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地方史研究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7)06-0005-08
一、日据台湾时期闽台关系的若干史实
2005年1月，我在《闽台关系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文里指出：
日据台湾时期，在闽、台两地即海峡西岸和海峡东岸，不仅血浓于水的亲情不曾隔断，人员交往及各方面各层面的交往亦不曾隔断。真不知“海峡两岸隔绝一个世纪”之说从何谈起！[1](P24)
以下所记若干史实，亦可资补证拙论也。
1.汪春源：乡亲的寻踪与游子的留痕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记：1895年割台祸起，京师“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就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2]。台湾举人汪春源、黄宗鼎、罗秀蕙到都察院上书，“垂涕而请命”，时在1895年四月四日（公历4月28日）也。
汪春源《窥园留草·汪序》记：“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诣阙，上书不报；君与台帅同仇戮力，赍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春源亦弃家避地，彼此流落闽南。”[3](P3)
汪春源，字杏泉，号少羲，晚年自署柳塘。
汪春源离台内渡后，初寓于厦岛史巷。其后，由于到祖籍地泉州南安查找不到谱牒资料的联系，遂卜居漳州龙溪并寄籍焉。
1898年，汪春源参加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会试并中为贡士；1899年入都补行殿试，本来可以列名为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恩科(1901)进士，却因庚子事变，北京贡院毁于火，辛丑恩科合并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1903)而行之，所以汪春源列名为癸卯科三甲第120名进士。1903年，奉委出任江西乡试同考官，开始其在江西的宦游生涯。
汪春源离台内渡后的行踪，《台湾日日新报》有及时而准确的报道。
《台湾日日新报》第438号（1899年10月15日）以《入山愈深》为题报道：
闻台南安平汪杏泉自乙未内渡，侨寓厦岛史巷，因尘市之地不可久居，近已挈眷卜迁于漳州府属，盖入山恐不深之意也。
《台湾日日新报》第1655号（1903年11月6日）以《分派考官》为题报道：
台南安平进士汪杏泉明府，春元签分江西省，甫禀到后即蒙上宪派充江西省文闱同考官。□报遥传，足征风云际会。汪君于未入闱之先，派人来闽之漳城，搬眷前往，俾父子家人共博团圆之乐。台籍缙绅名登仕版者，今复得其一焉。
《台湾日日新报》第2557号（1906年11月7日）之《艺苑》栏载许南英《题画扇赠汪杏泉（时新登甲榜回籍）》诗云：
一枝又占故园春，犹是天公雨露仁。
惆怅延平祠宇外，已无花下咏花人。
是诗收于许南英《窥园留草·己亥》，“惆怅延平祠宇外”作“剩有延平祠入梦”；己亥为1899年，汪春源于是年入京补行殿试，春风得意归返闽省漳城也。
与《台湾日日新报》的跟踪报道、与乡亲的殷勤寻踪相应，汪春源离台内渡后也有活动痕迹留于家乡。
台北大龙峒保安宫前殿左门楹联联文曰：
嘉庆丙子季秋 戊午重修征联第壹
泉郡进士汪杏泉 孝廉龚显鹤评选
保世显神功咒水当年消虎厄
安民深帝泽涌泉今日济龙峒
鹤浦弟子王志亮、志宽敬奉黄赞钧拜撰洪以南敬书
据此可知，汪春源参加了台北大龙峒保安宫戊午(1918)重修的征联评选。
台南地方史料陈列馆存有汪春源撰书的楹联，其文曰：
去古来今云闲天淡
佳辰令节竹笑兰馨
柳塘汪春源
汪春源晚年自署柳塘，其遗著乃以《柳塘诗文集》为名。据此可知，是联为汪春源晚年、亦即离台内渡以后的作品而流传保存于台湾也。
附带言之。2007年2月，我在台南赤嵌楼展室里看到“厦屿愣香行者投稿”的《红豆》（六首）。“愣香行者”是台湾进士施士洁的号之一，显然，施士洁离台内渡寓于厦岛后曾投稿参加家乡的征诗活动，也在家乡留有痕迹。
2.民国初年福建的台籍县知事
民国初年，县级行政长官称县知事。
据《民国福建省地方政权机构沿革资料(1911-1949)》[4]，台湾进士许南英于1913年任龙溪县知事，同年另有熊飞、郑世球和张元奋先后担任该县知事，许南英的任期应该只有几个月；台湾举人黄彦威（即黄宗鼎）于1914年任建宁县知事，同年另有钱江于黄彦威离任后担任该县知事，黄彦威 （宗鼎）的任期应该也是只有几个月。
