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性本质探索的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个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概要地叙述了人们关于个性本质问题的研究历史，认为对个性本质的探索，自古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个性是灵魂，个性是各种心理功能的总和，个性的生物学化，个性的庸俗社会学化，并对各阶段的个性本质观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个性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复杂的概念。个性研究有着漫长的历史，自从人类开始推测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行为的时候起，个性的学说就已经以某种萌芽的形式存在了。古往今来，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个性一直发生着强烈的兴趣，这充分体现于文学、戏剧以及视觉艺术作品之中。然而在众多的个性现象中，究竟什么是最本质的东西呢？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大致可归纳为四种不同的个性本质观。
一、个性是灵魂
虽然个性心理学的产生是本世纪初的事，但对个性本质的探讨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不过那时个性现象被理解为灵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人们还不能理解自身的构造和机能，也无法解释梦中的事，于是他们就认为，思想和感觉不是身体的，而是某种特殊的灵魂的活动，灵魂依附于身体，人死时灵魂就离开身体，从此他们开始了对灵魂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另外，古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又极其薄弱，把无法解释和无力控制的自然力人格化，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种把个性同灵魂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如泛灵论、物活论、拟人观等）视为同一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这是人类个性心理学思想的萌芽形式，同时把个性视为灵魂也成了唯心主义个性心理学思想产生的前提。
古希腊是欧洲心理学思想的摇篮，哲学家对灵魂本质的探索成为欧洲个性心理学思想发展的主线和核心。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是古希腊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最早谈论个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用超自然物解释灵魂的本质，把灵魂视为一种先验的永恒的理念。他认为，灵魂可以分为理性、勇气、情欲三部分。理性在头部，相当于哲学王的灵魂，勇气在胸部，相当于武士的灵魂，情欲在腹部，相当于劳动者的灵魂。理性命令勇气控制情欲，相当于哲学王命令武士控制劳动者。正常、健康的人，就是按灵魂等级各司其位、安分其事的人。在灵魂的三部分中，情欲的灵魂被柏拉图看作是特别麻烦的东西，需要用理性加以很好的控制。数世纪之后，在弗洛伊德那里有相似的思想，弗氏也强调“第一位的理性”压倒本能的冲动。柏拉图把个性和灵魂相等同，注定不能解释个性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是古希腊心理学思想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反对柏拉图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人的形式（即人的功能）、本质和现实性。灵魂规定了动物之为动物——猫之所以为猫，是因为它有一个猫的灵魂，而且像一只猫那样行动。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具有一个人的灵魂，而且有人的举止。所以灵魂是人的形式，因为它规定了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可见灵魂是动物的本质。此外，灵魂还是一个具有潜在生命的身体现实。一个身体没有灵魂就死了，有了灵魂才有生命。所以一个生物的生命潜能是靠灵魂而成为现实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灵魂观上的分歧，对后来西方个性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把个性视为特殊的精神实体——灵魂的观点，产生于一定的宗教成份之中，形成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轨道之上，其影响至今仍未消失。
二、个性是各种心理功能的总和
除了个性的灵魂观外，还有人认为个性就是各种心理功能的总和，这种观点主要出自官能心理学。
官能心理学导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灵魂有不同的功能，他把灵魂的功能分为两类：一是认识功能，另一是动求功能。认识功能包括感觉、记忆、想象和思维；动求功能包括欲望、动作、意志和情感。亚里士多德对灵魂功能所作的这种划分是西方心理学史上最早的知与意的二分法。到了中世纪，奥古斯丁（Augustine，公元350-430）从神学观点出发，正式提出官能心理学的思想，他认为人的灵魂具有记忆、理智和意志三种独立的官能(Faculty)，这些官能引起人的各种心理活动。近代沃尔夫(Wolff，1679-1754)则对官能心理学的内容进行了较系统的分类。他认为心和灵魂是一种主动的、真实的力，灵魂具有多种官能。灵魂通过各种不同的官能从事不同的活动。灵魂是官能的结合，如记忆代表一种力，是一种记的官能，能帮助人进行识记和回忆，而注意是使观念明白起来的官能。官能体现了心有一种力，体现了心的主动性。象亚里士多德的二分法一样，沃尔夫把人的官能分为认识官能和动求官能两大类，认识官能又包括感觉、想象、记忆、注意、悟性、理性等官能，悟性是指确立、区别、判断一个概念的能力，这些都属于悟性官能从事的活动，而理性是指运用概念推断而达到结论。动求官能包括愉快和不愉快等具有两极性的情感以及意志。
纵观官能心理学的发展，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还是沃尔夫，他们对心理现象分类的思想在心理学史上虽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对心理现象作过分类后并未进一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致使人们孤立地理解各种心理活动，因而使官能心理学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对以后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现代西方心理学对个性的定义往往采取“个性是……的总和。”的形式，将个性看作是个人所有属性的总和。如，沃伦认为个性包括个人品性的各个方面，如智慧、德行、气质和技能等。普林斯则认为，个性是一切生物学的先天的倾向、冲动、趋向，需要和本能以及由经验所获得的后天的倾向和趋向的总和。前苏联50至60年代初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对个性的研究以集合观为主，即罗列出使个性得以形成的一切因素，个性就象是某种容器，其中盛有人的一整套心理品质属性、特性、特征、特点，好象心理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些心理特点加以归类，并揭露出各个人身上的这些心理特点结合的独特性。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的发展是由现象到本质、由揭示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揭示比较深刻的本质的过程。把个性的属性加以罗列的定义是个性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罗列式的定义毕竟是肤浅的和常识性的，它的主要缺点是缺乏系统论的观点。奥尔波特认为，这种定义没有揭示个性的内部规律，毫无科学价值。人的个性并不是所有属性的简单总和，也不是个性各种属性的大杂烩，而是由各种属性整合而成的有组织的独特的心理模式。
