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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这个问题？
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在被问到他对文化战争的看法时回答说，“战争已经结束”，并补充说，“我们输了”。如果克里斯托说的没错，那么我们在人文教育这一文化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上也已经输了。
在宽泛的定义中，“人文科学”指的是一系列主要与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史学有关的高教课程，而科学、数学和外语等则扮演着重要但非核心的角色。在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主体学科——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有时也被纳入人文科学之中。人文科学始终有别于那些更专业化、通常也更职业化的训练课程。在古希腊，人文科学被看作是一个自由人必须学习的课程。一个人要想保持自由，就必须从过去最伟大的思想宝库中获取知识，这些思想能培育一个人的深邃智力和批判精神，而这也是一个人知性地生存于现实世界中所必需的。
多年来，人文科学始终是我自己的第二信仰。我崇拜它的丰富内涵，相信它的重要意义，并为捍卫它而与现代的非利士人抗争。但在现实中，捍卫人文科学却变得越来越难了。它的内涵变化极快，它的意义遭到质疑，在人文科学几乎徘徊不前的条件下再去奋力捍卫它似乎已经不太值得了。
人文科学声誉不佳也是美国整个高教危机的一部分。危机始于经济领域。大量美国人进入高校，却有约1/3从未完成学业——有意思的是，完成学业的女性多于男性。由于近几年的经济衰退，对高校的慈善捐款在减少，而联邦及州对高校的拨款也遭削减，这就造成了公立和私立高校的学费上涨。通胀对高教领域的影响大于其他公共领域。到处都在抱怨私立高校学费的上涨——每年5万～5.5万美元的收费是常见的。很多学生在离校时都背了一身的助学贷款债务。正是出于对传统人文高校收费的考虑，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通常属于职业培训类的走读学校。
尽管谁都知道，有高校文凭比没文凭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惯常的说法是一生大概能多赚100万美元——但今天的高校毕业生却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由此就产生了怀疑，以现行过高的学费去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值得。高等教育会不会像高科技和房地产一样，只是下一个即将破灭的泡沫。
《高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College:What It Was,Is,and Should Be)一书对美国的高教危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该书作者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霍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传记作者——就是人文科学的一名坚定捍卫者，因为他在哈佛大学读的就是文科，而如今则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科。人文学科的不断萎缩让他忧心忡忡。目前美国有1800万人注册了这种或那种的本科院校——但申请人文院校的却不足10万。
而同时，只有极少精英人文院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的入学申请在不断攀升，尽管它们的学费高之又高。进入这些院校的狂热——出于经济、社会和私利的缘故——催生了一种考试文化，至少对富家子弟来讲是如此，他们从学前班开始就不停地接受训练来应对考试，以便进入更好的小学、高中、大专直至专业院校。戴尔班科教授认为这种做法背后就是经济上的不公平，并相信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如今低收入家庭学生在进入精英学校方面所面临的障碍比过去直接排斥的做法更为阴险有害”。
撇开专门的教育和测试不谈，现在的学生是不是在各方面就比过去的学生更好呢？这一点并不清楚。人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受训去攻克诸如学业水平测试和其他各类测试，其中有些幸运儿或许在测试中表现很好，但在认知和思维方面却不见得更胜一筹。在戴尔班科看来，在父母的期望驱使下，孩子通常会形成一种精英至上意识，用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话来说就是形成一种形式各异的反乌托邦局面，即年轻男女都为高远但空洞的追求所驱使。“他们真的是管理这个世界的期待之人吗？”戴尔班科这样问道。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在管理世界了。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已经发现，这个国家里的一些最坏之人——有必要也可以指名道姓——就是哈佛和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毕业生。
