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波框架中的世界经济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世界经济论文,走势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F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3-0011-08
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领域。本文从长期发展变化的角度，分析世纪之交世界经济总体形势的发展趋势，这不仅需要对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走势进行总结，也必然涉及到对未来较长时期世界经济走势的预测。
一、世界经济走势的一般轨迹
在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具体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回顾并总结一下有关的理论，以便用理论作为分析的基本工具，同时用实践进一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这里我们把视野限定在世界经济走势的规律性分析上。
（一）增长与波动
一般认为增长和发展是世界经济走向的总趋势。这一判断是合理的。首先，它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这一进步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其次，它符合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现实。世界经济形成之后，就其总体状况来说有了惊人的变化，事实证明，停滞和倒退的现象是有的，但它并不能改变增长和发展的总趋势。再次，它符合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分析。无论认为增长的要素是劳动和资本，还是认为更重要的增长要素是人力资本和信息，都不能否认这些要素在世界经济中都在增加和变化，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源泉。
世界经济的总趋势虽然是增长和发展的，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直线的，而是在波动中前进的。经济波动有规律性的波动，也有非规律性的波动。规律性的波动即为经济周期。非规律性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而经济周期却带有必然性。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增长和发展是波动中的增长和发展，波动是增长和发展中的波动；增长和发展是波动型的，波动寓于增长和发展之中。因此，结合经济周期研究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就成为非常必要的。
（二）多种经济周期的综合运动
因为对经济周期形成原因及其表现等问题研究的侧重点和看法不同，形成了很多周期理论，但是我们在这里只研究因时间长度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周期类型。一般来说，按时间长度来划分的经济周期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第一，高涨阶段间隔的时间为40年至70年，平均大约50年左右的长周期即长波，也称康特拉季耶夫周期。第二，高涨阶段间隔为17年至20年的中长周期，也称库兹涅茨周期。有的学者发现它和建筑业的伸缩有一定联系，又把它称为建筑周期。第三，从繁荣到繁荣或从衰退到衰退的长度为7年至12年，平均大约为10年的主周期，也称尤格拉周期。有的学者把它称为设备投资周期。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经济周期的谷底。第四，平均为40个月左右即3年至4年的短周期，也即基钦周期。有的学者称之为库存（存货）周期。前两种周期的经济增长率表现为高增长与低增长的交替，经济周期也就相应地由高增长阶段与低增长阶段构成。在后两种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表现为正增长和负增长的交替，经济周期也就相应地包括了高涨阶段与衰退阶段。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一般规律性即范式，但经济的实际运行却总是在一般性中表现出个性，在规律贯彻的过程中表现出特殊性。因此，每个经济周期总是以其独特的个性形式表现出来的。
由于在同一个表示时间的横座标上同时存在着以上四种周期的运行，所以每个周期在以自身规律性运行的同时，又与其他的经济周期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第一，必然出现较大周期包容较小周期的现象，即一个长周期包容二至三个中长周期，一个中长周期包括大约二个主周期，一个主周期包含二至三个短周期。第二，必然出现叠加现象，也就是不同周期的高峰与高峰、底谷与底谷相遇时，会加大繁荣和萧条的冲击力度和强度，不同周期的高峰与底谷相遇时，会抵削并减弱其冲击力。这就是多种周期的综合运动。
（三）长波框架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长周期即长波在四种周期中最长也最能包容其他周期的波动。它不仅适合于分析长期经济走势，而且分析短期经济变动时，也必须考虑到其在长周期中的位置。因此把长周期作为一个框架，分析其间的经济运行状况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长波是俄国人康特拉季耶夫1925年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他是通过对英国和法国的批发价格、利率、工资、煤炭和生铁的产量和消费量、国际贸易等长期统计资料进行加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把这种变动称为景气变动的大循环。
康特拉季耶夫反对用偶然的原因解释长波的发生，他尖锐地批判了各种外因论，而主张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探求其原因。但他未能对此从理论上加以说明[1](pp.1～20)。后来他试图通过三个层次来论述走向均衡的资本主义一般性倾向。认为大循环是各种要素的现实水平偏离资本主义制度的均衡水平的过程，由此导出了均衡水平本身变动的过程[2](pp.42～43)。尽管康特拉季耶夫试图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均衡过程来说明长波发生的原因，但他却没有讲明这一均衡的实际内容、运行机制与过程。
在康特拉季耶夫之后，很多学者对长波有过各种不同的说明，其中熊彼特最有代表性，他用创新理论对长波给予了解释，认为经济领域是多方面的，生产部门是各式各样的，企业家在开发新产品、应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建立新产业等方面都存在着创新活动。当社会上创新活动出现高潮时，经济就会出现高涨局面，创新活动高潮的间断就会使经济不景气，从而出现经济周期。而长周期的根源则在于影响较深、实现期限较长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导致了技术革命浪潮，出现了产业的重大变革。[3](pp.86～87)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熊彼特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技术革命与长周期的密切关系。但是熊彼特把长周期运动过分归因于技术创新活动未免过于局限。