许南英《窥园留草》有《癸丑三月任命龙溪县知事视事日偶成》、《沈琛笙五日有感和其原韵并以慰之《时聘修〈龙溪县志〉》、《下乡止斗偶成》、《纪私斗》等诗，据此可知许南英于1913年3月担任龙溪县知事后，主持纂修《龙溪县志》、下乡制止械斗等，工作不遗余力也。
3.林惠祥教授与台湾
林惠祥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
据林惠祥《二十五年之秘密》[5]所记，林惠祥的曾祖父赴台从事航海经商。其父一生多在台湾，中间一度来福州经营出入品业。林惠祥随父在福州居住期间，“时台湾遗老尝组一文会，出题征文，题为《韩信论》，余亦用当时流行之史论体作一篇，约千字寄去应征，被选列首名，闻曾刊登新闻云”。据我所知，林惠祥所记“台湾遗老尝组一文会”即台中栎社诸同人发起组织的“台湾文社”，林惠祥“被选列首名”的《韩信论》乃发表于该社的《台湾文艺丛誌》第8号（1919年8月1日发行）。其后，林惠祥随父到台“入某巨商肆内为抄帐”。1929年，林惠祥父病逝于台北，林惠祥赴台“于葬父后”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做田野调查，其成果为名著《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935年，林惠祥第三次赴台，“再入番地，采买标本”，并参观台北帝国大学人类学陈列室，“此次采得标本为番人之刀、枪、弓、箭、衣饰、雕刻物、船模型、史前石器等数十件”。
4.谢南光：来自台湾的福建省政府参事
2005年6月，我在写作《从福建馆藏档案看台湾义勇队同仁》[6]一文时，发现当年福建省政府的部分公文稿有谢南光的字迹和钤印。
谢南光即谢春木，离台内渡前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文化协会的重要干部并曾任《台湾民报》总经理。我曾见谢南光的《公务员履历表》（闽档2337）等史料多种，兹简要记其在福建省政府的工作经历。
1941年11月7日，谢南光被委派为福建省政府参事兼秘书处第二科科长。此后，谢南光的派、委、聘任各职包括：省侨民紧急救济委员会事业组组长、侨民紧急救济委员会委员、运输特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福建省战区教育会议会员、农林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协理、侨民生产建设会议筹备委员、侨民生产建议会议秘书处秘书、省政府办公厅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秘书处考核委员会委员。 1944年8月5日辞去在闽本、兼各职，1944年11 月10日辞去农林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协理职务。
1939年9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党证号码：军信字第02983号。
谢南光在福建省政府参事兼秘书二科科长任上曾发表《收复台湾与保卫祖国》(1942.6.17)、《台湾问题言论集第一集序文》(1943.9.12)、《台湾的民族运动》(1943.9)、《太平洋战争下的台湾情势》(1944.4.17)等文。
谢南光在闽工作期间，担任了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部分工作。1942年4月6日，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致电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谓：
重庆国际问题研究所王主任芃生兄：闽农林公司与农行合作经营业务扩大，在此开始时期谢协理南光责任繁重，诸待商洽进行，希速令回闽，俟告段落再往渝。盼电复为感，刘建○（鱼）印（闽档25-2692-10）
谢南光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曾受“军委会电奖两次港弊（币）二百元”。
5.台胞捐助福建公益事业
《福建省志·大事记》于“1945年7月14日”条下记：
同安县台湾籍妇女郭阮氏捐献田园2000多亩给私立集美学校。[7](P249)
6.台湾进士为《泉南指谱全编》撰序、题诗
朱维之教授《泉南所保存的中国古曲》[8]记《泉南指谱重编》之相关史实甚详，略谓：
