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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曾表示过一种希望，这个希望“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体育完全脱离政治”
自有体育以来，它就具有了与身俱来的功利性，与政治的关系更是难拆难分。
奥运会是目前国际体坛最大的盛事，然而政治的影子却无所不在。30年代，希特勒出于种族主义的需要，曾在纳粹德国举办了奥运会，并在奥运会上进行民族歧视，企图通过体坛宣扬自己的观点。8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曾发起了抵制在前苏联和美国分别举行的两届奥运会，大批体坛好手在苦盼了4年之后，只好因政治原因驰骋在其他赛场，许多人因此错过了黄金时期而抱恨终身，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也曾因此而到了几乎开展不下去的地步。
于是，体坛与政治脱钩的舆论又一次高涨，至今不绝。
然而，仔细地反观体坛，要与政治脱钩的确难乎难哉，公平竞争的体育如何才能纯之又纯，这样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不能不让人深思。
眼看着将有更多的五星红旗升起，为何观众反而兴奋不起来
就在不少人宣传体育要纯之又纯的时候，一件小事却颇耐人寻味。
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还在天津如火如荼地展开，五星红旗在体育馆内频频升起，而且每次升旗的数量越来越多，在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的半决赛中，竟然都是4名中国运动员，这就意味着4面五星旗将在国歌声中升起，谁获得冠军已变得不再吸引人了，使得辉煌的闭幕式也变得不那么激动人心了。以致有人甚至为韩国选手金泽洙因球拍胶水犯禁而失去已获得的半决赛资格而叹息，而对他们一直希望能进入决赛而遭淘汰的王涛补进了4强感不起兴趣来。“让外国人进入决赛争一争多好。”有人这样说道。
要知道，中国乒乓球队重温囊括7项冠军的旧梦，可是绝大多数中国球迷孜孜以求的梦想。再说，中国队队员之间冠军的角逐，应该更具公平性和欣赏性，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兴奋不起来呢？
其实答案也简单，决赛、半决赛中观众没办法喊“中国队加油”了，他们失去了中国与瑞典争夺男团斯韦斯林杯时的感情大起大落的机会，赛场上也失去了王涛得完最后1分，挥拳抛拍仰面倒地而泣的动人时刻。面对4名中国队员的竞技，观众席上只有了零星的加油声和掌声、金属声。而在男团争杯时，不用看电视画面上具体的情况，人们只需从赛场上观众的声音就知道谁得了分：一球终了，静寂无声或只有沉寂的掌声，一定是对方得分，如果是掌声、喝彩声一片，则中国队得分无疑。
在重大的国际比赛中，人们都盼望体育健儿为国增光，多拿奖牌尤其是金牌，但如果奖牌的争夺成了“打内战”，固然令国人振奋和自豪，然而，也容易使人感到提不起兴趣平淡无味。看比赛不知为谁加油无疑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比赛而没有令人感到刺激的对手，也正如伸开五指怎么也拍不响巴掌一样，也同样是令人尴尬的事情。
体育的魅力除了比赛本身的欣赏价值之外，历来都打上了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烙印。竞技体育的魅力更多地在于它战争般的惊心动魄、激动人心。如果失去了个人的、团体的、民族的功利色彩，缺少观众为之倾情移情的氛围，体育比赛变成选手间纯粹的技战术表演，那也可能是美的——美得纯净、美到极致，但那却是令观者心如止水的艺术之美，绝对失去了体育所特有的那一份魅力。“水至清，则无鱼”，体育也是这样，尤其是对绝大多数并无心专业研究的观众来说，没有热度便无兴奋。民族国家等因素一旦退出体坛，则会使人兴味索然。
体育会引发战争，也可以使战争中的人们感到和平的美好和希冀
战争是政治斗争最极端的表现。
1896年8月27日，桑给巴尔举行一次板球赛，也有英国人参加。英国海军为了让军舰上的官兵上岸观看比赛，将舰队驶入了桑给巴尔港近海水域，准备入港观赛。
这些云集的英舰使桑给巴尔君主巴尔加什大为恼怒，他立即命令向英军宣战，并派出唯一的战列舰“格拉斯哥号”参加战斗。本来十分平静的港湾立刻炮火连天。6艘英舰在旗舰指挥下，把桑给巴尔君主的宫殿轰成废墟，轰沉“格拉斯哥号”，最后以桑给巴尔投降而告结束。
如果说以上史实是由看体育比赛而引起的，那么下面的事情则是由体育比赛直接引起的。
1969年7月，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足球队，为了争夺参加世界足球锦标赛的资格，在比赛中发生严重冲突，使两国原本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而成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战争。
两国先是宣布断绝外交关系，接着于7月14日，萨尔瓦多军队入侵洪都拉斯，向其腹地推进。在4天时间里，萨尔瓦多占领了洪都拉斯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后经美洲国家组织出面干涉，双方才于7月22日结束战争，惨死3000多人。
