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港澳文学对大陆文学的互补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港澳论文,文学论文,价值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无论从地理学、历史学还是文化学来看,台湾、香港和澳门都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841、1887和1949年以后,这三个地区与祖国大陆发生了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地缘的阻隔。文化方面,则表现得更为潜隐和复杂一些。台港澳三地与大陆共植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并以此为根基共同经历了20世纪全球现代化的风风雨雨,但在如何阐释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和创造社区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两岸四地均有深层错动和表层现象的差异。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艺术心灵史,也是社区文化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独特的语言演示。随着香港的回归,随着20世纪的行将结束,随着我们对上述三地文学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尤其是那些立场公正、体系宏大、史论兼备的文学史著作,不再以大陆为本位,而是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为本位来建构的话,那么20世纪的中文文学史就是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共同创造的白话文学史,这将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没有偏倚的民族文学史和国家文学史。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系统反映和概括本世纪四地文学各自发展又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和真实面貌。
用上述眼光看大陆已经出版的新文学史,现代的也好,当代的也好,总体的也好,分体的也好,不是以大陆为研究对象,就是以台港为研究对象,几乎都是一种社区文学史。由于观念、资料和方法等原因,有的甚或可称为畸形的病态的文学史,这自然影响到我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宽广胸怀、宏大气魄和学术水准,尤其不能适应汉民族历史的巨大变动、四地文化和文学精神的内在运转与交汇。当然,我们处在狭隘而封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中太久了,似乎刚刚苏醒过来,也因为世所罕见的奇特现象,本世纪末近20年文学在一个民族内部交流冲撞的热烈程度为一般学者估计不足。而抛开种种偏见,卸掉种种重压,以包容的胸襟、审美的眼光和超前的胆略发现我们伟大民族两岸四地早在本世纪初就共写文学史的事实,就更不容易了。好在为时不晚,在历史的新纪元和世纪的新纪元都即将到来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文学史家不囿于局部的文学成就,只要把发生在一个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学现象看成是相互影响的交流的甚至是血脉相连的,那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弥补过去的缺失。本文主要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粗略地谈一谈20世纪中华文学史的时空构架及其社区文学的互补价值,看看建构民族的、国家的宏观新文学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根据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等综合因素,两岸四地20世纪的文学,我们以为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
第一时段:1918年至1949年,可称为文学的中心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1918年,大陆新文学的散文、诗歌、小说都已正式登台,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后一路精进,对台港及东南亚华文新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和催生作用。马来亚(包括新、马)和台湾紧步五四新文学之后,而香港、泰华和菲华新文学大约均始于20年代中期。澳门稍晚,起于30年代后期。这个时段,尤其是前期,各地各国华文文学里的题材、主题、情感乃至习俗、社会与政治大多都是中国大陆的复制和仿造,极少一部分作品才带有自己的创造和本地特色。所以,文学的中心运动是以大陆文学为核心,向东南各地各国辐射和影响,构成了大陆色彩的世界性华文文学运动。这个时段的文学特色,可以说是大陆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母体文学影响着笼罩着甚至左右着台港澳三地的华文新文学。
