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日本论文,战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10月，日本秦汉史研究学会第21次大会——“战后秦汉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主题研讨会在静冈大学召开。正如前年《历史评论》出版了699号特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一样，近年经常可以看到回顾战后研究史，探求研究方向的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很多研究者都感到在研究领域细化的现状下，有必要以世界史、中国史这样的宏观视野重新思考中国古代史研究。
国家形态。去年，探求秦汉时期国家形态的专著有纸屋正和《汉代郡县制的发展》（朋友书店）、鹫尾祐子《中国古代的专制国家和民间社会》（立命馆东洋史学会）、小嵨茂稔《汉代国家统治的构造和发展》（汲古书院）、渡边义浩《后汉“儒教国家”的形成》（汲古书院）。纸屋、小嶋对汉代的国家统治理念和地方行政进行了再考察，鹫尾探讨了专制国家的统治体制与民间社会自立秩序之间的关系，渡边论述了“儒教的国教化”问题。小嵨、渡边的著作，均有重新评价东汉的意味。专著的详细情况有专门的书评。此外，渡边还发表了将提出问题的福井重雅的研究和自己的研究进行比较介绍的《儒教的“国教化”论和“儒教国家”的形成》（《中国—社会与文化》24）一文。
谷川道雄《中国国家论序说》（《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3），在官僚政治中寻求共同体的维持机能，将历代王朝官与民的关系定义为国家共同体。由于这是一个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期待其对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面貌有更详细的阐释。同氏《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和东亚世界的形成》（《河合文化教育研究论集》7），在内藤湖南历史分期论的基础上，主张西汉是古典时代的终结，东汉时期开始的汉族和胡族的共存，与东亚世界的形成紧密相连。从诸民族角度探讨中国王朝和周边诸民族关系的有川胜守《西羌王国的兴亡与汉帝国》（《大正大学东洋史研究》2），他将羌族和东汉王朝之间的战争，看成是羌族的民族防卫和东汉王朝的征服。川本芳昭《三国时期的乌丸、鲜卑》（《历博研究报告》151）认为，乌丸、鲜卑的南下导致了与汉族的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世界扩大的要素。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疆域和周边诸民族之间的界限，也与现在的民族问题相关联。阿部幸信《西汉时期内外观的变迁》（《中国史学》18,2008）在重新认识郡国制时，认为西汉的内外观是汉初诸侯王和异民族都属于外，武帝时期则将其和蛮夷降者一起吸收为内。同氏《武帝时期、西汉末国家秩序的重组和对匈奴关系》（《早期中国史研究》1）认为，武帝时期、西汉末的变化是实现从“中国一统”向“海内一统”的转变。同样致力于重新探讨郡国制的杉村伸二，则关注帝国统合的理念，他在《汉初的郡国庙和入朝制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7）中，将汉初郡国庙的设置和诸侯王的入朝看成是皇帝和宗室血缘纽带的表现，将诸侯王看成是帝国的分割统治。稻烟耕一郎《皇帝们的中国史》（中央公论新社），依据“一统”这一语词是从始皇帝时期和武帝时期使用这一史实，主张中国的一元统治的完成是“一统”。王子今《“汉朝”的发生》（《中国史学》18,2008）认为，汉朝的称呼在武帝以后才经常使用，它是中央集权体制成熟和国家意识反映的表现。大栉敦弘《三川郡的守卫》（《高知大人文科学研究》15），通过三川郡的动向，论述了从被征服地到统一国家形成的变迁。关于中国的内外的讨论，和“中国是什么”的问题同义。藤田高夫《中国西北的中国统治和中国文化》（《东亚文化交流研究》2），探寻了河西之地虽然也曾发生过从中国王朝统治疆域分割出去的情况，但是最终却走向担负中国文化圈一翼的过程。吉本道雅《中国先秦时期的羌》（《中国古代史论丛》6），论述了将异民族附会于古代帝王时期的背景是，存在着中华世界的异域征服和异域加入中华世界两种理论。
