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清浊：乾隆时期的考察与分析及其功能意义_乾隆论文

泾渭清浊：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乾隆论文,功用论文,意义论文,清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人研究及问题所在

       成语“泾渭分明”家喻户晓，原本指泾河与渭河在关中交汇处，一水显得较清澈，另一水显得较浑浊，二者清浊对比明显。《诗经》中即有“泾以渭浊，湜湜其沚”的诗句，①反映了二水的清浊差异。然而泾、渭二水孰清孰浊，自古以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水利、地理学界，主要以水文观测数据作为比较泾渭清浊的基本依据。水利专家钱正英曾说：“泾渭分明，都以为泾清渭浊，其实是泾浊渭清，渭河的泥沙粗，泾河的泥沙细而含沙量大。”②这是就当代情况而言的，清、浊的衡量指标应该是指年均含沙量。地理学界除依据泾、渭二水年均含沙量得出“泾浊渭清”之外，还比较了1月和7月二水的月均含沙量，认为冬季、枯水期“泾清渭浊”。③那么一年中不同季节、各个月份，或以每天为单位，泾渭清浊的状况又如何呢？本文将就此进行辨析。

       在历史地理学界，主要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泾渭清浊演变。史念海先生撰文认为，历史上泾渭两河的清浊对比并非一成不变，并着重考察了东周至唐代二水此清彼浊的变化及原因，关注“泾渭两河流域土壤侵蚀的演变”。文末转引、肯定乾隆朝的泾渭清浊考察及泾清渭浊结论，还利用现代年均、月均(1月和7月)含沙量数据加以说明，指出“只有在洪水季节，(泾水)才较为浑浊”。④本文着重探讨清代泾渭清浊的年内差异，揭示乾隆君臣的考察并反思其结论；即使借用含沙量数据作为辅助说明，也是落实到以天为单位而非停留于年或月。

       在文学界，围绕“泾以渭浊，湜湜其沚”诗句，从音韵、训诂、修辞、义理以及后人的考察研究等方面来解释该诗句的本意、寓意及其产生时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如就本意而言，有的从训“以”或“沚”入手，有的则根据后人包括乾隆年间的考察，或理解为泾浊而渭清，或解释为泾清而渭浊。⑤本文并非研究《诗经》与上古社会，只是选取“泾以渭浊”作为切入点，探讨该诗句在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的阐释及其功用影响。

       乾隆上谕认为，《诗经》中的“泾以渭浊”，应该解释为泾水本清，入渭而浊，泾水因渭水而浑浊，并要求当地官员实地考察。⑥尽管今人时常引用乾隆君臣的考察及其泾清渭浊的结论，⑦但保存于海峡两岸的原始档案，至今尚未被充分发掘利用，对于乾隆此次考察前因后果的认识并不清晰。乾隆君臣的认定判断是否准确地反映了泾渭清浊的实际情形？乾隆特意将这一认知、调查包括御制诗文镌诸碑石，拓片钦赐王公大臣，其目的、功用是什么？这些均是前人未曾涉及但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泾渭清浊的形成背景与原因非常复杂，涉及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多个方面，对此俟诸另外的专门研究，而非本文的主题。本文只是考察清代泾水、渭水的清浊状况，进行泾渭清浊比较，探讨乾隆朝对此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目的、后续影响，进而回应国际环境史研究的难题与走向。

       二、清代泾河的清浊状况

       由于乾隆君臣的泾渭清浊判断包括整个泾河，所以这里先就泾河上下游的清浊状况进行考察，且分别从不同河段、年内不同时期加以说明。

       (一)泾河不同河段的清浊状况

       清代的泾河源头部分，河水清澈，流至平凉附近，通常亦不怎么浑浊。乾隆五十五年三月，胡纪谟考察泾水源头，看到华亭县笄头山泉水“清莹徹(澈)底”，顺流而下，至平凉附近与北源合流，“清且涟猗(漪)，毫无泥滓”。⑧泾水源头山泉补给，河水清洌。唐秉刚诗曰“道岸峨峰峻，源头泾水清”，⑨也说明泾水的源头部分是清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曾麟绶考察泾水之源，称“在山泉水清碧澈底，不寒而栗”。⑩

       随着泥沙增多，平凉至泾州段，泾水浑浊的时段和程度均有所增加。乾隆三十三年季春，署甘肃按察使毕沅拜谒泾州王母宫，描绘崆峒山、回中山一带郁郁葱葱、泾河水清，“空同展翠屏，清泾络其脚。”(11)后来胡纪谟记载，泾水流至泾州，水中夹杂着少许泥沙，不过比咸阳的渭水要清得多：“泾至此合南北西三水，流虽极大，亦不过微杂尘沙而已，迥非咸阳渭(水)之浑浑浊流可比也。”(12)泾州城以下河段，泾河北岸支流汇入，在镇原县，水流湍急，侵蚀严重，“若暴雨水涨，则有冲决之患”，无法灌溉。(13)

       泾州以下，泾水在陕西长武与甘肃宁州(宁县)之间流淌，有较大支流黑水河、马莲河等汇入，这些支流所携泥沙较多。例如黑水河上游侵蚀严重，泥沙堆积，影响水能利用。清初灵台知县黄居中赋诗曰：“入泾流尚远，过密涌成湾。古有磨兴利，今何沙作癏。”(14)1913年3月，有人在亭口镇附近看到的黑水河、泾河“夹带泥沙，皆黄水也”。(15)不过也有河水较清之时，如沿黑水至泾水，嘉庆年间枣花盛开的时候，长武县人李大成看到的二水并不浑浊，“泾汭双流合……征马踏清波。”(16)

       泾水流至邠州中部一带，河床相对平缓，河谷宽阔，流速降低，泾水显得较清一些。乾隆《泾州志·地舆志》记载：“泾河自邠以上，滩浅而流急，故浊。自邠以下，滩深而流缓，故清。”但是若明显降水则泾水浑浊，唐仲冕描写夏天雨后的邠州城：“一半堑浊泾，一半列青嶂。”(17)可见此时的泾水浑浊、泥沙多。三水(旬邑县)知县安清翘，虽然批评发展灌溉不引泾水之说，但在认定泾水是“浊泾”方面并无异议。(18)

       邠州早饭头村以下，泾河河床变窄，比降增大。河东岸为淳化县，河西岸则依次是永寿县、醴泉县。醴泉县叱干镇以上，泾河两岸沟壑纵横，平时涓滴不流，雨季则山沟涨水、山洪暴发，大量泥沙冲入泾河之中。(19)永寿县河谷沟深，泾水支流侵蚀严重，民国时期方志记载：“山洪暴发，则浊流盈谷。稍遇干魃，则沟枯水竭。”(20)淳化知县赵宾描写秋天的诗作，认为泾水像黄河一样浑浊，“乡心不分浊泾水，日夜黄河北岸流”。(21)

       泾河经仲山流出峡谷，河西岸仍为醴泉县。康熙年间中举的当地人王孙琰说泾水翻腾着滚滚浊浪，“下顾千寻翻浊浪，澎湃滚滚轰云雷”；乾隆年间知县宫耀亮在讨论引泾水灌溉时指出“浊水易淤”。(22)在泾河东岸的泾阳县，河水经峡谷流至平原，泾水澄清被视为奇异现象，雍正《泾阳县志·祥异》记载，康熙“五十三年，泾水清八日”，(23)可惜未说明具体时节。乾隆《咸阳县志·祥异》记载，康熙“五十四年七月，泾水澄清，鉴水中石磷磷”，(24)可见汛期泾水澄清，奇异罕见。

