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系青铜“花格”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格论文,青铜论文,中国北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定名与特征
“花格剑”是中国北方系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中的一个小分支，因剑格或柄上施以繁缛纹饰而得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备受学者关注。
1984年，郑绍宗先生在《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一文(以下简称“郑文”)中提到，“标本15～18基本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带有北方青铜短剑风格的所谓‘花格剑’”[1]，但是并未进一步阐述“花格剑”的特征。1986年，陈平先生在《试论春秋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提到，“这类剑上的花格纹、曲尺纹、兽面纹等纹饰与中原青铜器上的蟠虺纹、兽面纹颇有相通之处，故‘郑文’说它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带有北方青铜短剑风格的所谓‘花格剑’，是十分恰当的”；认为“郑文”中所谈到的分别出自河北怀来安营堡和滦平窑上营房西山墓的两件青铜剑与陕西凤翔八旗屯BM27出土的铜剑“同属于一个关系更为亲密的小系统——‘花格剑’系统之内”；并详细描述这三件青铜剑，“三剑的首格皆饰兽面纹，且皆做格首宽而突出，中腰略细而直的筒形。茎多镂空或透雕，其上多饰圆点纹、花格纹(或曰蟠虺纹、涡纹、曲尺纹)”[2]。1995年，张天恩先生在《再论秦式短剑》一文中明确提到，“‘花格剑’的主要特点是剑柄的装饰纹饰华丽，首部和格部多有兽面纹，不同于北方地区流行的其他形式之青铜短剑”[3]。2003年，杨建华先生在《再论玉皇庙文化》一文中认为，“这种剑的剑首、剑柄与剑格一般都有纹饰，因此被命名为‘花格剑’”[4]。2005年，邵会秋在《冀北地区东周时期北方文化青铜短剑研究》一文中提到，“剑格部往往为兽面纹或者变体兽面纹，剑柄上也多饰有繁缛的纹饰，直刃，有人称之为‘花格剑’”[5]。纵观上述二十余年的学术历程，各家学者都认识到了“花格剑”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有别于其他形制的青铜短剑。
我们认为，“花格剑”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剑格不同于常见的“一”字或“人”字形剑格，而是做成兽面形，状似兽口衔柳叶形剑身，剑柄多有繁缛的纹饰，大多数剑柄与剑身系由青铜合铸而成，也有不同材质分铸卯合的，剑身有茎插入柄内。
二、型式与年代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知的“花格剑”有72件，除收藏品的出土地点不明外，其余大多数出自墓葬，主要分布于甘肃礼县、陇县和灵台，陕西西安、宝鸡、凤翔和陇县，北京延庆，河北怀来、滦平和隆化，山西黎城，山东长岛，河南辉县等地。
根据剑柄特征，可将它们分为四型。
A型 26件，其中19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7件为收藏品。柄首作半圆形的浮雕兽首，茎部饰蟠螭纹或蟠虺纹，剑格为兽面形。根据剑柄纹饰的变化，可分四式。
Ⅰ式：2件，均有明确的出土地点。
甘肃宁县宇村M1：8(原简报称“匕”)[6]，该剑柄与身系青铜合铸，柄首作浮雕状的侧视兽首形，瞪目、卷鼻，血口喷张，口衔人头；茎部上段饰由两条略有错落的夔龙纹相对组成的兽面纹，下段饰窃曲纹；格为兽面形；剑身有中脊，脊两侧有血槽。通长23.1厘米(图一，1)。根据与之共出的铜鬲、盨、杯(原简报称“尊”)形制与纹饰特征，此墓的时代被定在西周晚期。
山西黎城西关村黎国墓地M10出土1件[7]，青铜剑柄，铁质剑身，分铸卯合。柄首与茎部上段的造型装饰与宁县宇村M1：8剑非常相似，柄首兽目和下面的夔龙双目镶嵌绿松石；茎部下段饰蟠螭纹，螭目亦镶嵌绿松石，螭尾向外伸出形成突齿；剑格较宽，为兽面形；剑身锈蚀不存(图一，2)。根据发掘者公布的考古信息，可知此剑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Ⅱ式：1件。
陕西陇县边家庄春秋墓出土[8]，青铜剑柄，铁质剑身，分铸卯合。柄首弧顶无脊，茎部饰镂空的蟠螭纹，螭尾向左右两侧伸展形成不对称的6处突齿；剑格较窄，饰简化兽面纹，嘴角部位向上弯卷；剑锋残(图一，3)。根据与之共存的青铜鼎、簋等形制判定，此剑的年代为春秋早期。