林鸿，霁秋先生，世族思明，弱冠进了学，便不愿再求功名，一意于书画音乐各科艺术。他具有特别的艺术天才，幼年对于书画方面，落笔便起超脱尘俗气，对于音乐也早具一点灵犀，他自己对我说，他初学琵琶时一学便会，只要乐师教了一回，过了一两刻钟便能回弹，别人要一个月光景才能学会一个曲调，他只用仅少的时间便会。像他这样的天才，又有毅力，又肯牺牲光阴和精力去整理古曲，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林霁秋先生从二十三岁起，专心研究泉南古曲，日夜工作，煞费苦心以厘定指谱，到四十五岁时（即民国元年）订定五十八套数，即《泉南指谱重编》六大册。此后仍继续工作，到现在六十八岁了，还是每天每夜在那边厘订指谱，今又成功了五百套，汇为十二大册，十二册中十册为散曲，第十一册为过曲，计四十八曲，第十二册为套曲，原本是八套，现在要加了一套，正在厘定中，不日即可脱稿。
林先生这三十五年中不间断的整理工作，是值得永久纪念的。他说每订一曲，至少要弹琵琶五十遍，订后还要和乐工对核，修改至数十遍之多。他说自己一生的精力全用在这里，他底华发也由此而白了。我想他这个功绩，比之明代魏良辅用十年工夫订正昆曲的功绩有过而无不及。他该是将来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可惜现在他的工作还很少人注意，所得的只是诽谤和辱骂，骂的人以乐工为多，因为（一）他订正了他们讹谬的地方，（二）影响到他们底饭碗问题。然而，有毅力的林先生却不顾一切地继续工作。
林先生现在虽以六十八岁之老翁，仍一方面供职于华侨公会，以维持他清苦的生活，一方面做订谱的工作。他现在不顾名利和毁誊，他所担心的就是十二册《指谱》没有能力出版。
据《弦管指谱大全·前言》，林霁秋《泉南指谱重编》（指45套、谱13套）乃“于1912年编成，1921年在上海石印出版”[9](P1)。
我曾见林霁秋先生《泉南指谱重编》六卷本 （指45套、谱13套），石印，书前“思明黄庆庸序”撰于“癸亥仲夏”、“龙溪林尔嘉序”撰于“癸亥夏五”，癸亥为1923年。书前另有题序、题诗多种，其中台湾进士施士洁序曰：
昔者绵驹王豹，河西齐右之宗。咸黑秦青，绿水繁霜之裔。
大风起于沛上，小海偏于吴中。以逮西曲青阳，南朝白□，石城打莫愁之桨。江右滥觞，大隄唱女儿之花。襄阳嚆矢，凡夫散雪团云之感，吹蓬落叶之吟。罔弗操以土风、入于里耳。考之塗山之女，始作南音。自元人歌曲之学兴，至明曲而南宗特盛。院本演为曼绰，崑山以继以樅阳。伯龙阳辅之腔，德符君绥之论。独吾泉所谓南曲者，靡有闻焉。或云清仁皇朝，安溪李文贞公，律学受知，乡音进御。一洗巴歈之陋，自成郢调之高。方之师旷宫商，平公动色。伯牙山水，钟子赏心。识者寥寥，谈何易也。蒙以为南曲者，盖文人之所寓，而先辈之所遗也。以都护禽声，为参军蛮语。既传荔镜，遂演梨园。无如俗小纷孥，末流曼衍，下里之巴人众矣。大晟之乐府荡然，驯至减字偷声，剧部失教坊之旧。长撩短滚，郎君非清客之班。瓦缶雷鸣，江河日下。林子有慨于是，踵泉南之旧韵，成曲谱之新编。季子审者，恍听歌风于列国。周郎正误，奚惭顾曲于当宴。论者谓风琴雅 管之物，铁板铜琶之侣。点头说法，竖指参禅，舍林子其谁属乎。不佞未谙工尺，徒唤奈何。自笑伧荒，不禁忍俊。然而徽之点拍，早知叔夏之名。皇甫序文，得附太冲之集。是书一出，将见耆卿度曲。有井水能诃，少文动操。使众山皆响，五十谱积铢累寸。偿君集腋之劳，二三弦应手得心。助我引喤之乐，质之同好，当不何汉斯言。
台湾进士汪春源诗云：
周召歌风迹已陈，谁调白雪与阳春。清词直欲追骚雅，谱出泉南乐府新。
鹭江林子擅清才，别调新腔手自裁。此是当年天宝曲，安溪宿草有余哀。
福慧双修本夙因，孤山梅鹤证前身。襴衫利市空回首，一霎沧桑付劫尘。
桑间濮上今波靡，玉戛金锵独出群。崑笛徽襴都俗调，郑声入耳那堪闻。
遥想当年，为保存闽南文化精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台湾进士施士洁、汪春源亦与有力焉，令人感慨！
二、从《福建白话报》看福建近代产业
1994年，我在福建省档案馆从胶片幻灯抄录了《福建白话报》收录的福建近代产业史料多种。抄稿久藏箧中，兹录出以供学界同好参考之用。
《福建白话报》于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九月初一创刊于福州，社址设福州西门街孙老营。福建省档案馆藏有该报1-3期。
1.关于金门“华宝制瓷公司”
《福建白话报》第一年第二期（1904年9月15日）《纪事》报道：
金门地方，出产了一种白灰，用来制造瓷器是顶好的。福州共厦门的乡绅，看得这件大利总该兴兴的，就集了股，大约有十二万两银子，设个公司，名叫华兴。单单这洋式的瓷器，一来不使外洋的瓷器运销中国，塞了许多的漏卮，二来能够将这瓷器，运到外洋去钻钻（赚赚）他们的钱。大家商议妥当，就禀过黎道台，请专利二十年。黎道台没有准。不想来了商部的公文，说道这华兴公司是顶可嘉的，许他专利十五年罢。大家接到这个消息，真真喜欢得很。
