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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粲及曹丕《柳赋》之作年
建安诗人王粲及曹丕各作有《柳赋》一篇，缪钺《王粲行年考》（见三联书店版缪先生之《读史存稿》）系于建安二十年，云：“曹丕《柳赋》序云：‘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什御巴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接序云，建安五年后十有五载，盖即本年所作。五粲亦同作。《艺文类聚》89引粲《柳赋》断句云：‘昔我君之定武，改天届而徂征。元子从而抚军，植嘉木于兹庭。历春秋以逾纪，行复出于斯乡。览兹树之丰茂，纷旖旎以修长。’元子即谓曹丕也。”此说一出，几成定论，俞绍初《王粲年谱》（见中华书局版俞先生点校《王粲集》之附录），吴云、唐绍忠之《王粲年谱》（见中州书画社版吴、唐所作《王粲集注》之附录），张可礼《三曹年谱》皆祖其说而系之建安二十年（215）。如吴、 唐《王粲年谱》云：“二一五年（汉献帝建安二十年乙未）。粲作《柳赋》。（《艺文类聚》89载曹丕《柳赋》序云：‘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什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粲《柳赋》文意与此相合。）”而后出之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则系二赋为建安十九年作，其云：“王粲、陈琳均有《柳赋》，但下年丕在孟津，粲、琳随操西征，故系于本年。”为辨明曲折，今考之如下：
据《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率军西征张鲁。是时出征，王粲随行，曹植《赠丁仪王粲诗》云：“从军渡函谷，驱马过西京。”可为之证。而其年三月至秋末，曹丕则在孟津，有《与钟繇书》、《与吴质书》等文，见《三国志·王粲传》、《钟繇传》注引《魏略》。是年曹丕在孟津，张可礼也是承认的，《三曹年谱》云是年：“三月……曹丕在孟津，令曹植使人说钟繇让王玦于丕。……秋，刘桢有诗赠曹丕。……诗当作于是年秋丕在孟津时。”刘桢诗有云：“清风凄已寒，白露涂前庭。”乃秋末之景，是秋末曹丕尚在孟津也。而丕、粲所咏之柳，乃建安五年所植于官渡者。今考曹丕赋云：“上扶疏而孛散，下交错而龙鳞。”王粲赋云：“览兹树之丰茂，纷旖旎以修长。技扶疏而覃布，茎森梢于奋扬。”乃叙夏日森茂之柳。曹丕赋又有“于是曜灵次乎鹑首兮”之句，则必为五月之作者。由此可见，缪钺、俞绍初等以赋为建安二十年作之说颇为可疑。正由于此，俞绍初《王粲年谱》虽系赋于建安二十年而犹存疑问，其云：“是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由《从军诗》（‘从军有苦乐’）可知粲从行，而曹丕则在孟津，未尝西征。……五月，曹操已由散关至河池，何以王粲是时随曹丕于官渡？颇费猜疑。”因此，俞遂假设云：是时“丕、粲同行过官渡，至孟津，丕留住，而粲则继续赶赴曹操军中？”然而此假设亦难以成立。因为一方面与时间有讹，盖曹丕三月时已在孟津，故不能五月尚在官渡与王粲同作赋也。另一方面又与地理位置大相迳庭，盖曹操西征，必不能经官渡（在今河南中牟县境）而后至孟津（今河南孟津）也。
今考曹丕赋序云建安五年手自植柳，历十有五载而作此赋。故此二赋之作年自可由建安五年（200）顺推十五载而得。 而是时计算年代之法，实首尾并计。如诸葛亮《出师表》云：“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诸葛之为刘备所任在建安十二年（207），《出师表》则作于蜀汉建兴五年（即魏太和元年，227），此历来皆无异议，是首尾凡二十一年。又如《三国志·魏武帝纪》载建安八年（203）秋七月令云：“丧乱以来，十有五年， 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令中之“丧乱”，乃指汉中平六年（189）董卓引兵入洛阳，废少帝，杀何太后等事，是年迄于建安八年，首尾相加，亦正合十五年之数。这种推算法，缪钺先生等亦是承认的，如《三国志·王粲传》云：“建安二十二年（217）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缪钺《王粲行年考》、俞绍初《王粲年谱》、吴云、唐绍忠《王粲年谱》等皆据之而以为王粲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177）。 又如张可礼《三曹年谱》系曹植《与吴季重书》于建安十九年，其云：《文选》卷42引吴质《答东阿王书》曰：‘墨子回车，而质四年。’知质为朝歌长始于建安十六年，至是岁正四年，故系是书于此。”亦首尾并计之也。由此，自建安五年顺推十五载，曹丕、王粲《柳赋》之作实在建安十九年夏日，二十年说推算有误。
二、王粲《登楼赋》之系年
