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课程教材思想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材论文,思想论文,课程论文,徐特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特立(1877-1968)，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他从一位乡村塾师成为教育界的“长沙王”、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教育的奠基人、延安时期教育的组织者、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他是我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变革时代新教育的代表。他博大精深的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造性。尤其是他在长期的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课程教材思想，在我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徐特立课程教材思想，是他一生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深刻总结，也是他对外国教育考察和比较研究成果的结晶。研究徐特立课程教材思想，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实践以及课程教材的理论建设，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论课程和科目
徐特立在《新学制商榷书》中指出，研究学制课程的程序是：第一，“先定教授最终之目的，如新学制所议决之六项标准是也”；第二，“目的既定，即当研究用何种教材，及教材应有如何之分量与浅深之度，方能达此目的，则课程表及教授细目当早编订也”；第三，“教材细目既定，即需统计共需多少小时，方能教完此项教材。及一年可共授若干小时，几年可以毕业可以定矣”。
谈到课程的价值取向，徐特立认为：“程度不能融通，所以应社会的需要；学年必须融通，所以应国民的经济力，又所以应天才生及低能生之个性。”具体说来，他强调制订课程有三个重要标准：“教与学都要适合当时社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个人年龄与学历情况，以及时间不浪费，思想不混乱。”他认为“国文、算术、体育、图画、唱歌等课程都有时代性”，主张课程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过去的课程标准，今天不适合的话，可以全盘否定，进行改造”，要不断使课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课程编制，徐特立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整个教学进程中，课程科目的划分犹如树木枝叶的生长：由主干而粗枝，而细枝，而群叶，而叶脉。这就是说，因为各类学校教学要求不同，所以就要由不分科到分科、到再分科。他说：“不分科的普通常识是教学的出发点。对于最初受教育的人，是要把他各方面的原始经验加以整理，使之成为科学常识，然后在这科学常识的基础上，逐渐分化为若干必修的科目和随意的科目；至于科目之最细密、最高度的分化，那就是专门学校和大学的课程了。”
根据课程科目的发展状况，徐特立提出由小学到大学五种科目的具体分类：“一、不分科的百科全书课。初级小学一年级有这种办法。曾见之于德国和法国。二、小学分为自然、社会及劳作等三个科目，曾见之于苏联小学。三、初级小学以修身、国语、算术、体操为必修科目，自然和社会包含在国语内，唱歌、图画、手工列入随意科目中，曾见之于日本小学校，四、中等学校也有并数科为一科的办法，如混合数学及博物、理化等数科的办法。五、中等以上的学校，都是以一科分为若干专科。”
徐特立指出，分科课程都是人为的，可以这样分，也可以那样分，无固定不变的分科法。但分科法也不是无规律的、绝对自由的分科法：两个极端的分科中也有中间事物做媒介。徐特立认为，科学分类，是为着专门化，以便于研究，越专门就越细分。至于开始学习的学生就不能独立地攻击一点，而是从全面的联系去了解一点。但目的不是全面的。就是说，初学者的学科，以联系学习为宜，不一定要分科。
徐特立还把课程归纳为学科课程与术科课程两大类。他说：“学科和术科伴着发展，互相转化，互相帮助。一切生活，一切行动，不停止在当然上，而需要了解其所以然。一切知识和技术，都要通过脑的分析和集体的讨论，并经过手的试行，得到一定效果。这就是学科和术科的亲密合作，脑与手的亲密合作。”因此，徐特立反对学科课程和术科课程分离，反对只向单方面发展。他说：“只向一方面发展，造成半身不遂的、畸形发展的国民。一切畸形发展，就会失掉发展的可能性。”
徐特立认为“科目是自然的”“课程是人为的”“程度底的人要用百科全书”式课程，“多科目合为少课程，是教程度低的；分课程为许多科目，是教高程度的”。
关于课程设置与学校性质的关系，他指出：“各种不同的学校，都有他的一定教学任务，如徒工学校应以术科为主，学科应该只作术科的说明；普通学校以学科为主，术科只作学科有力的助手。至于哲理，只应该替学科服务，不是为学哲学而学哲学；只有大学校，哲理才有独立的地位。”“一个课程是百科全书，两个课程是人和物。人是社会的，物是自然的。对人和物的认识是学科，对人和物的改造是术科。”
二、论教材编写原则