华兴公司运了白灰去日本烧造瓷器，二三十件，要试试看。但是还有毛病，想是因为上面的灰，不免粗些，下去应该越细的，现在请了日本并江西的巧匠，先来制造着，明年要再请那西洋的工匠哩。
这里所记“华兴公司”应作“华宝制瓷公司”，创办者为陈自翔和林辂存。《福建省志·大事记》于“1904年（是年）”条下记：
厦门华侨商人林辂存集资12万元开设华宝制瓷公司，以振兴国瓷，改良生产，抵制舶来品。[7](P118)
吾友罗肇前教授《福建近代产业史》记：
为了夺回固有的瓷器市场，御任的小吕宋领事陈自翔，华侨商人候补道林辂存集股12万元，于1904年在金门创办“华宝制瓷公司”，改进式样，使用机器生产。[10](P81)
2.关于“龙岩矿务有限公司”
《福建白话报》第一年第三期（1904年十月初一）《纪事》报道：
龙岩州的矿产，算是顶旺的。今年正月里有个日本商人，名叫爱久泽直哉，想包去办。由日本领事照会闽督，请准了他。闽督得了外务部来文说，这个矿务应该归总公司开采的。那爱久一案毋庸置议。所以就下了札，叫厦门商政局赶紧妥议开办，免得外国人有所借口。刚好凑着龙岩州一个廪生，名叫谢汉潮，到局里递禀，说合了本地绅商，集股五十万元，开个龙岩矿务有限公司，州里矿产，都归他领办。拟了章程十八条，也狠（很）不错。商政局看这本地人办本地事，是狠（很）妥当的，就替他申上闽督，后来怎么办法，还没有听见。想这矿产，应该不会再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上文提及的“总公司”，指1904年7月由闽浙总督李兴锐派员筹设的“福建全省矿务总公司”；批准“爱久一案”的则是李兴锐的前任崇善。
同期《福建白话报》上刊有《福建龙岩矿务有限公司章程》，其文曰：
一、本公司取名龙岩矿务有限公司，创办龙岩州属内煤矿。
二、本公司招集股本洋五十万元，每股重洋五十元，认股时每股先交小股银二十元即给单为据，余三十元开办时由公司传单限某月日交足，倘愈限二十天不交即将该股注销，收单作为废纸，若交足随将收单换给股票及息折为据，不拘官绅民人等均可入股，惟洋股一概不收。
三、本公司为有限公司，其总处所拟设在厦门或鼓浪屿。
四、各股友已领本公司股票，倘遇欠用，可将股票转卖，惟不得卖与洋人，并须向本公司报明改注册底。倘遇股票遗失，亦当报本公司，俟本公司登报，四个月内无人争较方准补给，惟将在某月日于某处遗失实情，逐笔写明交本公司存据，并有中间人号盖印作证。
五、本公司举职员杨国梁为总理，谢维岳为副理，代本公司办理一切事宜，帮理董事。续后公举。其以一人出名附有一百股以上者亦可到局当董事。
六、本公司经厦门商政局批准，札饬地方官保护，并示谕军民人等遵照即可开采。悉照外务部矿务章程及将来商部暨厦门商政局拟定章程办理。
七、本公司应用山地官地则照公例纳税，民业则照官价给买，无论何项人等均不得挠阻。
八、探苗矿师及优等工匠如无本国人，可暂用洋人，其余各色寻常工役均用华人。
九、本公司股本银如不敷用，由公司再行招股以满其额，如招股不及可自行揭借商款，商借、商还与官无涉。
十、本公司常年老本息六厘外尚有余利作十成计酌提一成作公积、一成作酬劳之外，再作十成分计，以二成半报效国家、七成半按股均分。
十一、本公司股本银拟存银行及殷实可靠银号钱庄生息，非本公司应用不得动支，仍须有董事三人以上签字方能作准。
十二、龙岩州辖内矿山在穷谷深幽之处，难保无匪徒撞扰，除地方官保护外尚有未周，请准由本公司雇勇自护，其需用铳枝器械件数，由本公司禀明商政局照会海关放行，惟该勇专为自护本公司而设，地方官不得征调。
十三、本公司办事悉照本公司定例，年终邀集各股友会议，将进支数目结册，呈众查核，并刊发各股东查阅以昭大信。
十四、本公司股友均可荐人，惟用否归总理审定，各友不得相强，至一切人役倘有私弊及亏空情事须由荐主赔偿。
十五、在事人役每月辛金定该月之十五日给领，不得挂名支借，无论何人不得另派干修以节廉费。
十六、本公司运煤到通商口发售，如遇山路阻碍，准开筑轻便车辆，或溪道阻碍准本公司凿通自设小轮驳船装运。
十七、请准本公司永远承办，无论利益如何，国家不能强行买回，亦不准他人续请顶换以杜争端。
十八、本公司订定章程十八条，实系始创，所有详细章程可随后补入，惟须邀集各董事筹议方能作准。
3.关于“福建船政”
《福建白话报》第一年第一期（1904年九月初一）《纪事》报道：
船政局里头，添设一个铜元局，房子盖在锅炉厂右边，一切机器统通由德国买来。赶在这年内开铸，因为免的法国人干预，所以厂中能够自制的东西也出去买，听见开办的经费，差不多用了十万两银子。
这里所记乃是当年闽浙总督崇善奏准在福州船政局开办闽关铜元局事。1904年6月，铜元局开铸铜元，数月后亏本停业。
