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和网络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当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创作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受到人们重视。正如福柯所言，“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注：引自《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出版，88-89页。）然而在当代，文学神圣性正受到不可忽视的消解。一方面，文学生产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走向边缘化。文学生产被视为一种商品生产，逐渐演变为一种麦当劳式的文化工业。正如伊格尔顿宣称的那样：“艺术可以如恩格斯所说，是与经济基础关系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知识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生产。”（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32页。）另一方面，随着电脑网络的发展，网络文学创作日益兴旺。人人都可上网写作，发表作品，网络，使文学创作前所未有地走近了大众，写作，成为一种日常行为，不再是什么大业盛事了。文学生产的网络化与麦当劳化作为当代文学生产中引人注目的两个趋势，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麦当劳：市场经济下的文学生产模式
所谓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是指在当代工业社会，出于最迅速最有效地生产出符合大众文化市场需求的文学消费品的需要，将文学生产从选题到发行分割成诸个环节，实行工业流水线式的作业。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成为生产文化快餐的工人，读者成为流水线终端的消费者，作品与其说是创作的产物，不如说是出版商、作者与市场合谋的产物，评价文学生产的标准不再是作品的内涵与深度，而是与麦当劳快餐如出一辙的效率与市场原则——即如何在最短时间以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利润，如何以标准化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占领文化市场。
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从80年代便已开始了，然而只是在90年代，这一趋势才日益明显，并发展成一项规模巨大，组织严密的文化产业。市场高利润的回报诱使大批作家投向商业化写作的怀抱，经济因素在文学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直接影响着作者的选材、结构语言……文学生产本来是一种符号再生产，理应遵循与物质生产不同的指导原则，然而现在却蜕变为受市场控制的商品生产，市场价值观成了文学生产的指导原则。1989年1月，魏人、刘毅然、莫言、刘恒等12位作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间作家组织“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其“海马宣言”中称：“保证质量，讲究信誉，是我们这个文化团体所遵循的信条。”（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36页。）文学生产采用了与商品生产同样的质量与信誉为价值尺度，文学生产不再具备创作过程中必然的不可控、不可预测等特性，作品质量与效果可以明确评估和预料，文学创作实际上已变为操作。在这一操作过程中，读者由于代表着市场而备受重视，作者放弃了传统文学教化观念，以商品意识取代了启蒙意识，自觉地迎合读者的口味。王朔便一再申明，文人无非是用笔写字，编出些故事取悦老百姓的行当。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进行了市场细分。王朔便声称：“《渴望》是给老头、老太太、家庭妇女看的，招老百姓掉眼泪儿的。”“《编辑部的故事》不过就是部逗笑开心的通俗喜剧，只载些笑声和轻松。”“我的小说有些是冲着某类读者去的。……《顽主》这一类就冲着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34页。）作者失去了对文学的崇高感，沦为文学生产线上的码字工人。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尽管广受好评，主要作者之一王朔却声称：“写前没想那么具体，逮着谁论谁，写到哪算哪……实际上通俗剧不是一种创作，而是操作，是技术活儿。”（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38页。）
如果说作者在麦当劳化的生产模式中已沦为技术工人，那么，出版商的介入则大大加深了这一程度。正是出版商的介入，才使文学生产从手工作坊的操作转为一条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出版社对作品从选题到定作者到宣传发行各个环节进行了有系统的策划，他们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手段，制造市场热点，将作家与作品“隆重地”推向市场。例如，购得《王朔文集》独家版权的华艺出版社在文集上市之时，将150万张王朔画像贴遍京城每一个图书购销点。《废都》推出时，配以“当代金瓶梅”的大型宣传画为号召。（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13页。）而《看上去很美》甚至在书还未出版时便已炒作得沸沸扬扬。出于市场效益的考虑，他们大力发掘有市场前景的作家作品，甚至购买包装作家，直接介入创作。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与周洪签订了大陆第一份购买作家的合同，标志着出版界已进入参与作家创作设计的“包装时代”。