       泾渭交汇处在清代的高陵县境。据记载，泾水流至该县，河水浑浊。同治三年(1864)，知县徐德良在泾河岸边开渠灌溉，先将泾水抽入岸边大池，再引池水入渠，因水池渗透严重，泾水泥沙过多，终归失败。(25)地方志作者认为，当时的泾水十分浑浊，“泾泥又不止数斗，池未及满，已漏其半，复为泥淤，盛水无多，迄于无成。”(26)不过，从泾阳到高陵的平原地带，河床比降大幅降低，水流平缓，同等条件下河水泥沙应该有所减少。

       综上可见，源头段泾水清洌，在没有强降水的情况下，平凉以上段亦较清。从平凉到泾州，随着支流汇入，泾水夹杂着一些泥沙。泾州以下多沙支流相继汇入，泾水干流泥沙进一步增多，其中邠州一带河床平缓、泥沙有所沉淀。在泾阳，看到泾水清澈已属于奇异现象。

       (二)泾河一年中不同时期的清浊状况

       泾水的径流量、水位存在明显的年内差异。在邠州段，“春冬水深约二尺，夏秋山洪暴发，水深约五六尺不等。”(27)关中河流以夏秋的径流量较大、冬春较小，而径流量与含沙量、输沙量存在一定关系，水大则沙多，水小则沙少。雍正七年，川陕总督查郎阿奏称，“泾水涨发，浊而多泥。每于冬春之间，水落泥澄”。(28)嘉庆十年三月底前后，祁韵士从西安、咸阳之间渡过渭水，又沿泾水干流至甘肃，看到“泾水清甚”。(29)

       到了夏秋季节，降水增多，泾水泥沙随之增加。嘉庆初年，唐仲冕立夏之后到达邠州，赋诗曰：“泾水多泥沙，粪溉长禾黍。夹涧奔滂沱，推沙涨洲渚。”(30)但是夏秋若干旱，降水稀少，径流量显著减少，泾水及其支流则会相对较清。康熙十年七月，关中泾水一带干旱严重，蒋薰有诗曰：“驱马临泾涘，连峰隔水青。度舟悬走索，映树倒浮萍。”(31)可见若大旱水小，盛夏的泾水也会较清；若秋雨不断，则泾水浑浊。同治七年，山西洪洞人董文涣到关中，秋雨连绵，在高陵、三原一带行程受阻，其诗句有：“愁说浊泾水，又增连夕波。”(32)这时的泾水干支流均为浑浊之水。泾河上游纬度高、入秋早，秋天径流量正常时泾水较清；下游泾阳县偏南，晚秋风冷天凉，泾水有时荡漾着清波，“平沙风冷漾清波”。(33)可见按照季节来观察泾水之清浊，上下游不同河段也存在差异。

       泾河流经黄土高原，大多数沟谷平时无水，实为干沟，一遇强降水，浊流奔驰，汇入干流，泾水暴涨，泥沙陡增。泾州各河流“每至夏秋之候，奔浪千寻，咫尺之间，浊泥百丈”。(34)泾州旁边的崇信县，“旱则河水清盈污下，欲涓滴入地而不能；潦则汹涌奔腾，沃壤悉被冲没”。(35)泾河支流四郎河，封冻或少雨季节，行人可徒涉而过；每遇大雨，河水猛涨并夹带大量泥沙，水土流失严重。(36)

       可见随着季节等变化，泾水干支流的清浊状况有所不同。泾阳人张绍曾描绘了随着四季降水、气温、径流、侵蚀等不同变化，泾水含沙量、清浊程度的相应变化：夏天若出现大旱，泾河径流明显减少，泥沙则会减少；秋天阴雨连绵，溪流水涨，泥沙随之增加；冬季北风呼啸，气温下降，泾水也会结冰，侵蚀减少，泥沙随之下降；春季降水不多，但冰雪消融、桃汛水涨，泥沙则会有所增加；“此则泾流之四时因节序而更变者也”。(37)

       总之，泾水在四季之中，冬春相对较清，夏秋大多浑浊；干旱相对较清，洪涝势必浑浊。

       三、泾渭分明：泾渭清浊之比较

       泾渭分明从本相来说是人们对于泾、渭二水或清或浊的视觉感受与归纳。二水清澈属于罕见现象，在通常情况下，清代的“泾渭分明”更接近于区别明显这一含义，包括二水均不清澈但其中一水显然更为浑浊，这就涉及泾渭“清”“浊”的文字表述问题。

       古今人士往往借物抒情，诗赋一类文体更是如此，抒情是目的，所借之物只是手段与凭借。比如秋天霪雨，道路泥泞，渭水应该不会清澈，顾炎武在关中会晤好友李因笃，其诗却曰：“白云清渭色，聊足比君心。”(38)即以此来比喻李因笃的修养与心境，并不意味着当时渭水清洌。有时清浊与泾渭的组合只是指代某条河流，未必实指河水的清与浊，或者只是一种意象而已。浙江人施补华曾在西北生活，诗句有“七月清渭滨，聊用休征鞍”，“道出崆峒阳，泾流一何浊”，(39)说汛期渭水清，泾水在崆峒山源头一带反而浑浊，如果是写实的话，很可能清浊倒置。另外，现实中水体的清与浊，是一种具有弹性的视觉感受、是比较而言的，对于流经黄土高原的河流来说，“清”往往并非真清，实指不是很浊。因此笔者引用有关泾、渭的诗文时留意其写实部分，同时也关照到清浊的相对性。欲比较泾渭的清浊，还要了解渭水的清浊状况。

       (一)清代渭河的清浊状况

       泾渭交汇处位于关中的中部，这里主要围绕关中渭水的泥沙与清浊的情形加以探讨。

       清代陕西地方志中，渭水“澄清”记载比较罕见，这从该事项的类别归属即可发现。例如顺治四年(1647)“渭水澄清”收录在地方志的“祥异”卷中，即属于非正常现象。(40)渭南县，康熙三十九年寒冬岁末，“渭水澄清”五日；五十八年四月十九至二十六日，“渭水澄清彻底”。(41)同治二年三月，“渭水深尺许，清可见底。”(42)遍览明清关中地方志，渭南县记载的此类现象较多，其他的渭水“澄清”记载实属罕见，那么渭水一般状况如何呢？

       在接近泾渭交汇处的咸宁县，县志记载渭水浑浊，泛涨无常，无法灌溉，“水浊且泛涨无常，不可以渠”。(43)嘉庆十年，有人在杏花凋谢之后游历关中，感慨原本在华阴县还有“清渭”的印象，现在雨中渡沣、渭二水，却看到泥沙颇多，“冲泥渡沣渭”。(44)清末日本人足立喜六考察关中，认定渭水是“浊流”。(45)光绪三十一年陕西巡抚曹鸿勋奏称，陕西屯地“或滨临浊渭，或远处北山，河水为灾”，(46)总体认为渭水是浊水。

       虽然渭水通常较浊，但也有相对较清的时候，如在秋天尤其是深秋。康熙五十七年进士、高陵人赵曰睿作《渭水秋风诗》，描写天气转冷之时，渭水倒映着枫林，“沙飞芦岸摇光白，波映枫林落影丹。”另一文人的同名诗作有“苍苍秋水映蒹葭”，说明当时渭水还是比较清的。(47)生活于康乾时的潼关人杨鸾，曾于中秋次日描写家乡附近的景致：“湛湛清渭水，离离沙苑树。”(48)外地人游历关中，也记载了秋天渭水的情形，如《渭南》中的诗句：“清渭涓涓绕廓流”。(49)咸丰二年(1852)秋天，何绍基由关中赴四川，经过渭水时写下了：“振策秦山指蜀山，重经清渭水潺潺。”(50)

       冬季天寒地冻，径流量减少，侵蚀降低，渭水会比秋天更“清”一些。太仓人毛师柱，康熙二十八年冬天从渭南县启程，曾写下“茫茫清渭影”的诗句。(51)嘉庆二十五年冬天，时任西安知府的邓廷桢描写兴平县，同样称“清渭冰初合”。(52)在关中任职多年的樊增祥，光绪二十年冬从渭南县城渡渭水至渭北，也以“清渭冬来水不肥”来描写渭河径流变小、水色较清。(53)

