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有许多表现层面，如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等。它既是一场整合性的、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运动，又是一种跨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潮。相应地，民族主义也不仅表现为一场历史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亦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思想意识形态，它与全球化构成了一对学理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不仅表现在学理上，也表现在社会运动上。
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功能
民族古已有之，民族主义则是近代的产物，它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联系在一起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定，标志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已开始形成。有了现代民族国家，就有了现代政府和国家利益，随着民族国家力量不断向外伸张以及交往的不断增多，民族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观念，是一种民族情感，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其定义和内涵十分复杂，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解释、定义：盖尔纳(E.Gellner)将民族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原则，主张政治与民族单位应该一致；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合法性原理，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演化、变迁和组织的理论。（注：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Oxford:Basil Blackwell Press,1983,p.10.）安德森(B.Anderson)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心理意识，后来形成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和原则。（注：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New Left Books,1983,p.14.）布拉斯认为，民族主义是政治精英创造的文化理论，其目的是使政治权力合法化。（注：Paul R.Brass,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Theory and Comparison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1,p.18.）凯拉斯(J.Kellas)认为，民族主义是主观意识，但其形成则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的同质性是起决定作用的。（注：James G.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London:Macllan Itd.Press,1991,p.159. ）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观念产物，是现代化的一个现象。（注：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p.116.）格林费德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现代化的思想动力，它作为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与国家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注：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5.）
这些研究民族主义的专家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为民族主义下的定义也不同，有的定义只是涉及到这一概念的某一种层面，但是，他们都承认民族主义是现代产物，是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是情感观念，又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同现代化具有内在的相克相生的关系。
民族主义是推动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动力之一。自从现代民族国家格局形成以来，世界体系当中差不多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变（例如革命、战争等）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影子。冷战终结后，世界陷于较为无序的状态之中，民族主义更是获得了再度崛起的推动力。
民族主义是一个近代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最早发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此后扩展到欧洲和美洲，20世纪已遍及整个世界。17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8世纪，欧洲专制王朝国家开始形成并建立了与地域、文化、语言甚至种族相适应的较为固定的国家疆界，确立了各自独立的国家军事机器，统一了国内市场，实施以增强国家财力和综合利益为宗旨的重商主义外交政策。这一历史事实，促成了欧洲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
但是，民族主义的前提民族意识则可追溯到西欧中世纪晚期。十字军运动及其后来几次从宗教观念的差异和派别所引起的战争，已经使欧洲各国之间产生了民族对立的情绪和意识。从文化上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各国学者对民族语言、文学、历史和宗教的研究和发掘，也助长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事实上民族语言的形成本身，如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就标志着民族意识的确立。
宗教改革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各种教派的存在和对罗马教皇主权上的挑战，就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表现形式。英国1640年的革命就是这一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高潮。
1776年的美国革命，则更直接地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这一革命对欧洲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对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唤醒。而其中对法国的影响更为直接。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革命中，民族主义的因素表现得格外明显。举例来说，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处死就是因为他出卖了法国，企图引入外国军队的干涉。
法国革命作为民族主义革命的具体理由，正如康恩所说：“对暴政的反对已不仅仅是针对国内的压迫者，而是面对外国的敌人。对自由的崇敬也不是仅仅因为个人的自由权利，而更因为民族的独立和权力。”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广泛的政治热情和爱国主义，才使得法国革命步步前进。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也是因为这种被唤醒了的民族主义，使得法国革命遭遇到巨大挫折。当拿破仑一再对欧洲发动战争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也被激发起来了。他们组成了强大的反法同盟，尽管多次被拿破仑击败，但却取得了最后的决定胜利。很显然，没有民族主义的意识作后盾，反法同盟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民族主义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达到高潮之后，逐渐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实施而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并用来反对肇始于欧美的帝国主义侵略。
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大致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其“民族性”。即由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同一且文化上相互认同的人群组成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社会特性。这一解释的重点是文化上的同一性，而不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这一文化的同一性常常要仰赖政治上的独立主权才能维系。为保持这种民族性，团体内个人就会自然地被要求承担某种精神上和行为上的责任。这就是我们要引入的第二个方面——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对自身出生地和生长环境的热爱。爱国主义还表现为热爱祖国，因为民族和国家是血肉相连的。众所周知，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国家中建国较晚。在1898年革命中，德意两国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民族的意识却始终存在。而且这种意识因为国家的长期分裂而越发浓烈，成为主宰德意两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力量。