（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13页。）此后，陆续有出版社走上了包装作家的道路，所包装的作家一般是有一定号召力的知名作家。到了1999年，皇冠出版社投下巨资推广上市“张小娴”，开了包装无名作家的先河。一时间，张小娴的照片在各大报纸、杂志频频出现，一系列的户外活动与签名会连续举行，张小娴一夜成名，成为书市最走红的作家。（参见《文坛的明星时代要来？》，《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出版界在影视业实行明星制后，也开始推出自己的“写作明星”。文学作品已发生了歧变，成为一系列谈判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共识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注：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14页。）
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是有其深厚背景的。首先是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造就了一个广大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据资料显示，当人均国民收入在3000至5000美元时，人们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将呈较大增长。1997年，上海市人均国民收入率先突破3000美元大关。（注：参见李锐《文化艺术怎样走向产业化》，《上海综合经济》1999年第8期。）这就为文学商品化生产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市场经济基础。这一基础将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而更为强大。其次，文学产品的消费与其它产品不同，人们在购买、享用、消耗文艺产品时，影响到它的消费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便是消费者所占有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又称“闲暇时间”，它是在人全部时间中扣除了劳动（含家务劳动）与学习时间、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后余下的时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由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 ，怎么说都行”（注：转引自花建《文艺新学科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版，186页。）。自由时间的增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弗里德曼宣称：“闲暇时间是社会结构中某种变化，某种新的规范，新的社会关系的源泉，它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有助于引导个人和社会集体在时间分配上的意愿和选择，作为一种社会时间，它有着改变社会方式的巨大潜能力量。”（注：参见祈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13页。）我国目前已全面推广了双休日制度，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电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大大缩短了家务劳动时间。所有这一切使人们拥有了更多闲暇，从而拥有了更多的文化消费力和消费欲求。再次，现代大众传媒使大规模的文化生产成为可能。正是现代传媒的复制性为文艺产品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它独有的设置议题功能更是在炒作热点、包装作家、推介作品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正是大众传媒才使阅读变为一种时尚，将大众进一步裹挟进其传播与操纵的大众文化中。它强大的辐射性使大众文化广为传播，个人意识日益趋同，以而弱化了个人独特的艺术感受，造就了一批满足于麦当劳化标准产品的具有相同口味的标准读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人们在白天按时抵达各种型号的流水线，完成预定的工作量；返回窝后，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另一种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注：南帆《膨胀的“泡沫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文学生产，在这里彻底走向了麦当劳化。
二、网络写作，文学新的增长点
麦当劳化的文学生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图景。作者沦为生产线上的工人，读者成为流水线终端的阅读机器，追求的只是当下快感。文学成为市场经济的仆人，创作的指导原则是市场与效率，创作主体的创造性被贬至可有可无的地位。然而，文学自有它自身的本性与规律，文学作为人学，它反抗任何制度化、机械化的写作方式，人被桎梏的创造力和个性也寻求着它的突破口。正如任何时代，对文学自由创造的追求都不曾熄灭一样，今天它依然存在，并且已找到了它恰当的表达方式——网络写作，与麦当劳化的文学生产对峙着。
