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研究——从价值观念看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合理性论文,中俄论文,价值观念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俄体制改革，走过了惊心动魄的历程，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个过程所反映出来的一般和特殊的规律，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并为人们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俄两国在改革过程中，分别采取了渐进的和激进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两种改革模式孰优孰劣，从其经济后果的硬性指标上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人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渐进转型模式。然而，如换一角度，从价值观念变化对转型促进或制约的影响来分析，也许更能说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价值观念是个涵义丰富而深刻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以中俄两国的体制转型，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为特定背景的，因此，从广义上所说的价值观念，是指同向市场体制转型相联系的对社会基本问题的价值取向；而狭义上，则主要是指市场观念的形成，包括改革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激进转型模式轰轰烈烈，变化巨大，并迅速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转型过快，导致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观念差别极大，真正的市场观念并没有形成。渐进转型模式，在缓慢稳妥的改革中前进，人们在不断得到实惠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人们的市场观念、创新意识及民主和法制素质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
在把握价值观念对体制转型的影响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价值观念的一元性和多元性的关系。人们往往误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念是多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是一元的。其实，任何一个社会，总要有一个整体的基本的价值观念。美国人信奉自由、民主、个人权利至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信奉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共同富裕。苏联搞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产党东山再起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要追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则更加注重统一价值观的作用，并以此作为社会动员的基本工具。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一元性的价值观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特别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一元性的价值观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须倍加珍惜和爱护。如果在转型过程中不注意处理好价值观的一元性和多元性的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传统价值观横加指责，加上转型过快，人们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价值观念的调整跟不上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就会出现价值“真空”或众多的非定型的价值观，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严重冲突。非定型的行为迅速增加，加重了社会控制的成本，这是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俄罗斯今天经济恢复中的主要障碍，还是人们基本价值观的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信仰上的分歧。苏联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普遍推崇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而体制的激进转型，使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受到了挑战并发生动摇，但新的社会价值观又没有树立起来，只好盲目照搬，采取拿来主义。如1990年的社会调查表明：认同西方政治模式的人达到被调查对象的90%；1992年降到40%；1995年降到25%；1996年又降至12%。[1](P50)1998年9月末10月初，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以“俄罗斯公民怎样看待自己”为题，向不同年龄段的24个联邦主体，71个地区，3000个公民通过问卷形式进行调查。确定的命题及调查结果如下（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段的公民的政治信仰状况
（资料来源：《Η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998-12-9）
斯大林主义是不可饶恕的：16-45岁的调查对象，75%左右同意，其余不同意；46-65岁的调查对象，60%左右的同意，其余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相信的：16-24岁的调查对象27.4%赞成；25-35岁的调查对象33.4%赞成；36-45岁的调查对象36.6%赞成；46-55岁的调查对象41.7%赞成；56-65岁的调查对象50.3%赞成。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观是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16-24岁的调查对象24.4%赞成；25-35岁的调查对象40.7%赞成；36-45岁的调查对象49.4%赞成；46-55岁的调查对象52.5%赞成；56-65岁的调查对象62.9%赞成。[2]