       总之，清代渭水一般情况下并不清澈，“澄清”是罕见、异常现象。但相对而言，一年中某些时期特别是秋冬季节也有不是很浑浊、相对较清的时候。

       当然，清代泾水、渭水的清浊亦存在多年的纵向变化(此非本文主题)，但一年之中不同季节、时期(汛期与枯水期)，上述的清浊特征并未改变。

       (二)泾渭清浊比较

       下面将以亲临者的观察、观测站的水文数据比较泾渭清浊。前者注重清人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及视觉感受，其观点可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渭水清，泾水浊。康熙年间，考据学家阎若璩“亲见渭水至清，以泾而浊”。(54)从行文看，应该是指泾渭交汇处，渭水因泾水而浑浊，可惜未署具体的观察日期。经查，康熙十二年阎若璩在关陇考察，秋冬在泾渭附近的毕陌一带驻留。(55)上述观察结果若来自阎若璩此次经历的话，那么应该是在康熙十二年的秋冬时节。

       其二，泾水清，渭水浊。西北史地研究的开拓者祁韵士，嘉庆十年三月底前后，曾从潼关、渭南至灞桥，看到灞河“浊流迅驶”，冲毁灞桥；随后又从咸阳附近渡渭水，经邠州至泾州。他在泾州城的记载有：

       泾渭清浊，聚讼纷纷。《诗》言“泾以渭浊”，是泾水本清，因渭而浊。注家误解耳。今观泾水清甚，足验其误。(56)祈氏认为泾清渭浊，不过其推论值得商榷：不能因为泾州的泾水清，就认为整个泾水包括下游都清；亦不能由清代的泾渭清浊，就直接推论与先秦时期并无二致。山东人牟应震嘉庆末年弃官归里，著书立说，曾特地询问陕西人泾渭清浊状况，得到的答案也是——泾水清、渭水浊。(57)

       其三，泾渭均有清浊之时，具体要看什么季节和时候，泾渭交汇处孰清孰浊并非恒定现象。后来俞正燮引用祁韵士的上述观点，结合陕西当地资料指出：“泾渠石地，入夏则浊，春秋冬皆清”；而渭水一年四季浑浊，“渭渠沙地，四时皆浊，无清时也”。以此推理，其观点应为春秋冬泾清渭浊，夏季泾渭皆浊。不过俞氏紧接着也引用了历史上渭水清的史料。(58)但俞正燮并未到过秦陇之地。光绪年间曾多次往返陕甘一带、留意于泾渭清浊的谭嗣同认为，不能将二水的清浊作为常态来看待：

       其实水之清浊，随所见之时为异耳……留心觇之，夏秋二水皆浊，冬春二水皆清，合流处亦随时清浊……当泾涨渭涸，则“泾浊渭清”；泾涸渭涨，则“泾清渭浊”。(59)这是从季节与径流量变化来区分泾渭清浊，认为孰清孰浊会随时变化。

       其四，泾渭清浊只是相对、比较而言的，实际二水皆浊。陕西鄠县人王心敬实地观察后得出结论：“泾渭，余乡之水，余所目亲，大约泾渭皆浊于沣涝，而渭则倍浊于泾。”(60)可见二水均不清，如果要加以比较，则渭水比泾水更浊。福建人林寿图同治年间出任陕西布政使，认为泾水浊，比渭水更浊，如果要用清浊行文的话，则取泾浊渭清：“共澄湘水清，终奈泾河浊。”“浊清眯泾渭，巨细纷岳邱。”(61)

       上述亲临者的泾清渭浊观察，涵盖了各种状况：泾清渭浊、泾浊渭清、泾渭皆浊、泾渭亦存在较清之时。偶尔经过，所看到的清浊是即时现象，未必与通常情形一致，除非是经常、多次经过该地并留心观察。而最了解泾渭清浊常态的，应是当地人或在当地生活之人，尤其是泾渭水文的观测者。

       下面借助现代水文观测数据辅助说明泾渭清浊，在定性的同时进行定量分析。

       对浑浊程度的科学计量需要检测溶液的浑浊度，这是与含沙量性质不同的指标。浑浊度是光学效应，含沙量是悬浮物的浓度。两种水体的含沙量等同，浑浊度未必相同。(62)不过，浑浊度与含沙量之间也存在某些关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联系起来。在二河交汇附近泥沙环境、特征比较接近的情况下，若含沙量差别明显，就可以成为判断二者清浊的显著要素，可以进行比较：

       事实上当以目力观测时，大约是含沙量在1千克/立方米以下时则感觉比较清，当水流含沙量达到5千克/立方米左右时，就已很“浊”了，当含沙量超过30千克/立方米以后，则很难用目力区别那(应为“哪”——引者注)股水流更浑浊一些。(63)以含沙量为指标，还有学者认为：“渭河含沙量达到10公斤时，水色便呈赤黄色，泾渭已经不再分明。”(64)“只有每立方米含粗沙20公斤或粉沙5公斤以下，才能分清浊。”(65)这里取个大致区间，即按视觉观察，含沙量在5千克/立方米以下才能谈得上“清”，二水含沙量均在20千克/立方米以上则无法分辨哪个更浊。

       据此，笔者对泾渭二水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多年含沙量数值进行逐年逐月逐日比较，并找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数据。1977年泾河桃园站、渭河临潼站数据所代表的类型丰富，兹以此进行比较。桃园站位于当时高陵县旭东公社桃园村，在泾水入渭处之上9.2公里，以下泾河再无明显径流汇入，可以与泾渭交汇处最近且有全年完整水文数据的渭河水文站进行比较；临潼站是不错的选择，位于当时临潼县行者公社船北村，在泾渭交汇处之下大约16-19公里之间。

      

       由下表可见，1977年的年均含沙量，泾河为310千克/立方米，渭河是148千克/立方米，泾河远较渭河为多，乍看之下，好像全年基本应是泾浊渭清；但是全年逐日比较却恰恰相反，泾水含沙量大于渭水只有112天，泾水小于渭水的却达201天之多。若以上述的含沙量区间来比较，全年有61天二水均甚浑浊、视觉难以分辨；在含沙量泾水大于渭水的112天中，有62天在视觉辨别范围之内，如果要用“清”来形容的话，其中44天渭水显得更“清”，也就是说泾浊渭清大致只有44天；同理，在含沙量泾水小于渭水的201天中，有190天在视觉辨别范围之内，其中有178天泾水显得更“清”，也就是说泾清渭浊大致有178天。这样一来，如果1977年365天是以视觉观察，确定了其中一水为“清”而且必须按照清浊来界定，那么泾浊渭清只有44天，而泾清渭浊却有178天且冬季常见。此外，泾水与渭水含沙量相同的有52天，这一数据显示，泾渭二水也会存在清浊不分伯仲的时候。上表还反映了该年各个月份泾渭清浊的具体状况。

       与上述水文站建站年代偏晚且临潼站位于泾渭交汇处之下不同，渭河咸阳站、泾河张家山站分别于1931年、1932年设立，前者位于咸阳南阳门外、距离泾河入渭河处34.7公里，后者位于泾阳王桥乡赵家沟村、距离泾河入渭河处60.4公里。经过逐年鉴别，二站建成后前20余年数据中，1943年二河的年均含沙量、径流量等指标接近常年平均值。按照上述方法经过比较：1943年泾浊渭清有88天，而泾清渭浊有134天。(表格从略)(66)可见一年之中，泾清渭浊较多出现，但泾浊渭清也并不少见。2008年8月，有人专程赴泾渭交汇处观察，看到泾水“褚黄”，渭水“浅黄”。(67)近年来笔者在泾渭交汇处附近考察，数次看到泾渭二水均较浑浊，差别不太明显。