虽然踏入少数精英高校之一确实能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机遇，但相信上过大学者比没上过大学者更聪明的人却越来越少。随着标准的降低和学时的缩短，有研究报告指出，很多高校生并不具备书写或掌握基础概念的能力，而上过高校对智力水平的影响也似乎越来越小。
戴尔班科在该书脚注中所提及一些研究也表明了大学生中的欺诈、酗酒和沮丧现象在不断增多。理查德·奥鲁姆(Richard Arum)和乔西帕·洛斯卡(Josipa Roska)在《学术漂泊》(Academically Adrift)一书中指出，多数高校学生在批判思维和复杂推理上的能力不是最差就是极低。在《高教纪事》中，奥鲁姆和洛斯卡写道：“做父母的尽管不满于学费的不断上涨，但仍然指望高校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成熟、自立并获得一份有助于在成年后取得成功的证书；学生通常寻求全方位高校生活体验所带来的好处，从而更多地聚焦于社会生活而非学术活动，并因此在谋求课程高分上投入较少精力；教授渴望能将时间集中用到学术和专业兴趣上；管理者被要求更多地关注高校排名和财务盈余；政府资助机构的主要兴趣则是开发新的科技知识……整个教育体系中没有一个行为体旨在提高本科教育水平上，尽管对学生的在校率颇感兴趣”。
狡猾的雇主可能得出的结论是，高校毕业生比其他年轻人也许更循规蹈矩，因而更可能靠得住。现在常被人遗忘的60年代宗教领袖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常常被用来举例证明，完成高校学业的真正含义就是一个人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取成功而愿意付出一切。古德曼坚持认为，想获取学位，其实就是在说，我希望加入这场游戏，助我一臂之力，我希望不顾一切地玩下去，而教育与此并无多大关系。
标准滑坡并没有遍及高教的所有领域。有人认为，多亏了计算机技术，工程和科学领域的标准仍被维持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有所提高。在以计算机科学为翘楚的相对新的领域，时间还不足以让它们迷失方向。医学和法学教育则与传统相去不远。人文科学领域主要学科的标准滑坡似乎是最厉害的。
早在19世纪，《爱丁堡评论》的创始人之一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就曾评论说，“如果我们的厨艺进步像教育进步一样，那么我们将仍然在拿手喝汤”。除了取消体罚和普及公民受教育权外，我们真的不敢说教育领域几个世纪来还取得过更大的进步。目前，对教育“进步”的厚望寄托在了互联网身上。比如，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教师把他们的人工智能课程放到了互联网上，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16万名学生。然而，在没有教师的教室中学习或从互联网上学习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科学课程自然要比人文课程来得容易，因为人文科学通常都有多个答案且很少始终正确。《华盛顿月刊》的5/6月号上有一个“下一波学校改革浪潮”专栏，编辑笔下的“浪潮”直接指向了“拓展学生的能力，包括批判性独立思考，解决复杂问题，将知识应用于新情况、团队合作和有效沟通”。当然，伴随着学校改革浪潮所带来的问题是，之所以需要下一波浪潮，就是因为前一波浪潮总是在岸上留下了超出预期的更多沙砾。
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去评估教育——除了基础课程，用学生测试成绩作为衡量尺度似乎并没有太大帮助——而且对以学习名义所发生的师生互动的自然本质仍然毫无了解。本科教育由于众所周知的评分等级增加和课程的政治化，甚至还倒退了一两步。
职业教育与文科教育的分离始于19世纪，当时美国政府划拨土地建立了公立大学，而今天政府则越来越倾向于支持职业教育了。即便是在人文科学内部，用戴尔班科的话来说，越来越多的学生“逃离‘不实用的’学科而转向经济学这样可市场化的学科”，希望给自己带来可能打动未来雇主的实用证书和形象。
戴尔班科提醒我们留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教育“拯救灵魂”与“获取技能”功能的区分。人文科学的任务划定一个明确的范围让人学习人文科学及其作用，而按戴尔班科的说法，就是“作为抵御功利价值的一道围栏”去拯救灵魂。希望学习人文科学的大多数学生真的是这么想的吗，还是什么都不想质疑，但什么都不问不闻是今天才有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人文科学已经放弃了自己最初的使命。在戴尔班科看来，这一使命就是在进行认真自我反思的同时形成和保持好奇心和谦卑感。他还引用了约翰·亨利·纽曼枢机主教(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的话，文科教育“就意味着让我们的行动符合我们思想的本质，意味着形成我们的特征”。