徐特立十分重视教材建设工作。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在自己创办和任教的学堂里，反对空疏无用的旧教材，倡导用现代科学知识进行教学。辛亥革命后，他与杨怀中、黎锦熙等进步教员编写新式国文课本，为当时的学校提供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教材。在中央苏区，他主持成立了中央教材编审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领导废除带有封建毒素和奴化教育烙印的旧教材，编审适合工农革命需要的新教材。他除了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审定教材，还亲自动手主编和编写了大量教材，如《自然常识》《农业常识》《地理常识》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特立认为，教育的旧制度和旧课程“缺乏时代性、现实性、伸缩性”，必须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直到1965年，他88岁高龄时还在审阅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
（一）全面性与计划性相结合。徐特立这种编写教材的主张是一贯的，他早年就是这样主张的。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他在审查《共产儿童读本》时指出：“本书的缺点，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分别。”同时指出：“此读本只是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编，当更加完善，目下可不用中央教育部审定的名义。”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中宣部主管教育的副部长。他除了制订教材建设计划、对根据地教材编审工作负领导和管理职责外，还亲自动手编写和审阅教材。1948年，他在审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辑的一套小学国语课本后指出：“各册相互间和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与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
（二）思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思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编写教材的原则，是徐特立的一贯主张，苏维埃时代他就是这样做的。在他主持制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关于课程设置的规定是：“前三年的科目为国语、算术、游艺（唱歌、运动、手工、图画），但国语的科目中要包括乡土地理、革命历史、自然和政治等；游艺也须与国语、算术及政治、劳动教育等有密切联系。”这就是说，政治思想要寓于各科课程和教材中去。徐特立认为，既要重视教材的思想教育功能，又要重视教材的知识体系，两者要紧密结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他说：“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学校各种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他又说“从年纪较小的儿童起，就开始指示给他们自然现象的起源”“就使儿童自己去观察植物、昆虫、鸟类等等发生和发展的演变；以正确的认识事物与现象相互之联系，推演出简单的规律性”。这样做，就在小学“各年级的国语、自然、地理，算术等课程中”“已经打下了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这就是说，在各门课程中，也就是在各科教材中既要贯彻各类科学知识，又要贯彻政治理论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唯物世界观。为了丰富知识内容和思想内容，使知识性和思想性广泛地结合起来，他进一步指出：小学算术教材，要加一点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的常识，小学语文教材，识字要从简到繁，内容要丰富，像百科全书；从简到繁，体现认识规律，内容丰富，体现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注重文化基础，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基础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用一致。
（三）基础知识与专业技术相结合。徐特立主张“知识技能兼到，合之即能行之”，不赞成“重知识轻技能”，也不赞成重技能轻知识。他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只有专门技术，必然会行不通。”当然，如果缺乏最基本的专门技术，也必然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指出：“文化学习应给以一般的基本的知识……技术学习应给以专门的知识。”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基本事业知识，现代不可少的知识，不拿无用的材料困累自己。”他在这里强调了基本知识和专门技能，特别强调了基本事业的知识和现代不可缺少的知识的教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徐老不拿无用的材料困累自己的话，是引列宁的话来说的。列宁说：“旧学校里采取十分之九无用而十分之一歪曲的一大堆的办法……这种知识，困累了人的头脑。”由此可见，教材突出知识重点是十分重要的。
