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才新[1]2012年在《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实践效应》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最终把新中国推向了与美国对抗的地位,而苏联政府长期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支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的承认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力支持,使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是新中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是开放的、独立自主的,它的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大拓展了新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
姚瑶[2]2011年在《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进》文中提出外交战略是外交实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为了实现外交目标,对其外交基本问题的宏观把握和据此所制定的外交活动总体规划。在一国所进行的全部外交活动中,外交战略处于核心和指导地位。以往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或是局限在史学领域的定量分析,或是借助于研究者的学术积累、经验研究所进行的定性分析,把两者相结合而进行研究与评价尚不多见。使用规范性、科学性的政府官方文件作为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在计量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语意分析,既可客观体现外交战略的表层变化,又能深入反映变化发生的背景动因。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与党代会报告的文本分析,一方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梳理与历史还原,另一方面试图比较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外交战略的特点与变化,从而反映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轨迹。
胡礼忠[3]2005年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研究述评》文中指出一、“被动”与“主动”关于“一边倒”的成因,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被动”与“主动”或者“客观”与“主观”的讨论。一部分学者更多注重在“一边倒”形成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外部力量的作用。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将“一边倒”放到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大视野
刘智勇[4]2005年在《中国国家身份与外交战略的选择（1949-200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对“中国威胁论”的疑问出发,笔者认为:要反驳或者证明“中国威胁论”,就必须研究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合作性与冲突性;而要理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合作与冲突,就必须要了解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因为不同的战略选择其中所包含的合作性和冲突性程度也不同。因此,本文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是如何确定自己的外交战略选择? 针对该问题,历史文化模式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影响了外交战略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意识形态模式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决定了中国战略选择的框架;现实主义模式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源于中国对利益得失的权衡。 由于这三种模式都存在其缺陷,笔者试图寻找一个更加中观、准确的变量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战略行为,这个变量就是国家身份。近些年来,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身份”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大的兴趣。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身份理论是随着建构主义的崛起而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的。目前,身份不仅是建构主义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 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是国家的社会身份,即国家是如何在不同的团体划分中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的。社会身份的形成源于人们的认知需求。从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过程上看,一般需要经过社会比较、社会类化、社会区辨和社会定位四个阶段,最后才会形成一种“我们感”的共同体,也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几十年的实验过程中,社会身份理论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即:个人或群体总是会更偏向于内团体而排斥外团体。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我们对国家的社会行为提出了如下假设:国家会更偏向于内团体国家,对于自己所认同的国家集团会从双赢的思维出发,选择积极合作的战略;对于外团体国家,一般会从非零和的思维出发,在双边事务中选择部分的参与和合作;而对于敌对性较高的外团体国家,一般会从零和的思维出发,在战略上选择不合作或冲突。 根据不同的身份认同,笔者将1949-2004年的中国外交分为四个阶段,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中国的战略选择来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其步骤如下:首先是确定这一时期中国的身份认同;接着根据该身份,提出对中国外交战略选择的具体假设;最后,通过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来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 1949一1956年,中国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据此,可以假设:中国将对社会主义国家(内团体)采取合作的战略;对民族主义国家(准内团体)采取合作的战略;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外团体)采取冲突性的战略。可以说,“一边倒”战略就是这种身份作用的逻辑结果。同时,中国还在大力宣扬“和平共处”,这看起来好像与上面的假设相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策略,与整体的战略并没有大的冲突。 1957一1976年,中国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苏联逐步被中国视为“他者”,归为外团体一类。而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对于所谓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团体)将采取合作性的战略;对于民族主义国家(准内团体)也将采取合作性的战略;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外团体)还是继续采取冲突性的战略;对修正主义国家(外团体)也将采取冲突性的战略。身份的变化使得苏联由中国最亲密的盟友变成了最大的敌人,这也是中国开展三线建设和中苏边界由安宁走向冲突的原因。中美缓和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国家身份的否定,但实际上这也应该被视为是中国的一种策略。缓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不将其力量耗费在亚洲的对抗中,而应加强其在欧洲和中东的力量,与苏联进行争夺和对抗。将两个敌对的“他者”—美苏引向进一步的对抗,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1977一1995年,中国的国家身份被确定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据此,笔者假设:中国在自己的观念中已没有了显著性的“他者”,这样“一条线”战略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了;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同属“国际社会”这个团体中的成员,这样在中国观念中就基本上排除了零和思维;随着对这一身份认同的加深,中国在战略思维上将逐步从非零和过渡到双赢;而在外交行为上,中国也将由有选择的参与和合作发展到积极的合作。笔者选取了中国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参与国际裁军机制这三个案例来证实这一点。 1996一2004年,中国的身份被定位“东亚共同体的一员”,这其实是对中国未来身份变化的一个预测。笔者主要论证了两点:一是东亚共同体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二是中国对东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正在逐步加强。
张吉军[5]2014年在《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交理念既是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外交实践的指导。外交理念充分体现着一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这种体现反映着主权国家对于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等诸多关系方面的认识与定位,包含着主权国家对其外交动力、外交目的、外交手段等诸多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深刻表征着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外交理念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对外交谋划和外交实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国而言也是如此。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着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伸张国家正义,转变外交模式和提高外交能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交理念的视角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文本并不太多,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脉络,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面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本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外交理念反映着一国在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该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具体的外交理念则主要包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的诸多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理论依据包括: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过程;二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多极化"直到"和谐世界"的转变过程。三是自我认知的判断。从毛泽东时代强调"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外交理念关注一国如何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关系的重要性:一是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与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主张将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制定政策。二是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新布局。三是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的原则。