技术创新对于推动长周期的高涨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制度创新对于推动长周期的上升期来说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所谓制度创新是指企业组织形式人、人员结合方式、政府介入经济的方法与所起作用、各种社会和国际组织等等方面的创新活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有着互动的关系，即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一般来说，技术创新又居于这一互动关系的主导方面，处于先行地位。技术创新导致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又推动了技术创新。一组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广泛的强劲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成为一次长波上升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随着创新能力的衰减，这一推动力也减弱，从而导致了长波下降期的出现。而在长波下降期又酝酿着一次新的创新高潮，进而带来一次新的长波上升期的到来。由此表现出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周期波动。
对于长周期的经验过程，特别是起止时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4](pp.32～33)。学者们由于分析的经济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所以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尽管说法不一，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从18世纪末到现在共经历了四个完整的长周期，现在正处在第五个长周期的上升期。根据以往的经验，长周期的上升期一般都开始于90年代和40年代，下降期开始于20年代和70年代。如果把这种概括作为一个范式，可绘成如下长周期的示意图。
图1 长周期示意图
图1中横坐标t代表时间（c表示世纪、s表示年代），抽象掉了历次长周期起始阶段的具体时间，而笼统用年代表示。同时，纵坐标g代表增长率，图中的增长率也抽象掉了具体的增长数字，而只是表示了高增长或低增长的趋向。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是第一个长周期的上升期，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下降期；19世纪的40年代到70年代是第二个长周期的上升期，70年代到90年代是下降期；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期，20年代到40年代是下降期；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是第四个长周期的上升期，70年代到90年代是下降期。以上长周期的规律性大致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是第五个长周期的上升期。以上范式的示意图及其说明只是一种一般性概括，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绝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是战后世界经济周期的同期性有所减弱，对以上范式也有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毕竟这一范式是规律性的总结，因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致的框架来分析问题。
二、处于长波上升期的世界经济
上述基本理论为我们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其长期走势提供了一个工具。下面就结合这一理论来具体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及未来20年的世界经济走势。
（一）当前世界经济在长波中的定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都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占世界GDP总量四分之一的美国成为这一快速发展的代表。1990～1991年经济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实际GDP增长率从1992年到1999年按水平法计算年均增长3.7%。与此同时，失业率却一降再降，由7.5%降至4.2%；而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一直停留在大约2%至3%之间[5]。很多经济学家将这种情况概括为“一高两低”现象，即高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确实，这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局面（低增长、高失业、高物价上涨率）是完全相反的。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两次都偏离了菲力浦斯曲线，但偏离的方向却是不同的。有人说“一高两低”就是新经济。其实应该说这只是新经济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它的本质。因为90年代的“一高两低”仅仅是经济发展本质动向反映的一方面。在90年代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增长出现的新要素和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社会联系包括国际关系增加的新内容等等，才是新经济的本质。也就是说，“一高二低”现象即使暂时中断，或者在中断后的高增长中可能出现有别于“一高二低”的组合现象，也不能改变新经济的本质存在。新经济作为一种新时期经济变化过程的内涵，它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发挥作用。它决定着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总趋势，尽管这一趋势是在波动中实现的。同时，我们还应肯定地说，新经济绝不是美国一国的事情，而是历史发展新阶段世界经济的主流现象。前不久，某些欧洲人还在谈论欧洲要不要搞新经济，其实，社会发展告诉我们，不是要不要搞新经济的问题，而是在新经济的必然趋势中，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新经济。事实上某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或正在朝着新经济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代表性潮流。正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以轻工业化为特征在英国首先展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革命，以重工业化为特征在美国、德国等国首先展开，从而推动了这两次长波上升期的发展一样，如今首先发生在美国的新经济作为当今经济发展的潮流，正在成为第五个长波上升期的推动力。根据以往的经验数据，如果没有意外的特大政治事件等偶然性冲击，这一长波上升期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可能终于21世纪的20年代。
（二）第五个长波上升期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笔者主张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综合起来说明长周期波动的原因，这里分别就这两个方面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