关于联结皇帝和臣民之间的纽带，楯身智志《汉初高祖功臣位次考》（《东洋学报》90-4）认为，汉初按列侯排列位次的功臣层，因景帝时期的宗庙制度改革，其地位受到威胁，至武帝末年被废除封国。上述杉村论文也与此有关，楯身指出，作为确认高祖和功臣关系“场”的宗庙制度，通过以将文帝即位正统化为目的的制度改革，与景帝、武帝时期的中央集权化结合在一起，这一论述很有意义。同氏《西汉“帝赐”的构造和变迁》（《东亚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将帝赐看作是再确认君臣关系的手段，爵制是将臣下分掌的职务进行排序的手段。椎名一雄发表了①《秦汉律令与爵制秩序的关系》（《三康文化研究所年报》40)和②《汉代爵制身份秩序的构造》（《大正大学东洋史研究》2）。①指出汉代不仅仅通过爵称也包括劳动刑名构建身份秩序，②提出从庶人向有爵称者的转换最初可能是通过民爵赐予实现的。高村武幸《日本近十年的秦汉国制史研究动向》（《中国史学》18,2008），对以国家论为代表的秦汉史研究做了很好的总结。
政治、行政制度。出土资料的增加，使得末端的行政机构的具体面貌越来越清楚。小林文治《西汉初期县的军事组织》（《史观》161）指出了汉初县主导的治安维持机能和县令军事权限的重要性。水间大辅发表了①《秦汉的亭卒》（《东亚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②《秦汉的亭吏及与他官的关系》（《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3）、③《秦汉亭的治安维持机能》（铃木秀光、高谷知佳、林真贵子、屋敷二郎编著《法的流通》，慈学社出版）、④《秦汉乡的治安维持机能》（《史滴》31），探讨乡、亭的职务、指挥系统、机能，对综合性解明地方刑事手续制度和防范体制起了推进作用。藤田胜久在《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体系》（汲古书院）中，具体考察了长江流域的地方社会是如何纳入到统一国家的统治之下的。藤田还发表了①《汉代的交通和传信的功能》（《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26)、②《中国古代的简牍和记录》（《探讨资料学的方法》8）、③《中国古代的交通和出土资料》（同上）、④《访中笔记 汉代西北的交通和悬泉置》（同上）。①通过对悬泉汉简的传信进行分析，明确了因公旅行者的实态；②指出中国的简牍史料包含了地方官府的工作记录等；④考察了悬泉置所发挥的机能。《探索资料学的方法》8号中除了藤田论文外，还刊载了上野祥史《汉代北方的地域社会和交通》，从城郭的分布类型探讨了地方经营的方向性，金秉骏《古代中国南方地区的水运》考察了水运制度的实态，黄晓芬、张在明《秦直道的调查和进展》是实地调查报告，王子今《中国古代交通体系特征》论述了秦汉时期的驰道是在国家规划下进行管理运营的，胡平生《里耶简所见秦朝行政文书的制作和传送》从行政文书角度探讨了文书的传递和制作。高村武幸《汉代文书行政中书信的定位》（《东洋学报》91-1）接近行政实态，指出简牍的书信类包含了与公务有关的内容，是为了使行政顺利运行，起到补充公文书的作用。同氏《“发ひらく”和“发ぉくる”》（《古代文化》60-4）指出，简牍材料中的“发”应理解为启封的意思。同氏《“兰台令”札记》（《明大亚洲史论集》13）主张，王杖木简中兰台与养老政策有关，是因为其是监察机构的缘故。饭岛和俊《“章”和“章奏”》（《中央大人文研纪要》65），考察了“章”的例子，分析了其性质和效力。黎明钊、马增荣《试论汉简所见的都吏及其与督邮的关系》（《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3），论述了都吏从西汉昭帝期以后是和督邮一起记录于史料上，其职责和督邮同样属监察工作，但是与督邮不同的官。关于平壤出土的乐浪郡木牍，有尹龙九《平壤出土“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研究》（同上），金秉骏《乐浪郡初期的编户过程》（《古代文化》61-2）。尹龙九2007年向韩国介绍了这枚木牍的存在，此文以公开的照片等为基础，修正了看法，并进行了详细复原。金秉骏以木牍为线索，推测了户籍的制作过程。高久健二《乐浪、带方郡砖室墓的再探讨》（《历博研究报告》151），对出土这一木牍的乐浪、带方郡时期的砖室墓进行了形式分类和编年。关于尹湾汉简，早稻田大学简帛研究会发表了《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译注（一）》（《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3），第一篇译注连载。