       总之，泾渭二河的含沙量年内变化很大，一年之中泾清渭浊出现较多且冬季最为常见，但泾浊渭清也并不罕见。泾渭孰清孰浊在一年、一月之中并非恒定现象，数日之内也会出现变化。(68)除了泾清渭浊、泾浊渭清之外，还有二者皆浊、浊得视觉无法分辨，二者较清、稍有差异等现象；泾渭清浊分明、泾渭并不分明都是存在的。

       四、乾隆年间的泾渭清浊调查与吏治规训

       历史上说到所谓的河清海晏，常常与王朝昌盛、圣人之治相联系；(69)说到地方上的河水变清，则与当地官员功绩、廉明等相对应；清浊分明，又与人的品行修养、观点立场等相关联，清代前期也不例外。但笔者发现，乾隆朝之前，黄河澄清之类的瑞兆被定性为附会铺张、无关实政，大臣的奏请宣扬已被明令禁止；(70)但是，乾隆皇帝却以泾渭清浊等日常现象的解读为契机，掀起比清前期更为经常、具体的吏治规训活动。

       (一)乾隆辨析“泾以渭浊”的起因与历史背景

       诗句“泾以渭浊”，康雍之交编成的《钦定诗经传说汇纂》解释为泾水浊、渭水清，交汇时泾渭分明；(71)乾隆倡导编纂的《御纂诗义折中》亦认定泾浊渭清。(72)然而乾隆五十五年上谕对该诗句的解读却截然不同：

       考之《谷风》诗云：“泾以渭浊。”解经者皆言泾浊渭清，泾未属渭之时，虽浊而未甚见，由二水既合，而清浊益分。朕详绎诗意，盖言泾水发源本清，入渭以后其流不得不合而为浊。是以泾水因渭而浊，非谓泾水本浊也。笺释诸家似与文本义不合。前人认为泾浊渭清，而乾隆认为发源地泾水清澈，流入渭水之后浑浊，“泾以渭浊”应解释为泾水因渭水而浑浊，泾水原本并不浑浊；并命令陕西巡抚秦承恩实地勘查，辨别泾渭清浊，回奏上报。(73)

       表面看来，好像直到乾隆五十五年，乾隆才认为泾清渭浊，但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实则不然。在此之前，乾隆十一年、二十三年的御制诗文中，已有“渭浊”“泾清”之判断。(74)如此说来，在命令秦承恩等考察泾渭清浊之前，乾隆自己早有泾清渭浊这一看法。那么为何乾隆五十五年又提泾清渭浊、泾渭分明呢？对此，御制《泾清渭浊纪实》一文透露端倪：

       近赋《心镜》诗，因用《邶风》泾清渭浊事。以诗义观之，则泾清渭浊也，而朱注则以为渭清泾浊，大失经义。可见因赋《心镜》诗而涉及这一问题。该文开宗明义：“故于敕几熙绩，必不肯置疑似两可其间，而于考经稽古，益必求其至当。”(75)显然是将处理政务与稽古考经贯通起来。

       这里所说的《心镜》诗即乾隆所作的《赋得心镜》，标题原本是钦命顺天乡试复试“诗题”“得虚字五言八韵”。该诗开篇写道“心镜著文赋，曰惟杨慎虚”，(76)实际是围绕杨慎虚的《心镜赋》展开。后者既重视修身，又重视事功：

       将黩之而不昏，因澄之而弥静。……君子处顺而情逸，明王不言而化淳。……立身者洁之而清真自守，入官者朗之而美化攸赞。……选贤而官，知人则哲。(77)将对心镜的哲学思考与个人修养、社会教化、政务人事等联系起来。然而阴差阳错，和珅在誊录钦定诗题时张冠李戴，将“虚”字误作“灵”字，若此诗题就变成了“心镜得灵字”。乾隆后来再作《前题再赋》“得灵字五言八韵”，将心镜与泾渭清浊以及选拔人才、辅弼朝廷结合起来，“媸本浊之渭，妍原清者泾。……虚朗祛夸耀，平公勖作型。明扬伫多士，熙绩弼朝廷。”直接认定泾清渭浊，这就涉及古诗解读及现实中的泾渭清浊问题。乾隆在诗中夹注：“《诗·邶风》‘泾以渭浊’。自来解经家俱谓泾浊渭清，予详绎诗义，盖言泾水本清，入渭后不得不合流而为浊……”(78)

       根据乾隆御制诗文集编排次序推算，上述两首《心镜》诗的写作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中下旬。就在当月，乾隆质疑督抚的属员考评任用，发现科举存在问题。他怀疑江西巡抚何裕城包庇护盐道恒宁，在属员的贤否单内并未填注考语，“朦胧混过，希图暂时掩饰”。(79)又如送部引见的朔平知府张世禄，前后督抚的考语互相矛盾，乾隆训斥时任山西巡抚海宁姑息回护、贤否不分。而乾隆五十五年之所以要举行顺天乡试复试，是因为“查出科场内仍有代倩联号等弊”。(80)正月二十七的复试结果，果然查出26人“语多疵颣”，“诗句不通”，可见“场规不肃”，监临考官失职。(81)

       而土风不正，学政也难辞其咎。此前乾隆发现“各督抚于学政任满及年终汇奏，俱意存见好干誉，不肯据实直陈”，如谢墉、吴玉纶、徐立纲等“声名狼籍(藉)，督抚等并无一言奏劾”，上谕要求各督抚“据实详细奏闻，毋得稍有瞻狥”。(82)但不到一月，乾隆又发现广西学政潘曾起“校士未能公正”，而巡抚孙永清的奏折却称“潘曾起声名中等，并无劣迹……”乾隆训斥孙永清“并不切实具奏，为此模棱笼统之语”，并一再提及各地督抚“含糊具奏，从未有举发学政劣迹者”。(83)对于模棱含糊、瞻徇包庇深恶痛绝。

       乾隆五十五年初，清廷施行普免天下钱粮的赈灾活动。正月初一，乾隆为八旬寿辰做准备，计划将本年“各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蠲免”。(84)随后又决定对湖北等地的赈灾再“展赈一个月”，要求督抚“实心经理”，务将皇泽恩惠落到实处。(85)既然大力蠲免钱粮，乾隆自然会警惕以前曾出现的多起贪污冒赈案件。在乾隆惩办的系列贪污大案中，最典型的要数甘肃的捏灾冒赈、贪污舞弊案件，涉案官员多达约200人，大部分任职于泾渭流域。(86)正月初八，上谕各地督抚“实力奉行，务使编氓均沾渥泽，毋令吏胥从中影射侵渔”，(87)加强监管，防范舞弊。

       可见，乾隆《心镜》诗等所阐发的注重自身修养、泾渭分明、选贤任能、激浊扬清、辅弼朝廷等，是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吏治废弛、瞻徇包庇，考评贤否不分、模棱含糊，考试场规不严、监考失职，应举人员鱼龙混杂、疏于规训，官员良莠不齐、侵吞公帑等现象，可以作为严刑峻法之外进行教化规训的辅助手段。当然，考证《诗经》名句也是当时考据学兴盛的产物。乾隆后来提到，考辨泾渭清浊等，“并志之为考古之助云”。(88)既然乾隆诗句涉及泾渭清浊，那么二者孰清孰浊显然不能含混，需要查清。

       (二)乾隆年间官方关于泾渭清浊的考察

       乾隆皇帝的泾清渭浊观点，与长期以来流行的诗句解释截然相反。作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熟读诗书的秦承恩，对此应该心知肚明，故其现场考察与随后的取舍解释非常值得关注。