第二，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歧。这个问题是同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评价联系到一起的。1998年9月末，同样是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公民怎样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向24个联邦主体，71个地区，不同年龄段的3000个公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见表2、3）：
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识，总的看来，赞成自由主义激进改革的占7.2%；中间道路的占16.6%；独立的俄罗斯道路的占15.6%，共产主义道路的占10.0%；社会民主占5.2%。此外，还有44.60%不关心政治，哪个能改善生活就支持哪个。[3]个人自由和社会均衡发展哪个重要：在调查对象中，16-24岁的44.1%赞成个人自由，34.8%赞成社会均衡发展；25-30岁的32.1%赞成个人自由，47.1%赞成社会均衡发展；36-45岁的22.9%赞成个人自由，54.5%赞成社会均衡发展；46-55岁的20.8%赞成个人自由，61.6%赞成社会均衡发展；56-55岁的20.8%赞成个人自由，61.6%赞成社会均衡发展；56-65岁的13.4%赞成个人自由，71.8%赞成社会均衡发展。[4]
第三，在基本行为准则上的分歧。受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委托，俄罗斯独立的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所于2000年3-4月就“俄罗斯人论20世纪俄罗斯的命运和对新世纪的展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5](P18)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俄罗斯人心灵上的病态产生于最近10-15年，首先表现在俄罗斯人所固有的传统的美德，如善意、诚实、关心集体、尊重老人和妇女等优良品质遭到损害。与此同时还显现在人品方面：攻击性表现的增强及生活态度中的犬儒主义。在俄罗斯人品质变化中惟一值得称道的是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增长。为了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社会的道德面貌，在调查中向答题者提出对一系列作为评判，并作出自己的道德选择：同意或者相反。在提出的18种通常被认为是恶劣的、至少是不道德的行为中，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其中6种（刑讯、吸毒、叛国、虐待动物、政治谋杀和靠算计别人致富）是不能接受的。而对于诸如逃税、躲避兵役、拾得别人财物不归还、卖淫等行为，30-50%的人则表示了容忍的态度。
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一元性的基本价值观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多次社会调查表明，人们对基本价值的认同，都超过80%以上。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顺利推进的基本动力。
二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巩固新生革命政权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意识形态、道德、习惯等因素的制约作用，指出“习惯的力量”是最可怕的。[6](P181)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更加看重习惯、道德等因素的作用，明确将这些因素作为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认为“制度的组织给我们一种运行中的机构观念”[7](P46)，形成无形的原则，“运行中的机构是无形体的和无形财产的连续”[7](P47)。因此特别强调这种无形规则的作用。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这种作用表现得就更明显。联系到中俄体制转型的具体实践，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使得在改革过程中国家政策基本一致，因而，逐步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观念。具体说来，在农村改革、建立特区、价格改革等问题上，都采用了逐步试验办法，使人的认识趋于一致，能够团结一心，焕发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见表4）。
表4 1998年中国公民对社会制度变革的接受程度
（资料来源：张大均、陈旭：《转型时期中国大陆城市公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括号里的数字表示百分比。）
上表统计数字说明，公民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体制、同一体制的不同制度变革的接受程度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部分接受以及完全接受的比例要高于不接受的比例。从完全接受程度的项目来看，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取消“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制度；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物价制度；以公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经济为辅的现行经济体制。经过十几年经济体制改革，公民都通过自身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从观念上认同了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这种认同又有利于更加深入的变革。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都有50%以上的公民对现行社会体制达到部分接受程度，前三位选择依次为：境外文化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把文化事业推向市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代表人民意愿等。从不能接受的项目来看，选择居前三位的依次为：现行的工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干部任用制度。被试选择居后三位的依次为：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个体经济为辅的现行经济体制，把文化推向市场的文化体制。这说明，这些方面的价值观念还有待在不断深化改革中逐步变迁。总的说来，中国改革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在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基本上趋向于一致；虽然在法制建设和工资制度等方面有一定的分歧，但这些方面正是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或者说，虽然存在着分歧，不会形成像俄罗斯那样的价值观的离散状态。