通过文献史料的分析进行官制研究的有，马场理惠子《西汉后半期官制秩序的形成》（《河合文化教育研究论集》7），认为王莽政权时期三公制的改编、四辅的设置，是向儒家世界观的官制转变的反映。关于东汉的人物评价和官制，永田拓治《“状”和〈先贤传〉〈耆旧传〉的编纂》（《东洋学报》91-3）认为，东汉时各个郡接受地方社会的评价编纂《耆旧传》，但是，随着魏文帝二十四贤的选定和明帝《海内先贤传》的选定，先贤的标准被统一，与皇帝主导的风俗教化联系在一起。角谷常子《东汉时期为政者的表彰》（《奈良史学》26），以祠墓、表墓、图画为例，提出东汉为政者所进行的表彰，成为为政者确保人才和显示自己权威所使用的一种手段。关于与先贤相对的浮华，好亚隆司《“浮华”论考》（《史学研究》266)和《东汉、魏时期天、人思想的发展》（《别府大学大学院纪要》11）认为，东汉浮华之徒在官僚内也得到支持，与重视经典章句的儒家官僚相对峙，并分别成为支持曹爽、司马氏与曹丕、曹植两个政治对立集团的母体。石井仁《“地方分权化”和都督制》（《三国志研究》4），从中央政府统制地方的视角重新认识都督制，论述了东汉的州牧是都督的前身，都督制是为了矫正州牧专权扩大。齐藤幸子《西汉的太子太傅》（《人间文化创成科学论丛》11），探讨了皇帝教育系统的太子太傅的职掌和任职人员情况，指出宣帝期以降儒学大家就任的情况逐渐增多。
其他制度方面，石本利宏《战国赵的“胡服骑射”改革》（《东洋史苑》72），通过与商鞅改革进行比较，强调胡服骑射具有军制改革的一面。太田麻衣子《从鄂君启节看楚的东渐》（《东洋史研究》68-2），从鄂君启节的免税范围推测战国中期楚的疆域，指出楚向江东地区扩展势力是从战国后期开始的。池田雅典《汉代的封禅仪礼》（《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8）对武帝和光武帝的封禅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武帝是实行两度封禅的“封封禅”，光武帝据今文尚书说推进封禅，反映出其目的是继承西汉的正统。
法制。法制史也是随着出土史料的增加而构建具体面貌的领域。专著有陶安ぁんど《秦汉刑罚体系研究》（创文社）出版。论述了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劳役刑中心的刑罚体系是如何被替代的，重新认识文帝刑制改革的意义。池田雄一《简牍书写的律令》（《白山史学》45）论述了秦汉时期律令的使用情况、因律与令职能的不同所导致的袭用的差异、关市律和市律的问题，律令运行的事例等。铃木直美《睡虎地秦简“公室告”再论》（《古代文化》61-1）认为，秦律的规范对象是以亲子为轴的，父母对于子居于优越地位，并有教令的保障，另一方面，公秩序的维持则优于亲子关系，进入汉代以后，公秩序的优先地位被做了较大修正。多田麻希子《围绕秦、西汉前期“室”、“户”、“同居”诸问题与家族》（《专修史学》47）论述指出，秦律、汉律中，居住单位的家族表现为室、户，经济单位的家族是几个户聚集在一起，同居表现为共同使用耕地和宅地。李广靖《战国秦时期的〈盗律〉》（《大东亚洲学论集》9），考察了盗罪的类型化和刑罚原则、盗律和贼律的综合化。专修大学《二年律令》研究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译注（一三）》（《专修史学》47），对此《二年律令》的著录图版和各种释文，指出了校订和排序的异同。
经济政策。关于经济政策，石本利宏《战国燕的国家性质》（《河合文化教育研究论集》7）强调燕国交易兴盛，战国时期是经济大国。福井重雅《西汉的盐铁会议及其主角们》（《史滴》31）通过对《盐铁论》的分析，描述了发言者各自的立场和背景、会议后的生涯。山腰敏宽《中国盐“专卖”刍议》（金丸裕一编《近代中国和企业·文化·国家》，ゅまに书房），总结了以往关于《管子》史料性质的再评价，以及关于武帝盐铁政策的争论焦点。藤川和俊《吕母之乱和六筦制》（《青川史学》27）指出，吕母之乱的原因是六筅制在运用中缺乏变通性。柿沼阳平《东汉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其特质》（《史滴》31）考察了东汉时期接受钱、黄金、布帛的例子，指出存在不同的用途和流通路线，货币经济发挥着作用，是一篇考证翔实的论文。饭尾秀幸《世界史教育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评论》711）以铁器和牛耕的普及为题材，指出现在的研究状况与世界史教科书记述之间的问题。膳智之《中国古代的农事记》（《专修史学》46）逐月考察了古代与农事有关的记事，指出它们均以宿麦的利用为前提。