王粲《登楼赋》之作，缪钺《王粲行年考》、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以为在建安十一二年前后，俞绍初《王粲年谱》则系在建安十三年（203）。今考如下：
按俞谱云：“建安十三年戊子，……随曹操军往江陵，至当阳麦城，登楼作赋。”王粲所登之楼，乃荆州当阳麦城之城楼，此说以俞谱所言为详且可信，陆氏《系年》亦赞成之。今考之《三国志》各纪传，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卒，子琮代领荆州，屯襄阳；九月，曹军至新野，琮举州降。于时刘备走夏口，曹操乃释辎重，轻车到襄阳，率五千精骑追之，于当阳长坂大破刘备军。时刘备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而一旦崩溃，备乃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等数十骑奔走。若赋作于是时，则登麦城所见当是白骨纵横，遍野哀号之惨景。而赋则云：“背坟衍之广陆今，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一片繁荣富庶之景象。二者显然不合。又且曹操于数十万军中简五千精骑追刘备，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乃追及于当阳之长坂，而王粲为容状短小之文弱书生，必不得入此选中而于途登楼作赋。俞谱所云：“是年九月刘琮降，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刘备居之，乃将精骑五千追之。……时粲既归附曹操，必当从行，至长坂军事行动已基本结束，故得暇于道中登麦城之楼，从容作赋。”乃失考也。又且，刘琮举全荆之地降曹，王粲劝降之功莫大焉，《三国志·王粲传》自可为证，故时曹操乃“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其受关内侯之爵，诚如俞谱所论“封侯之事当表奏许都，公文往返，须待时日，故粲之受封必不在襄阳”。然其为丞相掾，自又可于襄阳得之。退一步言，王粲即使在襄阳未辟为丞相掾，而其以名公之孙，新遇英主，又有劝降之功，其时作赋必不有赋中“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等语，“喻修身全洁，畏时君之不用也”（《文选》五臣李周翰注），“前途未卜，既有忧虑，亦有希求”（俞谱语）之心情。再则，是时曹操南征，赤壁战前破襄阳，下江陵，乘胜逐北，有席卷江东，吞并全国之势。粲既归曹，复还故乡自指日可待，而赋则云：“悲旧乡之壅隔今，涕横坠而弗禁”，“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表现出浓厚的欲归故乡而不能得之惆怅感伤，二者亦不相合。综上所叙，此赋之作必不在建安十三年秋王粲归曹操之后，俞说非是。
据《三国志》载，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兵败于赤壁，引军北还，王粲随之。今由此赋所述之登楼所见景象，以及“向北风而开襟”、“风萧瑟而并兴”等句，皆深秋之景，则赋之作又在建安十三年之前。又据《三国志·王粲传》：“年十七，司徒辟，……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粲因西京扰乱而避地荆州，时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是年任司徒者为淳于嘉。此赋云：“遭纷浊而迁逝兮， 漫逾纪而迄今。”自初平四年（193）越一纪而作此赋， 则赋之作又在建安九年（204）之后。由此，此赋之作仍在建安十年（205）至十二年（207）之间。缪钺《行年考》以为在建安十一二年前后，差为近似，然此赋在建安十年作亦极为可能，且又必不在十二年后也。故亦辨之。
又按曹操于此前破袁绍，取邺城，统一中原之势已定。然建安十二年前，高干、袁尚犹在，三郡乌桓亦未平。王粲不遇于刘表，久有归曹之心，故赋中有“俟河清其未极”之感慨，又有“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之希冀，亦为赋作于建安十年至十二年间之佐证也。
三、江淹任宣城太守之时间及原因
钟嵘《诗品》载南朝著名诗人江淹之一则佳话，云：“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南史·江淹传》则于上事外，又补载一事，云：“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裂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关于江淹之出任宣城太守，《梁书》本传记载甚明，云：“（齐）明帝即位，（淹）为车骑临海王长史，俄除廷尉卿，加给事中，迁冠军长史，加辅国将军。出为宣城太守，将军如故。在郡四年，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江淹晚年才思减退，当有其主观和客观等多方面原因，决非景纯索笔或景阳索锦所致，自不足辩。但他在齐明帝时任过宣城太守则是肯定的，然而，他何时出守宣城则需作进一步探讨。