戴尔班科提醒说，“高等教育在人类堕落之前的鼎盛时代会趋于完美的假设并没有应验”。他显然是对的。很多老式的文科教育都是乏味的。像牧师和心理医师那样的教学职业需要较高的使命感和天资，远远超过了可怜的人文科学所能要求的。人文科学曾经在世界上所拥有的地位要大大高于今天。戴尔班科没有直接挑明的滑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教师本身也不再相信人文科学——这一点在目前更为严重。
我前面已经提过，人文科学是向善的，是我的第二信仰。我在这里补充一点，我在上大学前甚至就没听说过它。
我高中毕业前夕，作为一个不太卖力的学生，在班里的排名也就比最差的1/4靠前一点，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爸爸告诉我，如果我希望进高校，他仍会为我埋单，但同时又让我考虑考虑会不会是在浪费时间。他认为我或许适合当推销员，那是一种恭维，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好推销员——成功的推销员。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倒不是因为建议不好听，主要是我觉得18岁的我还没有准备好跨入职业生涯。
当时，伊利诺伊大学至少对本州常住居民还是开放入学申请的。只要你是常住居民，无论高中成绩有多差，学校都得录取你。很多孩子都不读了，而我则惶惶不安地登上了从芝加哥开往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的列车，穿着白色套装，读着《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的大多数朋友——中低阶层中犹太家庭的孩子——都选择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商科。“商科”的急促钟声一直在耳旁善意地回响着。但商科的必修课程乏味得让我窒息，会计学、经济学，营销学、广告学、理财学，在我听起来就像一盆胡乱凑成的海鲜拼盘。我尤其讨厌会计学，难看的笔迹和混乱的头脑也是对我的两大直接打击。难道除了商科就没有别的可学了吗？一位玩伴建议试试文科。这是我首次听说人文科学。在我看来，只要不是会计学，那它就是首选了。
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一年，我的成绩刚刚达到B。我是全靠死记硬背来做到的：生物分类、法语不规则变化动词和名词、17世纪的诗歌。我还从一门所谓的修辞学101课程中发现自己在散文写作上有点技巧，足以让我不用任何比逗号和句号更复杂的标点符号。
在取得这一初步成功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选择更有异国情调的学校—芝加哥大学，并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二个学期就递交了申请。当时我还不知道，但后来才发现，我们这批出生于大萧条中期或晚期的人在申请入学上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批人数量很少，所以大学录用的渴望就像我们想进大学一样强烈。简而言之，我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但要是放在今天，我永远都不会被录用。我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后三年的学业。
芝加哥大学以名师而闻名，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有意避而远之。我从来没有听过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约瑟夫·施瓦布(Joseph Schwab)、诺曼·麦克林(Norman Maclean)、戴维·格林(David Greene)或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的课。当然，名师就像伟大的爱情一样，有时候会被捧过头。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也碰到过一些被捧为名师的男女，却发现他们既自负又愚蠢，脑袋都因为长时间给孩子们上课而锈蚀了。我听过戴维·瑞斯曼(David Reisman)的一个讲座，他是《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水平一般。我还听过《思想的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的作者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的几节课，觉得缺乏新意。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来自于中欧的教师，他们是希特勒带给美国的礼物，他们的文化底蕴都超过了我所见到的任何本土教师，我也感觉不出隐藏在英语口音背后的是老生常谈。
