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城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中国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乡城迁移理论中，迁移是劳动者个人的行为，乡城迁移是一个从农村迁出和在城市定居一次性完成的过程，是永久迁移；而中国大部分乡城迁移处在一种城乡循环流动的非永久迁移状态。如蔡昉（2001）认为，中国人口迁移包含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这些迁移者在迁入地居住下来。朱镜德（1999）把中国劳动力市场定义为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三元劳动力市场，将主要发生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迁移视为迁移的第一阶段，而将此后发生的迁移看作第二阶段。农业部信息中心（2004）把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临时打工称作农村劳动力的“一次转移”，而把农村劳动力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成为自谋职业的城镇居民，称为农村劳动力的“二次转移”。虽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中国乡城迁移过程的特殊性，但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并不多。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农户劳动配置净收益最大化的乡城迁移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和预测。
一、农户净收益最大化乡城迁移模型
假设中国乡城迁移本质上是农户家庭① 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② 在城乡间的配置、追求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行为。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农户家庭劳动配置简化为四个方案，
设L[,A]为农户家庭总人口L[,E]为农户家庭劳动数量，α为农户劳动剩余率，β为农民在农村非农业部门（乡镇企业）获得工作的概率，γ为农民在城市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RC为农村人均生活成本，UC为乡城迁移人口在城市的人均生活成本，XW为农村非农业部门（乡镇企业）工资，UW为乡城迁移人口在城市的人均工资。设在农村非农产业工作的生活成本和农业工作的生活成本相等。
把中国农户的乡城迁移分为非永久乡城迁移和永久乡城迁移两种类型。非永久乡城迁移表示农户的剩余劳动迁移到城市，而家庭还在农村，由于农户的家庭在农村，迁移是非永久性的，因此叫非永久乡城迁移。对于全部劳动和家庭成员都在农村的农户家庭，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如果劳动配置方案d[,3]的净收益NV[,3] 在各种配置方案中最大，则相应的会发生非永久乡城迁移。
永久乡城迁移表示农户全家迁移到城市，由于全家搬迁到城市，迁移是稳定和永久的，所以叫永久乡城迁移。如果农户家庭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劳动配置方案d[,4]的净收益NV[,4]在各种配置方案中最大，则相应地会发生永久乡城迁移。
二、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分析
（一）乡城迁移过程的三种类型
中国乡城迁移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迁移的非永久性，虽然有极小部分农户短时间完成了永久乡城迁移，但大部分农户的乡城迁移处在一种城乡循环流动的非永久迁移状态。根据前面建立的农户净收益最大化乡城迁移模型，本文把乡城迁移过程分为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和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三种类型。
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是指一个完整的乡城迁移过程只需要一个阶段即可完成，即农户整个家庭从农村迁出的同时在城市成功定居。如图1所示， 如果在一定的时期内，农户家庭把劳动全部配置到城市的净收益NV[,4]始终最大，则农户在净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会直接把家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乡城迁移就是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这种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增长将非常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一般会同步发展，二元经济的转换将比较迅速。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刘易斯—拉—费传统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描述的乡城迁移。
图1 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
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是指农户家庭中部分成员先迁出农村到城市工作，而家庭中其他成员仍然留在农村，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其他家庭成员全部永久迁移到城市。如图2所示，如果农户非永久乡城迁移对应的劳动配置净收益NV[,3]在0～t[,1]时期内处于最大的状态，这时农户将把部分家庭成员送到城市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后，即t[,1]后，农户家庭劳动全部配置到城市的净收益NV[,4] 便处于最大的状态，则农户会把整个家庭搬迁到城市，成为城市的永久市民，这样一个乡城迁移过程被分割成非永久迁移和永久迁移两个阶段，就是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日本和韩国就属于这种情况。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大量兼业农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大量兼业农户选择全家迁入城市，日本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经济成功实现起飞，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图2 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