近代的一些学者，如吴丕绩《江淹年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曹道衡《江淹评传》（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等皆以为江淹出任宣城太守在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在郡四年，至建武四年（497）离宣城还都。然而， 齐武帝萧鸾于建武元年十月辛亥（初十日）始废少帝海陵王昭文，癸亥（二十二日）乃自立为帝并改元为建武。如江淹于齐明帝即位之当年即出为宣城太守的话，则明显与《梁书》本传所载明帝即位后江淹先为临海王车骑长史，而后除廷尉卿，加给事中，再迁为冠军长史，加辅国将军之后方出守宣城之仕历不相合。由此，以为江淹任宣城太守在建武元年至四年是难以成立的。
《南齐书·谢朓传》载谢朓曾有自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之事。谢朓《酬德赋序》云：“右卫沈候， 以冠世伟才，眷予以国士。以建武二年，予将南牧，见赠五言。予时病，既以不堪莅职，又不获复诗。四年，予忝役投朱方，又致一首。”云“南牧”，即指其出任宣城太守事；所谓“四年”，乃指建武四年。以上，学术界向无异议。既然建武二年谢朓有出守宣城事， 则以为江淹在建武元年至四年间为宣城太守之说必误。
林东海《谢朓评传》（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以为谢朓于建武二年出为宣城太守后， 三年乃离任而转官湘州。陈庆元《谢朓诗歌系年》（见陈氏《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以为谢朓于建武二年出守宣城，次年将转官湘州而因病未能成行，并于其秋自宣城还京都健康，有《移病还园示亲属》诗一首记其事。二说虽有不同，但对于谢朓在建武三年夏秋之际离宣城太守之任则无异。由此，江淹之出为宣城太守必在建武三年（496）夏秋之后。
《梁书·江淹传》记江淹任宣城太守及其后之仕历云：“在郡四年，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寻为秘书监。永元中，崔慧景举兵围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考之《南齐书·东昏侯记》，崔慧景举兵围京城事在东昏侯永元二年（500）春。 如江淹离宣城还都即在永元二年，则与其还都任黄门侍郎后又迁任秘书监，以及其年春不投名刺于崔慧景之经历不合。由此，江淹自宣城太守任还都时又在永元元年或其前，亦即其为宣城太守在建武三年（496）至永元元年（499）之间。
《梁书·江淹传》既云江淹在宣城四年而还，则其出守宣城必自建武三年始，至永元元年，适值四年之数，亦即其还都之时在永元元年。还都后任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又徙为秘书监，至次年春崔慧景兵围京都，而江淹有称疾不往事，时间亦正相合。由此可见，江淹之为宣城太守乃继谢朓之任，时间在建武三年（496）夏秋，在郡四年，还京都时乃在东昏侯永元元年（499）。
《梁书·江淹传》记郁林王萧昭业在位时，淹任兼御史中丞，“时明帝作相，因谓淹曰：‘君昔在尚书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能折衷，今为南司，足以震肃百僚。’”又载云：“明帝谓淹曰：‘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可见齐明帝萧鸾对江淹甚为赏识，故萧鸾即帝位后，江淹约在建武二年（495）时又被任为廷尉卿，加给事中之职。据《宋书·百官志》，廷尉卿官第三品，给事中官第五品，二职同任，地位又自不同，乃远高于官第五品之宣城太守。（宋、齐官位品秩相袭，见《隋书·百官志》）。由此可见，建武三年时江淹之出京任宣城太守乃其失宠于明帝后之贬黜。对于此点，以及他这次被贬出京之个中原因，历来之文学史家及论者皆未有涉及，今亦考之如下：
齐明帝萧鸾于齐武帝萧赜卒时，受遗诏为尚书令辅政，此后又在兼卫尉萧谌等人的竭力帮助下先后废萧赜之子郁林王昭业与海陵王昭文，并自立为帝。《南齐书·萧谌传》云：“谌回护高宗（明帝），劝行废立，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亲要日久，众皆惮而从之。”萧谌由是功高震主，且其又“恃勋重，干豫朝政，诸有选用，辄命议尚书使为申论”，并多发怨言。明帝因深忌谌，乃于建武二年六月收而杀之，同时又诛杀谌兄诞等。《南齐书·萧谌传附萧诞传》记其事云：“上欲杀谌，以诞在边镇拒虏，故未及行。虏退六旬，谌诛，遣黄门侍郎梁王为司州别驾，使诛诞，束身受戮，家口系尚方。”“谌弟诔，……同伏诛。”而江淹则与萧诞为儿女亲，《南史·齐宗室传》云：“诞子禾稜妻，江淹女，字才君，闻诞死，曰：‘萧氏皆尽，妾何用生！’恸哭而绝。”明帝之为人，性猜忌好杀，《南史》、《南齐书》等皆明记之。江淹与萧诞兄弟之相交往及淹女才君为诞子稜尽节，明帝不能不疑忌之。由此，江淹之失宠于明帝，并于萧谌兄弟被杀后之次年即被贬出京，为宣城太守，且终明帝之世不得还，乃是极自然的了。