我选了莫顿·道文·扎贝尔(Morton Dauwen Zabel)的课，他是哈利特·门罗(Harriet Monroe)、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朋友。扎贝尔虽非名师，但在呈现伟大世界的文学生活上令人印象深刻。我还选了埃尔德·奥尔森(Elder Olson)的暑期课程：诗歌与评论。奥德森吸烟时总是不安全地将烟灰留得很长直至烟蒂，而且在结束朗读《荒原》(The Waste Land)时总说：“真是太美了，我不敢相信文字可以如此表达。”
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戴尔班科在书中为小班授课方式辩护，提到了他所谓的“横向学习”，就是学生也可以从班级同学那里学习。他援引了纽曼主教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并引用了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话：“横向学习有助于一个人的道德和智力健康，帮他习惯于同那些不太关注他个人追求的人相处，而他也必须走出自我去欣赏别人的交往和能力。”
我的同学似乎大多来自纽约，其中有些还是出身书香门第。他们大概从11岁起就在读《国家》和《新共和》杂志。全家会在晚餐时谈起托洛斯基。有些人直率得有点神经质。还记得在燕子礼堂圆桌边与我相邻而坐的一个女孩居然在关于特洛比利安岛民的一次讨论中大谈月经期感受。
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书本知识。一天上午，奥尔森在现代诗歌课上开始引述波德莱尔的语句，我旁边一个名叫马萨·希尔弗曼的学生马上用法语相和，两人将诗歌吟诵至结尾。此刻我真想干脆去捷飞络找份活干。
“我总在公开或私下的讨论和练习中拿头名，我的老师可以作证，同学的书面贺词和赞誉也能证明。”莱布尼茨(Leibniz)在描述自己的课堂表现时曾这样写道。把莱布尼茨的话倒过来，那就是对我在芝加哥大学课堂表现的确切描述了。我的老师都不认为我有潜质。谁都这样认为，包括我自己。我没拿到过A，写不了杰出的论文，考试成绩尤其差劲不好，课堂反应也不快。
几年后我才意识到反应敏捷—95%的教育以此为基础——是无关紧要的，政治家、急诊室医生、法庭上的律师和推销员才需要反应敏捷。严肃的智力活动需要慢慢的谨慎思考，在达到正确目标前往往会误入歧途，实现正确目标还得靠足够的运气。实为测试体系的现代教育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把很多东西全建立在反应敏捷上。让你在20分钟内给出雅典衰败的6个原因，文艺复兴的8大成因，法国大革命重要性的12个理由。
我在芝加哥大学那段时间里读了很多书，本本都很重要，那时二三流作者的作品是无法进入课堂的，甚至连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或同时代与他们齐名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上课也不用教材。读到的不是“卡尔·马克思假设……”而是卡尔-血腥-马克思。这样做的前提是在校时间是有限的，不能将时间花在一流作品以外的东西或去学习那些二手资料(如教材)。
芝加哥大学也不开设“软性”科目或“简易”课程。记得在最后那个学年，我竭力再找一门课程塞进已经满满当当的课程表中，并最终选择了希腊哲学史。我想，太难了，能读下来吗？弄清苏格拉底前的一些概念(泰利斯这样认为，赫拉克利特那样认为)就花了一点日子，也就是这样吧。上课第一天，瓦纳·威克(Warner Arms Wick)老师就宣称没有真正的希腊哲学史，所以应该花时间专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作品。
怎么记住所读的那么多东西呢？作为一个19岁或20岁的小伙，荷尔蒙给他设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日程安排，那怎么去牢记这些严肃的智力话题呢？又怎么去充分满足享受体验的简单愿望呢？我还记得阅读柏拉图和修昔底德时所产生的那种兴奋感，以及翻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时一次又一次接触伟人智慧所体会到的那种明显愉悦感。我还能记起阅读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后所陷入的一阵短暂而真实的抑郁感。
芝加哥大学课程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阿诺德式的，就是把西方世界所诞生并传播的智慧精编为4年大学课程介绍给学生，并不考虑精通问题。至少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精通某课程甚至某本书。学校给了我一种我能阅读严肃作品的自信以及一种我要作出回报、真正去理解这些作品的信念。
