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与革命——1950－1966年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宫论文,北京市论文,劳动人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于1950年，选址在太庙，位于长安街，毗邻天安门，是开展宣传教化和群众娱乐的极佳场所。劳动人民文化宫隶属于北京市总工会，下设宣传科、文艺科、文化休息科、图书馆、人事保卫科、总务科。另外还直接领导“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文化宫自成立之日起就披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政府开展政治宣传和教化的重要阵地。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既有研究，往往注重从描述层面进行探讨，如近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徐杰的《寓教于乐：1949－1965年北京城市群众文化生活初探》与华中师范大学戴鸣今的《1949－1966年武汉市群众文化研究》两篇硕士学位论文，这两篇文章有助于人们了解建国后17年间北京与武汉城市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中部分章节涉及了文化宫所举行的活动；然解释层面上的考察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因此，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等相关研究材料，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个案，试图从政府与民间进行双向互动的视角上来对此进行论述，同时以期对北京文化史的研究贡献一得之见。
一、文化宫的性质及服务对象
天安门东侧，在一片苍松翠柏，紫藤柳绿丛中坐落着几座金瓦红楼，高大雄伟的古建筑，这里就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该地的前身是明清两代的皇室家庙，名曰“太庙”，它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是皇家祭祀祖先之地，寻常百姓不能入内。民国时期，由于政权与战乱频仍，无力对此加以修缮和维护，“因而该园内杂草丛生，虫蛇横行，荒芜凋敝”①。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本着保护古迹文物的目的，对其中建筑进行修整和扩建，初显当年风貌。后经时任总理周恩来提议，政务院批准，将该园辟为劳动人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具有公园和俱乐部双重性质的市民文化活动中心，内建劳动剧场、图书室、工人体育场、儿童乐园、劳动浴室等。1950年劳动节前该地正式对外开放，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匾额高悬于正门之上。该名称顺应了中央政府通过此园灌输政治理念的心愿。
至于为何将太庙改作劳动人民文化宫，笔者认为，此举不单是出于该园地理位置的特殊，更是出于其蕴含的政治意义，李立三曾这样阐释：“这说明我们工人阶级真正翻身了。劳动人民所创造起来的文化，却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夺了，专为他们所享受、所霸占。正如太庙，原为劳动人民修建起来的，一修好后，劳动人民根本就根本不能进来了。今天革命胜利了，现在我们又能把原来专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变为劳动人民自己享受的文化，而且还要把劳动人民的文化，发展起来。”②作家赵树理也曾作诗评价：“古来谁最大，皇帝老祖宗；如今谁最大，劳动众兄弟；世道一变化，根本不相同；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③从太庙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不仅体现出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更是揭橥了由政权变更而引领的政治话语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启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模式，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还是民间社会生活，都深深的烙上了苏联的印记。文化宫的建立，显然也是受苏联的影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为了满足职工群众对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的需要，兴建了许多文化宫(俄文：Дом Кулътуры)。新中国成立后，也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建立工人文化宫或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时任北京市总文教部部长祖田工曾如此阐释文化宫工作方向：“①将文化宫作为北京市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的文化活动中心，普遍开展劳动人民的文化活动，使文化艺术群众化，使劳动人民的文化艺术活动生根开花；②通过文化宫引导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劳动人民中去，与劳动人民结合共同创造新文化；③培养、训练工人的文艺工作者，使文化宫成为工人的文艺学校。”④这就为最初文化宫的性质定下了基调，也为后来文化宫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参考依据。
