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形而上学与当代社会的冲突及其变更——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的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形而上学论文,近代论文,当代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54;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5-0038-07
时间距离将我们与近代哲学拉远，但也正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凭借着这种时间距离，我们却可以更好地与近代哲学对话并对其重新评估。当我们从现代地平线上阅读近代哲学这一本文(Text)发现，近代哲学与由其自身释放出的现当代哲学之间生发出巨大转变。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潮与当代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伴随这种冲突，在现代哲学中发生了重大变更并由此取得了一定成就。而这种变更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供鉴，拓宽了视野。因此，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哲学转型问题，我们应当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否则，我们便有可能仍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视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质性的进展视而不见。
一、社会历史的巨变与哲学转型
尽管哲学不能以“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自居，但哲学（尤其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联，或者说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从笛卡尔建立起自我主体的确定性，近代西方哲学登上了“思维的陆地”[1]，到黑格尔将一切的一切都统摄进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唯心论体系而宣告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其实只是告一段落）。其间，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历经沧海桑田，整个西方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场，与这些社会历史变化相协和的是：近代哲学经历了由感性哲学、知性哲学向理性哲学的进展；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达到绝对唯心论基础上的思辨的对立统一。但是，更大的社会历史的巨变与更深刻的哲学转型却随之而来。
近代哲学是通过黑格尔完成和达到其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在纯粹逻辑概念基础上，强调以绝对理性为一切的一切之存在和活动的动能、本质和根据，一切起源于绝对理性又回复于绝对理性，最终建立起以绝对同一性为核心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体系、理性王国。一方面，确立起理性的绝对权威，理性取代上帝而无所不能。然而，在理性王国歌舞升平的背后却隐伏着危机和矛盾。另一方面，当社会历史继续向前迈进，尤其是当西方文明经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伦理价值观、宗教信仰、政治文化观念等的巨变，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所有这些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都向近代哲学发出了挑战。传统理性哲学所做的“理性承诺”，在社会历史的剧烈动荡中被撕成了碎片，传统理性主义更是在各种危机重压下不堪重负而暴露出其固有的虚假、苍白和无力。由近代哲学苦心营造成的理性王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要取得与现行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步，甚至走在历史的前沿，就必须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禁锢，实现哲学的自我转型。由此，便生发出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实践哲学的转向，由知识型哲学向实践型哲学的转向，哲学由此走上了由逻辑概念的王国转向人的本真存在和活动，转向事物本身的道路。
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首先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否定和变更表现出来。自从巴门尼德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此就为后人不断论争而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索，但由于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争论主要局限于意识层面，而导致、形成了西方哲学的知识型特征。因此，论证、阐述思维与存在孰先孰后、有无同一及如何同一等等，便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内容[2]。
黑格尔之后兴起的各种哲学流派，无论是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还是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对将哲学的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做法，都表示了怀疑、批判和否定，进而重新审视了哲学的任务、对象、方法和功能，甚至对哲学自身的性质也加以反省。因不满足于传统形而上学知识型哲学固有的抽象性、思辨性的局限，而转向将哲学更多地与现实具体的人相勾连，而被近代哲学所漠视的人的情感、本能等却得到了应有的合法地位。具体地说，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不是彻底地否定、抛弃这种大而全、空而假的提法，就是在解决思有、心物、灵肉、主客关系时引进了行动、实践等非理性的因素，或者从人的语言、交往活动与世界的关系方面重新把握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停留于意识哲学的层面，而进入了语言哲学、交往实践之中。由此，开始了由知识型哲学向实践型哲学的转向[3]。
二、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与当代社会的冲突