Ⅲ式：15件，其中12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3件为收藏品。
陕西凤翔八旗屯BM27出土1件[9]，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柄中空，弧顶上有角；茎部饰蟠虺纹，虺尾向左右两侧伸展，形成5组基本对称的突齿；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柱脊。通长25厘米(图一，4)。根据与之共存的铜鼎、甗、盂、戈等形制判断，此剑年代为春秋中期。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I M25：130[10]，青铜剑柄，铁质剑身，分铸卯合。柄首弧顶有角；茎部饰镂空蟠虺纹，虺尾向左右两侧伸展，形成6组对称的突齿；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柱脊。通长26.5厘米(图一，5)。根据与之共存的陶罐、豆和铜鼎、甗、盂等形制判断，此剑年代为春秋中期。
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出土3件(编号为98LDM2：12、98LDM2：82、98LDM2：83)[11]，均为铜柄铁剑，仅残存剑柄，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其中98LDM2：12，柄首弧顶有角，茎部饰镂空蟠虺纹，并镶嵌绿松石，虺尾向外延伸形成5组对称的突齿，剑格纹饰锈蚀不明。残长9.9厘米(图一，6)。根据与之共存的陶罐、鬲、甗和铜鼎、簋、簠、盉、壶、盘、匜、戈等形制判断，这3件铜柄铁剑的时代为春秋中期。
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出土4件，分别出自四座墓葬(编号为M13：2、M18：8、M300：2、M384：2)[12]。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柄首弧顶无脊，茎部饰变形蟠螭纹，螭目、眉有凹窝用以镶嵌绿松石，茎中部一侧有一个小穿耳。格为简化兽面形，嘴角部位下垂且向上弯卷，作吞剑状，剑身中有棱脊。通长分别为27.2厘米、28.6厘米、29.3厘米和26.4厘米(图一，7～10)。报告将这四墓的年代定为春秋早期，但根据与M18：8剑共存的铜罍、敦、
、戈等形制判定，它们的年代应为春秋中期。
河北怀来甘子堡出土3件(简报所分的Ⅰ、Ⅱ式)[13]，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其中M8：5剑柄首弧顶，茎部饰镂空蟠虺纹，并镶嵌绿松石，茎中部一侧有一小环耳；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棱脊。通长33厘米(图一，11)。M13：4剑首已残，茎部饰镂空蟠虺纹，并镶嵌绿松石，剑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柱脊。通长25.4厘米(图一，12)。根据M8共存的铜戈(M8：3)形制特征，它们的年代应为春秋中期。
东京出光美术馆收藏1件[14]，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柄首弧顶有角，茎部饰镂空蟠虺纹，虺目嵌以绿松石，格为简化兽面形，兽目亦嵌绿松石；剑身有棱脊。通长24厘米(图一，13)。
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1件，柄中空，饰蟠螭纹，柄中部一侧有一小环耳，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柱脊，因多次加工错磨而变短。现存通长仅19.5厘米[15](图一，14)。
纽约佳士得于2010年9月16日公布的《思源堂中国古代青铜器珍藏专场拍卖图录》著录1件，柄首弧顶有角，茎部饰镂空蟠虺纹，并镶嵌绿松石，虺尾向左右两侧伸展，形成六组对称的突齿；格为简化兽面形，兽目亦嵌绿松石；剑身有柱脊。通长28厘米[16](图一，15)。
Ⅳ式：8件，其中4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4件为收藏品。
图一 A型花格剑