在理论上还存在一种乡城人口迁移，即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是指农户家庭部分成员在城乡间一直处在往复流动的非永久乡城迁移状态。如图3所示，如果农户把部分劳动配置到城市、 部分劳动配置到农村的净收益一直处于最大的状态，则乡城迁移会始终处于一种非永久迁移状态。
图3 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过程
（二）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分析
中国农户数量巨大，情况复杂，考虑到农户的异质性④ 因素，把农户分成A、B、C三类进行分析。A类农户在城市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本，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为γ＝1，在乡镇企业找到工作的概率为β＝XL／SLt⑤；B类农户在农村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本，在乡镇企业找到工作的概率为β＝1， 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为γ＝UNL／SLt⑥；C类农户在农村和城镇都缺少社会资本， 在乡镇企业找到工作的概率为β＝XL／SLt，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为γ＝UNL／SLt。
RU用农户家庭经营性纯收入表示，RC用农户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中的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三者之和表示，XW用乡镇企业年平均工资表示，UW用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分布的三个主要行业⑦ 的平均工资表示，UC用城市居民最低收入组的生活性消费和城市对乡城迁移人口的歧视性成本之和表示， 借鉴陈扬乐（2001）的方法计算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L[,A]、L[,E]分别用农户家庭平均总人口和平均劳动人口数量表示。因为中国大规模乡城迁移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因此，计算和选取1980～2003年的有关数据⑧ 带入公式4～7，得到农户A、B、C的净收益（见表1和图4～6）。
图4 A类农户劳动配置净收益
图5 B类农户劳动配置净收益
图6 C类农户劳动配置净收益
农户能否实现净收益最大的劳动配置方案进而发生相应的迁移行为，还受约束条件的限制。劳动配置方案d[,1]为农户家庭劳动全部配置在农村，实现没有任何困难。劳动配置方案d[,2]中，农户把劳动配置到本地的乡镇企业，因此不存在交通费用、语言等约束，实现也没有困难。劳动配置方案d[,3] 中有家庭成员到城镇工作，需要跨越一定的空间距离，这就需要一定的交通费用，表2中数据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前为几百元，1995年为1500元以上，2000年后达到2000元以上，而工资性收入最低也在百元以上，2000年为700元以上， 中国的交通费用一直比较低，一般为每公里0.1元左右，因此，即使是从中国的最西部到最东部，交通费也只有几百元，农户完全能够承担得起，交通费用不会对农户配置方案d[,3] 的实现构成约束和限制。近年来，广播、电视的普及和学校推广普通话，语言对农户劳动配置的限制愈来愈小。此外，农户家庭的一些特殊情况可能会影响农户家庭某些劳动配置方案的实现，如农户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顾，有孩子需要照看，或农户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到城市工作等，这些可能都会对农户家庭劳动配置构成约束和限制，进而影响农户的乡城迁移，但这些因素不具有普遍性，因此d[,3]能够实现。
配置方案d[,4]的实现意味着农户全家永久迁移到城市，而农户若要全家永久迁移到城市必须能在城市买得起一套住房，这是农户永久乡城迁移的前提条件⑨。假设用于购买住房的资金需要一次性支付，而农户不能借贷，购买住房的资金只能来自农户家庭积累的财产。设农户在城市购买住房所需的资金为UH，农户家庭所有资产的价值为RG，如果RG≥UH，就认为农户具备了跨越城市“门槛”成本的能力；如果RG＜UH，则农户不具有跨越城市“门槛”成本的能力。
农户家庭的资本积累主要包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农户获得城市户口，则其农村承包地要被集体无偿收回，因此，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在农村的住房和生产性固定资本的价值，并不应该包括土地的价值。农户的金融资本主要包括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据调查，中部5省的农村有64 ％的人借外债（李昌平，2003：23），因此假设农户手持现金为0。设RP 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产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RH为农户农村住房的价值，RM为乡村居民年末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则农户拥有的总积累RG可用如下公式计算：
计算农户家庭进入城市的“门槛”成本可以有两种口径。一种是按照目前的实际政策，农户家庭没有城市户口，不能购买城市政府专门为城市居民建造的经济适用房，而只能购买商品房，这种情况的城市“门槛”成本为UH1， 设城市商品房的平均售价为UP1，则城市“门槛”成本为UH1＝UP1·UX·L[,A]。另一种口径是假设城市允许农户在城市购买经济适用房，设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为UP2， 相应的进入城市的“门槛”成本UH2则用下面公式计算，即UH2＝UP2·UX·L[,A]。
把有关数据分别带入公式8和公式9，得到农户拥有的总资本积累RG和两种口径的城市“门槛”成本水平（见表3、图7）。从表3和图7可以看出，农户跨越城市定居“门槛”的能力非常低，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农户如果不靠外力的帮助，城市无论是否给予其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农户都没有能力跨越城市“门槛”。从1995年开始，农户用家庭所有财产，在城市购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还差近10万元，这种状况和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减小，反而不断扩大，2003年这一差额已达17万元，这对人均年纯收入2000多元的中国农民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图7 农户跨越城市“门槛”缺口
