、溪、群、疑（殷商时代群、匣两母本属一个，周秦时代的匣母是从群母中分化出来的）。
韵母：1、殷商时代每个韵部最多只有两呼四等，周秦时代的二等韵和四等韵应该是殷商以后才分化出来的。二等大多来自一等，四等大多来自三等。2、韵母分阴阳入三类。
声调：分成舒促两大类，每类再分长短，即长平、短平、长入、短入，实际上每个韵部只有两个声调。
（四）管燮初《从甲骨文的谐声字看殷商语言声类》[4]《据甲骨文谐声字探讨殷商韵部》[5]
管燮初以中古音为基准分析统计了448个谐声字，制定出《甲骨文形声字声母谐声频率统计表》，并采用几率统计，计算各个声系（组、母）谐与被谐的几遇相逢数，再与实际相逢数对照，实际相逢数小于几遇数的谐声是偶然现象，反之则属常常谐声，有音理关系。他的结论是：
韵母有：之、蒸、幽、中、宵、侯、东、鱼、阳、佳、耕、歌、祭、元、微、文、脂、真、叶、谈、缉、侵。
（五）陈代兴《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6][p53-110]
陈代兴将已识的900余个甲骨文字分别置于一个以传统41声类为经，以王力所分30部为纬的表格中，逐个标出其中古时代的声、韵、等、呼，此外把已经确认的通假字以及有语音关联的关系字在唐宋以至周秦时代的语音概况分别列表说明，然后根据这两个表考求商代的语音系统。其结论为：
声母：1、单声母有：帮、並、明、端、定、泥、来、精、从、心、邪、见、群、疑、晓、匣、影；2、复辅音声母：[kd]、[hd]、[kl]、[hl]、
、[pl]、[ml]、[pd]、[ph]、[mh]。
韵母：之、蒸、幽、侯、东、鱼、阳、耕、歌、月、元、真、文、缉叶、侵谈。
声调：没有后世所谓平上去入四个调类。研究上古声调应当把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问题及入声韵问题结合起来作深入考察。
（六）何九盈《商代复辅音声母》[7][p1-25]
何九盈以殷商时代为基点，以甲骨文中足以说明复辅音形态特征的资料为本证，再从后世的文献资料、语言资料中寻找有关的材料作为旁证，把这两种材料结合起来，对商代复辅音声母进行全面拟测。他为商代音系构拟了32个复辅音声母，分为四种类型：甲、清擦音s和其它辅音的结合：sp、sph、sb、sm、st、sth、sd、sn、sr、sl、sk、skh、sg、sng；乙、带1/r的复辅音声母：pl、pr、phr、br、mr、thr、kl、kr、khr、gl、gr；丙、章组与舌根音相同：klj、khlk、glj；丁、其它：
、mg、ng。
（七）王文耀《殷周文字声类研究》[8]
王文耀的研究方法是在《说文》、《广韵》、《集韵》、《玉篇》、《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等字书或韵书中找出谐声或异体字，把135个声符所率2468例重文排列成《重文交换声符声母变化表》，统计出声符交换的几率，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判断哪个声纽是重文交换声符的聚合点，即该声纽具备在两周声系中存在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最后通过对殷周文字实例的分析，得到确证。他认定的谐声原则是“一声可谐万字，万字必同纽，同声必同纽”。由此他的结论是：殷周文字的声类系统包括23个声母：帮、滂、並、明、端、透、定、泥、见、溪、疑、精、清、从、心、照、审、禅、影、匣（晓）、喻（邪）、来、日。（穿、船两母在两周金文中尚未独立出来；床母主要从上古心母中分化而来。照、审、禅三母在上古尚无卷舌（照三）、非卷舌（照二）之别，而是混读为
；喻母是处于零声母和舌头音之间的一个舌面塞擦音[j]。）
（八）董琨《周原甲骨文音系特点初探》[9]
董琨的研究方法和陈代兴的相似，即采用音韵分布与假借、谐声相结合的办法制定出《已识周甲文字声韵分布表》、《已识周甲文字关系字声韵分析表》，在此基础上作出一些推断：
声母：1、帮、滂、並三母存在互谐的现象，明母则有与晓母互谐的现象。2、章组归于端组。端组诸母彼此互谐互通的现象较为常见。3、齿音组中，精组与庄组的关系密切。4、从分布情况考察，除少数韵部如之、鱼、阳、物、月、元、质、侵外，喉音组的字也多呈互补状态。
韵母：1、阴、阳、入三声混同。2、冬东分立似乎不为无据。3、幽觉宵药四部仍以合一为宜。4、之、职、脂、微、支、物、质、月、锡诸部多呈互补，似可合为一部。