1.甘肃宁县宇村M1∶8 2.山西黎城西关村黎国墓地M10出土 3.陕西陇县边家庄墓出土 4.陕西凤翔八旗屯BM27出土 5.甘肃礼县大堡子山IM25∶130 6.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12 7～10.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M13∶2、M18∶8、M300∶2、M384∶2 11、12.河北怀来甘子堡M8∶5、M13∶4 13.东京出光美术馆藏 1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5.纽约佳士得2010年9月16日 16.山东长岛大竹山岛出土 17.河北怀来大古城出土 18.河北怀来安营堡出土 19.河北滦平窑上营房西山墓出土 20.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编号TJ-5662) 21.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编号TC-513-3) 22、23.高滨秀著录(1、2.Ⅰ式；3.Ⅱ式；4-15.Ⅲ式；16～23.Ⅳ式)
山东长岛大竹山岛出土1件(简报称“匕首”)[17]，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柄首弧顶有角，茎部饰镂空蟠虺纹，格为简化兽面形。通长26.5厘米(图一，16)。原简报认为与之共存的这批铜器“当属战国前期”，不过根据铜戈前锋基本呈流线型且略宽于援身的形制特征判断，这件铜剑的时代应为春秋晚期。
河北怀来大古城出土1件[18]，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柄首弧顶似有角；茎部饰镂空蟠虺纹，镶嵌绿松石；格为变形兽面形。通长31.2厘米(图一，17)。
河北怀来安营堡出土1件[19]，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柄首弧顶有角，茎部饰蟠虺纹，镶嵌绿松石，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棱脊。通长32.9厘米(图一，18)。
河北滦平窑上营房西山墓出土1件[20]，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柄首弧顶四角外出，茎部饰镂空蟠虺纹，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棱脊。通长29.5厘米(图一，19)。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1件[21](编号TJ-5662)，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柄首弧顶四角外出，剑茎部饰蟠虺纹，茎部一侧有一小环钮，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棱脊。通长29.1厘米(图一，20)。
高滨秀著录3件收藏品[22]，其中1件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23](编号TC-513-3)，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曾断为三节，经修复成型。柄首弧顶无角，茎饰蟠虺纹，虺尾向外伸展形成5组基本对称的突齿，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柱脊。通长26.7厘米(图一，21)。另2件形制与前者大致相同(图一，22、23)。
A型剑约占目前所见“花格剑”总数的36.1%，它们大多有共存遗物，年代明确。它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主要流行于春秋时期，形制与纹饰变化明显，主要表现为兽首形柄首上的“角”从无到有；茎上纹饰由粗疏的蟠螭纹演变为细密的蟠虺纹；格部由宽变窄，兽面形由形象写实逐渐变得抽象简化。
B型 18件，其中6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12件为收藏品。剑柄大致呈“工”字形，柄首近似圆角长方形或不规则的“花冠”形。根据剑柄纹饰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11件，其中3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8件为收藏品。
陕西宝鸡谭家村M24：2[24]，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柄首出角，饰蟠虺纹，茎部素面，格为简化兽面形，剑锋残。残长22.4厘米(图二，1)。根据与之共存的陶鬲、盂、罐、釜和铜戈形制判断，该剑的年代应为春秋中期。
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3[25]，青铜剑柄，铁质剑身，分铸卯合，残存剑柄。残长14.6厘米。柄首与格均鎏金，首顶出角，饰蟠虺纹；茎为长条形，素面；格为变形兽面形(图二，2)。根据与之共存的典型陶器和铜器判断，此剑的年代为春秋中期。