四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包括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形成的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综合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在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国内方面的原因则包括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之间相辅相成。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将发挥更加重要和更富有成效的作用,如国际多极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巩固、战略思维的引领和大国责任的担当等。中国将提出何种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提出何种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等将会考验未来的中国外交,检验中国外交的勇气和创造力。外交理念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阶段中国实行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而且据此可以对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予以研判,因为外交理念是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伊传斌[6]2006年在《冷战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文中提出新中国在冷战背景下确立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影响了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因此它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冷战后,随着中俄历史档案的大规模解密,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冷战与新中国确立“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关系以及这种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并总结了新中国外交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述了冷战爆发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力量,美苏两国在战争期间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它们主要是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而拒绝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战争时期的“支蒋容共抗日”逐渐转变为“扶蒋反共”,而苏联继续以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为合作伙伴,对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立场和政策。面对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指导下,制定了区别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积极争取美国的支持,并巧妙地处理了与苏联的关系,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制订了独立自主的灵活外交战略,尽可能中立美国以避免其直接卷入中国内争,并注重利用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的矛盾,取得了很大成效。第二部分对冷战的爆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系统阐发和剖析。战后美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对外战略、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尖锐对立,导致了冷战的爆发。随着冷战的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美苏两国都加紧调整对华政策。美国大规模援助国民党政府,敌视中国革命,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则由消极冷漠转变为积极支持。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国共两党也调整了各自的外交政策。国民党实行顽固的反共反苏政策,共产党实行不妥协的反蒋反美政策。这不仅决定了解放战争后半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走向,而且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政策的基本发展方向。
董振瑞[7]2015年在《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过去十年,伴随着国内外一些关键史料的发掘披露和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特别是中国的稳步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这一研究更加受到关注,并由此形成了一批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成因,学术界主要观点是,"一边倒"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中立政策不可行的战略权衡、以及中共对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三国内外政治交互作用综合评估的结果等多种因素。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基本内涵,学术界较为集中地从"结盟"和"独立自主"两个视角来进行探讨和研究。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评价,学术界主要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性两方面进行了研究。
颜升邦[8]2004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分析》文中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进了世界,世界也走进了中国。然而中国快速的崛起了,但世界上也传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中国的先天地缘政治位置并不优越,中国本身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外在的环境却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不断地快速变化。中国需要继续发展,但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不平静。对于一个有十三亿庞大人口的国家,如何运用外交战略的思考,走过贫穷落后、国力衰弱,但又偏偏强敌环伺的年代?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研究的主题。本文除了对过去与现在的中国外交战略环境进行探讨,更基于国家政治学原本就是整合性的学科,尝试引进企业营销战略管理常用的情势分析法(SWOT),以及定位理论,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并且更进一步,尝试建立一个可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同心圆架构”,相信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来说,应该可以有助于了解中国的外交战略。
王建平[9]2008年在《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决策制约因素的综合分析》文中提出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经过仔细权衡,设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蓝图,被形象的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关系: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中国的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为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展开,新中国将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三大政策”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表明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独立自主是“三大政策”的本质和核心。“三大政策”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坚实基础。在这些外交政策中蕴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即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反帝民族主义和强调阶级性,具有稳定性、潜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有着重要的功能性影响,这一方面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体制的特殊性造就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中,维护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好地实现了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备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的领导人坚定的维护国家利益、灵活处理外交事务的立场和谋略。地缘政治战略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新中国外交决策的另一大考虑因素,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谋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受到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维护社会主义利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的共同作用,使得新中国外交不断调整,历经坎坷,表现出一定的矛盾、动摇及局限性。最终,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了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一次关键性的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陈少铭[10]2013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边倒"的总特征下,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从执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到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再到依靠"中间地带"力量的政策,逐渐突破建立在中苏同盟基础上的"一边倒"外交战略,转向"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战略。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内向性"特征,贯穿着独立自主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新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居于决策的核心地位,是政策调整的主要推动者。
参考文献：
[1]. 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实践效应[J]. 万才新. 社会主义研究. 2012
[2].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进[D]. 姚瑶. 华东理工大学. 2011
[3]. 中国学术界关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研究述评[J]. 胡礼忠. 历史教学问题. 2005
[4]. 中国国家身份与外交战略的选择（1949-2004）[D]. 刘智勇. 外交学院. 2005
[5]. 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D]. 张吉军. 兰州大学. 2014
[6]. 冷战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D]. 伊传斌.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7]. 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研究述评[J]. 董振瑞. 党的文献. 2015
[8]. 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分析[D]. 颜升邦. 复旦大学. 2004
[9]. 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决策制约因素的综合分析[D]. 王建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1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J]. 陈少铭. 中共党史研究. 2013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外交政策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