1950年8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第一次工会俱乐部工作会议，对工人文化宫(劳动人民文化宫)、俱乐部的性质、任务、主要工作、领导和经费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一)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是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场所。它的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化、艺术、体育活动，提高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树立新的劳动态度，增进工人、职员群众的身心健康，以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二)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是工会组织的一个部门，在工会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三)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宣传、生产鼓动、文化技术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的业余文化休息和艺术活动。(四)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经费来源：(1)工会文教经费；(2)政府和行政的补助；(3)文化宫、俱乐部有些活动的收入。”⑤文化宫承载着宣教机构和公共空间的双重职能就此确立，后期文化宫无论如何调整，其性质再未发生太大变化。为了弥补文化宫经费的不足，文化宫决定于1951年发售门票来进行补贴。“一、种类：分普通券、优待卷、团体优惠券，季券四种。二、普通券：每人三百元⑥(限一般市民)。三、优待券：每人二百元(仅工、妇、中苏友协会员、部队机关干部凡持有证件、证明或符号者皆可)。”⑦
从上述档案中可见，文化宫在设立之初就明确了为特定阶级服务(工人阶级)。这是由当时的国体所决定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⑧工人和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通过文化宫将政权的话语灌输于市民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⑨，使其成为市民学习、娱乐的场所，是中央政府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
二、市民的动员与改造：政府主导下文化宫的游园和宣教活动
建国初期，面对尚未完全解放的广袤领土、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中央政府需要做大量的鼓动工作来振奋士气和聚拢人心；面对复杂的市民阶层、百废待兴的工业，中央政府同样开展教化来规训市民的思想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各阶层市民也需要一个空间来了解政权话语并改造自己，因此，文化宫成为彼此沟通互动的平台水到渠成。
1.声势浩大的游园和联欢活动
北京劳动文化宫游园、联欢活动的特点是“参加活动的人数多、规模大”⑩。在“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或特殊事件，动辄举行数万人的游园活动。仅1950－1958年间，“文化宫举行了104次游园会，吸引群众人数总计达4881515人次；联欢活动76次，吸引群众人数总计达271007人次”(11)。由此可以推算，文化宫举办的游园活动，平均每次可吸引近五万人参加。在活动时举行的文艺演出、体育活动和现场报告等深受游园群众所喜爱。1950年国庆游园大会上，文化宫开展了排球、篮球竞赛、集体舞、话剧、歌剧、舞蹈、游戏、幻灯、电影放映等一系列活动，面对丰富多彩的文体表演和欢腾不息的群众，一位工友的母亲说：“这真比庙会还要热闹呐！”(12)至于演出的内容，大多以配合时事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和鼓励生产为主，如1950年8月举行的一次联欢游园大会上，丰台检车段的工人李某在听完解放军战士的战斗事迹后，激动地表示：“我们要更积极地提高生产，保证人民交通，支援解放军赶快解放台湾！我更希望同学们帮我提高文化，提高科学理论水平，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3)同年12月组织了抗美援朝宣传大会，“苍松翠柏之间矗立着无数白字红底的抗美援朝大标语。‘鄙视美国，因为他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仇恨美国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文化宫里激昂的歌声、乐声、漫天的红旗、标语，讽刺的漫画，激动着每个观众火样的心”(14)。1953年为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文化宫举行了贯彻新婚姻法游园大会，采用多种方式来向广大群众介绍、讲解新婚姻法的有关情况。“在这里，有解释婚姻法的露天图片展览，有用曲艺演唱的婚姻法的临时剧场，有摆满了有关婚姻问题书刊的临时图书阅览站，有出售婚姻法书报图片的临时图书供应站，还有专为游园群众解答疑难问题的婚姻法解答处。此外，大会还给游园群众演出和放映了《赵小兰》、《儿女亲事》等戏剧和影片。”(15)此次活动吸引了十万余群众参加，现场售出有关婚姻法知识的图书就达八百余册。