       秦承恩接到廷寄上谕后，亲自到泾渭流域实地考察，在二水合流处一带观察到“泾水在北，渭水在南，泾清渭浊，一望可辨”。随后各取泾、渭河水，沉淀泥沙，进行测量，“泾水一石，澄滓三升许；渭水一石，澄滓斗许”，测量的结果与看到的泾清渭浊现象一致。

       秦承恩自称询问当地人了解到：泾水系石质河床，“四时常清”，秋冬清澈见底；春天冰雪消融、夏天降雨暴涨，泾水浑浊，十余天后水退泥澄，泾水又会变清。渭水系泥沙河床，水挟沙行，“四时常浊，从未见有清澈之日”。

       此外，秦承恩还摘引《宝鸡县志》、《陕西通志》(包括其中的碑石资料)等，力图证明：“泾水当四月后、七月前，始间有浊时，余则恒清”；宝鸡一带的渭水及其支流，均浊而不清。秦承恩最后肯定地得出结论：“泾水实清，渭水实浊，毫无疑义。”完全赞同乾隆的观点。

       秦承恩调查与结论有可取之处，不过仔细研析他的奏折，可见行文圆滑，几无纰漏，但有些判断解释还是令人怀疑。比如，根据《陕西通志》一则明代文献所引古碑文字，就判断泾水在四至七月偶尔浑浊，其余时期一直很清，而置明清时期的大量相反记载于不顾。另外，他还将渭水及其支流(包括流出秦岭支流)全部归入浊而不清的行列之中。该奏折疏于此(泾)而严于彼(渭)，在主观上有意排除泾浊渭清现象。秦承恩最后补充说，二河源头路途遥远，以后再去调查。该奏折的撰就日期是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89)

       秦承恩的上奏，很快在乾隆那里得到了回应与肯定。奏折原件并不显示朱批日期，笔者查到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该奏折录副，标注的批阅日期是“三月初六日”，其中对秦承恩所说的将来考察二河源头一事，朱批：“其流既清，断无其源反浊之理，不必往查矣。”(90)可见乾隆认为泾河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清河。台湾“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另一件档案，与上述秦承恩的泾渭清浊调查颇有关系，原件未署具奏人及日期。笔者认为，该件应为当时军机处奏片，此前正月三十日的上谕，正是由军机大臣“廷寄”秦承恩的。军机处该奏片，完全认同秦承恩所奏，并说“泾以渭浊”的本意与乾隆皇帝的判断一致，“是泾水本清，入渭乃浊。诗人本意与谕旨所询实相吻合。”(91)中枢机构的奏片反映了这一结论得到了当时官方的肯定。

       除秦承恩之外，还有其他地方官员奉命考察泾渭上游、发源地，其中就包括胡纪谟与李殿图。胡纪谟的考察上文已有引述，下面来看李殿图的考察。

       李殿图当时在巩秦阶道任职，地处渭水流域，曾奉秦承恩之命前往调查泾渭清浊：(92)

       庚戌春，廷寄以泾渭清浊询陕西秦抚军。余受抚军命，直穷其源，著渭水源流考、泾渭清浊辨以报。在后人刊刻整理的这篇题为《渭水清浊源流辨》的文章中，李殿图自述幼年研习朱熹《诗经集注》，认同其中的“泾浊渭清”解释。成年后因公务经过泾州、平凉一带，才发现泾水不浊。任职巩秦阶道后，发现渭水“冬则泱瀼成涔，夏则泥沙鼓浪”，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北上“往返渡泾河”，以眼前的泾水与此前看到的渭水相比较，不能不对古人泾浊渭清的解释产生怀疑，并从《诗经·谷风》诗意、训诂的角度，阐发自己的泾清渭浊见解。(93)

       综合分析这篇文章，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水势之清浊虽分于发源之所，亦判于经历之区”，不能因为某河的源头清，就认为其流亦清；二是批评迂儒拘泥成规，以讹传讹，并未深入考索。不足之处也有两点：一是以泾水上游与渭水比较，泾清渭浊差别明显，但不具可比性；二是对泾水下游的认识存在明显偏差，“泾水自发源之所仅数百里而会渭，无旁流淤淀之混，故其流也清”，认为泾水并无其他支流泥沙淤积，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清河，显然有悖常识。(94)李殿图考察结论受到乾隆泾清渭浊主张的影响，清人对此亦不讳言：“清泾浊渭，仰圣论之精。”(95)其《墓志铭》及《清史稿·李殿图传》虽然赞赏其对泾渭清浊进行考察的行为，但对得出的泾清渭浊这一结论却讳而不言，可能是事出有因。

       (三)泾渭清浊与吏治规训

       乾隆主导的泾渭清浊考察，并非只是为了辨别《诗经》文意，除了彰显自己的英明睿智、注重文教等之外，重要的还与当时的吏治规训有关。因此，乾隆并未止步于秦承恩等人的考察上报，而是煞费苦心，采取了一系列后续举措。

       乾隆亲自撰写《泾清渭浊纪实》一文，介绍秦承恩调查的前因后果，认为“泾以渭浊”作“泾之清因渭而浊”解，重申自己的泾清渭浊观点。帝王的言辞判断是否影响大臣的调查结论呢？乾隆对此亦有顾虑，所以在文末写道：“设有人议承恩遵旨为迁就曲说者，可亲至承恩所至二河自甘省入陕省之源视之，则是非颠倒立辨。朕当治承恩之罪，不怙过也。”并将秦承恩的奏折附录于后。(96)若欲反驳秦承恩的观点，不仅与乾隆的观点相左，且需亲至秦承恩的辖区前去调查，当时有谁愿意去干此等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乾隆还于当年三月为此赋诗二首，诗前小序曰：“既详著《纪实》文，并附录承恩原折。因再成是什，以志考古订讹之意。”不过阅读乾隆诗作，则绝非只是考古订讹，其中第二首诗云：

       絜矩于为政，益当衡鉴明。伪清乃诚浊，祛浊始真清。

       两可宁为实，一成要正名。那能不求解，惟是勉躬行。显然将泾渭清浊分明上升到为官从政的高度，要求官员遵守规矩、激浊扬清、是非分明，不能模棱两可、不求甚解。随后乾隆御笔诗文被勒诸碑石，与此一并刊刻的还有秦承恩的奏折及泾渭二河图，(97)以广宣传。如此刻意安排，绝非一般的古籍考订，而是具有政治劝诫尤其是吏治规训的用意。

       此举与当时的吏治等情形有关。年初乾隆创作《心镜》诗并探讨泾渭清浊时所面对的问题，如吏治废弛、科举舞弊、欺上瞒下、侵吞公帑等，在七八月份时问题依旧，甚或有所抬头。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乾隆得知江苏句容等县粮书侵吞钱粮漕米，地方大员含糊不清、并未发现，或知情不报、包庇隐瞒，“锢弊相沿”，两江总督书麟因此被革职，巡抚闵鹗元“知情不举，定以重辟”。不足一月，又出现浙江嘉善等县粮书浮收舞弊之案，巡抚琅玕对此“毫无觉察”。(98)八月初六日，乾隆命令署四川总督保宁调查“官役勒索、科场舞弊”等案，训斥保宁关于科场舞弊的奏报“笼统声叙，殊欠明晰”。(99)而两江总督书麟被罢免后，新任总督孙士毅奏称，“江省吏治废弛已非一日，地方官相率效尤”。八月二十四日，乾隆要求孙士毅从严审办，整饬吏治，“不可稍存徇隐姑息”。(100)同日，上谕批评学政选拔贡生赴京朝考，往往“瞻顾徇情”、滥竽充数，王大臣从中挑选，亦不免“互相请托”。(101)上述乾隆后续所作的泾渭清浊诗文所包含的泾渭分明、激浊扬清、选贤任能、辅弼朝廷，也是与这些问题针锋相对的，乾隆以此进行教化规训是有的放矢。