我在芝加哥大学充其量是一个小角色，就像是一名游客而不是学生。1959年离校时，我已完全不是1956年的我了。究竟什么变了？在大学的这些年让我去思考除了命运之外的其他种种可能性。我觉得自己不再局限于我赖以成长并为之感激的社会分层——犹太人，中产阶级，来自美国中西部。我隐约——虽然还不清楚——感觉到了一些更高尚的东西，并希望更加专注于此。
我时常好奇地设想，如果不进芝加哥大学，自己的生活又会怎样？我猜想自己可能会腰缠万贯。读书，伴随我一生的读书给我带来了很多，但就是无法让我专注于致富之道。没有芝加哥大学的经历，或许我对世界一流学校及其管理者不会有如此的批判精神，甚至会与之相伴为伍。谁知道，要是没有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而不善于反省——没人会说反思生活会带来很多欢乐——或许我会更幸福一点。但什么都换不来我这三年的独特经历。
结果证明我当教师比当学生更称职。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就我在西北大学英语系的近30年而言，教学带给我的教育要好于我当学生时。教师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因为上课乏味而逃课，并让自己身处尴尬之中，那就必须竭其所能地使自己的表达清晰、生动和详尽。然后再加上点运气，教学或许就开车上道了。
尽管执教30多年，我仍吃不准自己在课堂里做的一切是否有效，如果有效那又是为何。在我收到的数千份学生评议表中——“家伙懂行”……“领结不错”……“蛮幽默的”——只有一句评议被我记牢了：“我在这门课程中做得不错，我会为做得不好而内疚的。”正是因为我希望了解究竟我做了什么而使学生产生了这样的愧疚，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让学生进行评议。
学生评议让学生觉得他们在教育中拥有了重要发言权，它是在60年代政治动荡时期引入高校教学的无效措施之一。教学始终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法般的艺术。谁说自己精于此道，那就是在撒谎。没人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你走进教室并试图回想给你深刻印象的教师是怎么做的，或者在随后的互动中回想过去怎么做才取得最好效果的。其余的就要看即兴发挥了，而再多的备课笔记也不管用。
作为教学质量难以评估的一大证据，戴尔班科教授引证了关于学生评议的一个可怕结果。一项研究表明，学生偏向于对“打分宽松或外表俊朗的教师”给好评，但对女性或外籍教师却评议最苛刻；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另一项调查则发现，“对教授的评议与实际教学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就像戴尔班科所述，推行学生评议的主要结果就是让学生轻松地避开要求严的教师，或用苛评来为难那些坚持高标准的教师。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严师，但自以为从来没有降低对自己和对学生的要求。对于那些课程中讲到的作家，我想要传授的除了他们作品提供的审美乐趣外，还有用他们作为理解生活的向导，无论他们的作品是多么不完整。阅读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以及我上面所提作家的著作是很重要的——或许最终比进入哈佛法学院或斯坦福商学院更重要。我教散文课时一直强调正确表达也有它自己的优雅形式，而这在语言使用中做得远远不够，精准表达是最低要求，就是一切。
至于究竟有多少学生发现我所传授的东西是有用的，我一概不知。就算是我给学生所讲的东西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我也不得而知。我不是一位学者，所以也从来不想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学者。他们中的少数人从事脑力劳动，成为编辑、评论家、诗人、小说家，还有一些成了高校教师。我的榜样能促使他们决定不走致富之路吗？学生中一些最聪明的人就奔着赚钱去了，过上了向往的高贵生活，而这也蛮好。毕竟满世界都是像我这样的人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我在上课时总会忍不住想，自己如果是隔壁教室的那位同仁会怎么样。在我当教师期间(1973-2003年)，我可以肯定隔壁教室那位同仁的教学显然有点不同于我的教学，甚至完全不同。这是一个解构主义、学术女性主义、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早期酷儿理论及其他各类思想盛行的时代，用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话来说是一个思想失常的时代。一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生来问我，我是否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一个性罪犯。我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她说：“某教授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大卫·科波菲尔的妻子死于分娩，所以科波菲尔让她怀孕就是一种犯罪。”我所能给出的全部回答就是一句话：“我想批判主义者从来都不睡觉的。”