三、个性的生物学化
自古以来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不能不反映到个性观的斗争中，当唯物主义尚未上升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时，常采用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形式，个性和心理基本上被理解为是由生物遗传决定的。
在心理学史上，最早涉及个性问题的不仅是哲学家，而且还有医生。从古希腊、罗马，通过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医学家、生理学家都对个性的有关问题有过探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生物决定论，即把人的个性看成是纯生物范畴的现象，个性是由人的解剖和生理特征决定的。
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医生希波克利特（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0）创立了人体“四种体液”的学说，他认为人体中有四种不同的液体，即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由于四种体液在人体内所占的比例不同，就形成了人的不同的体质。四种体液调和时人就健康，不调和时人就生病，希波克利特的这种理论为中世纪气质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罗马时期，著名医生兼解剖学家盖伦(Galen,132-200)发展了希波克利特的体液理论，并且研究生理定位问题，他的研究侧重于生理，对中世纪的学者影响很大。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医生赫尔特(Helt,1529-1588)在其《人的智力的鉴定》一书中，对人的智力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企图将智力特征、行为特征与人的身体特征相联系。此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指出：心灵的一切机能，直到意识为止，都只不过是依身体为转移的东西。他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从各方面论证了心理对身体的依赖性。
在此，特别要提到法国思想家卡巴尼斯(Cabanis,1757-1808)，他总结和发展了许多有关心理以及个性的观点。1802年他写道：“为了获得有关活动，思维是活动结果的正确思想，我们应该把大脑视为专门用来产生思想的特殊器官，就象胃和肠是用来消化，肝脏是用于清除胆汁，唾液腺是用于制造唾液一样。大脑获得的印象，使其处于活动状态，就象食品进入胃中引起足够量胃液的分泌和运动，有利于食品的消化一样。”[1]因此，卡巴尼斯被认为是第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后来生物学家卡尔·福赫特(1817-1895)使卡巴尼斯的观点更加极端化。他认为大脑产生思想，正象肾脏分泌尿液或肝脏分泌胆汁一样，从而使意识和物质等同了起来。
以上提及的医学家，大都是那个时代心理学的先驱，他们几乎都把生理的因素看成是个性的决定者，不论这种生理的东西是人体体液，还是人的身体形态、大脑形态。在这种生物决定论的影响下，现代个性心理学曾一度出现过生物学化的倾向。如，德国精神病学家克雷希曼提出的体型——性格的理论就是个明显的例证。他把人的体型分为瘦长型、肥胖型、健壮型、畸形型。认为人的性格是由人的体型决定的。另一个事实是五十年代初期，前苏联两院联席会议确立以巴甫洛夫学说作为心理学立论基础之后，出现教条主义倾向，过分夸大这个学说的作用，以捷普洛夫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把个性的研究归结为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研究。直到1962年前苏联科学院等单位召开会议进行纠偏，个性生物学化的传统观点才得到清算。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心理学界出现的生物学化倾向对我国个性心理学的研究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四、个性的庸俗社会学化
个性的庸俗社会学化是与个性生物学化相对立的一种观点。19世纪，俄国学者赫尔岑(1812-1870)认为仅仅用生物学的方法研究人是极其片面的，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时他就指出，一个人的行为仅仅用生物学是不能解释的，他呼吁社会学来帮忙，因为社会学可以把人从解剖室中带出来并将其归还给历史。
但是，在团体思维中任何一个极端都会很快导致另一个极端的出现。在对个性生物遗传决定观进行批判时，又引起了个性的庸俗社会学化的产生，其主要表现是前苏联和我国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心理学研究时，以哲学代替心理学的具体研究，简单套用哲学术语，把个性不正确地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此观点颇受心理学工作者的推崇，至今仍被一些权威教科书援引，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1965年，在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全体会议上，会议副主席H·K·贡恰罗夫在其报告中说：“马克思把人的个性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2]同年前苏联出版的《个性与劳动》一书第一次援引了马克思的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正是这段话中的“人的本质”的概念常被人们片面理解为“个性”，因此就导致了错误的三段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个性；所以，个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把人的个性不正确地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原文看，显然马克思说的不是单一的个性，而是作为类概念的人，作为类的人的确与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致的。社会的历史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历史，或者是同样的社会的人的历史，但这是否适用于单独的个体呢？“人的本质”和“具体的个性”并不是相同的。当我的（你的，任何具体的个体的）活动范围分明包括的只是这些关系的无关紧要的部分时，即使不违反事实，我们能把自己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吗？所以，对马克思的观点类似片面的和形而上学的诠释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给个性下定义。
由于把个性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结果忽略了个性的其它特性和方面，这种解释导致了个性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化。显然，在个性本质的探索中不仅个性的生物学化，而且还有与其对立的，至今仍有影响的个性的庸俗社会学化都是极其片面的，所以也是不正确的，它的错误绝不是强调了个性社会方面的意义，而在于它的绝对化。作为社会学家，固然可以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研究个性的社会特性，但作为心理学家就不能仅局限于探究个性的某一个方面，而应该全方位，多侧面地去接近它。
许多世纪以来对个性心理实质的理解和探索，大体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使个性的某个理论绝对化和忽略其它所有的理论是每个阶段的共同错误。在结束本文时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种公认的个性理论。因此，利用以往丰富的经验材料，充分吸收前人所有的合理的理论、观点，建构科学的个性理论，是现阶段个性心理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