甘肃陇县出土1件[26]，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柄首饰蟠虺纹；扁圆茎素面，两处断裂；格为兽面形，格上有一用以穿系的小孔；锋端残。残长19.5厘米(图二，3)。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收藏1件(编号58·3·167)[27]，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柄首出角，饰蟠虺纹；茎扁平，上有四个小孔；格为简化兽面形。通长20.4厘米(图二，4)。
Max Loehr著录2件，均为Sawyer收藏品[28]。其中1件(No.29)柄首饰镂空蟠虺纹，扁茎，中脊两侧的沟槽内饰云雷纹，格为兽面形，剑身有柱脊，与茎脊对应在一条直线上，锋残。残长25厘米(图二，5)；另1件(No.30)柄首亦饰镂空蟠虺纹，但较前者简化，四棱体直茎素面，上有三个长方形镂孔，格饰简化兽面纹。通长22.5厘米(图二，6)。
陕西宝鸡市博物馆收藏1件(编号：宝博Ⅰ03219)[29]，根据张天恩先生的描述，其形制纹饰似与Max Loehr著录的第2件基本相同，只是剑茎上无镂孔(图二，7)。
日本シルク口一ド研究所收藏1件[30]，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柄首饰镂空蟠虺纹，茎部饰螺旋状条带纹，带纹上再饰连珠纹，剑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柱脊。通长27厘米(图二，8)。
陕西米脂县文管所收藏1件[31](编号米脂920)，剑首饰镂空蟠虺纹，扁茎素面，上有三个长方形镂孔，格部为变形兽面形，剑身扁平，中脊起棱。通长25.7厘米，重163克(图二，9)。
东京白鹤美术馆收藏1件[32]，金质剑柄，青铜剑身，分制卯合。柄首饰蟠虺纹，茎呈扁六棱形，素面，格为变形兽面形，上下分层；剑身有柱脊。通长28.6厘米(图二，10)。
日本纽育ホ一ムス夫人收藏1件，梅原末治著录[33]，只见剑柄和部分剑身，短剑形制与白鹤美术馆相同(图二，11)。
根据自身形制和纹饰特征判断，以上8件收藏品与宝鸡谭家村M24：2和礼县圆顶山98LDM2：3剑的年代大体相当。
Ⅱ式：7件，其中3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4件为收藏品。
陕西宝鸡益门村M2共出土3件[34]，皆为金质剑柄，铁质剑身，分制卯合。其中M2：1剑柄整体镂空，两面皆饰繁缛的蟠虺纹，镶嵌有勾云纹形和圆珠形的绿松石及料器饰件，纹饰棱角均比较方折，剑茎上的蟠虺纹向左右伸展形成5组基本对称的方齿，格饰为虺龙背向组成的兽面形，兽目镶嵌绿松石，剑身有柱脊。通长35.2厘米。M2：3基本形制与M2：1相近，剑锋稍残，茎部两侧有略微相错的突齿7处，剑格为单层的蟠虺纹。残长35厘米。M2：2与前两件略有不同的是剑茎实心且无纹饰，首与格饰蟠虺纹，镶嵌宝石珠，部分脱落。残长30.7厘米(图二，12～14)。根据共存的典型金、玉器形制与纹饰判断，它们的年代为春秋晚期。
台北古越阁收藏1件[35]，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该剑通体虽为青铜铸造，“但其形制和益门村M2：1金柄铁剑简直是惟妙惟肖”[36]，柄首、茎、格皆饰镂空的蟠虺纹，茎部两侧有五处对称的突齿，剑身有柱脊。通长28.6厘米(图二，15)。
西安大白杨废品回收库征集1件[37]，剑首、茎、格饰镂空的蟠虺纹，蟠虺的眼睛原以绿松石镶嵌，现已脱落。通长30.2厘米(图二，16)。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1件(编号：台购08427)[38]，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剑柄造型及纹饰与古越阁剑几乎完全相同，其茎、格曾经折断。修复后长度31.5厘米(图二，17)。
图二 B型花格剑
1.陕西宝鸡谭家村M24∶2 2.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3 3.甘肃陇县出土 4.内蒙古博物馆藏(58·3.167) 5、6.Sawyer收藏(No.29、No.30) 7.陕西宝鸡博物馆藏(宝博103219) 8.日本ッルク口一ド研究所藏 9.陕西米脂县文管所藏(米脂920) 10.东京白鹤美术馆藏 11.日本纽育ホ一ムス夫人收藏 12～14.陕西宝鸡市益门村M2∶1、M2∶2、M2∶3 15.台北古越阁藏 16.西安大白杨废品回收库征集 1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购08427) 18.伦敦大英博物馆藏(1937.4-16.218)(1～11.Ⅰ式；12～18.Ⅱ式)