（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徐特立主张“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并且运用这一原则来指导编写教材。他提醒人们贯彻这一原则时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指出“小学教师要求参加轰轰烈烈的建设问题，基本上是不能否定的，但不应脱离教育岗位”“这要见于具体实施，不独是小学教师的工作”“小学教科书的编辑者也应该注意这一点”。他说：“理论不与实际结合，就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实际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会变成一种狭隘的经验综合。”为了使理论与实际结合，他特别强调，课程和教科书要民族化，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国情。他说：“过去我们大学采用的外国课本虽然是科学的，但不是民族的，不独其内容不切合中国实际，而其文字也是外国的，所以内容与形式都带着买办性。这就缺乏民族性，而不能替民族服务。”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搬来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条件，也是无益的”。所以他主张“整理民族的史料”，使我们的教材“能够看出民族的特点，民族的血肉关系”。
总之，他对教材编写的原则十分明确，态度严肃认真。他主张教材既要有思想性，又要密切联系社会和学生生活的实际；思想性要与知识性兼顾，不能顾此失彼；教材深浅程度要适当，各年级要有分别；教材编写要边用边改，不断完善。
三、论教材编写方法
（一）充分掌握材料。徐特立认为课程标准是编写教材和寻找材料的根据。教材来源很多，如优秀遗产、现今材料、新经验、新资料，浩如烟海，只要明眼人，“遍地是教材”。收集到的材料，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还有个取舍问题。他对于材料整理，提出三个标准：(1)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2)是现今还存在的典型的历史形态和残余的社会形式及地下发掘的资料；(3)根据实在的事实加以类推。这三个标准，是他提出的史料整理和搜集的三个标准，同样也适用于一般教材的整理和搜集。
（二）贯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徐特立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教材中去。又说：“使用唯物史观，要活的使用，不是搬整套，而是有轻重缓急之别。”因此，他主张教材编写需要有重点，也必须留意全面性。对于具体材料的分析，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还要既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反面。要辩证地看，不能形而上学地看。“编教科书不只有懂不懂问题，还有要不要、是不是问题。”他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单看正面，还要看反面。”这种从反面用脑看问题，名为“反思”或“反省”。从正面看，又从反面看，叫做辩证的看问题。同时，编写的教材，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编写，按照唯物史的观点阐述，反对主观性。他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坚持真理，改正错误，错误的要向真理投降。而检验真理的标准，则是历史的考验，群众的考验和自己的考验。”
（三）根据学生年龄和生理、心理特点。早在长沙任教时期及苏区办教育时期，徐特立就主张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编写教材、设置课程，用心理学、生理学的观点编写教材。后来，他把根据学生特点编写教材的方法在理论上做了发挥，他指出：学龄前儿童开始学少数文字，不能利用读本学知识，而依靠用语言学知识。另一方面还不能靠读本间接得到科学知识，还要在家庭和学校范围内从直接的常识加以整理，做读书的准备。高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发达，经验和科学知识是比较有准备的，能够对于物体加以特征的分析，比较概括，得出规律。他一贯主张编写教材时必须考虑学生的这些特点，但是他又坚决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提出编写教材也要注意学科和科学的体系，不能迁就学生个人的兴趣和需要。
（四）团结协作。徐特立认为，教材一般应是在统一领导下集体编写，要注意团结协作。他指出：“教科书是一二人编的，总是会有许多不适用的地方，顶好邀集许多的学者，共同讨论，来编细目。”“编书与作战一样，不能有自由主义。如果不齐心合力，各干各的，或有时跑掉，是不能成功的。只要有三人建立的核心，统一领导，即可把编书工作好好地干下去。”
另外，徐特立还提出编写教材要去空、去杂、去孤，实现典、显、浅的目标。这是徐特立大众化教学原则之一，也可以说是他编写教材的方法。
四、论教材的活用
徐特立认为教材应当活用，不应当限制得很死。最要紧的是要制订课程标准、教学要目，以至教学细则。他说：“课程标准是典型的规定，不许降低，上升是自由的，但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毕。”他认为，有了课程标准，就可按标准找材料，按标准分科目、分程序。“如果没有课程标准，而教科书又有伸缩，就成了无规律、无政府的教育。”只要有了课程标准，有课本无课本都可以进行教学。如果用课本的话，就按标准去编；如果不用课本的话，教员可按标准去找材料进行教学。他又指出：“课程标准规定科目中总的目的和内容，同时又规定一科目的各项目的。目的和内容规定了，实际上，对于课本问题所剩下的，只有材料的搜集工作和写作的技术工作。”只要有课程标准，纵令有许多不适合的教科书，也可以按标准修改，进行教学。他说：“教学的目的已定，内容已决，程度已定，课本纵令有许多种，其中不合目的、不合内容的，按标准增减修改，师生共同加以讨论，加以批判，就是很坏的教科书也可以从批判中得到活的知识，比之国定课本机械地遵守，其收益有质的区别。”