笛卡尔以其“我思故我在”确立起自我的主体性地位并将整个近代哲学奠定于此基础之上，他的哲学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雏形；其后，康德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综合，对形而上学的论证，对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批判（尽管康德宣称超越现象界去把握世界整体、上帝和灵魂是理性的僭越）。最终，他在现象与本体二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则更是在其绝对唯心论基础上，运用概念辩证法的暴力，消除了康德的知性二元对立而进入思辨理性的（思有、主客、灵肉、心物）全面统一与和解。黑格尔以绝对理性为其起点与终点，将万事万物都认作绝对理性的外化、客观化，而认精神、意识、认识为绝对理性的自觉（状态、形态），这样，思有、主客、心物、灵肉的统一与和解，就成了绝对理性的（自身客观理性与自觉理性）自我同一与和解[4]。但是，黑格尔自诩统摄、和解了一切的一切之绝对唯心论体系，留给后人的却是空前可怕的断裂与鸿沟，这种传统哲学模式的神学性质不可避免地与当代社会发生严重冲突。
叔本华、罗素、阿多尔诺这三位分属不同流派，思想风格迥异的思想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揭露并批判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所蕴含的内在原则，并强调指出它实际上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5]。本体论证明所表达的上帝观念与上帝实在的绝对同一性神学原则更是奠定了绝对唯心论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说，在整个传统形而上学思潮中，无论是对绝对同一性的顽强追求，还是对绝对先验原则、第一原理的固执坚持，抑或是对逻各斯中心论的突出，无一不与本体论证明相勾连并由此被打上深深的思想烙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意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哲学的神学性质的揭示和批评[6]，也承认哈贝马斯关于从近代意识哲学向当代语言哲学、交往行动理论的演进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实质上也就是失神祛魅的进程的指正[7]。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在对本体论证明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中，通过对理性颠倒功能的发掘与运用，理性由原来用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的媒介、途径和方式，逐步嬗变为上帝存在的根据和本质，进而理性取上帝而代之，理性自己最终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理性之上帝尽管用理性证明、逻辑演绎的方式取代了人格化上帝原有的盲目信仰和想像的途径，但是其神学的性质并未改变，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也即用想像代替现实，将观念等同于实在，两者都只是远离现实生活的高高在上的虚构的世界。形而上学在推翻了上帝并以理性取而代之后，所建立的理性的王国，非但没有让芸芸众生感到安适，它所作的理性承诺非但没有带给人间以安居乐业，反倒是将人们逐出了原有的家园，变得无家可归而不得安身。人们陷入从未有过的异己的深重苦难之中。恐怕这就是黑格尔哲学、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被作为神学的翻版，在当代社会遭到猛烈攻击乃至抛弃的最重要的社会现实原因。它成为对当代社会推进平民政治、多元文化、多边对话等社会发展进程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成为哲学自身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禁锢。因而，彻底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实现近代哲学的转型就成了大势所趋。
三、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与出走[8]
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突破是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并完成其转向的另一个不可忽缺的方面。巴门尼德完成“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论证，一方面框定了后世哲学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却同时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同一性思维范型。追求同一、排斥差异成了哲学发展的主流，这一点，无论是在一元论那里还是在二元论那里，无论是辩证法运动观还是形而上学静止观都是异曲同工。只不过二元论和形而上学对同一的标准、尺度，比一元论和辩证法更加静止、绝对、僵死而已。
近代哲学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追求及其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遭到现代哲学诸多流派的抨击和否定，从克尔凯郭尔用“非此即彼”消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辨的正反合题的“亦此亦彼”[9]，到波普尔的反辩证法[10]，再到科学主义思潮诸多流派视黑格尔思辨逻辑为不合逻辑[11]，认辩证法为诡变法，直至阿多尔诺以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绝对肯定性[12]，竭力恢复备遭排斥、压制的非同一性、差异性，而坚持非此即彼的否定性（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现代哲学诸流派普遍地抵制、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对绝对同一性的凸现与追求，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大都已深深地意识到在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笼罩下，任由“意识暴力”肆虐，不仅一切的一切皆被纳入正反合题的魔法，削足适履地纳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即扬弃）辩证肯定的三段式圆圈，这种以辩证的否定取消了肯定，将否定变成了肯定的一个环节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的做法，势必导致听凭辩证法（使用者）对一切加以剪裁、度量，造成理论思维方面的独断、抽象和任意；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追求绝对同一性的辩证法其合理性一旦与合法性相结合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方面带来的就不只是对现有的社会文化制度的肯定性的辩护，而更可能导致（阿多尔诺并非危言耸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剧[12]。因此，现代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与反驳，真正说来，是与恢复辩证法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给予差异、非同一性以合理合法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同现代社会对个体权利、价值的关注，对多元文化的倡导，对文化霸权、帝国主义技术统治的抗拒更是息息相关。