戴尔班科并不想加入为今日高等教育命运大唱挽歌者的队伍，但他一点也不怯于揭露高等教育的弊端。他强调了切实探索高校教学的重要性。他指出，科学相对于人文科学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证实、可以引导技术进步并由此获得回报。(他认为人文科学正在试图效仿科学领域中可悲而错误的奴性，比如，出现了所谓的“文学实验室”。他揭示了一系列的腐败现象，包括大学校长加入公司董事会、大学高水平体育竞技出现欺诈、一些橄榄球和篮球队教练的收入超过所有的学术人员。
尽管如此，戴尔班科作为一个俗世犹太人和“越南一代”的一员，并不准备接受早期的新教观点与高校人文教育有关的说法：适合于高校的精神至上时代(当时还在宗教支配之下)早已过去。而我也从未见到一种更好的构思——“教我如何思考和如何选择”——高校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位思考的帮手，一个让青年人展示自身才华和激情的地方，一个开始选择对自己正确而对他人负责的人生之路的过程。
《高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清晰地刻画了高校内外不利于人文科学的所有因素。戴尔班科并没有责怪那些处于最佳位置和可以挽救这种状态的人——教师，隔壁教室那些家伙。越南一代在主宰高校以前，还会就人文科学教学产生很多说法：它将会是枯燥的、呆滞的、迂腐的和奇怪的。但它从来也没有真正获得当小丑的机会，因为“隔壁教室的家伙”会占上风。
这并不是基础打得不够牢靠。很久以前，开办大学就是为了传授书本知识和开设那些在高等教育中没有实际地位的科目。比如新闻学院，在报社干过的人都知道，在新闻学院学习4年还不如在报社实干两个月。但随着新闻学院的逐渐普及，读新闻学院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人进入大型都市日报的必要前提。进入新闻学院就是一块敲门砖，圈内的人都是新闻学院的，所以新闻学院往往就成了许多大学的主要支柱。
接下来就是商学院，尤其是MBA版商学院。商学院根本就不是教育，而是所谓的联络和建立关系，对未来求职者而言，就是一份表明自己可以为之不惜一切的凭据——放弃两年的收入并支付高昂的学费。MBA就像运通卡一样，一旦少了它们，你甚至就不敢出门去向某些公司求职。一些公司在招聘时甚至只面试MBA，并且限定在指定的4～5家商学院。又是上述的那一套。
隔壁教室的那些家伙很快就在渴望建立关系和自我放任之下以展示内在美和重要性为由开始教学，并在尚未探明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就企图解释历史。他们将心理学和社会学政治化，让美国黑人研究凌驾于希腊和罗马古典研究之上；他们认定多元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重要，他们将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置于同一智力层面(康拉德或连环画)。最终他们还断言种族、性别、阶层是人文学科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经过这最后的一下，人文科学彻底玩完了。
有利于人文科学教育的一个观点是，关注伟大著作和高尚主题可以让学生超越自身狭隘的背景并进入更高的严肃境界。从教授到教授，或者从学校到学校也许都在争论，什么样的思想和作品是最好的——是霍布斯而不是洛克，是叶芝而不是弗罗斯特——但对在短暂的教育阶段高质量地给学生传授些什么存在着一个共识。而这种共识目前已经分崩离析，如今被传授的更多的是教授所感兴趣的东西。
哥伦比亚大学仍然为本科生提供两年的传统文科教育。芝加哥大学则继续基于老的罗伯特·哈钦斯大学计划合并核心课程。位于安纳波利斯和圣达菲的圣约翰学院则从创建以来始终热衷于人文科学，甚至特别让学生学习中世纪的科学。学生从人文科学教育中得到智力满足的渴望并未彻底消亡。在西北大学，加里·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主讲的俄罗斯小说课程吸引了600名学生，仅次于最近刚被取消的声名狼藉的性教育课程。但保存人文科学的计划大多采用了明显的防御姿态。
人文科学教育的死亡将会导致巨大的损失。失去了它，很大一部分人就将不再拥有判别真正智力进步的合适标准。失去了它，人们就不再能真正弄清“是什么塑造了一个受教育者”，或者“为什么这部艺术作品好于其他作品”，或者“人生中的哪些是重要的，哪些又是无足轻重的”。人文科学教育的缺失只会使权威判断让位于众说纷纭的专家意见、二三流的政治和艺术吹嘘以及生活中的所有主流时尚。对人文科学能提供最好教育缺乏认识会使一个民族永远处于糟糕的状态而浑然不知。
原文标题：Who Killed the Liberal A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