声调：早周时代或许存在声调之别，但绝无后世那样严格的四声。
（九）孔仲温《殷商甲骨谐声字之音韵现象初探——声母部分》[10][p633-666]
孔仲温的研究方法是将选定的221个形声字字例及其谐声声符依中古41声类及其发音部位列举出来，注上《广韵》或《集韵》的音切，以此为基础，他得出的结论是：1、清浊有分途的趋势；2、殷商时期的形声字与其声符之间，作同部位的通转是普遍而频繁的；3、复声母可解释部分通转现象。
综上所论列，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殷商语音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各家所据资料和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资料来说，各家所选用的资料之所以不尽相同，就是因为甲骨文中有些字的考释还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资料能否用来研究语音也有争议，如喻遂生在《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一文[11][p81-86]中认为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如“毓”与“后”、“帚”与“妇”、“大”与“夫”、“月”与“夕”、“立”与“位”、“郭”与“墉”、“言”与“音”等不能作为研究商代语音的资料，相反，有的学者认为“月”与“夕”、“立”与“位”、“郭”与“墉”、“言”与“音”同源，可以用来构拟复辅音。另外各家都存在不能及时吸收新的甲骨文考释成果的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赵诚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应该可行，但他仅凭少数几个例子就得出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陈震寰将谐声资料中的两个韵部或两个声系的谐声比例作为韵部和声系分合的标准，存在两个困难：一是标准的确定，二是仅凭谐声资料来研究声类是不够的。孔仲温的研究仅以两百多个谐声字例为依据，所以他没有构建出殷商声系；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我们想要知道一个字在甲骨文里读什么音，只能依靠谐声偏旁和通假资料提供线索。郭锡良撇开甲骨文中的谐声和通假资料，其方法似有可商。另外，郭先生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甲骨文时代一个字的读音看作与周秦时代读音相同，但这不符合语音发展的实际；陈代兴、董琨也采用了郭锡良的办法，但他们同时还采用了大量的谐声和通假资料，故相对科学，但凭借如此单薄的资料进行音系研究仍感不足，所以董琨没有在音系上下结论，只是指出了一些语音特点，这是比较客观科学的态度。王文耀的研究方法比较周密，不过他将殷周语音构拟成同一个音系似有不妥。何九盈的研究在材料和方法上都无问题，因此其结论的可信度较高，不过他的构拟是否全面，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甲骨文中应该还有一些资料可用来构拟复辅音，这就有可能构拟出新的复辅音类型来。毕鹗的《甲骨文所见若干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问题蠡测》一文就是关于利用甲骨文字资料研究复辅音时如何使用谐声字、假借字、汉语同源字、音训、异读等十种材料的讨论。[12][p471-530]
我们认为要构建商代音系，首先应该对所有甲骨文或商代金文中已经出现的字的读音进行从殷商到中古的纵向考察，再进行量的统计，然后才能下结论。如叶玉英对中古出现的所有精母字进行了纵向的考察，发现在汉代以前确实没有精母。[13][p71-133]再如，虞万里考察了甲骨刻辞多字结构以及金文中“多”和“者”（诸）的用例后，认为以殷商语言为主的多字结构之“多”在改朝易姓过程中逐渐为以姬周为主的由方言上升为雅言的“诸”所替代，两千多年前周族语音系统中知章系的音值可能是舌尖后塞音或舌面中塞音。[14][p439-491]这是对一个字的读音作纵向的深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其方法值得提倡。