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1件(编号：1937.4-16.218)[39]，系金质剑柄，首、茎和格均饰镂空的蟠虺纹，制作异常精细华丽。柄长9.8厘米(图二，18)。
4件收藏品与益门村M2出土剑形制与纹饰基本相同，年代也应大体同时。
B型剑占目前所见“花格剑”总数的25%，根据有共存遗物者可以确定收藏品的年代，该型剑沿用时间较短，为春秋中、晚期。形制与纹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柄首由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变为不规则的“花冠”形，蟠虺纹由简疏变为繁缛；格部兽面纹亦由简化、单层发展为双角上扬形成双层，甚至是由蟠虺纹构成的抽象兽面纹。
C型 12件，其中7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5件为收藏品。剑柄呈亚腰喇叭形，根据剑柄纹饰的变化，可分三式。
Ⅰ式：2件，皆有明确的出土地点。
甘肃灵台景家庄M1出土1件(M1：14)[40]，青铜剑柄，铁质剑身，分制卯合。剑柄两面各有4组对称的长方格纹，茎中部有长方形镂孔4个，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中脊不明显，前段残。残长37厘米(图三，1)。根据与之共存的陶豆、罐和铜鼎、甗及有铭戈形制判断，该剑年代应为春秋早期。
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3：13[41]，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柄中空，首孔为扁方形，茎两面各饰4组对称的长方格纹，方格内填以雷纹，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棱脊。通长26厘米(图三，2)。根据与之共存的陶鼎、罐和铜鼎、尊、戈形制判断，该剑年代应为春秋早期。
Ⅱ式：3件，其中1件有明确出土地点，2件为收藏品。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1件(编号：Z甲-33，现藏台北历史博物馆)[42]，金质剑柄，铁质剑身，分制卯合。椭圆形首中空，饰三角云纹；茎部饰螺旋状条带纹，条带上有斜线，形似捆扎的绹索；格为兽面形。通长31厘米(图三，3)。根据该墓出土包括鼎、簋、盖豆、甗、簠、鬲、壶、钟等在内的青铜礼乐器和铜戈、矛、戟等兵器的形制与组合风格判断，此剑的年代应在春秋中晚期之际。
高滨秀著录1件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的收藏品[43]，剑柄饰螺旋状细带纹，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柱脊。通长24.8厘米(图三，4)。此外，经学者考证，最早著录于《吉金志存》的1件所谓“秦护军”剑，属于器真铭伪[44]。从拓片来看，该剑柄呈亚腰喇叭形，茎部饰螺旋状条带纹，格为简化兽面形，亦可归属该型式(图三，5)。
Ⅲ式：7件，其中4件有明确出土地点，3件为收藏品。
陕西凤翔八旗屯出土2件，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其中编号为凤总0409的1件短剑[45]，扁圆柄中空，茎饰螺旋状条带纹，带纹之间饰圆柱状空心乳钉，共6排56枚，格为兽面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兽角，下层为兽面；剑身较短，中有棱脊。通长21.6厘米(图三，6)。另1件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46]，椭圆形柄首素面，茎部饰螺旋状条带纹，条带上亦有凸起的空心乳钉，剑格为简化兽面形，眉、鼻、目、口处亦有对称分布的8枚空心乳钉，剑身中有柱脊，锋稍残(图三，7)。这2件短剑上乳钉的空心部位原来可能镶嵌有绿松石之类的饰物，惜脱落。简报认为前者年代在春秋早期，但从剑茎带纹附加装饰乳钉、剑格上兽面纹分层与B型Ⅱ式剑特征相同来看，它们的年代均应定在春秋晚期为宜。
河北隆化三道营骆驼梁M3：1[47]，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柄首与茎饰蟠虺纹和圆窝纹组成的螺旋状条带纹，圆窝纹内镶嵌绿松石，剑身有柱脊，剑锋略残。残长25厘米(图三，8)。
陕西西安阎良区出土1件[48]，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剑身有柱脊，锋稍残，其余均保存完好。茎部饰螺旋状条带纹，条带上满布细密的云雷纹，云雷纹上散镂圆圈纹，格为简化兽面形(图三，9)。结合同墓共出的铜矛形制判断，此剑年代属于战国早期。
图三 C型花格剑