这些活动很明显是针对当时的宣传需要而举行的，例如在抗美援朝时期，文化宫通过组织控诉大会来讲诉、揭发美军在北京期间所犯的“暴行”，来反映北京市民曾遭受的蹂躏。一旦“点火”完成，在场的市民无不陷入感同身受的“移情”状态，因此对美国产生出巨大的敌视与仇恨。在游园活动中文化宫还积极制造“剧场感化”效应，使市民认识到自己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的主人，并意识到拥护中共政权的重要性，这大大有助于政府在短时间内争取市民认同和支援的可能性。
文化宫还经常专门为工人举办游园会，工人可以凭票入场，一般游人禁止入内。这种目的在于，通过体现工人阶级在国家的独特地位，将工人阶级置于权力的这一边，从而获得工人阶级对政权的认同，使工人阶级以主人公的身份来完成政权赋予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任务。从这一点上看，文化宫已成为使工人阶级受到无产阶级文化的精神感化的重要场所。
但是，笔者同样认为，通过游园活动，文化宫或许可以看成是对大众集会的地方相联系的行为方式的纠正，这样也就把它看作有能力引导市民行为方式转变的工具，即它有能力纠正外在的或可见的行为方式。文化宫提供了市民在陌生公众面前亮相并自我监督的位置，使它自己本身直接构建和维持公众行为规范。也就是说，文化宫明确地把市民身体当做改革的对象，在身体遵守规范的名义下，通过发布有利于改变市民在公共场合行为的规章制度，如“工人凭符号、军人穿军装”(16)等来表达塑造新国民形象的政治隐喻。
2.配合政治话语的宣教活动
由于文化宫占地面积广(14万平方米)，游人众多，因此成为向市民进行宣传的重要阵地。当时文化宫配合各时期的政治运动，大力进行政治时事宣传工作，主要通过“展览会、橱窗展览、报告、讲座以及园内广播等形式”(17)。内容包括介绍祖国经济建设、生产经验、政治运动、工人艺术品、兄弟国家工业品等。1954年举办的宪法草案宣传图片、讲座活动，短短的一个月，观众就达数万人，其中有九十一人对宪法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和疑难问题(18)。1955年举办的《解放台湾展览会》，两个多月以来共吸引了五十四万多人参观，展览会给了观众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四千二百五十七人参观后在观众意见薄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和决心，通过参观，大家对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了更加系统、具体、深刻的认识。中央重工业部的干部张某说：“我国领土台湾是我们祖先用血汗灌溉起来的，绝不容许美帝国主义侵占。”通过参观，大家认识到解放台湾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因而加强了自己的责任感。工业劳动模范朱某等人在观众意见簿上写道：“保证在各个生产、工作、学习岗位上做好一切工作，来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守卫在天安门的公安战士尚某在参观之后，也坚定的表示，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会百倍警惕地守卫天安门(19)。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由于奉行着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外交政策，所以文化宫就曾多次举办介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的展览，如1952年举办的介绍苏联照片展览，内容包括：“一部分是全面介绍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建设工程，另一部分是介绍苏联儿童幸福生活的。看了这些图片，观众们加深了对苏联的认识，纷纷表示要增强学习苏联、朝着苏联的道路奋勇前进的胜利信心。”(20)1953年举办的东德工业品展览，还因一部机器体积巨大，无法进入预定展出地点，围绕是否拆除一段宫墙而发生争论，最后在根据政府保护古建筑法令的仲裁下，这部机器转移展出地点而告终(21)。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强国这一宏伟夙愿，工人技术水平的提升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工业技术学习是文化宫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机械学科、内设机器看图、机械制图、车工工艺、电气科学、变压器、电动机、电气仪表及电气安全技术”(22)等短期训练班经常开设，成为工人提高生产技能、交流工作经验、获取科学知识的极佳场所。