二、西周金文音韵研究
随着金文断代研究的深入和成熟，截至目前，多数铜器已经能被确知大致的年代，因为铜器的出土地点大多是明确的，所以金文资料成为研究两周乃至战国时代语音的绝好材料。
最早研究两周金文音系的是台湾学者余廼永，他的博士论文《西周金文音系考》辑录了《金文编》可确知音义者1894字，制成《西周金文音韵表》，在表中他为每个字的声母拟了音。从他的研究来看，他并不是从西周金文资料中分析总结出西周金文音系，相反，他是先采用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方法拟定一套音系，再用它去套金文。这显然是不科学的。[15]
郭锡良研究西周金文音系的方法与其研究殷商音系的方法大同小异。他得出的结论是：西周金文的声母是27个：影、晓、匣、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章、昌、船、书、禅、精、清、从、心、帮、滂、並、明、来、日；西周金文的韶母格局已由殷商音系的两呼各二等（每部最多四个韵母）演变成《诗经》音系的两呼各四等；西周金文的声调系统应该与《诗经》音系相同。从分布情况看，阴声韵、阳声韵应该有三个声调，入声韵有两个声调。[16][p227-246]
刘志成对第四版《金文编》中的谐声关系，采用数理统计公式进行了几率计算，并以《切韵》音系上推，构拟了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系统：帮、滂、並、明、明晓、端、透、定、泥、泥晓、以、日、章、昌、船、书、禅、精、清、从、心、邪、见、溪、群、疑、疑晓、晓、匣、影、来、明来、疑来。[17][p71-76]
受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的影响，现代学者研究两周韵部仍多采用金文韵文和《诗经》韵读。如余廼永《西周金文音系考》、喻遂生《两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18][p105-109]、罗江文《两周金文用韵初探》[19]《两周金文韵例》[20][p71-76]《从金文用韵和文字统一性看两周雅言书面语》[21]《从金文看上古邻近韵的分立》[22]《谈两周金文合韵的性质——兼及上古“楚音”》[23]《〈诗经〉与两周金文韵文押韵方式比较》[24]《〈诗经〉与两周金文韵部比较》[25]、刘志成《两周金文韵读和诗经韵读之比较》[26]、金颖若《两周金文韵部研究》[27]《吉金奏雅——从东周列国金文韵文蠡测雅言的存在》[28]《从两周金文用韵看上古韵部阴入间的关系》[29]等。他们中除了刘志成（注：刘志成主张金文韵语中或有方言因素。如从“邦”字的入韵情况来看，在当时的陈、蔡、中山、晋国的方音里，“邦”读阳部。[26]）以外多认为两周金文代表的是当时的雅言音系，所以合韵现象不是方言差异，而是音近押韵。在韵部的分合上，罗江文主张金文中支、脂、之分立，脂、微分立，鱼、侯分立，幽、侯分立，幽、宵分立，冬与东、侵分立。金颖若在支、脂、之分立和脂、微分立这两个问题上与罗先生意见一致。在阴阳入是否三分这个问题上，罗江文和金颖若都认为两周时期阴阳入三分的格局已经形成。
然而，正如彭占清所指出的：“现代人论甲金文字的押韵有三难：一是甲金文字多为散文，当时又没有韵律的记载，爬罗剔抉，未必即得古人初衷；二是甲金文字的语法和文例，后世多有意见分歧或者两通之处，执一而论，终恐偏失，兼收并蓄，又恐体例不纯；三是甲金文字多有残蚀不全或者不能确识者，倘若发生在可能的韵脚上，整个语例只好存疑不论。”[30][p28-29]金文韵文还有一个缺点是语言程式化严重，重复的韵语多，入韵字较少，而且多集中在一部分韵部。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研究韵部还是研究声纽，谐声和通假资料都是必须重视的资料。
师玉梅的博士论文《西周金文音韵考察》较为全面地利用西周金文中的谐声、通假及韵文资料。她认为西周金文的韵部系统与以《诗经》为主的先秦韵文材料得出的上古29部系统基本一致，差异在于王力将冬侵合为一部，认为冬部战国以后才分立出来，而师玉梅认为西周时期冬、东两部当合，并认为冬、东、阳三部在西周时期都是收
尾。她认为西周时期的单辅音声母有25个：帮、滂、並、明、明（晓）、端（知章）、透（彻昌）、定（澄禅船）、书、以（邪）、泥（娘日）、来、精、清、从、心、邪（船）、见、溪、群（匣）、疑（晓）、疑、影、晓、匣（云）。西周时期已经存在四声以及四等的分别。[31]