《福建白话报》第一年第二期（1904年九月十五日）载《福州船政纪略》，谈及魏瀚查办福州船政正监督、法人杜业尔之事，略谓：
光绪二十八年间，杜业尔将立兴公司走长江的三只商船，包揽来做。生出许多轇轕，将军崇善受他的气，心里狠（很）不爽快，想赶他去又办不到，就撤了沈翊清的差，保举魏瀚就是魏季渚做个会办大臣。魏瀚到厂，就把杜业尔罪恶一一数出来，叫中外的人都知道，而且看出包造立兴公司的船，每只要亏了二十万两银子。办了许多交涉，到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杜业尔就奉命撤差了。
附带言之，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六日，《台湾日日新报》第1655号已先有此一事件的报告，略谓：
船政厂前由裕寿帅兼管，任内曾经奏明议造建威、建安两艘快舰，聘请法国杜监督及洋员、洋匠来厂，立有五年期限合同。去年三月期满，两舰亦已告成。船政本拟与法员算明清数，请其回法。嗣因上海华法公司来厂，定制大号商轮三艘，期限二十七个月报竣。船政又留各洋员接办工程。现商船已造成一艘，缘经费支绌无款开销，本月初旬经崇军宪札饬洋监督，将所有采办料件概行截止，所剩两艘工程，统交总监工柏奥镗代理。而杜洋员则俟将所有经手采办数目算结清楚后，束装回法云。
三、1946-1948：《许寿裳日记》里的台湾往事
许寿裳(1882-1948)，字季弗，号上遂，浙江绍兴人。1902年赴日留学期间，曾主编《浙江潮》，与鲁迅筹办《新生》。1909年回国后，历任学校教职和教育部、大学院（1929年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等部门职务多种。1946年6月应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到台，出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1947年5月编译馆教育裁撤后，改任台湾大学教授。1948年2月18夜被杀害于台北寓所。
《许寿裳日记》(1940.8-1948.2)影印本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蒙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教授、福建教育出版社黄旭教授厚意，我在该书出版前获读全书之整理打印稿。
本节从《许寿裳日记》之台北部分(1946.6.25 -1948.2.18)略记若干台湾往事。
1.许寿裳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
2002年，我在《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11]一文指出：
按照《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组织规程》的规定，该会除常委及委员兼任调查研究、编辑审查、训练宣传各组组长外，另聘总务组长一人，并设编辑、编审、视导、办事员等各若干人，并且“必要时得呈请行政长官延聘专家担任专门委员会或编辑”。因此，光复初期曾参与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的语文学术专家并不囿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先后公布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组成人员。
并且认定：“从学术阵容看，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具有两个明显的传统”，“一是从读音统一会、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而来的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传统”，“另一是承蔡元培、胡适、钱玄同而来的北京大学的传统”。许寿裳是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两大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
《许寿裳日记》之台北部分有同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魏建功、何容、张同光、吴守礼、洪炎秋、黄得时、夏德仪、叶桐、曾德培、孙培良、游弥坚等人时相过从的记录，并有参加国语推行工作的记录：