根据农户各种劳动配置净收益和约束条件的具体状况，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及发展趋势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不考虑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属于两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比图2和图4～6可以发现，虽然A、B、C三类农户各种劳动配置方案净收益略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某个时期开始NV[,3]变得（或将变得）最大，过了一段时间后，NV[,4]变得（或将变得）最大。说明从某个时期开始农户发生非永久乡城迁移，经过一段时间后，非永久乡城迁移转变为永久乡城迁移。
第二，在不考虑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三类农户迁移过程属于两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但具体过程有一定的差别。对于A类农户（见图4），从1980～2003年NV[,3]一直最大，说明这类农户从1980年开始就处在非永久乡城迁移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3年，并还将持续下去。从图4中还可以看出，从2001年开始，NV[,4]的斜率明显大于NV[,3]的斜率，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在将来某个时期，NV[,4]必将变得最大，乡城迁移将进入第二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对于B类农户（见图5），从1980年到2003年，NV[,2]一直最大，说明这类农户从1980年到2003年只把家庭劳动配置到了本地的乡镇企业，还没有发生乡城迁移，但从图5中能够看出从1997年开始，NV[,3]的斜率明显大于NV[,2]的斜率，NV[,4]的斜率明显大于NV[,3]的斜率，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在将来某个时期，必定会首先超过NV[,2]变得最大，农户将开始第一个阶段的迁移——非永久乡城迁移，再过一段时间，NV[,4]将超过NV[,3]变得最大，农户乡城迁移将进入第二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对于C类农户（见图6），1980～2001年NV[,2]一直最大，从2002年开始NV[,3]最大，说明这类农户从2002年开始非永久乡城迁移；从1997年开始，NV[,4]的斜率明显大于NV[,3]的斜率，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在将来某个时期，NV[,4]必将变得最大，乡城迁移将进入第二阶段——永久乡城迁移阶段。综上所述，A、B、C 三类农户乡城迁移过程都为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但A类农户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第一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C类农户在22年后的2002年才开始非永久乡城迁移，而B 类农户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非永久乡城迁移，相差很大，而且从三类农户发展趋势上看，他们完成第二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的时间也很可能不同，甚至有较大差别。
第三，如果考虑约束条件，从图7可以看出，农户总资本积累线和城市住房的价格线的趋势是分离的，即二者的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因此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农户永远也没有能力在城市购买住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将来某个时期，变得最大，农户也无法完成第二阶段的永久乡城迁移，则中国的乡城迁移将变成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
三、中国乡城迁移发展趋势预测
前面对中国乡城迁移过程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考虑城镇“门槛”成本的限制，中国的乡城迁移过程属于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如果农户跨越城镇“门槛”成本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乡城迁移过程就可能变成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一直处在非永久迁移状态。相关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永久乡城迁移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必定会采取措施解决农户跨越城镇“门槛”成本的问题。在中国解决农户跨越城镇“门槛”成本的问题和农户劳动配置方案d[,4]的净收益NV[,4]最大之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乡城迁移会处在第一个阶段，即非永久乡城迁移阶段，非永久迁移会持续多长时间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在假设不考虑城镇“门槛”成本限制的情况下，对非永久乡城迁移持续时间进行预测。
从表1和图4～6可以看出农户劳动配置方案的净收益在1995 年后随时间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同时考虑到1995年后中国政策基本稳定，我们用1995年作为预测基准年，设这一年为t＝1，其后各年依次为2、3、4、5、6、7、8、9。利用SPSS软件对A、B、C三类农户劳动配置方案净收益分别和时间t进行回归分析，得到A、B、C三类农户劳动配置净收益和时间t的回归方程（见表4）。