首先，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直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战后出现的电子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是信息革命的发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信息革命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世界经济现象。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关于未来信息社会框架的设想，也就是“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是一项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美国准备用20年时间投资4000亿美元，完成全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全国各地的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的计算机联成一体，实现政府、企业、家庭的直接对话[6](p.80,p.112)。美国的这一重大举措很快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欧洲、亚洲的新加坡和日本等纷纷步美国后尘，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于是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步伐在90年代迅速加快，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产业结构。过去被称为美国制造业三大支柱中的钢铁、建筑业已时过境迁，当今信息业已无可争辩地上升为美国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95年的9.4%，上升到2000年的12.5%。近年来，信息部门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几乎占三分之一左右。（注：据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0年1月10日第92～146页的数据计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美国为最快，规模也最大，影响也最广泛，并在目前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程度不同地跟了上来。欧洲不仅是英、法、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在努力发展信息产业，其他一些国家如芬兰、瑞典等国可以说更是奋起直追。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极力通过发挥后发优势迎头赶上，据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统计资料，日本、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共有13家大型信息技术公司在2000年进入世界信息产业100强之列（注：据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0年6月19日的数据整理。），南亚的印度已一跃成为软件生产大国。如果说美国在90年代开启了个人计算机的有线互联网网络，那么日本试图在移动通讯的无线互联网方面求得突破。
当前的科学技术革命不仅仅停留在信息领域，在生物工程和生命科学、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宇航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技术——纳米技术已经出现，美国政府于2000年2月7日发表了一份关于纳米科学、纳米工程学和纳米技术的报告，标题是“面对第二次产业革命”，这足见美国政府对纳米技术的重视程度。尽管各种学科各自都有自己的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会在不同的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现今世界经济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还应属于信息技术。它不仅自身已经处于成熟发展阶段，而且还渗透到其他的新技术领域，成为其他新技术领域的先导和手段。因此，当前的科技革命依然可以概括为信息革命或以信息革命为代表。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组织结构变化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方面。
长波上升期离不开制度创新，正如工厂制度、股份制、国家调节经济等制度创新推动了以往的长波上升期一样，当今的各种制度性变革，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中的组织结构变化是第五个长波上升期的制度保证。
关贸总协定推动了战后的全球多边贸易增长，1995年启动的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全球化方面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1995年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就猛增了19.33%，超过石油危机以来任何一年的增长率。在1990年到1994年的四年间，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增长了26.17%，而在1994年到1998年的四年间则增长了29.54%（注：据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1990～1998各年年报数据整理。）。这就说明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对贸易全球化，进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成为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时间，先是在发达国家，而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放松金融管制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浪潮。诸如不同程度地逐渐减少甚至放弃了利率管制、信贷总额控制和直接的贷款投放指导；开放资本账户，推进金融证券化，某些国家还出现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融合趋势，推进了资本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整合。与此同时，在国际货币制度方面也加强了国际协调和区域合作，特别是欧元的启动不能不说是国际货币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些都和金融国际化的组织结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金融方面的重大变化成为促进实体经济变化的重要力量。