理解民族主义的历史起源，还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除了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环境以外，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滋生。欧洲民族国家在17、18世纪为了现代化而进行激烈的内部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向外部扩张各自的势力，这样，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甚至战争，民族主义便在冲突和战争中被激发出来甚至进一步成为推动战争的思想工具；各民族国家之间也发生经济和商业往来，这又使重商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得以滋长。有所不同的是，它们之间在文化上并未产生深刻的矛盾，尽管在经济利益上有冲突，它们之间的文化还是同质的，沟通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第二，随着历史的演进，欧洲国家同非西方社会发生冲突，这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矛盾了，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就自然显现出来，文化民族主义首先成为东西方冲突的产物；第三，不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很大差别，民族主义的类型也自然就大不一样，西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多表现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革命。
一般认为，民族主义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率先兴起的民族主义；第二阶段是18世纪美国民族的出现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形成；第三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阶段以及亚洲出现一系列民族国家；第四阶段是20世纪中期广大殖民地反殖民主义战争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第五阶段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秩序瓦解，意识形态危机出现，民族主义凸现为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注：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这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大致能够显现出民族主义生成和兴衰的标志性特点：首先，第一、第二、第三阶段的民族主义大体上表现为英、法、美等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力；（注：Liah.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 ,to modern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0.）其次，第四阶段的民族主义一方面表现出西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为广大殖民地国家追求民族国家独立和解放以及现代化的民族意识形态；第三，最后一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则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展现其功能和特点的，一方面西方国家以其资本、技术的“硬件”优势和自由民主的所谓“软件”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其利益和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西方和非西方“冲击—反应”的危机效应，而非西方社会的民族主义也综合地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
历史上，民族主义的一大社会功能是维系和强化国家稳定，同时也促成了大量国家的增生。霍尔斯蒂在经过了大量研究之后认为，追求国家特性支配着18世纪末以来200多年的国际议程，与此同时，民族国家被普遍认为是国家惟一合理的形式，民族主义（特别是集中表达其意愿的民族自决原则）往往被奉为至高至尊的信条，优先于民主、公民自由、福利等其他政治信念。（注：Kalevi J.Holsti,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Cambridge,1991,p.311.）民族主义历史上也从某些侧面加速了奥匈、沙俄和奥斯曼三大帝国的解体，进而导致了一大批新国家出现在国际社会。20世纪后期苏联的解体也可以在某种角度上归因于民族主义，在它的版图上也出现了一大批新国家。
民族主义通过重商主义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保护了弱小的民族工商业，强化了国家经济能力；也通过调动民族情绪有效地建立了国家军事机器，抵御了国际社会中强权的入侵。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战争期间，民族主义也被纳入种族主义的污流，通过对民众情绪的调动和刺激，成为殖民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工具。民族主义常常通过其意识形态的优势和社会体制的动员，号召民众参与社会政治从而使政府获得巨大的物质资源和思想资源来追求内外目标。
民族主义的一大诉求是建立国家，追求自由意志。取得国家身份意味着成为国际体系内的主体，成为在法理上不受任何外来强制力量支配的平等角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有理由建立独立国家。能否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而不是单纯取决于民族条件。这里，有一点我们必须肯定，现代历史上最富有意义的同时也是最大的创新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较之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是强化民族凝聚力，动员和集结社会资源、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最合适手段。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确切地指出：“民族国家是保护确定的共同体抵御有害的全球性影响，特别是抵御国家强制力以外的政治和其他事态有害影响的一个主要装置”（注：George Modelst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iettle,1987,p.208.）。近500年来，世界强国之所以兴盛的先决条件都是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而那些挑战世界强权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苏联，其挑战能力也都是来源于建立民族国家。而世界体系中国际政治的竞争性生存逻辑、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刺激民族国家扩散和增生的基本要素。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即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又构成了国家政权的重要合法性资源。（注：Yael .Tamir,Liberal Nation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26.）现代化，特别是在一些传统社会里的现代化过程会造成深层次的社会紧张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外国文化冲击、贫富悬殊，这些社会内部的震荡往往会进一步造成认同危机、权力合法性危机甚至权威危机。在这种局面下，民族主义进入政治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合或缓解这三种危机的作用。现代化过程包括许多相互关联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常常是同时出现的，如城市化、工业化、通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参与和政治动员、社会流动性加强等等。在这样多重社会变革交织的局面下，权力合法性基础最容易动摇，民族冲突也容易发生。（注：K.W.Deutsch,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6,p.10.）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发挥其历史作用和政治整合作用。研究民族主义的权威学者盖尔纳甚至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功能是维护政治合法性。他把民族主义与工业化过程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分工和理性精神联系起来，认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垄断合法的军事机器和合法的教育系统是最为重要的。（注：E.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3,p.58.）民族主义的根就扎在这种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和秩序之中。向工业化社会过渡必然伴随着各种民族主义的竞争包括军事力量、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竞争。社会经济生活的急剧变革要求文化具有同质性（不是文化多元主义）和适应性，这样的社会需求就由民族主义来提供和满足。