第二时段:1950年至1976年,可称为离心运动或板块运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40年代末开始,除了传统文化还作为四地人民共同的心理根基,在政治、社会、文学等诸层面已有明显的不同程度的隔离甚至敌视的状态。这一变化非同小可,大陆文学的政治化、模式化和非文学化不仅使自身脱离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庸和阶级的传声筒,失去了艺术创造的魅力。同时,正是由于历史的演变和社区的重新布局,也由于大陆文学的自我封闭和对外传播的隔绝,东南亚数国的华文文学开始皈依居住国并寻找他们自己的本土性,而且,将回眸母体文化文学的热情很自然地投向了台湾和香港。从50年代开始,三地的文学有了划时代自我成长的意义。尤其是台湾文学,如果说,50年代前期还沉浸在战斗文艺的热情中,50年代中期以后,文坛主流已开始走向文学的自觉了。从这个时候至70年代末,社团报刊增多,文学思潮更迭,创作普获丰收,这正好是对大陆近30年在民族美文学历史上主动缺席的顶替和弥补。澳门相对弱一些。香港成熟最早的是新派武侠小说,随后出现了整个华文世界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1〕后期, 由于台湾作家余光中的加盟,也掀起一股纯文学创作热潮。此时段,大陆文学中心的形象很自然地被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社区富有本土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的文学创造,所以,我们将这个时段中华民族的文学称为离心运动或板块运动。
第三时段:1977年至1997年,可称之为交汇运动或互补运动,这一运动还远没有结束。由于同样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思想解放,经济放开,社会开放,而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最早冲破了大陆精神的自闭之门,寻求与同土同根但已不再同花同果的三地文学的聚合与交汇,这一成绩首先要记录在东南沿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作家和出版、编辑家的身上。从这一角度看,文学也真是时代的晴雨表,作为精神信息,它既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传播等诸种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它们的鼓励。但非止如此,除了外部原因,鸡犬相闻的两岸四地文学竟然暌违近30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文学自身良心不能原谅的。因此,交流一旦启动,新的惯性就形成了。先是台港“交”到大陆,散文、小说、诗歌,选集、别集、合集,让大陆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读者睡眼一亮,如醉如痴。台港的许多作家,一夜之间成了大陆读书界的知名人物。后是大陆“流”到港台,这是在新时期文学取得明显实绩之后。这很自然,也说明了两岸四地读书界真实的需要与高明的选择。从频繁的交流中,各地更多地发现了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差异,而这更加促进了文学交流的宽泛与深入,从而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各社区文学的自身特色和互补价值。与第一时段的心向大陆和第二时段的各自为政都不同,这一时段是在各种文学背景上超越性的整合。没有中心,也不再隔离,在文化的、民族的、文学的意义上,运用华文创造艺术的作家们带着自己的个性在超时空的梦境中神秘地交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时代,为下个世纪文学的新整合及其发展高潮作了坚实的铺垫。
本文所指的文学互补,或是双方或多方在同一时空的文化价值判断及其交互行为,或是发生在一个社区主体时空的历史,被另一个时空的社区主体认识和发现,但都必定是有缺失也有增益,否则,就谈不上互补,也谈不上价值。而且,互补是被统摄在中华民族与国家文学总体框架之内的,它造成文学内部的流动性、差异性、竞争性与丰富性,并最终铸成独特的历史品位,这才能显示出文学互补的必然趋势和最高价值。
二
因为主题的关系,本文重点论述台港澳文学在20世纪对大陆文学的补充价值,以试图纠正仍在文学界存在的对三地文学的轻视与偏见及其在文学史中的表现。主要谈三点。
第一,以台港文学为一方而大陆文学为另一方,完成了文学时空中戏剧性角色的退出和进入,使国家文学在一方自我封闭和政治浩劫的年代不致过于单调和造成艺术空白。五四之后,大陆文坛一直有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大创作思潮、流派齐头并进的倾向,只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变动,不断酿成主流与支流、显现和隐现的差异,但正是三者的相互给养使20世纪前期的大陆文学有着丰富多彩的勃勃生机。就现代派文学而言,20年代的象征派诗歌、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和新感觉派小说、40年代的九叶诗人,有着一条明显的发展链条。但50至70年代,大陆文坛独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被人为地扼杀殆尽,这反而使那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单调化、政治化、模式化,最后,越来越非艺术化。但50年代中期始,一是由于西方现代哲学文学思潮的进入,一是由于中国大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在台港作家中的持续影响,台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一直发展到60年代中期,才被反而叛之的乡土文学所代替。这期间,台湾的现代诗成就最著,覃子豪、余光中、叶维廉、罗门、洛夫、郑愁予、白萩、痖弦等写下了一些经典之作。而香港的刘以鬯在1963年出版了堪称第一部中文意识流长篇小说,正是那股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浪起以至澎湃的结果。