从传统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出走，给现代哲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其中，对于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绝对同一性思维模式的抛弃，即使人由自我意识所设置的对象化的世界，回到了世界本身，回到了人自身。同时，对于辩证法真实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的强调，也摆脱了对那种混淆肯定与否定之间界线，用否定之否定即思辨的肯定消解、替代否定的魔法，从而恢复了是与非之间的界限，保留了事物自身不断的开放性。
四、传统形而上学对先验的绝对确定性的确信之失效
本体论证明之所以能达到上帝观念与上帝存在之间的同一，还是仰仗比这两者更为在先的绝对无条件的东西，那就是来自理性自我的确定性，它通过逻辑普遍性、必然性得以表达，也即是：凡是建立在这种理性自我的确定性基础之上，获得逻辑普遍性、必然性的东西，也就是绝对可靠的东西。因此，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一切，创造了人，不如说，是人的理性自我赋予上帝这种创造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在本体论证明的这种神学性质驱动下，启动了近代哲学对于不证自明的、超越于经验之上的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和论证。因为从这种第一原理、绝对基础和本质出发，不仅可以保证思想理论体系的普遍必然性，还可以贯通经验与先验。在这一点上经验论与唯理论、规定的判断与反思的判断都是相同的，只是在演绎的取向上相反而已。因而，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就有所谓的自我、实体、单子和先验统觉、自我、绝对同一、绝对理念；从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到霍尔巴特、狄德罗、费尔巴哈便有了形式、物体、感觉自我、物质、自然等。所有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中的这些核心范畴都表达了他们各自对先验的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及其把握，近代哲学对于第一原理、绝对确定性竭力追求的强烈的理论动机，最终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泛滥盛行。
传统形而上学所确信的理性自我的绝对确定性，并非绝对确定，由此而来的普遍必然性亦非绝对可靠。因为只要是建立在这种逻辑演绎证明之上的东西，它本身也要接受逻辑论证。然而，传统形而上学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能够解释、论证一切的前提，其本身必然无需解释、论证，也不能被解释、论证，能成为一切的一切之根据的根据本身不可能再有根据。否则，它就违背了逻辑演绎论证的操作准则，将会陷入无穷的循环而无法成为绝对的确定性，也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然而，这样却把理性自我逼到了它的反面，原来，整个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能够带来普遍必然性——理性第一原理、绝对基础或绝对确定性，其本身的前提却是非理性的信仰、信念或确信。这真是天大的秘密，然而正是非理性主义者首先发难，道破了理性主义的天机而使其陷入理性危机之中。从这一点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和把握，为什么在黑格尔完成了庞大严密的理性体系之后，他的天才之作非旦没有给理性主义发展带来长治久安的绝对确定的基础，反倒是引发了非理性主义的爆发和兴起。因为，黑格尔思想体系既是对理性王国的最完美的建筑，同时，也正是在他对理性特性、功能和使命的炉火纯青的发掘、显露、赞誉之际，将理性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黑格尔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对普遍必然性的独断的设定和确信，在现代哲学中遭到普遍的怀疑和反对，先验论的绝对普遍必然性不再绝对有效，而是让位于对人的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关注，语言学的对话、实践哲学的交往取意识哲学的绝对确定性而代之。
五、逻各斯中心论的消解与边缘化
赫拉克利特提出罗各斯(Logos)是要给不定形的火（不确定性）以确定、规范、命名。但在其后的古希腊哲学发展中，逻各斯所体现出的语言、词语的特性和力量，却被逐步夸大、凸现，到了柏拉图那里，本来被用以表达、概括，呈现世界万事万物的逻各斯，却反客为主成了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本质，一切事物反倒成了作为逻各斯的理念之摹仿和变相。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所表现出的逻各斯中心论倾向有所警觉，但却无力也无心对其加以真正阻止。其后，逻各斯主义所蕴育的这种对逻辑概念的独立性及其作用的凸现在近代哲学中得以不断扩张，直至黑格尔发展出典型的逻各斯中心论。在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衡量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否，有无存在和运动的根据及其价值和意义，唯一的标准就在于它否能通过概念得以把握、表达，能否进入逻辑范畴的演绎之中。凡是无法用逻辑概念加以表达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即是说，任何事物凡是无法回归到自身纯粹概念状态，不能作为概念的外化、客观化而存在和运动时，它就被排斥在哲学之外[4]。这种情形，无论是在唯理论者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那里，还是在经验论者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休谟那里，也不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那里，尽管对逻辑、概念夸张的程度有所不同，具体运用把握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也即都认为逻辑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和根据，认识和把握事物也就是要达到对事物的普遍必然的概念认识。
近代哲学把事物概念化，用逻辑排斥一切非逻辑的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做法，遭到现代哲学诸流派的强烈反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萨特等都反对逻各斯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具体事物一旦被概念化而成为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普遍共相，就不成其为事物，而现实的个人一旦没有了血肉之躯，失缺了本能情感也就没有人的意义和价值可言。非理性主义思潮指正传统形而上学这种逻各斯中心论倾向，对于事物的本身严重肢解、歪曲，对于人生的无情的抽象而使人蜕变为没有血肉的逻辑动物、符号动物，从而导致对人的自由、价值和意义的漠视与压制。他们主张应抛弃僵死的、固定的理性概念的图式而转向生动活泼的直观和洞见，进而由静止不动、僵硬固着的概念、逻辑进入流变的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流、生活之流。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则进一步主张用语言的对话、交往行动来替代逻辑概念的反思和独白。把逻各斯中心论有关存在的研究，由对象性的概念把握或符合模式转换成为让事物存在起来，让事物说话，让事物在其自身的更为丰富多彩的语言场所、交往行动场所中，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对于逻各斯中心论的批判，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福柯那样，完全否定哲学反思和逻辑概念的应有的作用。