80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年均增长30%左右，大大超过了贸易的增长，这就极大地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据1998年的《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有跨国公司53607家，它们共有44万家外国子公司，国外子公司的增加值占世界GDP的比重1997年为6.9%，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1995年为32.2%[7](pp.16～19)。进入9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又掀起了一轮大规模的企业并购与重组浪潮。在此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跨国并购、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与重组，1991～1995年跨国并购的年增长率为30.2%，1996年虽稍有下降，1997年增长率又高达45.2%，1998年更增至73.9%。1998年出现了89起巨额跨国并购交易，每笔交易额都超过10亿美元，其总额占跨国并购总额的五分之三左右。英国石油公司以55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阿姆科公司、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以41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是其中最大的两起。在金融业方面，德国德意志银行用9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排在1998年最大并购案的第8起[8](p.78,p.142)。企业的并购与重组是适应信息革命及其引起的竞争方式、经营方式等变化而产生的，也是适应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间资源配置的新形势要求而出现的。当前，企业的制度创新不仅表现为企业的并购与重组，而且还表现为大量高科技风险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涌现。这类企业往往是经理念新颖、运营方法灵活的中小企业。总之，企业的制度创新不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生产、金融与贸易的国际化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又一表现。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界存在着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关系的争论，但从长远来看，区域贸易集团的组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福利有着积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百个区域性组织应运而生，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具有开放式特征的亚太经合组织等。像欧盟这样的区域经济组织，不仅实现了商品、资金、劳务的自由流动，还统一了货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区域性成果。所以，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无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上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原动力，同时也是新经济的主要决定方面，它们不仅决定了当前新经济的本质，也决定了新经济的各种现象形态。实际上，技术创新类似于生产力的发展，制度创新类似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技术创新要求制度创新与之相适应，制度创新又推进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组合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上升的综合推动力，成为长波上升期的原因。
（三）第五个长波上升期的地区结构
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每次长波上升期绝不是在世界各地同时展开的，而是在少数地区首先展开。18世纪末至19世纪20年代的长波上升期是由蒸汽机技术和轻工业化推动的，当时只有英国独享了这一恩惠。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电力和重工业化使美、德、英、法成为这一上升期的中心地带，但得益最多的还是美国。第五次长波上升期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不同于以前的特点：首先，从地域上看，涉及面更加广泛，不仅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卷入了这一潮流，这就决定了程度不同地进入第五个长波上升期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其次，从产业上看，涉及面更加普遍，不仅信息等高科技产业首当其冲，就是传统产业也为信息化所带动、所改造，这就特别为中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再次，从资源配置上看，新经济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的是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这就使科技教育发达从而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迅速发展；而科技教育欠发达进而人力资本缺乏的国家和地区出现发展乏力现象。
一般来说，长波上升期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地区结构，由中心地带、次中心地带、边缘地带、圈外地带组成。从本次上升期来看，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一特殊地区结构中的定位，要看其能否依靠新经济实现强劲增长和全面发展以及这一增长和发展的程度大小。基于前面分析的本次上升期的特点，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两种趋势：其一是世界经济的均等化；其二是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当前，美国在新经济发展中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更是如此，在全球100个最大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美国占到了四分之三（注：据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0年6月19日的数据计算。），这充分说明美国处于上升期的中心地带。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争相在新经济中取得进展，其中个别国家有可能进入中心地带，多数则可能进入次中心地带，新经济使一部分过去发达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均等化趋势是在新条件下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之一。此外，当前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又会使各国和各地区得到的机会不均等，从而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差距，使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入边缘地带甚至只能停留在圈外地带。特别是那些成人文盲率占到50%以上，中学普及率不到20%，大学普及率在3%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很难摆脱圈外地带。这就是说，长波上升期将使世界更加贫富不均，南北差距更加扩大，两极分化现象更加明显。这是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新时期的另一个表现。其结果是长波上升期将改变各国的经济实力排序；长波上升期的地区结构将改写世界经济地图，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在这一重大重组变化中，我国面临着有利的机遇和严重的挑战，如果我们战略和政策正确、措施和步骤得当、运作和进行顺利，努力跟上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并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也许我国能进入次中心地带。这就会为我国整个21世纪的发展奠定非常重要的坚实基础；否则，将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三、长波框架中的短期经济变动