1946年11月“十三日（星三）”记：
下午出席设考会讨论国语执（推）行问题。
1947年9月“三日（星三）”记：
吴守礼来，为国语训练成绩考查及注音印刷□□事相商。
1948年1月“六日（星二）”记：
下午出席并主席国语专修科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48年1月“十六日（星五）”记：
出席国语推委会。
“许寿裳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是很好的论文选题。
2.李霁野译《四季随笔》之台湾版本
《许寿裳日记》1946年7月“二十日（星六）”记：
发致李霁野信等十四封。
1946年8月“一日（星四）”记：
得建功信，附来霁野允来台电。
1946年10月“四日（星五）”记：
派钱文照等二人至基隆港迎傅溥、霁野及唐等，仅李挈眷乘海康轮到。
从上记内容可知，李霁野受许寿裳邀赴台湾省编译馆任，乃于1946年10月4日抵达台湾。
1947年2月“八日（星六）”记：
台北招待所送王泽民行。以《四季随笔》一本托交公择转瑒儿。
这里所记《四季随笔》是李霁野翻译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代表作。
1983年4月15日，李霁野（时任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在《四季随笔》校改本之《译者后记》里说：
《四季随笔》是我于1944年2月在四川北碚译完后，在一个期刊上分期发表的。1947年1月由台北台湾省编译馆印了2050册。[12](P244)
许寿裳1947年2月“托交公择转瑒儿”的《四季随笔》就是“台湾省编译馆”的版本。
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可分为编、译两个部分，《四季随笔》译本属于“译”的成果。《台湾书店工作报告(1946.12-1947.5)》[13]就“本店出版之民众读物及一般书刊，自去年十二月起至本年五月止”列为图表，表中有省编译馆“名著译丛”2种，册数4000册。我想，其中之一当为《四季随笔》，册数2050册也。
3.“二·二八”记事
1947年，许寿裳在台北亲历“二·二八”事件；于其日记有所反映。1947年2月“廿八日（星五）”记：
下午赴馆途中闻枪声甚多，至馆见馆门已闭，对面之永安堂、间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毁。赖子清送便当，馆中同人皆困守一夜不敢出。
赖子清系台湾嘉义人，时任台湾省编译馆干事。
1947年3月“三日（星二）”记：
知仰秋昨日归途被击数拳。信公洽问局势，托授谦转。
仰秋即程仰秋，时在台湾省编译馆任职；公洽，即陈仪，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授谦即蒋授谦，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
1947年3月“九日（星二）”记：
台北到军队，知局势渐平。
1947年3月“廿八日（星六）”记：
馆中编审张常惺、刘世模二人被警备司令部拘去。
1947年4月“五日（星六）”记：
张常惺编审已为保释，刘世模编审则尚未来通知，即往访公洽请其再饬从速讯明开释。
1947年4月“七日（星一）”记：
保释刘世模。
4.许寿裳与台湾的教育工作
1947年4月2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奉国民政府令改制为台湾省政府。
1947年5月16日台湾省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台湾省编译馆。
1947年6月“廿五日（星三）”记：
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馆事，宴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展开。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五月十六日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
许寿裳主持筹备事务、主持馆务不足一年。由于台湾省编译馆承担了教材编审的部分工作，许寿裳在台湾省编译馆任上同台湾教育界、同台湾的教育工作发生了密切的工作。
《许寿裳日记》有同教育界人士如“教部督学孙爱崇、专家王培仁”、“教育处宋斐如及其同人任培道”晤谈的记录，部分记录则未明确记其教育界人士的身份。例如，1946年9月“二日（星六）”记：