       乾隆赏赐“福”字、瓜果等并不罕见，但赏赐墨刻等程序则较为严格，需经由军机大臣与皇帝共同商定，是有取舍与针对性的。八月二十六日，在军机大臣的协助下，乾隆将泾清渭浊诗文墨刻赏给王公贵族、文武要员，其中包括总督、提督、巡抚、学政。(102)

       大臣获赏后，纷纷上奏谢恩。乾隆对舞文弄墨、不切实际、极尽奉承的谢恩折厌恶反感，不仅在广西学政费振勋的谢恩折中朱批：“虚颂何为!”还训斥道：

       该学政到任以来，于陈奏考试各折，并未见有实力整顿之处，乃仅于谢恩折内，填砌肤词，徒为虚颂，希冀藉此见长，岂不知朕综理庶务，惟在崇实黜浮，不以虚言粉饰为尚耶？(103)可见赏赐泾清渭浊诗文墨刻，乾隆不愿看到大臣们只是阿谀奉承、浮文巧语，而是要他们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忠于职守的具体实践之中。除了例行的谢恩，这些谢恩折还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全面接受乾隆对于《诗经》该诗句的解释，统一认识。擅长文史的毕沅，曾在陕甘为官多年，十分熟悉泾渭流域的历史与现状，在“泾以渭浊”的不同解释中，原本认可“泾浊水也”，还曾于乾隆四十年三月亲赴泾水之滨，在泾阳赵家桥直到仲山洪口一带调查，决定疏渠引泉，否定引泾之说，原因是“泾水泥多”。(104)后来出任湖广总督，接到钦赐“泾清渭浊墨刻”，转而接受并歌颂乾隆的观点，自责学无见识、坐井观天，并且准确领会到其中的政治内涵：“岂徒正讹于郑注毛笺，实乃垂戒于扬清激浊。”(105)

       二是将此与国家治理、吏治规训等联系起来。湖南巡抚浦霖表示，御制泾渭清浊诗纪，属于“扬清激浊之方”，而考察两河源头，含整饬吏治之意，“溯委穷源，隐然寓澄叙官方之鉴。”自己收到钦赐墨刻，如同耳提面命，需要自我反省，认真执行。(106)陕甘总督勒保奏折认为，辨别泾清渭浊，名实相符，格物致知，注重规范，还有整肃官场的作用，“政隆澄叙，肃官方于激浊扬清”。(107)东河总督李奉翰奏称，考察辨析泾渭清浊，纠正朱熹的错误，是格物致知之学，而将拓片与训示颁发大臣，是激发天良，使其忠于职守、勤政爱民，“犹复训颁司牧，共发天良，图锡臣工，俾知政体”。(108)云贵总督富纲表示，自己只有忠心耿耿，踏实工作，“惟有实心以行实政”，才能践行皇上探求根本这一恩德与情怀。(109)

       还有大臣从中认识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广西巡抚郭世勋奏称，辨别泾渭清浊、诗注之讹，多年争议得以解决，说明“耳闻不若躬亲”。(110)两广总督福康安上奏，墨刻辨清了泾渭的清与浊、常清与常浊，阐发现场观察、亲眼所见的重要性。(111)

       简言之，乾隆重新解读“泾以渭浊”、赏赐泾清渭浊诗文墨刻，具有自我标榜、笼络人心、统一思想尤其是整饬吏治、规训官员的意图与作用。

       五、乾隆泾渭清浊辨析的后续影响

       这里附带论述乾隆泾渭清浊辨析在清代的后续影响。

       在乾隆朝的影响。浙江仁和人赵佑，曾长期出任学政一职，所著《诗细》对“泾以渭浊”的解读是“当为泾水清，渭水浊”，批评“乃向来都称浊泾清渭”，甚至指责南宋朱熹并未现场考察。这一行文、批评方式颇有蹊跷之处，因为赵佑自己既未亲临泾渭当地、亦未在此前的文字中引录任何亲临者的对应记录或判断，何以批评他人尤其是身份影响非同寻常的朱熹呢？随后的注释透露玄机，“见后恭辑御制诗泾清渭浊定案”，提示书后所附乾隆皇帝的定论。查《诗细·自序》，撰于“乾隆己卯夏六月”，按照常理来说，该书在己卯年即乾隆二十四年已经完成，但是该书却在最后专辟“卷续”部分，收录了后来乾隆皇帝的泾清渭浊诗文、秦承恩上奏，且注明乾隆五十七年赵佑本人誊录于江西学政署。(112)不管赵佑的解读是与乾隆皇帝不谋而合，抑或是受到后者的影响修改了自己的原有判断或原始行文，仅从该书的行文注释、卷目安排特别是“卷续”内容来看，显然是认同乾隆皇帝的泾清渭浊判断，并将其广为宣传。

       在清代中期的影响。浙江上虞人朱亦栋，“原名芹，嘉庆时诸生”，所著《群书札记》曾被清人评价为“杂考古义，颇有心得”。(113)书中考释泾渭清浊：“近人著《泾渭二水考》，以为泾清而渭浊，渭清泾浊向属传讹。”认同泾清渭浊之说，对《诗经》该诗句的解释是：“泾以渭浊者，乃泾之清以渭而浊，而非泾之浊以渭之清相形而见也。”这一泾清的判断与《史记》、《汉书》所载的泾水泥多相抵触，于是朱氏别出心裁，将两部史书中的“泾水一石，其泥数斗”解释为“泾渭合流之水”。(114)郑国渠、白渠以泾水及其支流为水源，与渭水干流没有关系。这一解释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另外，这里所说的《泾渭二水考》是指何人论著呢？其另一著述《诗经札记》明确说明：“泾清渭浊，详见李中丞泾渭二水考。”(115)原来是受到了乾隆年间对泾渭清浊的调查及李殿图考述文字的直接影响。

       在晚清时期的影响。江西永新人尹继美，同治八年由山东巨野调署黄县(龙口市)，政务之余以所著《诗管见》等教授学生。书中记载：“李迈堂曰，高宗纯皇帝尝读《诗》而疑注，乾隆间命陕西抚臣查覆，抚臣绘图贴说以进，称泾水实清，渭水实浊，乃命以图勒石，曾于京都琉璃厂刻字铺亲见其拓本，二千余年之误，至此始明。”(116)李迈堂是指江西上高人李祖陶，号迈堂，曾在多地讲学，名盛一时。可见乾隆五十五年的泾清渭浊诗图拓片，后来通过在市面交易向基层传播，有人将此拓片内容作为讲授《诗经》的素材之一。

       乾隆主导的泾渭清浊考察辨析，强化了泾清渭浊观点。此后有人偶尔经过泾河或渭河时，对应眼前的清浊情形，参照乾隆君臣的解读与调查，作出非此即彼、非清即浊之判断。(117)不过综合来看，此后坚持泾浊渭清者仍不乏其人。嘉庆年间，段玉裁从训诂与校雠方面，认为《诗经》中的“泾以渭浊”应该解释为泾浊渭清。(118)而在嘉庆、道光年间的《诗经》研究名著中，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对“泾以渭浊”孰清孰浊不作具体解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则均秉持古人的泾浊渭清解释，对于乾隆朝的考察及其泾清渭浊观点只字未提，只是侧重辨别泾、渭何者指新婚，何者为旧室。(119)清代中后期，《诗经》今文经学兴起。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也仍然坚持泾浊渭清的解释。(120)需要指出的是，王氏所辑《东华录》收录乾隆辨析并命令大臣考察泾渭清浊之事。可见，即使王先谦非常清楚乾隆君臣的考察及结论，亦未改变对这一诗句泾浊渭清的解释。