1.甘肃灵台景家庄M1∶4 2.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3∶13 3.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Z甲-33) 4.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5.“秦护军”剑 6.陕西凤翔八旗屯出土(凤总0409) 7.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8.河北隆化三道营骆驼梁M3∶1 9.陕西西安阎良区出土 10.台北古越阁藏 11.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2.Emma C.Bunker著录(1、2.Ⅰ式；3～5.Ⅱ式；6～12.Ⅲ式)
台北古越阁收藏1件[49]，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茎部饰螺旋状条带纹，条带上有小圆柱状空心乳钉，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柱脊。通长34.8厘米(图三，10)。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1件[50]，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茎部饰螺旋状条带纹，条带上有若干小凹窝组成的连珠纹，格为简化兽面形，剑身有棱脊。通长25.5厘米(图三，11)。
Emma C.Bunker著录1件私人收藏品[51]，黄金剑柄，青铜剑身，分制卯合。茎部饰螺旋状条带纹，条带上有嵌以绿松石的小圆柱状空心乳钉，格为简化兽面形，兽目亦镶嵌绿松石；剑身有柱脊。通长24.7厘米(图三，12)。
根据自身形制和纹饰特征判断，隆化三道营骆驼梁M3：1剑和3件收藏品的年代约为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
C型剑约占目前所见“花格剑”总数的16.7%，自春秋早期出现，沿用到战国早期。其形制与纹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柄首与茎纹饰分界从无到有，犹如加扣一帽；茎上纹饰主题由对称的长方格纹变为螺旋状条带纹，条带上地纹由细斜线变为空心乳钉或圆窝纹，多镶嵌绿松石；格部兽面纹亦由简化、单层发展为双角上扬形成双层。
D型 16件，其中10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6件为收藏品。剑茎为八棱柱体或圆柱形，柄部中间大多有一道或数道横箍，有的一侧有环形穿鼻，剑首为镂空扁球体或圆形，剑格为兽面形。根据剑首的具体形制不同，可分二式。
Ⅰ式：13件，7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6件为收藏品。
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6件，编号分别为M7：2、M17：2、M52：2、M102：2、M227：2、M386：2[52]。剑柄与剑身均系青铜合铸，剑首为镂空扁球体，剑茎为八棱柱体，无纹饰，剑茎中部都有一道或三道环箍，除M52：2外，其他各剑柄中部都有一个小穿耳，个别已残。格部为倒置兽面形。剑身中部有脊。通长分别为29、28.3、27.9、28、25.8和28.2厘米(图四，1～6)。
北京延庆军都山西梁垙墓地出土1件(M6：2)[53]，剑身形制与玉皇庙墓地出土的6件基本相同。通长28.1厘米(图四，7)。
Max Loehr著录1件，为Sawyer收藏品[54]，剑茎中部有三道环箍，剑茎上下有两圈镂孔，剑茎为八棱柱体，无纹饰，剑格呈兽面形，剑身中部有脊。通长29厘米(图四，8)。
梅原末治著录1件[55]，带剑鞘，剑首为镂空扁球体，剑茎中部有一道环箍，剑格呈倒置兽面形(图四，9)。
Emma C.Bunker著录1件Arthur M.Sackler收藏品(编号V-7315)[56]，剑首为扁球体形，剑茎中部一道环箍，剑格呈兽面形。通长26.7厘米(图四，10)。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1件[57]，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剑首为镂空扁球体，剑茎为八棱柱形，茎中部有一道箍，一侧有一个小穿鼻，剑格为兽面形，剑身有棱脊(图四，11)。
东京アヅア博物馆收藏1件[58]，剑首为镂空扁球体，剑茎中部有一道箍，剑格为兽面形，剑身有棱脊，附带的青铜剑鞘上饰四对两两相对的动物纹(图四，12)。与该剑形制相似的还有高滨秀著录的1件[59]，为日本ルストレㄧム氏收藏，亦带有剑鞘，剑首为镂空扁球体，剑茎为八棱柱形，茎中部有一道箍，剑身有棱脊(图四，13)。