从表4中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类农户，其劳动配置净收益与时间t的4个回归方程的斜率从大到小依次为NV[,4]、NV[,3]、NV[,2]和NV[,1]，说明NV[,4]的增长最快，在将来的某一年，NV[,3]和NV[,4]会相交，在这一年后，NV[,4]将变为最大，即乡城非永久迁移转变为永久乡城迁移。NV[,3]和NV[,4]相交需满足：NV[,3]＝NV[,4]，把有关方程带入即可求出NV[,3]和NV[,4]相交的时间（见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于A类农户，由于他们在城市有很好的社会资本，能够非常容易的在城市找到工作， 因此， 乡城迁移的第一个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在1980年就已经实现，而第二个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实现的较早，大约在2014年左右；对于B类农户，由于在城市的社会资本少，很难找到工作， 而在农村的社会资本很多，很容易在乡镇企业找到工作，因此，乡城迁移的第一个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开始的较晚，大约在2020年左右（通过令表4中B类农户对应的NV[,2]和NV[ ,3]的回归方程相等，即可求出），而第二个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实现的更晚， 大约在2025年左右；对于C类农户，由于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资本都少， 在城市不容易找到工作，农村乡镇企业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乡城迁移的第一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开始的比A类农户晚，比B类农户早，在2002年；而第二个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实现的很晚，大约在2025年左右。可以看出，B类和C类农户，由于在城市的社会资本少，他们永久乡城迁移的时间推迟了10年。
四、结论
本文在假设“中国乡城迁移本质上是农户家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在城乡间的配置、追求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行为”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户净收益最大化乡城迁移模型；并根据模型把乡城迁移过程分为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和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三种类型。
如果不考虑城镇“门槛”成本的限制，中国的乡城迁移过程属于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如果农户跨越城镇“门槛”成本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乡城迁移就可能变成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一直处在非永久迁移状态。
对于在城市有很多社会资本的农户，非常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他们乡城迁移的第二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实现较早，大约在2014年左右；对于在城市的社会资本少的农户，他们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乡城迁移的第二阶段——永久乡城迁移实现较晚，大约在2025年左右。
注释：
① 和西方乡城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劳动力本人不同，中国乡城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农户家庭。
② 从中国农户拥有的资源来看，包括土地、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等。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和集体，农户只有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土地对于农户来说无法自己支配；中国农户的金融资本是非常少。据调查，2002年农户平均累计年内借入款为1414元，2002年农民人均储蓄余额为1969元（国家统计局，2003），因此农户的金融资本非常少。农户的人力资本也非常少，由于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等原因，中国农民的受教育年限在2000年才达到7年左右（蔡昉，2002：353），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水平，人力资本非常低，中国人均耕地少，农户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对于中国农户来说，能够用来自主支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就只有家庭的劳动。
③ 抽象为4种方案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中国农户家庭规模不断缩小，1980年平均家庭规模为5.5人，整半劳动力为2.45个，因此受家庭劳动总量的限制，农户的劳动配置最多能够配置到两个部门；二是由于城市部门和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工作很不稳定，农户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很不健全，为了规避风险，农户对农村的土地比较看重，因此农户只要不把劳动全部配置到城市，则一定会首先考虑把部分劳动配置在农村的农业生产，把其他劳动配置到农村的非农产业或城市；三是由于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农户如果把部分劳动配置到非农部门，则农户中的非劳动力一定在农村；四是农户如果把家庭全部劳动配置到城市，则一定是放弃了农村的土地，全家搬迁到城市生活，因为劳动力全到城市工作，家中的土地就无法耕种，劳动力往返乡城之间成本太高。
④ 以往的乡城人口迁移都发现乡城迁移人口非常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因此我们从农户拥有的不同社会资本对农户进行分类。
⑤ XL为该年度乡镇企业的职工总数，表示农村非农产业的岗位数，SLt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表示寻找工作的人员数。
⑥ 由于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分割的现象（蔡昉等，2003），城市只有部分劳动力市场对乡城迁移人口开放，这部分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城市的非公有经济的劳动力市场。UNL为城市非国有经济就业的数量，表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岗位数，SLt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表示寻找工作的人数。
⑦ 三个主要行业分别为：制造业占46.6％，批发零售和贸易餐饮业占21.9％，建筑业占14.5％。
⑧ 具体计算过程和数据参见王国辉：《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中国乡城迁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130页。
⑨ 当然农户也可以在城市租房，但如果永久定居，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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