三、战国语音的分域研究
1、楚音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就十分重视上古方言的研究，他的《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就是关于楚方言的论述。[32]董同龢的《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也是较早论及楚方言的文章，他认为东阳、之幽、鱼侯、真耕合韵是上古楚方言的特色。[33]刘宝俊《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用韵研究》再证了董说。[34][P140]刘先生还认为先秦时期楚方言冬近于东，战国以后东、冬、阳三部互通成为楚方言的一个特色，幽部兼通东、冬、阳三部是上古楚方言的又一特色。[35]周祖谟认为真文、东阳通押是楚地方音。[36]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系研究》也指出了楚方言的一些特点，如微部字都转入歌部字，真和文、微和脂、幽和宵常常通假，缉和叶、祭和月两两关系密切，先秦鱼、侯两部在楚方言里可能正趋于合流，等等。[37]臧正一研究了尹湾汉简《神乌赋》的用韵特点，并结合杨雄《方言》以及《淮南子》、《释名》、《楚辞》、《老子》等资料，认为鱼侯、之鱼、脂微的通假与合韵是楚方言的特点。[38]刘志成也肯定了真文、脂微在楚方言中关系密切，他还认为楚方言里冬部、蒸部都是独立的。[39]喻遂生《〈老子〉用韵研究》[40]、《西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18]、罗江文《谈两周金文合韵的性质——兼及上古“楚音”》[23]三文则否定了东阳、真耕、之幽、真文、侯鱼、支歌合韵是楚方言特色的说法，认为这些都是通语的特点。
另外，梅祖麟《古代楚方言中“夕（丙）”字的词义和语源》、李裕民《楚方言初探》、李水海《上古楚语历时考释》、郭必之《金文中的楚系方言词》等文章在考证楚方言词的同时也论及了一些楚方言的语音特点。
赵彤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41]是迄今为止唯一关于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的成果。他较为全面地利用出土文献，同时结合传世典籍对楚方言的声、韵、调作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战国楚方言有三十个韵部，同《诗经》音系相比，战国楚方言的韵部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月部以外各部的长入字变为去声，转入相应的阴声韵部；脂部的一部分字转入了微部，如饥、美、惠；真部的一部分字转入了文部，如匀、
、申、津、陈、尘、慎、邻、岷、莘等；鱼部开始接近侯部，东部开始接近阳部，冬部开始接近东部。赵彤拟定的声母系统是p-、p‘-、b-、m‘-、m-、t-、t‘-、d-、n‘-、n-、l‘-、l-、r‘-、r-、ts-、ts‘-、dz-、s-、k-、k‘-、g-、
、x-、
。他认为战国楚方言的调类表面上仍然有平声、上声、去声、长入、短入，但长入只保留在月部中。
刘宝俊认为帛书音系是战国秦汉时代楚地的方言音系，在声类方面，他拟了26个单辅音声母，19个复辅音声母，即p-、ph-、b-、m-、t-、th-、d-（船禅）、n-、r-（以邪）、l-、ts-、ths-、dz-、s-、k-、kh-、g-、ng-、h-、
、kw-、khw-、gw-、ngw-、hw-、
、ml-、thl-、kl-、khl-、gl-、gwl-、sl-、sn-、st-、sth-、sk-、skw-、sng-、xm-、xng、nth-、ngk-、ngkh-、ngg-。在韵母方面，他认为中古祭、泰、央、废等去声韵在帛书音系中属入声月部；微部戈韵字（“火”等）转入歌部；侵部东韵字（“凤”等）转入蒸部；上古具有圆唇舌根音韵尾的韵部其元音均变为圆唇元音；上古-i-元音的韵部其元音均已裂变；除真、文两部关系密切外，脂与微、质与物、鱼与侯、东与阳均明显分立。[42]
2、齐语