徐特立提出：“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他反对把课本“神圣化”，认为灵活地使用各种课本，较之机械地使用国定课本要好，因为“国定课本把教材都限死了”。因此，对于国定课本不应当机械地使用，而应当灵活地使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说：“课程标准统一，教法、教材、参考书应具多样性。”
徐特立主张在课本的使用上要摆脱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他曾经指出，他在法国留学时，看见法国的小学多样性地使用课本的实例，说明教学效果好。他说：“我曾在离巴黎二十公里的一个中学学法文，看见他们的小学生上生物课，教师用的课本与学生用的课本不同，而每一个学生的课本也不一致，同时每一个学生拿两种以上的课本。”对此，他评论说：“课本多样，以便比较作参考。教学的课程标准一致，目的一致，殊途仍然得到同归。”因此，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灵活使用课本的好处。他说：“采用的课本，无论好坏，即令是坏的，也可在师生共同的讨论中，加以删削和补充。这样，师生都成为课本的审查者和编辑者，较之把课本神圣化，使学生都不用脑，对于学习的成就必然是可惊的。”
徐特立在教材使用上还主张“打破课本关”，实行“教学做合一”。他说：“打破课本关，于是一切有字的纸条都可以做课本。例如常用的票子也可以当课本，文盲不认识票子常常吃亏，票子应该是课本中的第一课。又如教卫生知识，人体就是一个活的课本。先生和学生共同讨论、研究卫生过程中，把口讲的变成手写的，就是自编的课本。”谈到教科书的有无，他说：“要书可以，和不要书亦可以，是何原因？因为照教授目录去教课，有一不可变的标准的。”
五、论乡土教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徐特立还十分强调乡土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唯物的教材，就是乡土教材。”他说：“哪怕是一个小村子，抬头看天，就有天，低头看，就有地。这虽然是局部的天地，而把它作为教学上研究的出发点，就已经足够了。尤其是与学者的生活直接利害关系的地方，不独易于认识，而且能认识得特别深刻。”他举例说明从本地出发研究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我在延安时，曾见有人写了一篇关于宇宙知识的文章，写的太深。我问他：‘为何不从延安出发？’他说：‘从延安出发怎么能讲宇宙观？’我说。‘延安是否有天，延安是否有地？如果是有的话，那就可以从延安出发讲宇宙观。”
徐特立进一步指出乡土教材对于教学的重要意义。他说：“教学最好是从实地实物的观察入手，这就要把乡土和学校周围的事物补充到一般的教科书里去，使教科书与学者生活联系起来，使学者能够对教科书进行批判，给以删削与补充。这种教法，就是很坏的教科书也可采用，因为它恰好给教者和学者提供了共同批判的资料，从反面启发了智慧的源泉。”徐特立认为，乡土和学校周围的事物“不仅可作教科书的补充，同时它本身就是现实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他说：“‘遍地是黄金，只要明眼人。’遍地是教材，只要有科学知识的人加以适当的运用，便是最切合实际的教科书，最能收到教学效果的教科书。”他强调乡土教材的重要性，他把乡土教材作为研究和教学的出发点。他高瞻远瞩地指出：“鼓励青年以及一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研究地方乡土为出发点，进而认识本国，认识世界，认识整个宇宙。”
徐特立主张建立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课程教材体系，认为科学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是辩证统一的。他说：我们的教材“是为大众写的，这是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所做的是科学的东西，把科学给大众，这就是科学化”“科学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基本问题，是使大众能运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来学习科学”“至于外国文，我们要列入各级学校的必修或选修科内，其目的在借此以吸收外国的科学知识”。民族化即中国化的问题，“民族化之外，还要地方化一注重乡土教材”。他把课程教材建设的民族化问题从中国化延伸到地方化和乡土化，使课程教材建设更有中国特色、民族气派和风格，使民族化更加具体生动。
综上所述，徐特立在七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不仅领导而且直接参与课程教材建设的实践，撰写了大量有关课程教材改革的理论文章，总结概括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从事课程教材建设的丰富经验，精辟地论述了课程论和教材论中的各类重要问题，构筑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课程教材思想体系。所有这些，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当代课程教材改革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和系统总结。
（本文的写作和修改得到了吕达先生热诚指导，特此鸣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