反之，俄罗斯由于人的基本价值观的对立，导致对改革内容和发展基本方向的分歧，许多影响到人民基本生活的政策无法达成一致，无法贯彻执行。这种日益发展的基本政策的分歧，实质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对立的表现。任何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更多的分歧是在发展的具体形式和手段上，像俄罗斯这种关于国家发展方向上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失误造成的。因为一个社会选择了某种具体的制度，本身就是人们价值观长期沉淀的产物，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想改变，也应该采取渐进的办法，否则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叶利钦自己就承认，在他执政期间，特别是在激进转型的盖达尔政府时期，“任何法令在议会上院都无法通过，任何一项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改革都会遭到极其强烈的、政治上的破坏；我们遭遇的不是共同的努力和耐心，而是暗中不满，继而便是极为强制的抵制，这就是政治自由的代价”[8](P121)。这种基本价值观的严重对立，至今仍是阻碍俄罗斯经济恢复的严重障碍。仅举农业问题为例说明价值冲突对经济的影响。
俄罗斯农业私有化的过程中，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为代表的执行权力机关和民主派主张土地彻底分给农民所有，并允许他们自由支配（包括出售、出租、抵押、赠送和继承）分得的土地。1991年12月以后，叶利钦总统发布了三个加紧进行土地改革的命令，制定了确定土地私有制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新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并提出“造就100万个农场主”的口号。但是，俄罗斯领导层内部存在着分歧，在俄罗斯一些地区，对土地所有制问题亦有不同看法。《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至今在国家杜马没有获得完全通过。截止1997年年底，俄罗斯只建立了27万个个体农户和家庭农场，其生产能力也很低，仅占整个农业总产值的2%。从整体上说，俄罗斯农业形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农业用地2.11亿公顷，可耕地面积为1.3亿公顷，每年需要食用粮食5500-6000万吨，加上其他用粮，总共需要8000万吨。近几年俄罗斯的粮食产量：1991年为8800万吨；1992年为9000万吨；1993年为9900万吨；1994年为8130吨；1995年为6500万吨；1996年6900万吨；1997年为8800万吨；1998年不足4900万吨。[9]农业形势恶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没有经过试验和充分准备，就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的激进改革政策，产生了不好的结果，使得俄罗斯目前仍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农业发展道路。这种涉及人们的基本生活的政策无法达成共识，加剧了人们对国家的不满程度（见表5），这种不满又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表5 俄国公民对现有政权和现任领导人信任状况比例（占调查对象的%）
（资料来源：В．К．Левашов：《Какживешь，россия？》москва1998,с．13）
三
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似乎是无法解决的悖论：制度更新过程中的法规、规章等有形规则和习惯道德等无形规则两者之间，哪个更为重要？或者说孰先孰后？理想主义者总是希望两者齐头并进。但事实是，有形规则较之无形规则变更要迅捷和容易。从一般意义上讲，上至国家、民族，下至集团、个人，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想改变这种稳定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应看到，制度更新对形成新的价值观是有促进作用的。因此，一方面，规章法律变化不能过于迅速和频繁，要使人们的心理有一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又不能墨守成规，消极地等到文化观念变化之后，再去变革法律、规章，要充分看到规章、法律对于观念变化过程的促进作用。但要使规章和观念之间的裂痕不能太大，“当法律规定和根深蒂固的态度及信念之间展开鸿沟时，法律就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10](P277)。这其中的度是很难把握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注重从国情背景出发。因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不是任意的，它是一个国家历史的延续。一般说来，历史积淀越厚重，现实中的选择余地就越小，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问题。而在一些历史包袱比较轻，社会发展比较均衡、人们比较关注现实的小的国家，激烈的制度变更会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又不至于引起社会的激烈动荡，转型也比较容易成功。在像中俄这样发展极端不平衡、传统影响深远、人口众多的大国，激烈的社会转型引起的规章和观念之间裂痕的拉大，是很难收到好的社会效果的。
中国和俄国都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程度早已是人所共知了。俄国同样有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2000年俄罗斯生产总值最高的10个联邦主体的总产值占俄联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相当于其他79个联邦主体的总和，而最低的10个联邦主体的总产值仅占约1%；从工业产值看，2000年上半年，15个主体的工业产值占全俄工业总产值的52.4%，而最低的15个工业总产值仅占0.4%；从税收看，2000上半年，10个纳税主体上缴联邦预算的税款额占联邦预算税费总收入的63.6%，而缴款最少的17个主体的税款仅占1%；从生活水平指数看，只有7个主体的指标高于全俄平均水平。其中莫斯科最高，是全俄平均水平的4倍，居民实际支出达最低生活标准的8倍多。20个主体的居民实际支出在最低标准以下，其中最低指数为0.28，即居民实际支出达最低生活标准的28%。其余大部分居民实际支出也仅维持最低生活需要。