史料学。关于文献史料，大泽直人《关于〈史记·春申君列传〉一考察》（《立命馆史学》30）指出，从《春申君列传》中插入了有关吕不韦的记事，可看出司马迁有将秦和楚进行对比的意图。小林春树《〈汉书·元后传〉、〈王莽传〉的构成和述作目的》（《大东文化大东洋研究》172）认为，班固撰写《汉书》的意图是将光武帝和东汉王朝正统化。中西大辅《新末～东汉初期的〈史记〉及其续补者》（《学习院史学》47）认为，《史记》的续补者多为三辅出身的古文派人士，他们利用班家的赐书完成了续补工作，这使班固的《汉书》成为集大成者。长谷川清贵《荀悦〈汉纪〉的“春秋之笔法”》（《国学院杂志》110-10），比较了《汉书》和《汉纪》对昌邑王废位事件的记述，认为荀悦是使用“春秋笔法”写作《汉纪》的。
关于出土史料，首先想介绍《出土文献和秦楚文化》第4号。这一期包括论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译注和文献目录，就上博楚简、岳麓书院秦简、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进行了研究。因为可以从研究会的主页上下载，此处不逐一介绍。成果发表的公开化也值得关注。吕静、郑卉《1900年以前中国境内简帛出土之考察》（《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3)收集了文献所见简帛发现的例子，并对其影响进行了考察。伊藤瞳《从长度看简牍规格的基础性研究》（《千里山文学论集》82），将文献中所见简牍的标准和出土典籍有关的简牍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周三尺规格制度化的过程。马彪《龙岗秦简所见“参辨（辨）券”》（《河合文化教育研究论集》7)指出，龙岗秦简十一号简是与棺具搬运有关的律文。福田哲之《上博楚简〈武王践阼〉简6、简8简首缺字说》（《中国研究集刊》48），推测标题简简首的缺字是“书”、“盥”。关于日书，森和《从离日和反支日看〈日书〉的继承关系》（《东亚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和凡国栋（本间宽之译）《日书〈死失图〉的综合考察》（同上）将睡虎地和孔家坡的日书进行比较，探讨了从秦到汉的继承关系。森认为睡虎地和孔家坡的日书是从共通的祖形分化后各自独自发展的；而凡国栋认为孔家坡日书属于睡虎地日书的发展系列。工藤元男《中国古代〈日书〉所见时间和占卜》（《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5），探讨田律和日书的关系，考察国家统治与当地的习俗的关系性。
文字论。这是和史料学有重合的领域，去年关于文字论发表了诸多论著。著作有大西克也、宫本彻《亚洲和汉字文化》、高田时雄编《汉字文化三千年》（临川书店）、富谷至编《汉字的中国文化》。均从汉字的发明到文化的推广综合性论述汉字文化。《亚洲和汉字文化》，运用关于战国秦汉文字变迁的丰富实例，记述了战国时期多样的文字被统一为隶书，向楷书发展的过程。应是初学者的必读书。冈村秀典《汉字的出现和扩散》（《汉字文化三千年》），从汉字的发明开始说起，记述了统治者使用的文字在秦汉时期也在民间推广的情况。富谷至《书体·书法·书艺术》（《汉字的中国文化》），论说了文书行政中的隶书、楷书、草书，是随着东汉立碑的流行而逐渐富于艺术性的。藤井律之《石刻》（同上），考察了将石头作为书写材料的意义。关于与文书行政有关的深度识字问题，有艾诺·凯莱《如何判断古代的识字能力？》（《汉字文化三千年》）、富谷至《通往书记官之路》（同上）、宫宅洁《秦汉时期的文字和识字》（《汉字的中国文化》、邢义田《汉代的〈仓颉篇〉、〈急就篇〉、八体和“史书”问题》（《探求资料学的方法》8）、西川利文《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见的任用规定》（《佛教大文学部论集》93）等论文。均将《二年律令·史律》、居延汉简以及各地的习字简等作为资料，论述了资格考试的内容、课本的变迁、文字学习过程的实态。马彪《龙岗秦代简牍的古文字特征》（《山口大学文学会志》59），论述了龙岗秦代简牍的竹简文字使用的是初期的古隶，而木牍使用的是俗体篆书，使用了两种字体。小寺敦《先秦秦汉的传世文献所见“让”》（《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56）广泛搜集古典文献中的“让”，从字义的变迁探讨禅让的意义。山田崇仁《书契考》（《中国古代史论丛》6）考察了书契的用例。