1954年文化宫举办的“高速切削法系统讲座”，曾受到良好的效果：“这一讲座的举办就是根据文化宫下厂了解的情况，和共同召开的工人代表座谈会的反映和要求下开办的。在参加完学习后，许多工厂的车刀寿命延长了许多。第三汽车修理厂工人学习后，通过实验，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23)文化宫还设立技术资料阅览室，搜集本市和一部分外地的技术革新资料两千多种供职工阅读参考。“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师傅，最近正研究改进刨刀装置，他从技术资料中发现一种台刀装置，比自己原来想的方案要好，立刻记下来，并加以应用。”(24)有些工人甚至成为文化宫的常客，“每天下班后不来文化宫技术研究室交流一下就总觉得缺了些什么”(25)。
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培养市民的阶级意识和国家认同感，是此时期中央政府的开展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宫由于承载着社会宣教的职能，因此配合政府开展了大量针对市民的思想教育工作。文化宫书市是其形式之一并颇受北京市民欢迎，1958年为纪念“五四”青年节，文化宫举办的书市“特点是全部书籍以有关‘五四’的为中心，其中有经典著作、思想修养读物、现代革命史料和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作家郭沫若、叶圣陶、老舍、臧克家、杨沫等出席并接见读者”(26)。1965年，文化宫为了顺应当时的形势，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室，组织市民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
对政治主题主动参与，说明文化宫在寻求市民应对时代大潮时采取积极“面向”态度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使旧有的社会文化形态、观念、次序被部分解构和改造；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公民新观念、新思想的形成。但是要看到，文化宫的宣教活动官方导向性明显，尤其是建国后十七年前后，随着政治空气的逐渐紧张，文化宫意识形态色彩也日趋浓厚。
三、民间文娱实践与政府革命意图的偏差
作为社会宣教机构，文化宫试图将各种政治内容与国家建设的话语融入和编织于一般的文体活动中，力求发挥其寓教于乐的功能，歌曲与舞剧的表演也被赋予了新时期歌颂党、欢庆解放、鼓舞市民建设热情和创造新生活的内容，使市民在有意识地参加文娱活动的同时，又无意识地被政权纳入到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的体系中。实际上，这只是理想的表达，在实践中很难百分之百的严格执行，因为市民更多注重的是文化宫作为公园而提供的休闲、娱乐活动。
1.“革命娱乐”与“传统娱乐”：民间与官方的博弈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社会制度的功能在于维持社会体系的均衡。同理，文化宫作为制度文化的承载者，也在极力维系与整合官方与民间的娱乐方式。从民间的角度讲，娱乐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民众休闲文化，党派、阶级、主义等社会主题意识淡化，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愉悦性。从官方的角度看，娱乐要为政治服务，并接受政权的领导。因此中央政府极力地引导和推动其意识形态化，试图将其改造为革命娱乐，但民间显然更遵循传统的惯性。这样，政府与市民，施动者与受动者，都在为寻求各自效益的最大化而博弈，所以在宣传的目的和预期的效果上，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和张力。
早在文化宫成立之初，就有人强调文化宫应“适应劳动人民的习惯，使它成为通俗的大众的民间风格的文化乐园，使劳动人民在工余之暇能够愉快轻松的享受自己的文化，使他们在文化宫中学到东西，在娱乐方面也要注意通俗大众化的愉快，比如象棋围棋、故事讲座、连环漫画、说大鼓，说快板等都是工人同志所熟悉的娱乐形式”(27)。理论上，文化宫所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在宣扬政治性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应有的娱乐性。革命与传统、新文化与旧观念、“小二黑”与“张生”在文化宫应该并行不悖而且其乐融融。但笔者通过翻阅1950－1966年的《北京新民报》、《北京日报》关于文化宫活动的报道后却发现了其吊诡之处：1950－1963年期间，传统娱乐文化如经典戏剧、相声、魔术、歌舞等，与官方娱乐文化如反映时代主题的歌舞、戏曲等相比，明显占据着更大的比重，尤其是新年、春节等传统节日。1964－1966年期间，情况却截然相反，后者甚至排斥了前者的生存空间。如1954年文化宫举办的春节游园大会，“首都各阶层市民四万五千余人参加了此次游园活动。河北京剧团演出了《三打祝家庄》；北京市曲艺团表演了‘京韵大鼓’、‘河南坠子’、‘相声’、‘口技’、‘单弦’等传统曲艺；首都实验杂技团表演了‘大武术’、‘车技’、‘摔跤’、‘顶碗’等节目；华北军区政治部表演了‘大合唱’、‘独唱’、‘水兵舞’等，此外文化宫还举行篮球表演赛和集体舞，供游人自由观看、参加”(28)。而到了1964年春节，节目单则变成了“新评书《红岩》、《平原枪声》；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是有志气的青年》；新评剧《箭杆河边》、《会计姑娘》；京剧现代戏《柜台》、《送肥料》等”(29)。市民喜闻乐见的以交谊主的集体舞，在此时期也被改造并赋予了革命的含义，新集体舞《学大寨、赶大寨》、《工人阶级硬骨头》、《在北京的金山上》、《赞歌》等横空出世。显而易见，这两个时期文化宫娱乐活动的主旨大相异趣，传统的娱乐性被革命的战斗性所取代。