俄罗斯存在着各种地方利益集团，社会发展不平衡，使各种地方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分歧更加激烈。一般说来，在各种利益集团中，少数民族聚集区容易产生分裂主义倾向；生活水平比较高、中产阶级比较集中的，都有一种持中的倾向，比如生活水平比较好的莫斯科市和萨马拉州，形成了卢日科夫集团和季托夫集团，他们反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苦苦追求第三条道路。卢日科夫认为：“俄罗斯人更习惯于指望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以涅姆佐夫为首的下诺夫哥罗德集团，同叶利钦有很大区别，主张改革的重心是培养和依靠中产阶级，具有平民主义色彩。[11](P348)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地域之间价值观念的差别，这种差别短时间内是很难消除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俄都是缺少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家，特别是俄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明显。从1861年彼得一世改革开始，农民就依附于村社。村社带有原始公社的痕迹，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或地主，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经历了多次私有化改革，到1914年，全部农民中也只有25%建立了私人农场，只占全部村社土地的14%。到了1928年斯大林实行集体农庄化，结束了私人农业这一短暂的历史。这种集体农庄里，农民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同城里工人没有明显差别，比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公有化程度更高。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说：“我一向是‘休克疗法’的反对派。”[12](P174)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不能急于向市场经济过渡，因为人们观念严重滞后，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过程。俄罗斯一夜之间就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从表现上看，已经完成了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由此造成“畸变经济”。比如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法制条件下的公平竞争，而现今俄罗斯由于市场法制不健全，黑社会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实体。据有关材料估计，全国4万家公司、500家银行，被5000个黑手党组织所控制。比如，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时间意识和工作效率，但俄罗斯普遍存在劳动纪律松弛现象，晚来早走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俄国还有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对外来文化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以我为主、吸取精华的思维方式。而俄国则迥然不同，它置身于东西方的交界处，向东西方两种文化吸取营养，是俄国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因而它不可能不具有两重性。从俄国东西方政治文化冲突的历史看，一开始就表现出两种文化激烈对抗。历史上的争论演变为今天的“欧洲—大西洋主义”和现代“斯拉夫主义”的论争。1998年9月俄罗斯独立的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更明显地反映出了俄国的东西方冲突的状况。（见表6）
表6 俄罗斯国情的多样性(%)
（资料来源：《Η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998-11-25）
中国的渐进的转型模式，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实验性方案的不断完善等措施逐步推进，使人们对改革方案有一个比较、选择和认同的过程，使有形规则和无形规则协同发展，为各种价值观的交流和融合创造条件。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四
这里自然涉及到一个问题：制度中的有形规则（法律、规章）和无形规则（道法、价值观念）之间发展变化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毫无疑问，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利益决定思想观念的基本观点。具体说来，人们在实现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逐步转变观念。列宁说得更明确：“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靠成功的实际例子，因为农民非常实际，固守老一套的经营办法，要使他们采取某种重大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6](P107)中国转型起点的选择正是按上述原则进行的。
中国改革的起步阶段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较少的正式规则的变动，更多是表现为习惯、民间价值观念或某些管理制度这些非正式规则的改变。[13](P289)这种改革模式一方面节约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因为当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从正式规则开始的改革直接会触动人们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从而导致人们的抵制和对抗，增大改革的摩擦成本；另一方面，这种改革模式，实际上更有利于人们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进行公共选择，使人们在逐步达到非正式规则认同的基础上，对于建立何种新的正式规则达成一致。中国改革伊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决策者，就率领全党在思想路线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现了全面拨乱反正。这就为以后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改变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软约束。这种宽松的氛围为广大人民的改革活动创造了有利的土壤，同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还特别注重“虚实结合”，让人民群众通过对国家经济发展及自身生活水平提高的切身感受来改变长期灌输形成的一系列偏见，用事实，也就是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来证明改革的必要性，从而使他们从内心支持和拥护改革。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以人们的认识为基础的，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的时候，他们才会改变原有的观点。