Ⅱ式：3件，均有明确的出土地点。
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M234：2[60]，剑首呈对称的云朵形，剑茎为长方六边体，中部左侧有一穿鼻，剑格为倒置的兽面形，剑身有脊。通长25.6厘米(图四，14)。
图四 D型花格剑
1～6.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M7∶2、M17∶2、M52∶2、M102∶2、M227∶2、M386∶2 7.北京延庆县军都山西梁垙M6∶2 8.Sawyer收藏 9.梅原末治著录 10.Arthur M.Sackler收藏(V-7315) 11.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2.东京アヅア博物馆藏 13.日本ルストレ丨ム氏藏 14.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M234∶2 15.河北怀来甘子堡M9∶2 16.河北隆化超梁沟出土(1～13.I式；14～16.Ⅱ式)
河北怀来甘子堡M9：2[61]，剑柄与剑身系青铜合铸，剑首为圆形，外壁饰勾云纹，剑茎呈圆柱形，中部一侧有一小穿鼻，剑格兽面形，镂空并嵌有绿松石，剑身有棱脊，剑锋残。通长29.8厘米(图四，15)。
河北隆化超梁沟出土1件[62]，剑首为圆球形，剑茎呈圆柱形，茎中部有一道箍，上下各有三个长方形孔。剑格做一张口的兽面，剑身柱脊。通长25厘米(图四，16)。
D型剑约占目前所见“花格剑”总数的22.2%，根据有共存遗物者可以确定收藏品的年代，该型剑沿用时间比较短，主要在春秋中期。形制与纹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剑首形状由单一的扁球形镂空体变为圆形或者球形，茎部纹饰从无到有。
综上所述，四型“花格剑”形制与纹饰发展演变序列清楚，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A、C型剑纹饰比较简单，分别以蟠螭纹和方格纹为主题。第二阶段为春秋中期，A型剑柄上蟠螭纹演变成细密繁缛的蟠虺纹，新出现的B型剑装饰简单的蟠虺纹，C型剑柄上对称的方格纹演变成螺旋状条带纹，D型剑首以扁球形镂空体为主，茎部纹饰从无到有。第三阶段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A、D型剑基本不见，B、C型剑多以不同材质分铸卯合，剑柄上的蟠虺纹、条带纹和兽面纹变得繁缛，多镶嵌绿松石，制作非常华丽。四型“花格剑”装饰华丽，大都镶嵌绿松石(有的或已脱落)，甚至有的剑柄系金制或附带华丽的剑鞘。由此看来，它们当很少用于实战格斗，更多体现了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礼仪化功能。
三、属性与源流
关于“花格剑”的文化属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1984年，郑绍宗先生曾指出河北怀来安营堡、滦平窑上营房西山出土的A型剑“基本是受中原影响而产生的带有北方青铜短剑风格”[63]，可以看出他是将“花格剑”归入北方文化系统的。1993年，宝鸡益门M2出土的金柄铁剑引起学者们对“花格剑”文化属性的热烈讨论。张天恩先生认为它们绝大多数明确出于秦墓之中，是秦文化所特有的因素之一，为便于将其与其他地区的短剑区分开来，正式提出了“秦式短剑”的命名[64]。对此李学勤先生持不同看法，举例说明“这类剑或许是列国的一时风尚，非秦人所独有”[65]。1995年，陈平先生从文化渊源、发现数量和分布地域等方面对“秦式短剑”的命名问题进行了反驳，重申它并非是“秦文化所特有的因素”，认为这类剑在总体风格上“仍应从属于北方草原风格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个大系统”[66]。随后，张天恩先生在新增资料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秦式短剑”命名的合理性，并对其渊源、流向以及与其他地区短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上承西周折肩柳叶形短剑的形式，直接因袭西周晚期兽纹柄短剑的风格”，“其与被称为北方地区短剑系统的所谓‘花格剑’的两种类型，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们均是互相独立发展的，但又均是带有中原地区文化色彩的短剑形式；可能有的联系，仅仅是在装饰形式方面，秦式短剑对热河山地类短剑产生过影响。与其他北方类型短剑的联系，更是微乎其微，在某些纹饰方面，虽似有联系，但是哪一方面对哪一方面产生了影响，尚不明了”[67]。2001年，林沄先生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先秦货币研讨会的提交论文中指出，“‘秦式剑’竟然也出现于怀来的安营堡，甚至更东的滦平西山墓中。可见这种形式特殊的剑并不是秦文化的剑，而是一种和秦人有一定交往的北方族团特有的剑”[68]。