此后,刘以鬯一直没有放弃他在小说创作中不断探索现代主义堂奥的先锋姿态,而乡土文学潮流虽然抢占了台湾文学的主河道,但现代主义的精神已深深潜进乡土文学乃至此后各种思潮流派的浪涌之中。以至从一个角度,深刻地影响了大陆新时期文学现代主义的复兴。如果说,思潮流派的退出和进入有着复杂的社会风尚、文学历史和主体继承的各种因素,那么,在特定时空中社区文学的衰亡和成长则更直接体现了政治的作用和由此决定的作家创作生命的兴亡。大陆的十年文革,我们几乎找不到一部甚至一篇公开发表的可称之为艺术的文学作品,所有的创作不过是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更无论在语言、结构、体式和风格上对文学传统有何独创和发展了。然而这期间,台湾现代诗仍在进步,乡土文学作家如王拓、钟肇政、陈映真、叶石涛、黄春明、王祯和等取得重大成就。那时,并非站在主流位置的两位作家白先勇和余光中,现在看来尤其值得注意。白氏的短篇佳构如《谪仙记》、《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花桥荣记》及《游园惊梦》〔2〕等, 其幽邃的历史感和多主题,变化的人物性格和感伤的艺术个性可以使白氏成为60至70年代最优秀的中文小说家。余光中则是文坛一大怪才,他不仅写诗,写散文,还把两只手伸向了翻译与批评,且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他的散文创作,以其碧绿与葳蕤,反衬了大陆十年散文的枯萎与荒芜。他“男得充血”的雄豪和“自然与从容”的轻婉之笔写下的散文杰作〔3〕, 几乎都收获在那个时代:《塔》、《南太基》、《丹佛城》、《下游的一日》、《伐桂的前夕》、《高速的联想》、《思台北,念台北》等,而成于1974年春分之夜的《听听那冷雨》〔4〕,更是杰作中的杰作, 他的美音可以激荡华夏散文的千古逝川。文革十年,台港进入了,大陆退出了,这种文学角色的戏剧性易位,文学时空的实有与空虚,应该说是大陆的政治之祸,却是中华民族的文学之福。此等缺失与弥补,历史已经作出了评判,只是大陆中心主义者视而不见罢了。
第二,在文学理论及批评观念上,尽管大陆和台港澳的学者、作家拥有共同的理论背景和话语体系,但由于社会和文学现象的差异,由于接受中国和西方理论的角度与程度的不同,还由于批评者的知识结构和建设自己的理论的欲望,特别在后两个时段,台港文坛在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上都有异响,与大陆理论批评界构成了不同声部的交响曲。颜元叔、叶维廉、黄维梁等人的文学理论;吕正惠、叶石涛等人的小说理论;余光中、林以亮、罗门等人的诗论;郑明娳、余光中、梁锡华等人的散文理论,都有大陆学界的空白区和未曾深及者。郑明娳近二十年来“不间歇地思考如何建构散文的基础理论”〔5〕, 先后出版了《现代散文纵横论》、《现代散文类型论》、《现代散文构成论》和《现代散文现象论》,〔6〕待她正在写作的《现代散文思潮论》出版后, 她就用一个散文作家的体验、批评家的敏锐和理论家的气魄,建筑成一座她所预设的现代散文理论体系的大厦,虽然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自备一格的理论工程,大陆文学界不曾具备也没有人做过。余光中的散文批评虽然没有郑明娳的理论富有系统性,但他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从革命到批判再到建设,对现代散文的艺术创造产生了重要影响。革命者如《剪掉散文的辫子》〔7〕、 《六千个日子·四》〔8〕等;批判者如《论中文之西化》〔9〕、《中文的常态与变态》〔10〕、《白而不化的白话文》〔11〕等;建设者如《散文的知性与感性》〔12〕等,论及的现象遍涉大陆与台港,而提出的观点,如现代散文的特质、学者散文的特征、抒情散文的“卡旦萨”、中文生命的常态、改写散文史的依据、散文知性感性的“软硬兼施”之种种,深入到新散文亟待认识和创造的多重空间,为大陆学者作家所未发。还有香港的黄维梁,在文革尾期写出长文《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13〕,一反前贤与时人的定论,对“境界”说等许多术语提出富有创见的批评。要想大陆学者在这样的时空有这样的识见,是不太可能的。
第三,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台港澳文学作品也有很可观的成就,它是吸引大陆学者和批评者的起点,也是前两项价值的落脚点。文学历史证明,一种有反流能力最后构成交流一方的文学,是有着自身独立品味的文学,它由多重价值构成,并形成多层次体系,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着眼,只是为了方便叙述文本一层的核心素质而已。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主题、题材及相关主体的情感等,艺术手法则是怎样有分寸地将主客体完美地融合在文本线性结构之中的语言技巧。真正出色的伟大作品,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不是水与火或木与铁的关系,而是雪与水或水和乳的关系。从完全抽象的意义看主题,现代的作品并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所谓出新、独创和超越,主要是从系统的角度看各种素质融合的程度。当然,也可以分解,那不过是为了论说和领会的方便。思想内容方面,台港澳文学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及环保意识的觉醒;同性恋题材及人类情爱关系;留学生涯及中西文化冲突;用超然的态度看世界万物,尤其是中西方社会与人情风俗;还有一点最重要:民族与文化游子的情结,这与大陆人狭义的故乡情结不一样。这些思想内容,与大陆文学作品相较而言,其速度、深度与力度有很不相同的表现。余光中、王鼎钧的散文,白先勇、梁锡华的小说,罗门、非马的诗歌,都可以作证。艺术手法方面,由于台港澳好的作家都深谙中西,都能正确对待五四新文学传统,在文化冲突及其交汇的前沿,他们少了一些偏见(当然也有其它的偏见),况且逃过了文革的劫难,其艺术营养比大陆作家尤其是40年代之后出生的作家要好一些,因此,从50年代中期起,不少作家的作品,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有现代的格调,还创造了本土及时代的风貌,特别突出的好作家无不富有个人性格。