以上的例子固然算是极端，但体育与国家民族的功利紧密相联已可见一斑，而体育带给人们的和平之光，也总让人感动，即使在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中，也给冷峻严酷的战争注入了新的政治因素。
在第43届世乒赛上，一支由2名教练和7名队员组成的队伍分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来自战乱中的波黑乒乓球队。
为了避开战火备战世乒赛，留在萨拉热窝的教练员按托在地下室里训练30多名孩子，他们吃不饱，训练条件又极差。本来有大批波黑运动员在战争中旅居国外，可以参加世乒赛，但波黑政府认为，作为波黑乒乓球队应当有战火中走出来的选手，代表战火中的人们，到中国去看看，看看什么叫勇敢、友谊和和平。于是，在政府只提供一半参赛费的情况下，安托带领两名在地下室里练出来的孩子，一边注意着空中的炮弹声，一边钻进了很窄的地道，当他们花了一个半小时爬出800米长的地道时，他们的鞋、衣服都已磨破了……
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来到了天津，参加了比赛，男子团体赛的成绩还由上届的65名提高到了46名。在天津，他们看到有人提着一笼麻雀专门卖给旅人，一名队员上前买了3只，把小麻雀放回了蓝天，因为从萨拉热窝枪炮中出来参赛的人也正好是3位……
中国人民给予了硝烟中出来的运动员以尊贵的礼遇，热情地慰问他们，送他们纪念品，送他们玩，以致于宾馆保安部都应接不暇。
很难想象，体育中没有这些因素会怎样的没劲。然而，战争毕竟还是战争，它给人们留下的永远是痛苦的回忆。安托等人又回到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了，人们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在地下室里练得了多久。笔者手中掌握另外的两则报道，也同样让人感到沉重。
一则报道说在4月下旬举行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预赛的前6轮中，克罗地亚队已稳获明年决赛阶段比赛的入场券。作为第4小组排名第一，克罗地亚队以5胜1负积15分的佳绩获出线权实在来之不易。战乱中的克罗地亚政府没有闲钱来供给他的足球协会，参赛的所有费用都是球员自己掏的腰包，然而他们的积分却超出了世界足球劲旅意大利队。这无疑是可喜可贺，可歌可泣的事情。
另一则报道则是，欧洲足联于5月初召开会议决定：禁止克罗地亚在主场进行任何国际性比赛。而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克罗地亚受战争影响，球员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此之前，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行了一场欧洲女子足球比赛，第二天那里便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在导弹的威胁下显然不能进行比赛。这的确是一桩可悲可叹的事情。
体育场已成为各国、各地区的政治舞台，体育角逐愈发成为政治角逐
就一个国家而言，体育往往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时代精神，因为体育有一种极富凝聚力的精神强音。
人们自然记得，1981年的那个夜晚，中国男排在世界杯预选赛上以3:2战胜了南朝鲜队，于是有人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也正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之心声；当1981年的另一个夜晚，中国足球队以3:0战胜西亚劲旅科威特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也应运而生，成为中国足球的奋斗目标，成为中国体育界的奋斗目标，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时代精神。“拼搏”二字随着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也成为了时代的强音。
在国际交往中，由于体育的民间性，便往往也成为和平的使者，“小球推动地球转”的“乒乓外交”，使中国和美国两国间横亘了几十年的壁垒，在小小银球的撞击下轰然崩裂，使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已为之改变。
进入90年代，体育在政治中的作用更加有增无减。
争办重大国际比赛的主办权，尤其是奥运会的主办权，历来是展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机会，也是一个主办城市的发展机遇，法国阿尔卑斯山下默默无闻的格勒诺布尔市，就是因为成功地举办了1968年的冬季奥运会，而使城市的知名度提高，城市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由原来的2.5万人增加到16万人，并成为拥有几十所大专院校的法国“硅谷”。而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政治因素最为活跃的则是争办2000年奥运会，我们有必要从政治的角度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1990年7月，邓小平对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的同志说：“办完亚运会就要办奥运。举办奥运会对振奋民族精神、振兴经济都有好处……”由此拉开了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序幕。