中国转型之初，农村不仅有原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结构，而且有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另外还有大包干这种新型模式，究竟采取何种产权结构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人们的认识分歧很大。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让事实说话。由于当时多种产权结构并行，它们各自的生产效果能够形成一定的对比，特别是小岗村的包干到户、试行大包干后，作为试点的小岗生产队1979由多年低于全社平均水平的穷队变成了“冒尖队”，全年粮食产量为13.9万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五年本队产量的总和。[14](P14)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以其显著的增产能力，引起了其他省和地区农民的关注，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包干到户相对于其他产权结构的优越性，他们在实践中不断转变着自己的认识，并逐步趋向于一致。1982年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433.9万个已经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中，有404.l万个在1982年夏季之前转而实行包干到户，包括了至少5亿农民。[15](P198)1982年6月底，602.79万个生产队中有404.06万个实行了包干到户，占总数的67%。[16](P139)实行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1980年约为20%，1981年达45%，1982年达89.7%，1983年达99.5%。[17](P17)这种通过实践来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比较和选择中，广大农民形成这样的共识：包干到户是有利于增产增收的最佳模式。这种共识使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正式规则的推行更加顺利、也更加巩固。
经过长期的改革，人们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l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倍，平均每年增长8.1%，比1953-1978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3%，快4.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1997年的516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6.2%，比1953-1978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1.1%，快5.1个百分点。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有了一个主要的参照物，就容易形成比较接近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些分歧，也比较容易去解决。出现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物质基础。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们生活的到了改善。”[18](P371)这背后，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有了比较稳定的、彼此很接近的统一的价值观。具体来说，就是人民对改革的认同。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于1997年5月和11月分别进行了全国53城市2430户城镇居民对改革的态度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对改革的赞成度仍处于84.9%的高位。63.%的公众不同意“现在的改革越改越糟”这样一种说法。1997年9、10月份进行的一项全国城乡居民的相关调查表明，公众对改革仍有很高的热情和期望，51.3%的被调查者赞同在今后一段时期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掀起新的改革高潮”，19.1%的被调查者赞同“维持现有力度，逐步推进改革”，只有3.4%的被调查者认为“已改得差不多了，没有必要再搞改革”。[19](P150)以上多个维度的公众心态表明，改革确已进入攻坚阶段，公众对改革开始有利益判断，有理性思考，把较高的改革期望预埋在下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期望从下一阶段的改革中能换入新的利益格局。
诚然，人们也有不满意的方面，前面提到人们对腐败问题的关注，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们是不满意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对法制建设的满意度一直不是很高。同样是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从1993年至1998年的跟踪调查，在有法可依方面，满意度一直维持在32%至25%之间，而且这种满意度近几年呈下降的趋势。这恰恰反映了渐进改革模式的局限性和需要深入的迫切性。[19](P152)
反之，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转型模式，迅速地打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导致经济急剧下降，人们失去了是非判断的基本参照系，进一步引发了价值观念之间的分歧，导致社会动荡。纵观俄罗斯转型的过程，似可看到这样一个规律：大的经济衰退之后，便是政治上激烈冲突。而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又导致经济难以恢复。其实这个背后深层的原因是经济衰退导致价值观念的冲突。俄罗斯采用激进的改革模式以来，有两次大的经济衰退：一次是1992年以后“休克疗法”导致的经济危机，短短一年多时间，经济总量下降30%。这引发了三次震动世界的冲突：1993年10月的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之争，以叶利钦炮打白宫为结果；1994年爆发的车臣战争，至今仍在进行；1995年围绕着杜马选举的俄联邦共产党和激进改革派之争，以共产党在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而结束。另一次是1998年8月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98年10月末，俄罗斯独立的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所，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向2000个公民，11个公民团体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1998年8月金融危机后对国家的影响。金融危机前后居民收入的变化：（以家庭为单位）工人：1998年7月收入291.9美元，10月降至108.0美元；工程师7月收入321.3美元，10月降至135.9美元；社会科学工作者7月收入354.3美元，10月降至157.7美元；商业工作者7月收入296.1美元，10月降至122.8美元；服务业7月收入317.1美元，10月降至113.6美元；企业家7月收入903.0美元，10月降至336.9美元；农村居民7月收入181.5美元，10月降至64.5美元；退休者7月收入217.8美元，10月降至87.4美元。[20]危机之后1998年10-12月，仅仅三个月时间，俄罗斯政坛发生了五次影响全国的政治冲突。