对网络写作的定义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凡是写出的作品在网上发表即算网络写作；二是指只写网络生活的作品；三是指“网络作者”的写作方式。这三种提法均有缺陷，未能清楚界定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的区别。有的传统文学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在网上发表，有的虽然是写网络生活，但它可能是以传统方式写就的，第一、二种定义正是在这里界定模糊。而按第三种定义，对“网络作者”界定又太困难了。我个人认为，网络写作类似于“潜在写作”（注：此处定义采用的是陈思和定义，指作家不是为了当时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参见《潜在写作》《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26日。），实际是一种写作姿态，是指为在网络上发表而进行的文学生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写作的特点。
网络写作的首要特征便是它的普泛性。这是由网络的开放性决定的。人人只要会打字，都可以上网发表作品。在麦当劳化的文学生产中，尽管文学已不被当作经国大业，尽管王朔们声称写作只是个码字活儿，然而这个活儿毕竟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也毕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名和利。尽管赵忠祥刘晓庆们凭着名人光环，大出畅销书，然而这毕竟只限于明星们，普通百姓被隔绝在文学生产光圈之外。只有在网上，每个人才可以实现我手写我心，充分享有写作的自由。作者可以不再考虑发表，因为发表是如此的容易；可以不再顾虑编辑的挑剔和删改。像“潜在写作”一样，作者摆脱了出版发表的掣肘，表现出极大的自由度。作为一种个人化写作，作品一般只是单纯表达自己的感悟与思考，有鲜明的非主流性质。同时，作品也往往只停留于个人日常生活，有意无意避免历史文化道德传统的规范，只是一种对生活把握的感性实在，缺乏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
网络写作另一个特点是无功利性，作者在网上发表作品一般没有稿酬，这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深入，由于它不能为作者生活提供保障，作者也不可能为网络作品投入太多，许多作者不愿把好作品交给网络，这使网络文学作品停留在一种粗糙的原生态层面上。但也正是这种无功利性使网络写作摆脱了流水作业的操作性、刻板性，创作常常是即兴性的，作者以一种自娱娱人的心态参与创作，兴之所至便思如泉涌，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榕树下》网站创始人Will说：“现在的网络文学追求的就是一种写出来就爽了，就舒服了的感觉，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注：《热效应：出书与评奖》，《文学报》总1120期。）这种状态恰恰是现代文化工业所缺乏的，也恰恰是文学创作所要求的。
网络写作的第三个特点是其匿名性。网民在网上可以方便地隐藏起自己的身份，用化名发表作品。这种“匿名心态”大大减少了作品的社会约束，作者可以大胆打破创作上种种清规戒律，自由地进行各种文学试验，这，无疑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网络写作还是一种多媒体的写作。作者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在作品中插入音乐、图片、音像资料等，这使语言乌托邦分崩离析，作品也不再是一种线性结构，作者对文本整体布局须有更清楚的意识……
网络写作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人类文学创作的本质，满足了人们的言说欲与交流欲，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局限性。匿名的心态带来的少约束性，往往使网络平添许多文化垃圾，包括一些不健康的文字，有的作者过于沉湎于个人化写作，强调自我，缺乏大器。创作的游戏心态及非职业化态度，既解放了文学，又往往使创作忽视了艰苦劳动，导致作品的难以获得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网上阅读的跳跃性、随时可连接性，使阅读失去了纸媒所具备的连贯性，更类似于在多媒体文本间作蒙太奇式的剪接。这种荧屏阅读方式不利于深入思考，更导致了创作话题选择偏于轻松随意，句子口语化，重感觉轻思考。试以“网上第一部畅销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注：参见《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知识出版社1999版。）为例，该书选择的便是网络爱情这一轻松与不无时髦的话题，以网民“轻舞飞扬”与“痞子蔡”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小说采取一种口语化的平易叙述方式，以唯美的感情取向，跳跃的短句，表述了当代青年的情感感悟。其中的感情体验真率却不够深刻，所表现的社会面也很狭窄。即兴的行文清新灵动，从某种角度上可说是琼瑶小说的“网络版”。该小说在话题选择、行文、风格上富有网络气息，很受读者关注，然而该小说的巨大缺陷也使其难逃泡沫命运。
总之，网络写作崩解了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给文学加入了一些新质。尽管它有着不容忽略的粗疏性，但它毕竟给广大网虫们提供了一片创作空间。网虫们在这片天地中可以尽兴追求一种自由的无功利的写作，而这，正是文学最可珍视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写作也许是文学新希望的闪光。
三、共谋与对策
网络因其开放性，使各种排斥在主流话语圈外的话语势力在这里都可以发言，这就使网络成为一个精华和糟粕共存的大杂烩，一个各种意识形态并存的新话语空间。我们可以将它看作一个新的民间。根据陈思和定义，“民间”即为“泛指非权力文化形态或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新空间”（注：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回顾和思考》，《文学报》1995年12月21日。）在这个新空间中，多种势力竞相斗争、妥协，形成了一个如布尔迪厄所说的“场”，一个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网络文学既从属于网络这个“民间场”，同时作为一个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又从属于“权力场”与“经济场”。它既要维护自己的民间性，又势不可免要受到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在当代主要是受到麦当劳生产模式的侵袭，表现出若干麦当劳化倾向。