1991年3月，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做了大量工作，于1991年12月3日向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递交了申办书。在这前后，柏林、悉尼、巴西利亚、曼彻斯特、米兰、伊斯坦布尔和塔什干等城市也递交了申办书。于是，代表8个国家的8个城市之间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角逐。
8个城市均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申办报告》，内容十分广泛，而最为主要的内容便是国家的政治、社会的稳定，经济的保证，政府和人民的支持等等。各国都举出了政治上的因素，如柏林的东、西德统一，伊斯坦布尔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等等，而且以洲际为联盟争取又明争暗斗。在骨子里，各国在打出的申奥牌后又具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像曼彻斯特、悉尼所在国经济有困难，一心指望靠争取到举办奥运会来给经济打强心针……
特别让人记忆犹新的是申奥冲刺阶段。当时，北京因其属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已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某些反华势力妒恨交加。1993年6月1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小组通过了反对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决议，并于同年7月26日在众议院通过。《纽约时报》社论也鼓吹参议院采取行动。
中国奥委会6月18日和7月27日先后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美国国会践踏奥林匹克原则。在6月下旬的国际奥委会洛桑执委会上，包括美国委员也强烈谴责美国的作法，萨马兰奇主席也多次说：“美国有权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建议，但无权在某些委员如何投票的问题上指手划脚。”
慑于国内外的一片指责和担心引起负面效应，美国众议院这个旨在对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的决议，终于没能寄给国际奥委会及其委员。
1993年9月23日，在国际奥委会决定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投票中，中国北京在领先几轮之后，在决定时刻，因有的国家本国申请不成而将选票投给了其过去的势力范围，最终北京以2票之差落选，成了永远难忘的遗憾。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申办奥运本身已是一次胜利。”申办工作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更了解了世界，世界也更了解中国。
政治就与体育这样如影随形，极难分拆。无论是在美国和前苏联国家举办的、标志冷战结束的友好运动会的诞生，还是台湾为打开其政治孤立的外交僵局而申办2002年亚运会，都是比较明显的例证。
政治斗争是人类社会斗争的重要形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政治集团都不会轻易放弃体育这个武器所能提供的机遇。实际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百年来轰轰烈烈，正是因为它是世界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延伸，从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大舞台，一个角逐场，它本质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体育固然不能表现为赤裸裸的政治，但事实上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的影响、民族意识的渲泄，纯而又纯的体育实实在在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更不能发展。尽管我们也主张体育要尽量少受政治的干扰，但我们首要的问题是要承认现实，否则，就会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不能自拔，陷入形而上学的唯美思考，那样，体育也就不能发展了，更遑论其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