（注：A.H.Richmond,Ethnic Nationalism and Postindustrialism.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7,No.1,1984,p.10.）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殊方面，即民族主义的扩张性和“黩武主义”一面。由于民族主义主张张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传统，因而极容易导致它脱离世俗理性主义轨道，进而同种族主义混为一体。我们在欧洲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在20世纪上半叶，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扩张时代也看到过这样的后果。民族主义一旦脱离了理性主义轨道，走上黩武主义道路后，就可能利用战争来制造种种民族神话，这些民族神话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和推动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军方和工业界在民族神话激励下可能通过战争去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也可能去实现种族目标，而种族主义战争在现代化时代都是通过复杂的网络联系进行的，外国势力的插手或支持又可能引发国际政治上的冲突或战争，进而造成国际局势和世界秩序的不稳定。
民族主义的三大类型
（一）政治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很强的政治性。政治民族主义首先强调国家力量，主张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和主权的权威性、神秘性，用国家的形式去实现民族的远大抱负。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英国学者欧内斯特·巴尔克(Ernest Barker)在《民族特性》一书中认为是国家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国家，国家最初的含义不过是一种权威，一种至高的地位，后来，这种权威和地位转化成某个人或某团体的权威和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权威和地位经由法律和制度深深地内化在一国的国土之内，民族的生活和灵魂由此产生。这即是说，国家是民族的创造者，政治是民族凝聚的核心要素，离开了政治，民族意识就无从谈起。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将民族和国家混为一谈，但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民族主义离不开政治，离不开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天赋人权”思想亦成为民族主义发韧的政治元素。此后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成为平衡外国思想冲击的精神稳定器。政治民族主义往往在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展现出它的影响力，一方面工业化的成功有赖于国家来引导，另一方面经济变革和现代化所造成的认同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需要政治民族主义来弥合。
（二）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最早的阐释者是德国学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一书提出了“民族经济”的概念并批判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他认为自由贸易是在不平等的经济力量对比前提下进行的，这不仅对不同国家的经济，而且对政治和社会稳定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他主张以国家权力来保护经济主权和经济现代化，维护国家统一。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实际上包含了以下几个意思：一是民族经济是历史存在的，自由贸易主义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它的存在；二是民族经济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它与民族的精神特别是国家政治交织存在；三是国家与社会存在和运转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劳动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性，它要求一国必须拥有较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后来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就来源于李斯特的学说。（注：参见孟捷文章，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1月号。）
历史的事实大体上符合李斯特的论证。近代欧洲市民社会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导致了具有自身运动规律的市场经济的出现。近代民族国家一方面是欧洲各国内部封建势力式微、城市和平民阶级兴起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各国角逐海洋商业霸权的产物。可以说，17世纪、18世纪，深深卷入海外商业利益的欧洲诸强国无不奉行旨在促进对外贸易、攫取黄金的重商主义政策。当时，黄金是衡量一国财富和权力的大度。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决不只是这个学说代言人的一句口头禅，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4页。）可以说，高度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加速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不自觉的工具。
工业化的发展赋予民族经济真实的内容。机器工业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使民族经济具备了基础，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塑造了民族性格。现代的工业经济首先以民族国家的形式组织和运作，才能在国际贸易和商业上进行有效竞争。这就是说，经济民族主义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现代国家机制的出现而产生的，换言之，它是在19世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中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散的结果。对稀缺的财富资源的竞争进一步激发了民族经济的思想。
应该看到的是，20世纪末的经济民族主义批判比较利益观点，批判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制度。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全球化，而是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强调处理好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具有战略性的矛盾关系。因为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因此，经济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应该具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和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应该把国家经济仅仅抵押在国际贸易上。国家是塑造民族经济认同的重要力量，民族经济认同在这里又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相通之处。
经济民族主义注重经济竞争。对世界经济秩序及其规则的控制是获得竞争力的最佳途径。提出世界体系理论的著名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历史上的霸权秩序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霸权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竞争力，通常是在工农业、商业与金融业三个领域同时占有优势。当一个国家在工农业、商业和金融三个领域同时占有优势地位时，它就可能成为霸权国，其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就会倾向于主张“全球主义”和“自由主义”，但是，这种“全球主义”和“自由主义”更多地是其他国家的“要求”，是一种更隐蔽的竞争手段，其中暗含着浓重的经济民族主义意味。