考古学。利用考古学资料的研究有江村治树《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都市及其周边》（平成二○年度科研费报告书），对以往进行的都市遗址分布调查进行扩充，搞清楚了各个地域的分布差异。谷口满《楚都丹阳探索问题的方法》（《历史与文化》44），通过郧县辽河子遗址发现的楚式鼎，论述了丹淅地区很可能是楚故地丹阳。江村知朗《吴国历史地理研究序说》（《历史》112），从考古学资料和文献史料两方面，考察了吴的都城位置的推移。黄晓芬《汉帝都长安的都市规划和营造理念》（《古代文化》61-2）认为，长安的都市规划表现了当时的宇宙观。城仓正祥《汉魏洛阳城、北魏宫城2号门的发掘调查》（《奈文研纪要》，2009）是共同调查的概要报告。钟方正树等《东汉皇帝陵踏查记》（《古文化谈丛》61），是洛阳附近坟墓群的现状调查报告，并推测其是皇帝陵。茶谷满《运用GIS对洛阳坟墓群的空间分析》（《中国考古学》9），以洛阳周边的坟墓为材料，从居住地和坟墓的步行距离角度尝试分析花费的成本，反映了利用GIS的研究方法。中村亚希子《中国山东半岛附近树木纹瓦当的推广》（《博望》7），探讨了齐国瓦使用的树木纹，进入汉代后在各地融合推广的情况。石川岳彦《从考古遗址、遗物看辽东郡》（《历博研究报告》151），将辽阳、沈阳一带的东汉至西晋的墓葬进行了基础性编年。宫本一夫《川西高原石棺墓的构造和变迁》（《中国考古学》9），在提倡长城地带青铜器文化及其传播过程中，追寻分布在四川西部的石棺墓的分布和变迁，探讨了文献上各族间的关系。同氏《考古学所见夫余和沃沮》（《历博研究报告》151）通过研究触角式铜剑及铁剑，考察夫余的形成，探讨了其社会构造。佐佐木正治《从陂塘水田模型看中国汉代西南地区的水利和稻作》（《中国水利史研究》38）对中国西南部出土的陂塘水田模型的形式进行分类，探讨了与汉人迁移的关系。友田真理《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苗山汉墓墓门画像石再考》（《美术史研究》47）将标题为风伯和雨师的画像石解释为是主题与禹和鲧相重合的图像，认为是禹信仰的表现。同氏《山东省济宁市出土“风伯·胡汉交战画像石”试释》（《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3），将风伯·胡汉交战画像石解释为表现了人们祈求对异民族战争的胜利和五谷丰登的愿望。金子典正《孔望山摩崖造像中佛教图像诸问题》（《鹿岛美术财团年报》26别册）探讨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期的佛教遗址的孔望山摩崖造像，指出了图像解释的问题点。关于镜，出版了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镜范》（八木书店）。作为三个研究所对临淄齐国故城内的汉代铜镜制作作坊遗址出土的镜范进行的共同调查的报告集，是了解汉代铸造技术的基础资料。“中国古镜研究”班《西汉镜铭集释》（《东方学报》京都84），是西汉122种镜铭文的集成和注释。冈村秀典《西汉镜铭的研究》（同上），在研究班的成果基础上，探讨了铭文的变迁与作为背景的时代面貌的关系。林裕己《汉镜铭的各形态（其2)》（《古文化谈丛》61）比较了日中的“某氏”镜铭，进行了分类探讨。广川守、村山顺一郎《藏品萤光X线分析调查报告(1)》（《泉屋博古馆纪要》25），对泉屋博古馆所藏春秋战国时期的12枚空首布，通过萤光X线分析，尝试测定合金的成分。期待非破坏性的分析能得到更多的应用。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原名《中国古代的铁器研究》，佐佐木正治译）反映了从中国的铁器起源，到技术的进步、流通等铁器研究的最前沿情况。
环境。关于环境史，只介绍专著。原宗子《从环境解读古代中国》（大修馆书店），将古典文献中的著名史话，从环境这一视角进行了浅显易懂的解读。题材虽然是古典文献，但却常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滨川荣《中国古代的社会和黄河》（早大出版部）纠正以往的国家主导的“治水理论”，指出黄河的治理是顺应当时的地区情况，对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影响。
文学、思想、哲学方面也发表了众多优秀成果，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不得不割爱。反映最近出土资料和思想史研究之间关系的综合性成果，有李承律的《出土文字资料和中国古代思想史》（《大东文化大人文科学》14）。
出土资料的增加，确实推进了对古代社会具体面貌的认识。今后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一定意义上战国秦汉史研究也一定会呈现活跃的状况。我想如何使这一活跃状况与宏观的历史面貌相结合，正是我们史家应当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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