笔者看来，国家主导下的革命娱乐与民间需要的传统娱乐始终存在着博弈与张力。话语的表达与民间的实践，并没有完全的契合，革命并不能取代传统。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政府需要通过文化宫将其政治话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灌输到市民的意识里，因此编排了许多反映革命、政治、生产，建设等主题的新戏曲、新歌舞，新评书，甚至新故事在文化宫上演，这些虽然使人耳目一新，并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市民阶层的阶级意识，但是由于其多因应景合时而作，在市民新鲜感过去后，便很快丧失其生命力；从文化宫角度讲，其一方面要配合国家的宣传任务，借助各项活动将官方娱乐引入到市民阶层；另一方面也需要举办市民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传统娱乐来吸引更多的市民参加，才能更好地进行思想教化。所以在推行革命娱乐的同时，也对传统娱乐进行了妥协；从市民的角度看，市民阶层显然更多追求的是文化宫作为公园而提供的愉悦身心、游目骋怀的效果。由于传统戏剧、歌舞等的愉悦性和普及性迎合了市民的口味，因此比起主题严肃的新戏曲、新歌舞更加受到市民的认同与欢迎。建国初期至1966年，由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央政府采取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革命实践与民间传统还尚处于最佳临界点，因此官方和民间在文化宫相安无事，相处和谐。但是随着后期政治空气的逐渐严峻，传统娱乐开始受到打压。1964年官方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贯彻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方针，用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革命文艺去代替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东西”(30)。并将《四郎探母》、《桑园会》、《走麦城》、《游龙戏凤》等传统戏曲斥之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此后，由革命和传统组成的二元娱乐模式被撕裂，一元化的革命戏曲、革命影剧、革命故事、革命舞蹈等独占了文化宫的舞台，娱乐文化正式被官方所主导。
在面对政权意识形态与民间心理惯性之间的空间和张力时，官方虽然可以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改造和推行，从而使民间社会慑服，但这种将革命话语强行植入市民传统娱乐的行为，势必会导致市民的抵触与漠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以革命为内容的‘大家跳’集体舞晚会，一共组织了十三次，共传授了十三个集体舞。每次参加晚会的群众，经常在一千人以上，其中有工人、解放军战士、干部和学生”(31)。从此报道可见，在学习集体舞的活动中，相较以往动辄数千上万人参加的场面，此时却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数量，而且普通市民阶层也引人注目的缺席了。
2.如何弱化偏差影响：政府“宣教仪式”的作用
太庙作为皇家祭祖之地，大内禁銮，茂密的树林、高耸的院墙、威武的石狮、雄伟的大殿，表面是皇家敬天祭祖、祈福万代，实际上是为了象征和炫耀他们的政权，仪式举办时那种壮观和庄严，无不使在场的人产生莫名的震撼与敬畏。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以人民的名义接收了该园，废除了那些封建制度和礼仪，同时根据理性主义的分类原则，合理利用遗留的建筑和设施，从而把太庙从专制权力的象征转变成一种教育公民而服膺于国家集体利益的宣传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太庙的仪式功能并没有被完全消解，再被赋予新的政治符号后，以“宣教仪式”的方式来唤起市民阶层的政权认同感与阶级优越感。也就是说，北京市民阶层对自己“劳动人民”阶级身份的主观意识上的认同，自我满足感和团结感的获得，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参加文化宫所举行的各种活动而引发的“集体娱乐”等表象背后的仪式意义。正因为如此。市民阶层共同的情感和信仰在各种纪念、节日等重大活动中以“宣教仪式—集体记忆”的形式被整合和凝聚。