第一次是“反犹太主义”和“禁共风”。1998年11月4日，俄共杜马议员马卡绍夫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的集会上公开号召“逮捕10个犹太人”。他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要求杜马对马卡绍夫采取措施，取消他的议员资格，要求司法机关以“煽动民族仇视”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俄共反对把解除马卡绍夫的议员资格的议案决议交会议表决。反对派认为，这实际上等于俄共默认或支持了其成员的立场。不久，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斯库拉多夫宣布，将对马卡绍夫进行立案调查，追究其刑事责任。后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个决定也没有付诸实施。第二次是11月20日，俄罗斯民主派议员加琳娜·斯塔罗沃伊托娃在自己的寓所附近被暗杀。俄罗斯警方随即在圣彼得堡进行搜捕，逮捕了一些犯罪嫌疑人，但真正的凶手至今没有查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俄罗斯社会治安的恶化状况。1998年俄罗斯犯罪案件达250万件，比1997年上升7.7%，其中恶性案件占案件总数的60%。杀人罪在暴力型犯罪中的比重已达到35%，而1997年这一比例为22%。[21]第三次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事件”。捷尔任斯基是原苏联著名的领导人，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纪念碑原来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中心，1991年8月22日被拆除。随后，广场也被改为卢波扬卡广场。从1998年12月开始，关于是否应该恢复纪念碑，杜马进行了多次辩论，意见无法统一，12月6日，意见对立的两派群众在卢波扬广场发生冲突。纪念碑最后也没有恢复。第四次是反对“法西斯党”的极端行为。随着俄罗斯多党竞争体制的建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一些极端主义的政党也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巴卡绍夫领导的俄罗斯民族复兴党。由于这个党有明显的法西斯倾向，多次向莫斯科市政府注册，都被拒绝，该党的领导人曾向司法部门状告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后均被驳回。第五次是围绕着是否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和是否启动“弹劾总统机制”，议会和总统之间的斗争。从1998年10月至12月之间，叶利钦总统多次住院治疗，国家最高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11月初，杜马议员已在审核“有关俄罗斯联邦总统健康状况的医疗鉴定的法案了”，“杜马仅差5票赞成票就能通过这一法案”[8](P238)。一些党派提出应提前举行总统选举，遭到叶利钦的拒绝。1999年5月中旬，经俄共发起，启动了“弹劾总统机制”，尽管这个“机制”没有被通过，但议会和总统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
以上事件都明显地反映出俄罗斯激进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上的激烈冲突。这种政治上层的激烈冲突又有着强烈的衍射效应，种种斗争和后果都迅速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破坏着原有的价值参照体系，从而引起整个社会价值的失范。而这种后果往往是难以估量的。它使得人们失去了共同的价值基础，导致价值观的分裂加剧。仅仅是制度的创立或是发布并不能使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制度要产生预期的成效就必须要获得人们观念上的支持，只有这样，制度的执行效果才会不偏离原来的目标，否则，只会导致制度的异化，不仅无法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往往使社会陷入比原先更加混乱的境地。当一个社会失去共同的价值参照体系，或者说是当人们彼此的价值判断无法一致时，任何颁行的正式规则都无法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而无法形成制度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在执行过程中会遭到人们的消极抵制或是反抗。俄罗斯激进改革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此。
经济上的衰退引发了政治上的激烈冲突；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又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尖锐对立，阻碍着人们步调一致的去恢复经济。面对这种马太效应，普京于2000年当选为总统后，采取政治上的“和解”政策，就是要整合人们的价值观，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2000年俄罗斯经济实现了增长7%，反映了“和解”政策的社会效果。中国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基本上使人们保持了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一致。这种基本的一致使改革过程中的大政方针能够赢得人们的支持，从而在实践过程中能够顺利的加以推行，而不出现大的偏颇和变形。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有一定的认识分歧，这说明这些方面的改革力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强，人们的价值观也会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升华。只要我们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走下去，不断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前途就一定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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