诗歌、小说暂且不论,就散文而言,台港当下的几位作家,已是中华散文园地里不可不观赏的风景。余光中在弹性的语言、繁富的意象、学者的广阔和家国的苦思里建立了“歌啸跌宕的雄风”〔14〕;王鼎钧在散文文体里纵横驰骋,抒情的、叙事的、议论的甚至多种表达技巧融合一体的无不精湛;杨牧风格数变,从情趣、写法到题材不断扩大和深化,屡开散文风气之先。台湾还有张晓风、简媜等几代散文家中的英雄翘楚,成就已获好评。香港沙田派作家〔15〕掀70至80年代学者文风之大潮,散文之浪涌尤为壮阔优美。前述余光中外,思果、梁锡华、黄国彬、黄维梁、小思、潘铭燊等内外合力、前荡后推,可谓涛声依旧。董桥幽默典雅,衣冠楚楚之中有野心勃勃,真是君子与叛徒的完美结合。张文达老树新花,60岁后提巨笔驰骋香江,融古典、现代与个性于一炉,炉火纯青已饮誉文坛。澳门弹丸之地,但文学火种不绝,近20年尤有进步。陶里散文《静寂的延续》〔16〕一书,有些篇章文字练达,构思奇巧,汇佛道精神于一流,且荒且诞,颇富现代性,于大陆散文所少见。
台港澳新文学颇为特殊,这种独特性正是在与大陆新文学的比较中被凸现和肯定的。断断续续,恩恩怨怨,分分合合,都是在一条龙脉之上,在一条长河之中,并已构成了一段奇异的民族文学史和国家文学史。两岸四地的文学个性,已然共同铸造了20世纪中文新文学的现代品格。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随着台湾越来越成为焦点话题,随着21世纪的列车隆隆驶来,也随着新的百年文学在国家内部新的流变与影响,台港澳的文学价值在民族文学中越来越显著,而中华民族的文学价值在世界文学中也越来越显著,这不用怀疑。
注释:
〔1〕第一部中文意识流长篇小说指刘以鬯的《酒徒》,1962 年10月18日始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1963年10月由香港海滨图书公司初版。1979年3月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台湾版。1985年9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出大陆版。最新港版为金石图书贸易有限公司1993年4 月版。
〔2〕《谪仙记》,见《寂寞的十七岁》,短篇小说集, 台北远景出版社,1976年版;《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花桥荣记》、《游园惊梦》,见《台北人》,短篇小说集,台北晨钟出版社,1971年版。大陆较好版本可参看《白先勇自选集》,花城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版。
〔3〕余光中在散文《南太基》(见《望乡的牧神》, 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8年7月版)中写道:“只为了崇拜一枝男得充血的笔, 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甘愿在大西洋的水牢里,做海神的一夕之囚。”又在《四窟小记》(见《凭一张地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12月版)中说:“二十年前我写散文,论风格则飞扬跋扈,意气自雄;论技巧则触须奋张,笔势纵横,富于实验的精神……目前那动力已缓了下来,长而紧张快而回旋的句法转趋于自然与从容。”
〔4〕见《听听那冷雨》,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5月初版。
〔5〕郑明娳:《现代散文构成论·序》。
〔6〕郑明娳:《现代散文纵横论》(1986.10)、《现代散文类型论》(1987.2)、《现代散文构成论》(1989.3)、《现代散文现象论》(1992.8),均由台北大安出版社出版。
〔7〕见《逍遥游》,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初版。
〔8〕见《望乡的牧神》,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8年7月初版。
〔9〕见《分水岭上》,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初版。
〔10〕〔11〕见《从徐霞客到梵谷》,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 年2月初版。
〔12〕见《香港文学》月刊,1995年1月号。
〔13〕黄维梁:《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初版。
〔14〕余光中在《卡莱尔故居》(见《青青边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12月版)中评卡莱尔文笔有“歌啸跌宕的雄风”,移评余氏散文也完全恰当。
〔15〕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甚或可以再近一些,香港中文大学文风鼎盛,几枝学者健笔以文会友,各类著述达一百余部,影响深远。当时异中有同,群而不党。如今回头一看,却卓然一帮一派,颇有学术研究价值。此议并非笔者异想天开,派中诸人许多文章可以索证:余光中的《沙田七友记》、《送思果》(另主编《文学的沙田》);黄国彬的《明日隔山海,世事两茫茫——送别余光中》、《不设防的城市——散文家兼翻译家思果》、《沙田的传奇——作家兼学者梁锡华》;黄维梁的《和诗人在一起——记余光中的一天》、《一水相看又九年——送别梁锡华》。黄氏还主编了一套《沙田文丛》,并撰前言《〈沙田文丛〉出版缘起》以记其事;梁锡华的《明月与君同——送蔡思果先生回美》,他更有《沙田出文学——香港文学史料一则》,专门论述“沙田帮”或沙田派的缘起、主将、核心与外围等等。以上文章,都可证实“有这么几枝多情的笔,几番挥洒,便把沙田的名字,写上了中国文学的地图”(余光中《文学的沙田·编者序》)的文学壮举。
〔16〕陶里:《静寂的延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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