“一个群体的神话，就是这个群体全部的共同信仰。”(32)同样，文化宫举办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了将官方的政治愿景作为信仰灌输到市民的脑海中。同时作为仪式，也可以用于保持这种信仰所具有的活力，防止信仰从市民的记忆中消失。通过“宣教仪式”，市民本身所具有的，以及从集体记忆中所获得的那种认同感和自豪感周期性地更新；与此同时，个人的社会存在的性质也再一次的得到证实。官方使其愿景在市民面前重复出现，而且使市民感到自己与这些愿景有关，这些愿景给予市民们建设新中国的力量和信心，当市民们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工业产品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并对比过去诸多苦难的往事时，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1958年，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五年内把北京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首都三万多工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游园大会上“集中显示了实现这个具体任务的冲天干劲：文化宫到处悬挂着‘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等标语，民用电机厂的工人的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干劲越来越高，把今年总产值计划由一百八十万元，提高到八百万元，比去年计划提高了一倍。同时，有十多个专业文艺团体和二十多个业余文艺团体在游园会上演出了歌舞、相声、单弦等，其中大量节目是职工群众特意为宣传总路线而创作的”(33)。由市民或特定阶层的参与而使其产生出归属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这就是“宣教仪式”所具有的教益。娱乐活动和文艺表演也是“宣教仪式”的组成部分，因为仪式在针对市民传达政治话语的同时，对于参与的人也是一种由“集体娱乐”而产生的“集体记忆”。
还应指出，文化宫“宣教仪式”的力度与国家对其愿景实现的迫切程度有关。建国初期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的发展尚能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因此文化宫举办活动的次数始终保持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但随着1958年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下，文化宫的“大跃进”也发动了起来：“(1958年)一年中就举办活动3700次，参加人数多至626万人次，超过过去九年的总和”(34)。
四、结语
本文研究的是文化宫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方面，即“宣教仪式”。通过对太庙的改造而转变成文化宫进程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皇家祭祖仪式的作用被取缔，而革命的宣教仪式被发扬，这意味着新领导阶级的确立和普通市民身份转换。由皇家太庙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变革的步伐之快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城市人民接受新的意识形态来响应变革，空间的变迁仍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已经看到北京市民是如何积极地通过经常光顾自己的乐园，参加文化宫所举行的各种教育活动和娱乐演出而接受国家话语的灌输。
另一方面，本文还探讨了官方与民间、革命与传统在文化宫的互动情况。作为承载宣传革命和维系传统双重职能的文化宫来说，如何使双方达成和解与妥协，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整体上看，新中国的文化政策虽然继承了革命时期的传统，“战斗”、“运动”色彩浓厚，但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对现实阶级斗争状况的考量及政策措施基本是符合国情的，1950年文化宫性质的确立，反映了当时“革命”需要借助“传统”来推广，从而达成互补，体现出寓教于乐的理想色彩；1964年文化宫文化政策的调整，则着眼于如何通过改造“传统”为“革命”服务，直至取消“传统”，因而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虽然传统娱乐的社会主题意识淡化，但并不意味着教育意义的缺失，《包公断案》、《西厢记》等同样闪烁着正义和人性的光辉，因此成为文化宫“宣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无不妥。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交恶和国际环境的持续恶化，“革命”话语被无限放大的同时，“传统”也因为缺乏战斗精神而被排斥。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曲、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歌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5)毛泽东对传统娱乐的否定性评价，使得革命与传统二元对立格局就此确立，传统被贬低为“牛鬼蛇神”、“低级趣味”并禁止上演；革命则大行其道，独占舞台。至于“文革时期”在中国大陆横行的革命“样板戏”、“忠字舞”等现象，则是将这种文化政策的负效应发挥到了顶点。