表现之一为网络文学频频被印为纸版，日益被纳入麦当劳生产模式中。一批网络文学丛书陆续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等一系列出版社纷纷推出网络丛书，成为书市一热。（注：参见《网络文学已成新的出版热点》，《文学读书周刊》2000年2月12日。《网络文学来了》，《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书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智圣东方朔》。1998年，台湾网民“痞子蔡”蔡智恒花两个多月时间创作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网上引起热烈反响。当年9月，该书即被台湾出版商看中予以出版，热销近60万册，“痞子蔡”也出乎意料地一举成名。1999年该书进军大陆市场，竟有30余家出版社争夺该书出版权，最后由知识出版社夺得。12月7日该书正式发行，三天内便销毕3万册。巨大的市场前景使该社决定“再出一连串这样的书”。近日该书又被电影片商看中，计划拍成电影。（注：参见徐铎《“网上文学”嫁接图书有待观察》，《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9日。《〈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台搬上银幕》，《文学报》2000年3月9日。）《智圣东方朔》则是另一种情形。其作者龙吟考虑传统出版界可能一时无人认识其书价值，遂决定将该书在网上首发，让网络助其传播。1999年该书以《东方怪杰》为名首发后，被10万网民争阅引起硅谷Gateway公司注意，以优厚条件买断该书全球性各种版权。2000年1月1日，作家出版社在取得该书版权后正式出版该书，上市一个月内印刷三次，总销量达15万册，目前仍在热销中。中央台所属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也看中该书，买断其电视剧改编权。（注：参见《文侠小说〈智圣东方朔〉引发出版改编热》，赖大安、岩川《挑战武侠小说》，《文学报》2000年3月2日。）“痞子蔡”与龙吟都是在网上崭露头角后引起出版界注意加以包装宣传推出的写作明星。他们所获得的巨大名利引起不少网络作者争相仿效，使网络写作有向麦当劳化写作看齐的危险。
表现之二为网络文学评奖被热炒。1999年，共评了两个网络文学奖。其一为“榕树下”网站举办的“1999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奖金总数为4万，所有获奖作品和部分入围作品将被收入由花城出版社独家出版的《1999网络原创作品获奖文集》中。这项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该网站知名度，评奖以来，共接受投稿上万篇，存稿量以每月2000多篇的速度增长。（注：参见《“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征稿》，《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日，《“榕树下”上海颁奖》，《中国经营报》2000年2月1日。）其二是网易举办的更具争议的“中国网络文学奖”。该奖邀请了王蒙、张抗抗、莫言等担任评委，并在征文启事中规定：只要投稿给他们，作品的使用权就归属网易。尽管评委大多对网络文学不甚了解，其中莫言更声称从未上过网，尽管有苛刻的征文启事，网络作者仍趋之若鹜。网上知名撰稿人刑育森、安妮宝贝、黑可可等都投了稿，有的还不止一篇。很多网友把自己压箱底的作品都拿出来，而评出的作品用网虫三水的话说：“他们选出的只是他们喜欢的，而不是我们的。”（注：参见《网络文学得奖作品不尽如人意》，《网络文学奖推迟揭晓有隐痛》，赵晨钰，江舒远《网络文学：新文明的号角，还是旧瓶装新酒》，《中华读书报》2000年2月2日，1月26日，1999年12月1日。）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民间本来是无权威的，网络文学的特质便在其普泛性、无权威，人人可以参与到创作中去，然而网站却凭借其在商场上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与在网民中的影响，自居为权威，试图通过评奖对网络文学加以规范，并邀请传统作家当评委以加固其权威性。进一步扩大网络知名度与实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网站以自己在经济领域与网络传播领域取得的成功为资本，传统作家以自己在传统文学创作领域取得的声名为资本，取得对网络文学界定与评判的权力，并以评奖为市场卖点进行炒作，将网络文学收编于麦当劳化的文学生产线中。评奖本身代表着精英文化标准的侵入，这对网络文学进一步规范化不无好处，然而同时也导致了网络文学自主性自由性的表决。正如评委之一张抗抗感叹的，“任何评奖过程中真正较量的不是作品，而是评奖的标准。”（注：张抗《网络文学杂感》，《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日。）在网络文学发展还未成熟的今天，也许当务之急不是评奖，而是扎扎实实地做些有利其发展的基础工作。
表现之三为部分网站与麦当劳化的出版业结成商业伙伴关系，双方实现资源利益共享。有的网站为吸引网民，自觉地利用其传播功能，或通过签约或擅自将畅销书搬上网站。在网上排行榜上，热门作家依次为王朔、余秋雨、王蒙、苏童、余华、贾平凹等，台港作家为金庸、三毛、琼瑶、基本与书市畅销榜一致。（注：《网上作家排行谁最俏》，《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26日。）有的网站则将自己当做出版业的资料库与交易网，进行文稿交易。中国作家协会创建的“今日作家”网站免费为作家批评家发布书稿交易信息，至2000年1月有7部书稿成交。（注：参见《网上文稿交易正在起步》，《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26日。）不少出版社也抢滩网络，建立网站，宣传图书，树立出版社形象。