四、江淹任正员散骑侍郎及中书郎之时间
江淹《自序》有云：“（齐高帝）受禅之后，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参军，镇东武令，参掌诏册，并典国史，既非雅好，辞不获命。寻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梁书》、《南史》之江淹本传则略去任正员散骑侍郎事。《梁书·江淹传》云：“建元初，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参掌诏册，并典国史。寻迁中书侍郎。”正员散骑侍郎又称正员郎，中书侍郎即中书郎 。《南齐书·孔稚珪 “迁正员郎，中书郎，尚书左丞。”《文学·丘灵鞠传》亦载灵鞠“昇明中，迁正员郎，领本郡中正，兼中书郎如故”。据《宋书·百官志》，是时正员郎与中书郎虽皆官为五品，然中书郎之地位又略高于正员郎。故孔稚珪乃由正员郎而迁中书郎，丘灵鞠得以正员郎而兼（代理）中书郎也。今江淹《自序》云：“寻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叙正员郎于中书郎前，可见二职必非一时所任，否则，当叙主官中书郎于前。由此，江淹乃先被任为正员郎，而后又迁为中书侍郎。江淹有《拜正员外郎表》一篇，乃其任正员散骑侍郎之谢表。正员郎供奉内廷，官位清显，故表有“复升官清闺，列版严闼”之语也。
吴丕绩《江淹年谱》以为正员散骑侍郎及中书侍郎二职为江淹一时所任，并系之于宋明帝泰始四年（468）。 今按以为二职乃一时所任之误，上文已有辩。而泰始四年之说亦未审。考《梁书》、《南史》既载江淹拜中书郎在齐建元年间，江淹《自序》亦自记其任此二职在齐受禅后，则自不应在宋时而任之。且又据《梁书》、《南史》，江淹于宋明帝泰豫元年（472）时仅官为八品之东海郡丞，则其泰始四年（468）年仅二十五岁时必不可能有五品之正员郎及中书郎之任，吴谱所论必误。
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载《艺文志》第三辑）又以为江淹任正员散骑侍郎在宋顺帝“昇明元年（477）江淹再度出仕后不久”。考江淹为正员郎，乃在齐受禅后，前已辩明。又且其于萧道成称帝之初仅官第七品之豫章王记室参军，则宋昇明时又必不能有正员郎之任也，见曹说亦误。曹道衡《江淹评传》又以为江淹于齐初任东武令后，“不久又升为中书郎”。其《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则以为江淹任中书郎在齐建元时。以上皆概言之，又未详考，以意而断，不无遗憾。
据《南史·江淹传》、《南齐书·文学·檀超传》，建元二年，齐始置史官并以江淹与檀超共掌史职。由江淹《自序》，江淹于掌史职后迁为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 由此， 江淹之任正员郎在建元二年（480）后。又考《梁书》本传于江淹迁中书侍郎后续云：“永明初， 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则其任正员郎又在永明初迁为骁骑将军，掌国史之前。复考《南史·江淹传》记江淹“永明三年，兼尚书左丞”，亦即其由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时在永明三年（485）。今由永明三年逆溯三载，则其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在永明元年（483）。《梁书》本传既记江淹由中书郎迁骁骑将军， 掌国史在为庐陵内史前，且又在永明初，则江淹由中书侍郎迁骁骑将军亦在永明元年。由此，江淹先后为正员郎，中书郎二职时在建元二年（480）至永明元年（483）之间。
《南史·江淹传》云：“（淹）后拜中书侍郎，王俭尝谓曰：‘卿年三十五，已为中书侍郎，才学如此，何忧不至尚书金紫。所谓富贵卿自取之，但问年寿何如尔？’淹曰：‘不悟明公见眷之重。’”由《梁书》本传，江淹梁武帝天监四年（444）卒，时年六十二。
则江淹之生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 建元二年时年三十七，三年时年三十八，四年时年三十九，永明元年时年四十。可见，王俭于江淹拜中书侍郎时所谓之“卿年三十五”，并非实指，乃是约称，以夸赞淹之年轻有为而居高位也。按建元三年（481）至永明元年（483），淹年在三十八至四十之间，当不应以“年三十五”称之，而建元二年时淹年三十七，正可约指为三十五。因此，江淹之任中书侍郎乃建元二年事，其为正员郎又在为中书侍郎前，则亦为建元二年事也。
江淹有《拜正员外郎表》、《拜中书郎表》二文，乃其先后任正员郎及中书郎时作。《拜正员外郎表》云：“皇纬如纽，惭飞尘之效；璇基方峻，谢寒露之勤。”《拜中书郎表》云：“不悟遭社鸣之世，属河清之会。”皆齐初立国时口吻，此又可为淹先后任此二职皆在建元二年之佐证。
要之，建元二年时，淹先与檀超共掌史职，后又领东武令。同年又先后任迁任正员郎及中书侍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