       清代泾水的清浊在不同河段、不同季节存在较大差异。一年中泾清渭浊、泾浊渭清均较常见，泾渭二水在交汇处孰清孰浊并非恒定现象，亦非总是泾渭分明。然而，乾隆皇帝将“泾以渭浊”认定为泾清渭浊，奉命实地考察的官员亦得出了相同结论，乾隆随后将这一认知、调查包括为此所撰“絜矩于为政”诗文等镌诸碑石，拓片则钦赐封疆大吏，冀以达到吏治规训等目的。因此，乾隆主导的泾渭清浊考察辨析并非只是在考据学兴盛的背景之下对于上古经典的考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在其背后隐含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与文化功用，并对后人包括当代的“泾以渭浊”解读、泾渭清浊辨识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上述实证分析对于推进环境史研究亦有学术意义。

       作为研究人与自然互动的环境史，尽管具体的分类及表述不同，但一般认为自然环境及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利用、政策等是其基本研究内容。以前大量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其中某一方面，实际上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嵌入”(inter-embeddedness)的，孤立(externalize，或可译为外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就会失去人类生活、思想以及自然嵌入在一起的重要事实。(121)但如何将这几方面整合起来，却“考量”环境史家的“智慧”。(122)在整合的过程中需要打破原有的学科框架，落实跨学科方法，体现整体史诉求，从而有利于推动环境史研究。本文从具体的文本语境和自然环境出发，依据各类原始文献，利用其他学科的资料与方法，尝试将泾渭水文、泾渭分明景观以及人们对于泾渭清浊的认知利用等几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环境史家克罗农(William Cronon)批评说，虽然对于自然的思考与认知方面的成果很多，但其“最大弱点”就是过于笼统，未能进行“社会分层”(social divisions)分析。(123)国外环境史界后来就注意到不同阶级、阶层、种族、性别等的环境观点与认识。(124)不过笔者以为，仅仅关注其中的区别则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揭示的观念与社会也是支离破碎的。本文尝试考察不同群体的泾渭清浊观念与认知，又揭示不同认知的脉络体系特别是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还重视清朝对于不同认知的整合统一，上述分析或可为此类环境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与参考依据。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第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11月)的参会论文。

       *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4页上栏、307页上栏。

       ②钱正英：《在陕西研究西部大开发中有关水资源问题的讲话》，《中国水利》2000年第5期。

       ③延军平、孙虎：《“泾渭分明”的现代特点分析》，《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

       ④史念海：《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大学报》1977年第1期。

       ⑤有代表性的如郭晋稀：《诗经蠡测》，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3-54页；夏传才：《诗经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2页；闻一多讲授，刘晶雯整理：《闻一多诗经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刘毓庆等编：《诗义稽考》第2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92页。

       ⑥乾隆五十五年(1790)正月三十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444页。按：本文的年月，清代是指农历，清代之后为公历。

       ⑦黄焯：《诗说》，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61页。并参前揭今人论著。

       ⑧胡纪谟：《泾源记》，嘉庆《新集华亭县志·地理志第一》，《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5册，第233-235页。

       ⑨唐秉刚：《瀛州书院落成》，乾隆《泾阳县志》卷4《艺文志·诗》，乾隆十二年刊本，第48页b。

       ⑩曾麟绶：《泾源记》，民国《化平县志》卷4《艺文志》，1940年刊本，第11页b。

       (11)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22《陇头吟·回中山谒王母宫四十韵》，嘉庆四年(1799)刊本，第1页a-b。

       (12)胡纪谟：《泾源考》，民国《增修华亭县志》第10编《艺文志》，1933年刊本，第31页a。

       (13)康熙《镇原县志》卷上《山川》附河渠，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本，第15页b。

       (14)民国《重修灵台县志》卷1《山川》，1935年铅印本，第20页b。

       (15)单骑：《新疆旅行记》卷上，1914年刊本，第8页a。

       (16)李大成：《自邠州回县道中即事十首》，嘉庆《长武县志附后续刻》，宣统二年(1910)刊本，第13页a-b。

       (17)唐仲冕：《陶山诗录》卷4《西行集·邠州即事六首》，道光年间增修本，第14页a。

       (18)安清翘：《书王芥子泾水志后》，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8《工政十一各省水利上》，光绪年间刊本，第1页a。

       (19)郑士彦：《踏勘泾河水库报告》，《黄河水利月刊》第2卷第6期，1935年。

       (20)民国《永寿县志》，咸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内部资料)，2005年11月，第148页。

       (21)赵宾：《学易庵诗集》卷4下《秋晚》，康熙二十四年刊本，第55页b。

       (22)乾隆《醴泉县志》第13《艺文十七》，乾隆四十九年刊本，第38页a、50页b。

       (23)雍正《泾阳县志》卷1《地理志·祥异》，雍正十三年(1735)刊本，第11页b。

       (24)乾隆《咸阳县志》卷21《祥异》，乾隆十六年刊本，第10页a。

       (25)《高陵县乡土志·政绩录》，“徐德良”条，民国抄本，未署页码。

       (26)光绪《高陵县续志》卷1《地理志渠堰附》，光绪十年刊本，第13页a。

       (27)民国《邠州新志稿》卷3《地理·河流》，1929年抄本，台北：台湾成文出版公司，1969年，第22页。

       (28)雍正《泾阳县志》卷4《水利志》，雍正十年刊本，第13页b-14页a。

       (29)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外五种)》，李广洁整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12页。

       (30)唐仲冕：《陶山诗录》卷4《西行集·邠州即事六首》，第14页b。

       (31)蒋薫：《留素堂诗删·汾游稿》卷1《早渡泾水》，康熙年间刊本，第4页b。

       (32)董文涣：《岘嶕山房诗集·续编》卷1《三原阻雨》，同治年间刊本，第8页b。

       (33)王际有：《秋渡泾河》，康熙《泾阳县志》卷8《艺文志·诗》，康熙九年刊本，第126页a。

       (34)贾葆业：《重修通济桥碑记》，宣统《泾州采访新志·艺文》，宣统元年抄本，第41页。

       (35)民国《崇信县志》卷1《舆地志·水利》，1926年重修手抄本，第27页a-b。

       (36)参见正宁县志编纂委员会：《正宁县志》，甘肃庆阳地区印刷厂印刷(内部资料)，1986年，第48页。

       (37)张绍曾：《泾滨赋》，乾隆《泾阳县志》卷10《艺文志》，乾隆四十三年刊本，第41页a-b。

       (38)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卷5《过李子德》，华忱之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07页。

       (39)施补华：《泽雅堂诗二集》，光绪十六年刊本，分别见卷2《旅舍夜起作》，第1页a；卷9《述事篇寄呈许希庵师》，第2页a-b。

       (40)乾隆《咸阳县志》卷21《祥异》引《陕西通志》，第8页a。

       (41)道光《重辑渭南县志》卷11《祲祥》，道光九年(1829)刊本，第9页b。

       (42)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11《祲祥》，光绪十八年刊本，第14页b。

       (43)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1936年铅印本，第3页a。

       (44)成书：《多岁堂诗集》卷2《华阴县》、《二十八日发西安冒雨渡沣渭过咸阳》，道光十一年刊本，第18页a、20页b。

       (45)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王双怀等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46)陕西巡抚曹鸿勋奏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03-5764-0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按：本文所用清代档案，凡未注明者，均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47)均见光绪《高陵县续志》卷8《缀录》，第11页b。

       (48)杨鸾：《邈云楼集六种·后续邈云四编》之《十六夜》，清中期刊本，第9页a。

       (49)熊文举：《雪堂先生文集》卷9《渭南》，清初刊本，第24页a。

       (50)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14《大散关》，此据曹旭点校《东洲草堂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3页。