但是，他们却能消除逻辑概念的对象性而较好地保留其流变性，在此，逻辑概念与事物，与进行思想活动的人的关系，既不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对立，亦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水火难容，而是将其边缘化，从而使得逻辑、概念回到了它们应有的位置，也即既可以视其为人的思想活动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途径，亦可以看作为事物自身为自己构筑的显现自身的场所。但是，最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逻辑、概念都将不再是隔断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沟壑、障碍。即使有所遮碍的话，也是与显现不可分离的。因为，在这种被边缘化了的逻辑、概念中，我们不会因对象性思维模式而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之外，也不会将我们（思想者）放在我们自己的对立面。
六、现代地平线上的传统哲学
由叔本华、尼采率先发难经由后继的实证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再经过分析哲学的批判，传统哲学被驳斥得可谓体无完肤，传统形而上学成了逻各斯中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及神秘主义的总汇。然而，有趣的是，尼采这个反形而上学家却被海德格尔称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而被公认为摧毁了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却又被德里达称为“真正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而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奎因等在其后期亦因意识到形而上学的重要而有所谓的本体论转向。那么，是否真像海德格尔所感叹的那样：“哲学就是形而上学”？
传统形而上学思潮既有与当代社会冲突的一面，同时在自身中又不乏冰释这种冲突的合理因素，甚至于其中还可以发挥、引申出解决当代社会文化冲突的可贵线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社会历史的巨大变更中，近代哲学面对在各种思潮猛烈抨击，并未土崩瓦解，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而是通过转型、自我更新、与现当代各种思潮的融合，而活在了现当代西方哲学之中。新康德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在现代哲学中得以形成、发展并产生一定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传统形而上学思潮对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适应和自我更新，说明了哲学发展从来都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历史性。例如，新黑格尔主义在黑格尔被看作一条“死狗”而遭抛弃时，却仍能坚持黑格尔哲学中活的东西，并针对黑格尔哲学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及现代哲学思潮对它的批判，而扬长避短，努力发掘和显示黑格尔哲学中尤其是其早期思想中对生命、爱等非逻辑、非概念因素的关注，以求得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全面具体的把握。尽管新黑格尔主义就像黑格尔学派一样日落西山，但是，它却为后人重新理解黑格尔带来了某种启示。
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哲学中，一方面，传统形而上学思潮的种种缺陷得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在此，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智慧却重现其生命活力。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用心解读，使得黑格尔的“经验”概念重新闪亮，照耀出人类意识运动的三种基本法则[13]，从而为寻找被遗忘了的存在之根基指明了方向。从此，存在不再作为人的对象化的东西而被苦心竭力地认识，存在是通过为自己建筑存在的场所而不断释放自己，存在在语言中回到自己的家。伽达默尔不仅重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黑格尔逻辑学也进行了深入探究与发掘。在他看来，在黑格尔概念辩证法运动中蕴含了哲学解释学对话的原型，但是哲学不能停留于黑格尔辩证法式的独白[14]。哈贝马斯则秉承了黑格尔理性自我和解统一的传统，在现代哲学面临非理性主义思潮冲击和理性自身内部的分裂等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却试图通过交往行动统一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15]。
与现代哲学其他流派相比，真正对黑格尔哲学及整个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深入有力的批判并因而结终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当首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然而也正是这三位既分属于三种不同流派（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却又都通过同一流派（哲学解释学）而联结起来的三位思想大师，使得近代哲学的道路得以在当代社会延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通过这三位思想家，传统形而上学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获得新生，得以展现。其实，真正使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得以勾连的，却是因为，他们都各自走进了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而又同时都能满载而归。通过他们艰苦的解构工作，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所固有的对象性思维模式、人类学观点（人类中心论）[17]、神学性质和片面的理性主义倾向等等，基本上宣告了自己的使命之终结。然而，传统形而上学却由此获得新生而被带入了当代社会继续着自己的道说。
但是，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传统形而上学的如此境遇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海德格尔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意味着什么？
收稿日期：2000-12-26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逻各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思维障碍论文; 自我中心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现象学论文; 同一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