赵诚据临沂汉简中的通假字指出了战国秦汉之际齐语的一些特点，如脂与微、支与之尚未完全分开，齐方言中有一部分晓母字读为唇音，晓、匣与见、溪群关系较近等。[43][p17-26]汪启明通过研究临沂汉简《孙膑兵法》的用韵，归纳出一些齐方言的语音特点，如齐音中入声和阴声、阳声都有关联；耕真、真元相押，反映了齐方言真元音近、真耕音近，即-n和的相混；齐方言的入声韵尾-k和-t相混；之脂、脂微通押，齐语此三部音近。[44][p52-63]他还分析了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通假字，认为黄侃提出的“章系归端”、“庄系归精”在齐语中也能得到验证。[45][p33-43]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也指出了一些齐语的特点。
3、中山国语音
中山国语音研究仅见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中的音韵现象初探》。[46][P17-23]该文勾勒了中山国语音在声韵调上的一些特点。声母方面主要有：1、清浊分途情形明确；2、轻唇音不分，部分晓母读为唇音；3、端、知两组当归并为一组声母，“泥、娘、日”不分；4、章组和端组开始分化，精组和庄组有合并的趋势；5、群母已经是个独立的声母，匣母与见、溪、疑当为舌根塞音；6、有st‘n-、dn-、hl-、ml-、st-等类型复辅音。韵母方面主要有：1、阴声韵和入声韵俨然分立；2、一部分真部字在战国时期中山国、楚方言中已经转入文部，或者互相语音接近；3、支、之二部尚未完全分开。或者说支、之两部本应分部，此时已开始合并；4、战国时期鱼侯两部在中山国、楚方言里可能正趋于合流；在战国时的中山国语音中出现三十一个韵部：之、职、蒸；幽、觉、中；宵、药；侯、屋、东；鱼、铎、阳；歌、祭、月、元；支、锡、耕；脂、质、真；微、物、文；缉、侵；叶、谈。声调方面则表现为平、入区分接近完成，这一时期尚无去声。
综上所论列，我们认为：由于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因此对战国语音的研究首先必须是分域的研究。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除了楚方言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以外，其他地区的方言研究还相当薄弱。如齐语的研究就资料而言，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银雀山汉简外，齐国的铜器铭文、齐玺、齐陶等还可为我们提供一些谐声和通假资料。齐语的先期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林语堂的《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虞万里《山东古方言与古史研究》、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等，因此，齐语的研究还大有可为。其次，既然是地域方言研究，就应该重视具有方言特色的文字资料。如中山国铜器铭文中既有通用文字，又有很多方言字。要找出方言语音特色，应该以这些方言字为主要素材。姜允玉的研究就因为没有严格区分这一点，所以他所谓的中山国语音特点其实多是通语的特点。又如陈鸿《战国形声字异体与战国古音研究》[47]《从战国文字的谐声看战国语言的阳声韵》[48]，由于没有顾及形声字异体的地域性差异，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取信于人。
四、秦汉语音研究
以往研究秦汉语音，主要语料是《说文》谐声和读若、《释名》、汉儒经注等。秦汉简帛的大量出土，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以秦汉简帛为主要研究资料的秦汉语音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主要有：
周祖谟据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的通假字考订汉代声母系统如下：(1)单声母：p、p‘、b、m、t、t‘、dn、d‘、
、ts、ts‘、dz、s、zd、k、k‘、