表现之四为稿酬问题开始提上文学网站日程，网络写作的无功利性原则日受侵蚀。在网上发表作品一般是无偿的，也可以随意转贴。这使优秀作家一般拒绝将经过艰苦劳动创作出来的作品首发权交给网站，“橄榄树”网站编委雷默认为文学作品也是含创造智慧的商品，故“橄榄树”将考虑开出一定稿酬给作者。（注：参见《风景这边独好》，《文学报》2000年2月17日。）这样一来，网络写作无偿原则被破坏了，作者失去了无功利之心。即使部分作者在写作时仍保持了这种心态，在投稿时也必然会优先考虑有稿酬的网站，结果势必是有的网站投稿多，好稿多，有的网站只能发些差稿。因为付酬，网站必须将这笔投入在经营上赚回来，网站刊发作品的标准又势必围绕着市场转，走向麦当劳化。
可以说，麦当劳化的威胁在网络文学生产中无处不在。然而，网络文学空间并不是消极地被同化的，它一经产生，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质与之抗衡。“网易”评“网络文学奖”时就遭到不少网虫反对，使评奖一度延期。网虫们对由王蒙、莫言、张抗抗等7人组成的评委表示“滑稽、不理解”，对其对网络文学知道多少表示怀疑，认为这样难以评出作品，也伤了网虫感情。网虫小浪之底说：“我们就是受够了戴上镣铐跳舞的滋味才上网码字的，你网易又给我找了个绷着脸的评论家，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呀。”（注：参见《网络文学得奖作品不尽如人意》，《网络文学奖推迟揭晓有隐痛》，赵晨钰，江舒远《网络文学：新文明的号角，还是旧瓶装新酒》，《中华读书报2000年2月2日，1月26日，1999年12月1日。）网虫们坚定地维护着自己“写作的自由”与“自由的写作”，与麦当劳化生产对峙着。
我们必须看到，网络文学在其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麦当劳生产模式侵袭，这不仅是由于麦当劳模式背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所致，更是由于网络文学本身的缺点和局限所致。网络文学缺少约束，文字粗疏，庞杂无序，始终处在一种粗糙的原生态状态。作者水平也参差不齐，写作动机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追求自我表述，这类作者动机比较纯粹，只为写而写；一为希望通过网络引起社会注意，得到承认，还有一类则是由于无法进入传统媒介出版圈，而不得不在网上满足发表欲。因而当网络文学一旦为社会所关注，被出版商赏识的作者队伍迅速发生分化，一部分作者迅速向传统媒介靠拢，被麦当劳化的商业运作“招安”，另一部分作者则继续坚守阵地，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麦当劳化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网络文学进一步发展。出书、评奖吸引大批人投入创作，也使一批网络作者不再满足于即兴式的创作，而开始认真经营起这一全新的写作方式。网上稿酬等制度也使作者有可能摆脱经济困扰，专心创作，这些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提高网络文学质素的作用，有利于网络文学进一步发展。
网络写作是一种自由的写作，然而在麦当劳化的当代文化语境中，这种自由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网络写作与麦当劳模式的共谋与对抗中，文学要真正实现自由的写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前瞻
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与网络化作为当代文学生产中引人注目的两个倾向，对文学的现状与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种倾向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文学生产大众化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麦当劳化适应了当代大众文化市场的需要，尽管存在着商业化、泡沫化、平面化、模式化等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为大众提供了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客观上不排斥寓教于乐等教化功能，在中国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它自己的作用。网络化则进一步给大众提供了一个创作园地，使人们有可能摆脱编辑等把关人的干预，尽兴地进行创作，使过去的“潜在写作”走上了前台，满足了人所固有的表达欲与创作欲，并使过去要藏之于名山的文学可以传之于网络，进入读者的视野，拓宽了文学的空间。
文学生产的麦当劳化与网络化都离不开现代传媒技术上的支持。历史上每一次传媒变革都带来了文学上一些新变化。从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到建立在近代印刷革命上的书面文学；从报刊发展引起的连载小说的风行到影视繁荣导致影视文学的兴盛，传媒一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大众传媒的高度发达才使麦当劳模式成为可能，也正是网络的兴起才使网络写作走进大众，给文学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与写作方式。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网络写作必将进一步繁荣，网络文学终将进入当代文学史的视线。网络写作，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写作，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当代文学史。
毋须讳言，目前我国麦当劳化与网络化的文学生产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存在着以较低层次取悦大众的成分，存在着单纯追求情绪自我发泄的倾向。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各种文化现象的互相交融、融合，网络作者与文化快餐生产者的创作水平也必将上一个台阶，生产出更高质量更合大众文化需要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