（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传统、文化认同都是民族主义不可缺少的因素。文化是个内涵相当丰富的体系。按照吉欧夫·艾利(Geoff Eley )和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文化是个人知识、精神的一般发展过程，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知识和艺术的实践过程，是体现社会秩序的象征体系。这个关于文化的内涵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主义正是以对文化的这些要素的整合来确立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文化则是创造民族认同感的内在力量。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直接就是西方文化冲击的产物。当前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通过对现代化模式的进一步反省及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批判而不断向更深层次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后现代”(postmodern )和“后殖民”(postcolonial)理性盛行一时。这些新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东方主义反省、文化认同问题、新殖民形态、民族主义批判。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霸权早期是采取领土占领和移民方式，这被称为殖民主义。二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西方国家转而采取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相结合的方式维护其霸权，这被称为新殖民主义。70年代后期，西方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此时对市场的需求远远超过从前对原料的需求，非西方社会的工业化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对非西方的霸权从“硬霸权”（军事战争、领土占领、经济控制等）转为“软霸权”即主要谋求文化优势和文化渗透，这被称之为后殖民主义。西方的文化渗透引发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它维护自身文化的根基不致于被瓦解，它强调自身文化认同以使转型中的社会不致于解体，由此，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批判后殖民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从这方面看，文化民族主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文化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被强调过头，变成文化原教旨主义，极端排外，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这又是十分有害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违背潮流的。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理论就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该论认为西方文化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是西方的专有品，西方文化同其他文明的冲突也是必然的。这种失之偏颇的“文化预测”就是西方文化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著名学者白鲁洵(Lucian W.Pye)从传统—现代对立的观念出发，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对文化传统的过分尊崇会阻碍现代化进程。
文化民族主义当然也有政治含义，它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更主要的是以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为宗旨，进而为政治民族主义提供民众基础。文化民族主义通常把文化的独特性视为民族的本质，民族正是这种独特性的产物。文化民族主义通常是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传统与现代价值冲突时发挥作用，其立场通常是主张以传统价值为主体，并把现代价值的优良成份结合起来，进而实现民族和社会的“创造性变化”。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思潮、情绪，又是政治运动，（注：James G.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St.Martins Press,1994,p.50.）它是以“民族”为精神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感或情结。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或道德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与坏的问题，民族主义也不是像神话那样玄虚，不是从文化或人性中神秘地产生的，它是历史和社会运动的产物。民族主义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变化的产物，是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
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民族国家、国家意识形态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化、自由竞争、信息化使涉及到民族国家的许多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迅速发展的世界金融市场已成为超国界的经济力量。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瓦解后，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出现了某种整合趋势，例如都更加重视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作用，都更加注重利用市场经济谋求国家的发展和强大。生产和服务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越来越国际化。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全球性的课题。由此可见，全球的经济行为对世界政治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全球经济行为的增长和扩展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政治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边界，也就是说，以全球性的生产和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超越了自资本来到世间后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制约。这一事实就导致了全球化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
首先，全球化导致的一个客观后果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国际经济秩序、重要的国际组织及国际规则，这就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了霸权性和不合理性。而民族主义则反对霸权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张建立平等、合理的国际制度规则。
其次，全球化导致国际化、自由竞争、信息化，形成了市场、投资、金融、贸易、技术、信息、生产的全球性网络，它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了威胁和制约，导致国家经济安全出现问题甚至危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下降；而民族主义则强调国家对经济拥有主导权，政府必须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力量并主张用国家的力量推进现代化，而不是像全球化主张的那样削弱国家的力量和主权。
第三，全球化在客观上会促进现代化，但它往往导致那些传统社会和落后国家在转型期出现文化认同危机、政权合法性危机和权威危机，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和不稳定，这种混乱反过来又阻碍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民族主义则是社会转型期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思想资源，它主张在社会混乱时期重新恢复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意识。
我们必须是辨证地而不能是绝对地看待问题。这里，我们结合全球化和现代化分析一下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明显地存在消极的一面。过激的民族主义、极端化的民族主义都容易导致情绪化的盲目排外思想，导致不能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失误。
从学理的角度看，认识到民族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民族主义的确又包含着与现代化相对 立的要素。
当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和边界时，也即是说当民族国家以参与全球化的方式谋求现代化时，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矛盾就凸显出来。更确切地说，此时需要民族主义的是国家，而不是现代化，现代化只是国家的目标之一。在某种特定时期，如全球化浪潮冲击民族国家的时期，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就呈现矛盾的一面。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需要由民族主义维系的国家来推动现代化；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族主义的强烈伸张反过来又会阻碍现代化。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往往以强调传统的异质性的方式来追求与现代性的同质性。这就是说，一方面，民族主义强调传统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维护民族国家追求具有全球同质性的现代化。这就是现代民族主义内在的自我矛盾之处。如何处理好这种矛盾，正是一个国家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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