可以看出，以往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花格剑”和“秦式短剑”的命名与定性问题上。以陈平先生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的“秦式短剑”在形制与纹饰风格上与传统认识的“花格剑”是一致的，是从属于后者的。而张天恩先生则坚持主张“秦式短剑”和“花格剑”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短剑，分属中原和北方两大文化传统。比较而言，我们支持第一种观点，“花格剑”是由中国北方系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派生出来的一个小分支，体现了当时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以兽面纹、夔龙纹、蟠螭纹和蟠虺纹为主题的装饰风格的借鉴和吸收，是东西交流和南北融合的物化见证。
属于本文所分A型Ⅰ式的宁县宇村M1：8青铜短剑，曾被张天恩先生视为“秦式短剑的直接来源”，“从而更证明秦式短剑是典型中原文化传统的短剑形式”[69]。事实上，宁县宇村M1出土的30件器物中除了上述3件周式青铜礼器外，还有数量较多的典型北方系铜器如双耳小罐、绹索状柄的小勺、虎形牌饰以及兽形杖头饰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器和装饰品更能彰显该墓属于北方文化系统，墓主并非来自中原，而很可能是当地的羌戎贵族。
内蒙古宁城南山根M101出土1件青铜短剑(编号M101：35)[70]，柄呈中空的扁平长方体，顶端与侧面均有长条形镂孔，柄首作浮雕状的正视兽首形，额中有一穿孔；茎部饰有两条交体相向的夔龙纹；剑格较宽，饰兽面纹；剑身有柱脊。通长26.2厘米(图五，1)。与之共存的遗物十分丰富，大多数属于北方系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根据少量的中原系铜器(如鼎、簋、簠、杯、戈)判断，该墓的年代被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再结合交体夔龙纹和兽面纹的自身风格，此剑的年代可以早到西周晚期。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黎城西关村M10出土铜柄铁剑的柄首与宁县宇村M1：8剑的柄首非常相似，剑格则与宁城南山根M101：35剑格几乎雷同，而三剑的年代又大体相当，这一线索很好地暗示了“花格剑”的源头在中国北方。这里有着深厚的短剑文化传统，早在晚商时期就流行着兽首曲柄剑，至迟在西周中期又出现了兽首直柄剑。伴随着中国北方与中原文化的广泛接触和频繁交往，将典型的中原系装饰风格移植到自身传统的短剑上，“花格剑”自然应运而生了。
图五 花格剑的源流
1.宁城南山根M101：35 2.满城汉墓M1：5109
在C型短剑的剑茎上，都饰有螺旋状的斜带纹，这种纹饰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三叉式护手剑上很常见，关于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一类型短剑的关系，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西南地区这一类型的短剑是由西北地区传入的[71]，也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发现的饰有螺旋状斜带纹的三叉式护手剑是在当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和西北地区并无联系[72]。比较而言，我们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C型短剑上的螺旋状斜带纹当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特色纹饰之一。这点进一步说明了“花格剑”是北方系青铜短剑中的一个小分支，并不属于中原铜剑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1件鎏金的青铜短剑(M1：5109)[73]。通长28.2厘米(图五，2)，其形制与本文中的D型Ⅰ式剑非常一致，可能是当时古人出于喜好而收藏的传世品。除此之外，目前还没有发现战国早期之后的其他“花格剑”标本，其具体流向问题还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