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东欧社会主义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对中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秋开始的剧烈变动波及整个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已不复存在，然而社会主义思想却没有消失。严酷的现实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人们的众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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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最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俄国和中东欧国家革命的实践却背离了经典作家的理论。而且，中东欧国家的革命也有悖于俄国的经验。所以，这两个经济落后类型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因而它们“先天不足”，后天必多劫难。此后，世界各地贫穷落后的国家也先后宣称是“社会主义”。可以说，从苏东社会主义开始，人们便错误地把“贫穷”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同时，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中东欧国家从一开始就同苏联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需要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另一方面，苏联强调同一类型国家发展的“共性”和“普遍规律”。因此，中东欧社会主义自始至终是在“民族道路”和“苏联经验”的不断选择磨擦中前进的。这又对列宁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带来了沉痛的教训。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扭曲变形。
战后初期，中东欧国家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条件，并没有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而是选择了人民民主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政权形式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允许反对派政党存在，坚持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同时，人民民主国家没有照搬苏联国有化、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的经验。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又有别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人民民主专政，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新的模式和新的经验。
然而，正当中东欧国家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时候，斯大林改变战后初期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肯定态度，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惟一正确的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1947年“冷战”开始后，在斯大林的胁迫下，中东欧各党对坚持独立自主道路的南斯拉夫进行围攻，苏南关系恶化，“铁托分子”的帽子满天飞，中东欧国家制造了一件件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党内造成的内耗和损失长期难以愈合。中东欧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消沉，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新生政权的炽热情感不能充分表达，理想的火花和献身精神慢慢泯灭。
客观地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抵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扩张和挑衅，使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为多国，对保障中东欧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东欧国家过早中止人民民主试验，给这些国家尔后40多年的历史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中东欧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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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人民民主制度刚刚转入社会主义轨道后，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学习和沿袭苏联的经验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国家完全不顾本国资源不足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建成“钢铁国家”的口号和“必须在15—20年内完成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过100年才能完成的事业”这一赶超战略。 这种机械照搬别国经验严重脱离本国实际的做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在运用苏联经验时，并没有在各方面照抄。特别是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与实践的公开冲击，是渴望进行改革的要求与愿望。这些事件同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1956年赫鲁晓夫主持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着直接的联系。
这时，中东欧各国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回顾战后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公开批评和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和党内生活民主化的论述重新得到了确认，苏东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在推进非斯大林化过程中，独立自主和民主化的倾向日趋明显；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对中东欧这一进程心生疑窦，害怕出现“离心力”而丧失控制权。于是，他们开始指责甚至出兵干涉一些改革失控的国家。他们对波匈事件的理解和态度就说明了这种矛盾心理。
同时，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中东欧各国的国情，而执政党和政府又决定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于是加剧和激化了国内矛盾，也使执政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
结果，中东欧刚刚萌发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被迫停止，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继续存在。在“冷战”的形势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把中东欧作为“和平演变”策略的突破口。当时，由于社会主义是新生的政权还处于上升阶段，又由于苏联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持强硬的态度，所以社会主义在经受第一次重大考验后能很快站稳脚跟，维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但是，“东欧道路”同苏联模式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化解。50年代末，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产生了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和卡达尔的“匈牙利道路”。它们同“南斯拉夫试验”一起被人们认为是战后中东欧改革的第一个高潮。
60年代，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时髦，在亚、非、拉地区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在西欧共产党中流行。中东欧一些党在经济和政治改革过程中，也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和“具有人道面貌社会主义”的口号。
60年代中期起，中东欧国家先后进行改革，重点放在改进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开始适用必要的经济杠杆和物质刺激手段。与此同时，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对各自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的成就估计过高，只进行“忆苦思甜”式的纵向比较，而不敢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并对资本主义自我调剂机制认识偏低。在苏联的影响下，它们普遍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盲目认为社会主义已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将开始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文化基础，多数国家从人民共和国改名为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已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开始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夜郎自大和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和做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是一种新的乌托邦。这也是斯大林30年代和苏共6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与实践的翻版。
50—60年代，曾被西方称为“共产主义的年代”，确实是中东欧改革的最好时期，但各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使改革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当然，在苏联的严密控制下，任何大胆的改革都会被视为“越轨”行为，会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时的改革充其量只能是局部的、修补式的。所以，继波匈事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接连受挫，在华约六国入侵下夭折；匈牙利的改革比较灵活，才躲开了华约国家的“围剿”；波兰宣布改革，也只能在困境中苦斗挣扎；像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是浅尝辄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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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改革与革命只差一步。改革意味着一场深刻的革命。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共同性问题，甚至危机现象，需要加以解决。否则，改革就难以继续深入。这些问题主要有：（1 ）经济改革作为各项改革的中心，受到了重视，但疑点和难点最多，尤其不能回避的是解决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问题；（2 ）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还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抑或市场经济；（3 ）在改革中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机制问题，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级分化；（4 ）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提上改革日程，但实施方案还不够大胆明确，存在禁区。