革命与传统，官方与民间，双方虽有张力，但也可互补，不应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存在。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宫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也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辛亥革命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中清皇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的条款，该园一度为清室所有。1924年北京政变后，国民政府将此地被辟为和平公园。由于管理不善，资金短缺，致使破败荒芜，该园一度游人寥寥，处于半开放状态。
②《文化宫昨举行开幕式李立三的讲话》，《北京新民报》1950年5月1日。
③《对劳动人民文化宫几点希望》，《北京新民报》1950年5月3日。
④《劳动人民文化宫五一节正式开幕》，《北京新民报》1950年4月29日。
⑤《一九五○年加强工人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的指示》，见梁泽楚：《群众文化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⑥此系旧版人民币，折新人民币3分。
⑦北京市档案馆：《关于抗美援朝的指示和政治、文化教育实施办法及文化宫的门票问题向市委、全总得请示批复》，档号：J101－001－00296，1950。
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
⑨关于工人阶级的界定，常与无产阶级同义，但近年来范围一直在发生变化，本文中的工人阶级特指狭义上的产业工人，包括工厂职工、矿工、铁路工人等。由于文化宫在某些场合只针对上述人员服务，故而由此界定。
⑩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综合报告》，档号：J101－001－00502，1955。
(11)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志文化馆部分》，档号：J001－012－00870，1961。
(12)《记工人、部队、学生五万人的游园大会》，《北京新民报》1950年10月4日。
(13)《战士、工人、学生四万余人大联欢》，《北京新民报》1950年8月14日。
(14)《两万人愤怒的吼声——记文化宫抗美援朝宣传大会》，《北京新民报》1950年12月5日。
(15)《本市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贯彻婚姻法游园大会》，《北京日报》1953年3月23日。
(16)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总工会劳动人民俱乐部组织章程草案》，档号：J101－001－00333，1951。
(17)(18)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综合报告》，档号：J101－001－00502，1955。
(19)《“解放台湾展览会”已在二十日闭幕》，《北京日报》1955年7月22日。
(20)《伟大的建设、幸福的儿童——记文化宫介绍苏联图片展览会》，《北京日报》。1952年11月9日。
(21)详见北京市档案馆：《市文物组关于调查对外贸易部拆毁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墙的报告》，J011－001－00303，1953。
(22)《文化宫设有技术讲座和短期训练班》，《北京日报》1961年10月3日。
(23)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科协、劳动人民文化宫关于高速切削法系统讲座座谈会的报告》，档号：J153－001－01254，1949－1976。
(24)《文化宫技术资料阅览室有丰富的技术革新资料供职工阅览》，《北京日报》1965年6月3日。
(25)《时代的风格——文化宫技术协作活动散记》，1964年2月28日。
(26)《昨天文化宫书市郭沫若、老舍等接见读者》，《北京日报》1958年5月3日。
(27)《对劳动人民文化宫几点希望》，《北京新民报》1950年5月3日。
(28)《本市明天举办春节拥军优属游园大会》，《北京日报》1954年2月13日。
(29)《春节期间活动多文化宫免费开放》，《北京日报》1964年2月11日。
(30)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关于进一步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方针》，J101－001－00214。
(31)《跳革命舞 唱革命歌 文化宫举办“大家跳”集体舞晚会受欢迎》，《北京日报》1965年10月11日。
(32)［法］E·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3)《首都工人聚集文化宫 决以冲天干劲贯彻总路线》，《北京日报》1958年6月3日。
(34)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志文化馆部分》，档号：J001－012－00870，1961。
(35)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北京］《红旗》196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