季谷偕吴觉农来。
又如，1947年1月“十七日（星一）”记：
得蔡继琨、唐守谦邀请明晚饮。
吴觉农和唐守谦当时均在台湾教育界担任领导职务。
我曾见《派赴收复区特派员及接收委员名单》 （闽档4-1-223:1），吴觉农列名为教育部派赴台湾的接收委员；又曾见《台湾新生报》1945年12月1日报道，其文曰：
据长官公署教育处赵处长谈，本省原有各公立中等学校一律改为省立，所有校名业经分别改定，台籍学生各予集中办理，其同一地点仅有一校者，则分班教授，师范学校专收台籍学生，为加强本省今后之女子师范教育计，特收台北师范学校女子部单独设校，改名为省立台北女子师范学校，对于各校校长人选极为慎重，新发表各校长大都为曾在国内外各大学毕业，曾任大学教授、中等学校校长、教务主任或教员有年者，对于教育经验均极丰富，昨已奉准长官先行派定15人，饬即前往接收。
在新发表的各校校长名录里，唐守谦为省立台北师范学校（原台北师范学校）校长。（唐守谦的任命消息另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第1卷第3期，1945年12月8日）
《许寿裳日记》另有参加台湾教育工作的记录：
1946年9月“十五日（星期）”记：
出席本省第二届中等学校校长会。
1946年12月“五日（星四）”记：
下午出席教育处座谈会。
1946年12月“十日（星二）”记：
下午主席本馆座谈会，参加者教育处、师范学院、省教育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参加既踊跃，发言亦热心。
1947年1月“十一日（星六）”记：
开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到者踊跃，推出常务委员五人，李季谷、苏维良、于景让、徐叙贤、程璟，由程召集。学校教材组组务会议，余出席宣布三大要点：（一）进化。（二）互助精神。（三）为大众。
1947年1月“二十日（星一）”记：
下午出席中学适用的教科书编辑会议（假座师院）。
5.许寿裳教授之死
1948年2月18日星期三，许寿裳在日记里记了“得伯澄电，知诗娴侄女元寅病故，即寄航挂唁之”寥寥数语后，当晚被杀害于寓所。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悼词《敬悼本会委员许季茀先生》文曰：
三十五年前，读音统一会上，先生们排难解纷折中至当确立注音字母的制造原则，奠定了国语运动的规矩。
三十五年间，国语事业若断若续，这一套注音 字母却越磨越亮，越用越灵，在台湾文化复原的工作上已经显示出先生们卓见真实不虚！
我们正期望追随先生继续努力，以语文工具改进文化思想，反正人心彻底收复失地，谁料到您先竟碰上这样不幸的遭遇！
我们想不到戕害先生的是这样一个幺魔小偷儿，却憬悟到他是受了我们要扫除的异族文化的养育，唉！想念先生的功绩，哀悼先生的死！
注：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开会，距先生之死整整三十五年，先生为浙江省代表出席，当时为核定音素，采定字母，争论纷纭，先生与马浴藻、朱希祖、周树人（皆章太炎弟子）提议以简单汉字为注音字母，遂成定案。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14]
“戕害先生的是这样一个幺魔小偷儿”是当年关于许寿裳死因的说法。
查许寿裳日记，许寿裳遇害前几天已有窃贼入室的记录，1948年2月“十三日（星五）”记：
（12日夜）十时后，（13日晨）三时前，窃贼盗去富士牌、牌照49465号、克罗米色、黄色马来胎28吋新男车一辆，车胎底黄色新男皮鞋一双，盖系由炊所隐入（炊所门想女工未必栓好）即开玄关门，推取隔室所置之车（未下锁），并到电灯总开关处，将保险盖放下，在玄关鞋箱中选取新鞋一双，客室衣架上之雨衣未取，而取其下面之黑布伞，置玄关。晨六时始发现被窃，即托陈耀强报警察局，并经警局派员来查勘一过。
此后的日记则记录了买锁固门、请托警务、友人慰问等事。
1948年2月“十四日（星六）”记：
至校晤静农、竹年、伸甫、筱海。访锐初，瑛访季谷，均托向警务方面关照。买锁及了了装配门窗，所谓贼出关门也，一笑。任培道、培谊来，赠纸烟及雪笳（未晤）。晚静山来慰问，似颜夫妇来慰问。
然而，悲剧终于发生。
许寿裳教授之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许寿裳教授对于学术的贡献则永载史册！
2007年10月1日—7日，写于福州
收稿日期：200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