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别无其他选择。不变革现行的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展现出来，人民的创造潜力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不集中精力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的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依旧是存在的。但也有部分国家的领导人看到改革暴露了大量矛盾，引发了许多问题，就认为不改革可能后果更好些，觉得改不如不改。他们不敢触及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党的领导问题，所有制形式问题，以及对苏联态度问题，仍在充满许多不稳定因素的旧体制怪圈中绕圈子，面临重重障碍，苦于找不到答案和突破口。对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是从旧体制内部去寻找，而是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原因。
70—80年代，当社会主义国家放慢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外债负担过重，经济出现停滞和危机现象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及时调整政策，改变生产工艺，扩大居民的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先导，大力发展生产力，增长综合国力，因而成功地克服了50——60年代因殖民主义体系崩溃而引起的制度危机，以及70年代初因石油涨价而出现的经济危机现象。中东欧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人们对社会主义越来越不相信，产生了“信仰危机”。
同时，在中东欧国家的改革过程中，始终未出现一位杰出的具有马列主义思想的改革家，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使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所以不能正确地对待改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犯超越阶段的错误，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犯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
这时，中东欧国家执政党内几乎都存在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一般表现为改革与保守之间的争论和磨擦。80年代中期，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新思维”的影响下，党内少数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人同60年代出现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派结合，形成为某种有组织的政治派别，开始公开活动，成为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他们自诩为“改革派”和“强硬派”，在1989年中东欧那场暴风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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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苏南冲突、1956年的波匈事件、1968年的侵捷事件、1980年的团结工会运动等，都给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创伤，社会主义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而1989年秋发生在前东欧地区的剧变则是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中东欧国家变化后，短时间内形形色色的政党和组织竞相丛生，每个国家都存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党派。议会选举、总统竞选、“休克疗法”，造成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力量尖锐对立，陷入严重无政府主义泥潭。同时，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过程中，沉渣泛起，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加剧，导致前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甚至在一些地区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东欧剧变后，社会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全面崩溃，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激剧下降，犯罪活动猖獗，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于是，出现了“病态社会”和“病态人”，昔日“欧洲安全的绿洲”变成了黑社会的游乐场。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对外政策陷入了新的乌托邦。很快，右翼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事情的发展比他们原来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他们在西方的大力扶植下，苦苦支撑局面3年左右，又遇到了中东欧左翼力量的挑战。所以，近几年来， 中东欧国家的党派不断分化改组，已形成以左右翼两大联盟或集团为中心的轮流坐庄局面。
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中左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他们的存在和活动赋予中东欧政治体制以新的内容，开辟了寻找社会进步的新道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在中东欧不存在了。但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正义的思想是永存的。既然人类社会存在不平等、不公正，那么这种追求未来社会公平的愿望和思想也就是永存的，不会消失，并未像有人断言的那样“死亡了”，“一去不复返了”。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多次被推翻，失去政权，但资本主义思想并未被消灭；社会民主党人也多次上台和下台，但谁也没有说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被毁灭了。所以，社会主义在中东欧的失败，只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和对“超越阶段论”的扬弃，是苏联管理模式失败，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失灵。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怀念和留恋过去。当然，这里所说的“怀旧”，是指人们怀念社会主义年代某些安全措施和社会保障与福利，如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充分就业、享受休假、对母婴的关怀、物价补贴，等等。而不是要回到过去的那种领导方法、管理体制上去。现在既没有恢复那种制度的条件和必要性，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今天的动荡生活加重了人们对现实的失望和对过去的留恋。昔日的制度决不是有人说的是极权主义的，更不是罪恶的。这个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端和错误，但它也创造过辉煌的业绩。
社会主义在中东欧的失败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人们对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现实走过的道路，对它的模式和命运进行着争论、思索、探讨和预测。同时，对这次灾难性崩溃原因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智和成熟。不少人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中东欧解体主要是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长期僵化，发展模式陈腐和执政党腐败等内部因素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欧美大国“和平演变”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既不能抱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也不能非难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不少人还认为，现在的中东欧国家既不能全盘照抄发达的西方社会模式，也不能倒退到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有寻找符合本国具体情况的发展模式，才会有真正的出路。人们没有忘记战后初期丰富多彩的中东欧人民民主道路和后来生机勃勃的几次改革浪潮。“人道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东欧道路”等在中东欧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中东欧国家为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战略格局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需要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我们回顾中东欧国家100多年来的历史时就会发现， 这些国家既无发达的资本主义，更无发达的社会主义，而社会形态基本上是处于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过渡阶段，即人们常说的“过渡时期”。今日的中东欧国家也是处于从社会主义演变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需要人们的耐心观察和时间的考验。
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它前进的历史是不可阻挡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年代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992年，邓小平在讲到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剧变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作为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他表达了如下的信念：“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回顾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兴衰的历史，使我们看到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是多么的正确和成功！这对于那些探寻社会主义前途的政党和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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