由于各种经济周期变动的叠加，短期经济变动必然受到长周期的影响，在第五个长波上升期中，短周期和主周期必然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影响到世界经济的短期走势。
美国经济自1990～1991年衰退之后，经历了近10年的比较强劲的持续增长，于是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主张。特别是1999年前后，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新经济条件下经济衰退已经消失；相反，有的经济学家却一再提醒泡沫破灭出现萧条的可能性[9]。在进入2000年下半年之后，经济降温已成定局，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变为：在高涨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降温还是衰退？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美国的增长率下降对东亚、欧洲及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如何？对这些问题最一般的分析方法是对美国的各种经济指标，进而对美国与各国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具体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应有的判断。但是，本文不准备应用这一传统方法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而只想从以上的分析框架中，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走势的大致状况得出一个基本看法。
视角Ⅰ：长波上升期中的短波与主周期不会有太大波动
一般来说，处于长波上升期发生的经济危机或衰退，其冲击力或下降程度往往小于在长波下降期发生的危机或衰退。从理论上说，在长波上升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创新动力强，由创新产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力量大，创新带来的问题还没有集聚到足够大。再有，在长波上升期，经济上升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短波和主周期的下降力量，使其下降程度减弱。从经验上看，大危机或较大危机一般都发生在长波下降期或长波上升期向长波下降期转折时期，如1929～1933年危机、1973～1975年危机都是在长波的上升期向下降期转折时发生的。而在长波上升期，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相对地说就不曾发生过大的危机和衰退。经济周期史告诉我们，上述经验几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据以上理论与经验说明，如果没有特大的意外事件，在21世纪20年代以前不大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危机和萧条，因此，最近的短期经济变动也应该是相对比较轻微的下降。
视角Ⅱ：新周期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短周期和主周期的话，就会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波动幅度和危机或衰退的程度是不同的。笔者曾把这种差别区分为几种类型：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周期可称为古典周期Ⅰ；19世纪80年代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的周期可称为古典周期Ⅱ；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周期可称为现代周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周期可称为新周期。这种区分是由很多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决定的。古典周期与现代周期的最大差别是政府介入经济的方式与程度以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不同。战后，国家调节经济成为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反周期的措施成为辗平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同时，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服务业的很多部门具有随时生产、随时消费、没有库存的特点，同时，固定资本投资一般都相对较少，因此本身的经济波动性较弱，特别是国家干预加强了金融业的稳定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制造业的波动强度。因此现代周期与古典周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其振幅大为减弱、强度也大为缓和[10]。20世纪90年代进入的新经济时期，经济运行的物质基础、部门结构、要素组合、传导机制等等都有了很大变化，因此经济周期很可能再次变形，表现为不同于现代周期的新周期类型。在新周期中，由于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信息的发达，库存量的减少，甚至无库存的实现，进而会改变库存投资的调整方式和幅度，进而使短周期变得振幅更小、强度更弱，其谷底甚至有可能只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而不表现为负增长。当然，这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有定论，因为我们进入新经济时期毕竟时间太短，数据太少。
短周期的这一变化也会对主周期产生影响，使主周期的波动减弱。当然，这并不排除由于一些重大的随机因素可能对短周期和主周期产生强力冲击，从而引起大的波动；也不排除在长波上升期向下降期转折时经济出现大的震荡，但是总的说来，在新经济时期周期波动有弱化的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最近的短期经济变动不可能出现大危机和大萧条，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应该说是比较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
收稿日期：200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