       (51)毛师柱：《端峰诗选·五言律·早发渭南》，康熙三十三年刊本，第21页b。

       (52)邓廷桢：《双砚斋诗钞》卷5《兴平县》，清末刊本，第6页b。

       (53)樊增祥：《樊山集》卷25《镜烟堂集·冬初诣河北即事成咏》，光绪年间刊本，第8页b。

       (54)阎若璩：《潜邱札记》卷2《释地余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9册，第438页下栏。

       (55)张穆：《阎若璩年谱》，“康熙十二年癸丑，38岁”，邓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42页。

       (56)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外五种)》，第8-12页。

       (57)牟应震：《诗问》卷2《邶》，晚清增补本，第8页a。

       (58)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诗泾见谓浊申笺义》，道光二十八年《连筠移丛书》本，第19页a。

       (59)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学篇二十六》，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页。

       (60)王心敬：《丰川诗说》卷4《邶风·谷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七九，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97页下栏。

       (61)林寿图：《黄鹄山人诗初钞》，光绪六年刊本，第14页b、13页a。

       (62)李虹、李星、李圭白：《浑浊度及其测定和度量》，《给水排水》1993年第11期。

       (63)王敬昌、李宇：《泾渭清浊辨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19页。

       (64)屠新式：《泾渭分明今何在》，《黄河报》2008年10月9日，第3版。

       (65)单之蔷：《泾渭何曾分明过？》一文“编者按”，《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5期。

       (66)1943年的原始数据，参见《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泾洛渭部分)，黄河水利委员会刊印(内部资料)，1956年5月，第1册，表“咸-59”；第3册，表“张2-104”。

       (67)莫伸：《站在泾渭交汇处》，《岁月留痕：莫伸散文选》，西安：西安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68)原始水文数据参见《黄河流域水文资料》(泾洛渭部分)第1册，表“道1-15”；第3册，表“道2-9”。

       (69)参见王星光、彭勇：《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

       (70)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乾隆五十三年正月辛未，光绪十年刊本，第2页a-b。

       (71)《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3《邶·谷风》，雍正五年刊本，第48页b-49页a。

       (72)《御纂诗义折中》卷3《邶·谷风》，乾隆二十年刊本，第20页a-b。

       (73)《高宗实录》卷1347，乾隆五十五年正月辛亥，《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册，第28页上栏。《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444页所录该条上谕的个别文字有误。

       (74)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初集》卷35《古今体五十首·丙寅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2册，第538页；《御制诗二集》卷78《古今体一百二十一首·戊寅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4册，第440页下栏。

       (75)爱新觉罗·弘历：《御制文三集》卷14《杂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1册，第660页下栏-661页上栏。

       (76)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五集》卷53《古今体六十五首·庚戌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0册，第471页下栏。

       (77)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5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73页下栏。

       (78)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五集》卷53《古今体六十五首·庚戌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0册，第471页下栏。

       (79)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三日上谕，《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400页上—下栏。

       (80)《高宗实录》卷1347，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丙午，《清实录》，第26册，第23页下栏、24页上栏。

       (81)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上谕，《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437页。

       (82)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三十日上谕，《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281页。

       (83)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324页上栏。

       (84)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上谕、初八奉旨，《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398页上栏、408页下栏。

       (85)《高宗实录》卷1346，乾隆五十五年正月癸未、乙酉，《清实录》，第26册，第3页下栏-4页上栏、6页上栏-7页上栏。

       (86)屈春海：《乾隆朝甘肃冒赈案惩处官员一览表》，《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

       (87)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八奉旨，《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408页下栏-409页上栏。

       (88)爱新觉罗·弘历：《无为观四迭旧作韵》，《御制诗五集》卷56《古今体五十一首·庚戌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0册，第515页下栏。

       (89)以上引文均见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折，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朱批奏折04-01-05-0250-005。

       (90)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折录副，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初六朱批，军机处档月折包043056，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91)军机处档月折包043057，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92)李殿图传记多认为他是奉旨调查，如《诰授资政大夫翰林院侍讲前福建巡抚李公偕配边夫人合葬墓志铭(代)》载：“庚戌，奉旨查泾渭清浊源流。”(戚学标：《鹤泉文钞续选》卷7，嘉庆十八年刊本，第8页a-b)《清史稿》卷359《李殿图传》亦持相同看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359页)

       (93)李殿图：《渭水清浊源流辨》，氏著：《番行杂咏》，高阳李氏1942年刊本，第1页a-6页b。按，该文似乎有些文题不符。

       (94)钱景星：《露桐先生年谱前编》卷3“(乾隆)五十五年庚戌，53岁”，嘉庆年间刊本，第6页a-11页a。

       (95)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13《李石渠先生陇西宦迹图记》，嘉庆十三年刊本，第12页a。

       (96)爱新觉罗·弘历：《御制文三集》卷14《杂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1册，第660页上栏-661页下栏。

       (97)《泾清渭浊图说》，拓片高29厘米，宽351厘米，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刻。(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5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7-149页)

       (98)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奉旨，《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811页下栏-812页上栏；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二日上谕，《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836页下栏。

       (99)《高宗实录》卷1360，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甲寅，《清实录》，第26册，第229页。

       (100)《高宗实录》卷1361，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壬申，《清实录》，第26册，第251页下栏。

       (101)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上谕，《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878页。

       (102)军机处奏片，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888页上栏-891页上栏。

       (103)广西学政费振勋奏折，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朱批奏折04-01-38-0017-001；《高宗实录》卷1370，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乙酉，《清实录》，第26册，第385页。

       (104)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3《大川附水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8册，第515页上栏、522页下栏。

       (105)湖广总督毕沅奏折，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朱批奏折04-01-12-0227-060。

       (106)湖南巡抚浦霖奏折，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朱批奏折04-01-38-0016-023。

       (107)陕甘总督勒保奏折，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折04-01-38-0016-044。

       (108)东河总督李奉翰奏折，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朱批奏折04-01-38-0016-014。

       (109)云贵总督富纲奏折，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04-01-38-0016-050。

       (110)广西巡抚郭世勋奏折，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朱批奏折04-01-38-0017-015。

       (111)两广总督福康安奏折，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朱批奏折04-01-38-0017-017。

       (112)赵佑：《诗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未署刊刻年月，应为清中期刊本，以上引文分别见《自序》第1页b、卷2《邶鄘卫王·谷风》第10页a-b、《卷续》第49页b。

       (11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由云龙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21页。

       (114)朱亦栋：《群书札记》卷4《泾清渭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12页b-13页a。

       (115)朱亦栋：《十三经札记》卷上《诗经札记·泾以渭浊》，光绪四年重刊本，第4页b-5页a。按：该书嘉庆二十二年即有刊本。

       (116)尹继美：《诗管见》卷2《国风·邶》，咸丰年间刊本，第21页a。

       (117)如陶澍：《蜀輶日记》六月二十八、七月一日条，道光年间刊本，第21页a-b。

       (118)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20《十一篇上一·水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21页上栏。

       (119)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4《邶·谷风》，光绪十三年刊本，第21页a-22页b；胡承珙：《毛诗后笺》卷3《谷风》，道光年间刊本，第51页b-52页a；陈奂：《诗毛氏传疏》卷3《谷风》，道光二十七年刊本，第26页a-27页a。

       (120)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3上《邶·谷风》，吴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4页。

       (121)Arthur F.McEvoy,"Toward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Nature and Culture:Ecology,Production,and Cognition in the California Fishing Industry," Environmental Review,vol.11,no.4(Winter 1987),pp.289-305; Andrew C.Isenberg,"Introduction,A New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Andrew C.Isenberg,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6.

       (122)Timo Myllyntaus,"Environment in Explaining History:Restoring Humans as Part of Nature," in 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eds.,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Nature: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revised edition,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1,pp.154-155.

       (123)William Cronon,"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1990),pp.1122-1131.

       (124)Douglas Cazaux Sackman,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Chichester,West Sussex:Wiley-Blackwell,2010,pp.9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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