；(2)复辅音：pl、ml、t‘l、sl、sn、kl、xm。他认为照船审古读如舌头音，审母三等字大部分读为舌部塞音，还有一部分读为摩擦音。禅母古音接近定母，床母三等当与禅母为一类；喻母古音原先也许是由sd-和sg-两类复辅音来的；喻三为匣母细音。[36]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创获不少，所得结论主要有：
韵母：秦汉时期的韵部为31部：之、职、蒸，幽、觉、中，缉、侵，微、物、文，歌，祭、月、元，叶、谈，鱼、铎、阳，宵、药，脂、质、真，支、锡、耕，侯、屋、东。他还指出了一些方言特征，如在楚方言、秦陇方言和蜀方言中微部字都转入歌部字，而在古齐鲁方言里则未见；简帛文书中幽、宵常常通假当为方音之异，是楚方言及蜀郡之音的共同特征。秦汉时期，先秦鱼、侯两部在楚方言里正趋于合流。在雅言、齐鲁方言、西部方言的语音中则尚未开始等。
声调：至迟不晚于战国中期，汉语语音就形成了“平、上、去、入”各自分立的格局。[37]
张洁据张家山汉简通假字指出西汉时期语音在声母上的一些特点，如：禅母为塞音，船母是浊塞音；书母除了清塞音一读外，可能还有小部分的复辅音stj-；有P.r-、K.r-类型的复辅音，一些章组字读作krj-；既与喻以相谐，又与舌尖塞音相谐的邪母应拟作slj-；存在鼻塞类型复辅音mb-、mp-、mp‘-、nd-、nt-、nt‘-、g-、k-、k‘-。[49]
也指出了一些西汉时期声母特点，如：西汉早期的楚方言里，有ml-、kl-复辅音声母；西汉时期存在一个与l-相对立的复辅音声母hl-形式。“随、隋”、“遂、笛”等邪母字的声母，在西汉早期很有可能是st-类型复辅音声母；晓母与明母通假，其声母很可能是hm-复音声母等。[50][p25-32]
从上述研究来看，学者们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共识，如赵振兴、李玉都认为ml-复辅音是西汉早期楚方言的特点；李玉和张洁都认为西汉存在“鼻—塞”复辅音；周祖谟、赵振兴、李玉、刘宝俊、张洁等都认为禅母是浊塞音等。尤为可喜的是，学者们在利用简帛资料的时候，都能注意到其中的方言因素，从而促进了西汉方言的研究。
综上所述可见，利用古文字资料对上古音进行分期分域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尽管在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却意义重大，这表现在：第一，克服了传统音韵学研究中的弊病，即以一个上古音系统统摄从殷商到魏晋长达一千多年的语音时段。上古音研究已不再是林语堂所批评的那样“没有精确的时代观念、没有地理观念”，[32][p14]而是开始注重语音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第二，语音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演变着的，因此，一个字的读音不可能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中古仍然不变，这期间有可能发生音变，而且还可能不止一次音变。同时，自古以来雅言和方言都是交叉发展、相互影响的，因此一个字读音的上古来源有多种可能性。据此，我们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上古音的语音实际，探索每一个汉字读音的来龙去脉。第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由于汉字从来就不是拼音文字，所以我们要探究上古音系统，就不得不借助古文字资料。因此，我们今天研究上古音的主要依据应该是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而传世典籍中的谐声、通假、经籍异文等材料以及亲属语言的同源对比、域外对音等资料则只能作为佐证。“古韵学的出路在于古文字”，（李方桂访问中山大学时所言，参看《第三界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7年，第753页）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应该成为今后古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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