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学的观点回眸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学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学是什么？现在看来还没有一个让大家普遍公认并称之为“人学”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只好斗胆自我标榜并僭称自己的著作，例如《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6）即为某种“人学”。在此书中，广义地看，人学即研究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性的学说；而狭义地看，人学则是研究人类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学说。此外，从人类历史性学说的比较的意义上看，人学又相对于历史上的神学和哲学，且与之并称。严格地说，神学和哲学也应该属于人学，只不过神学是以人类的宗教（对于神的）信仰精神为中心价值的人学，哲学是以人类的求知精神为中心价值的人学，而现今所称的人学则应是以人类的仁爱精神为中心价值并同时兼及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的重要价值的新的人学，为方便计，即称之为“人学”。
有人会问，人类中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吗？长期以来，或者说自从有了文明社会以来，我们都被告知人类只具有阶级性，而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共同的人性。笔者认为，这种只知人类有阶级性，而不知人类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的观点，其实只不过是西方哲学二元论的某种理性的产物，长期以来，这种哲学的偏见使人一叶障目，而迷失了对普遍的共同的人性的洞察。真正要说起来，人类的阶级性只不过是人的相对的社会理性的某种属性，而人的普遍的共同的人性才是反映人的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的、全面的属性。没有绝对性便不可能有相对性，正如没有定点便不可能精确地观察动点一样，这是人类思维的起码的逻辑前提。
在拙著《问人性》中，笔者把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分析为三层：第一层为自然本性，它相应于人类的生物起源，它植根于生物基因的产生，距今至少有数十亿年；第二层为社会理性，它相应于动物的社会的起源，它植根于动物社会（包括蚂蚁社会和蜜蜂社会）的产生，距今至少有数亿年；第三层为道德精神性，它相应于人类道德情感的起源，它植根于人类宗教信仰、哲学反思和仁爱移情的发生，距今最多不过一万年，更准确地说应该只有大约二千五百年，它紧紧关联于人类文字的记录和传播。按照笔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假说，事物的发生时间距今愈是久远，其不可变性或惰性便愈大。由此不难发现，在人类的属性中，自然本性的不可变性或惰性最大，社会理性其次，道德精神性的不可变性或惰性最小。惰性最小，可变性却最大，所以既最容易发生也最容易消失，也即其真正存在的几率最小，寿命最短，但却最代表人类生命的活泼性、创造性，或者说简直就是人类最高的人性的表征。纵观人类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类莫不是以维持其道德精神性的发生、延续和升华作为其文明进步的象征，反之，愈是绵延于人类的社会理性或秩序性，甚至索性回归人类的自然本性，人类文明便愈是走向倒退、黑暗甚或崩溃。
什么是人类的自然本性？笔者在书中分其为生命本性和死亡本性两大类：生命本性又简称为人类的原欲，原欲有三：物欲（包括食欲）、知欲和性欲；死亡本性又简称为人类的原恶，原恶也有三：任性、懒惰和嫉妒。无论原欲或原恶，均为人类的绝对属性，在人类的生命存在中，这些属性虽可以有所增减，却绝对不可能永远消失，除非人死了，一了百了。无论圣人、庸人、哲人、愚人、君子、小子、领袖、众人、帝王、子民、官僚、百姓等等，只要他（她）是大活人而不是死人，他（她）就是个既有全部原欲也有全部原恶的人。不同的是，圣人、哲人、君子等可能具有高度的道德精神性，故而他（她）具有高尚的意志力能够自觉地克制自己身上死亡本性——原恶，并促使自身的生命本性——原欲获得完善适宜的满足，从而达到养生、护生和贵生的长效，实际上也即达到既利己又利人的较完善的境界；而庸人、愚人、小人等则不然，其道德精神性不足且可能有所缺失，致使其自身死亡的本性失去控制，以至任性、懒惰、嫉妒等原恶各施其恶，从而其生命的本性——原欲要么过分满足，要么过分不满足，从而使自己的生命价值遭到亏损、亵渎甚至丧失，实际上是既不利己也不利人，更为有害的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宁，甚至人类相互残杀、濒临死亡的绝境。领袖、帝王、官僚属于圣人、哲人、君子，算是社会有福；属于庸人、愚人、小人，则天下必遭祸殃。话虽如此说，然而领袖、帝王、官僚自身的死亡本性——原恶也并没有长眠，他们身上的任性、懒惰、嫉妒等原恶只要稍示其恶，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将千万倍于众人、子民、百姓身上原恶所可能的为害。正是因此，人类社会就不能不还具有理性制度，特别是到了近代，人类更是兴起了民主政治。社会民主的实质，即在从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中有效地制约权力阶层中少数人物的行为，对于这少数人身上的原恶的任何放纵的可能性均加以密切的监控。正是因此，在民主社会中，高层权力人物几乎难有自己的隐私，想要有隐私就别当高层权力人物。用一句通俗成语反说：百姓放火固然不行，州官点灯也须慎防。当权者的小恶有可能酿成社会中的大恶，当权者的小忿很可以造成社会中的巨灾。没有民主的社会就好比存放了不定时炸弹的房屋，一个小小的事变即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正是因此，一个尚有文明的社会，不能容许任何人长期居于领袖、帝王、官僚的高位，任何人即令其原本具有圣人、哲人、君子的修养，如果让他久居高位，则必难免其原恶有一天可能爆发，从而造成大害。所以愈是文明民主的社会，便愈是有能力从政治制度和社会实践中杜绝一切权位的终身制、长任制，所有权位都必须只允许极有限的时间绵延，同时，在所有重要的权位之间，也必须力图从制度上保持某种循环威慑的功能，美国人的三权分立制度即源于此。除此之外，自由的信息传播媒体也是必不可少的对高层权力者的道德监控的重要工具。中国古代的“人性本善”再加上“臣为君隐”等儒家教条，恰恰是在组建安全的社会大系统的问题上犯了大忌，实即犯了对人性原恶的绝对存在性的盲目症和无知病，这也正是中国专制极权社会可以长期延续的关键原因。
什么是社会理性？说白了，社会理性其实即是具有原恶的人类为了获得自身原欲的满足而不得不彼此作出的社会妥协。从微观的方面看，它是人类对自身原恶（潜意识）的掩饰、遮蔽，对于具有道德精神性的人来说，这种理性有可能是真诚的许诺，是真正的善意，但是对于多数道德精神晦暗的人来说，则很可能是嘴上说得好听，是廉价的诺言，是伪装善人。从宏观的方面看，经过多数人，尤其经过合法的暴力机构例如政府创设、制度、认同的诸如契约、法律、制度、纪律、守则等等理性的表现，则是社会对个人的监控、制约甚至惩罚力量的表征。这些东西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有可能成为人们内在自觉地制约自身的原恶的理性力量。这种理性力量一旦形成了人们行为的习惯甚至思维的定势，则还可能升华成为人们的理性精神，甚至道德精神。但从经常发生的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方面看，社会理性更多地和更集中地还是表现为人们对利害的始终利己主义的计算。人类的社会理性基本上是利己主义的，包括那些占据了立法权力的人们，例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他们的立法行为也大大反映了他们对自身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利益的深谋远虑的利己主义的计算。
什么是道德精神性？在拙著《问人性》书中，笔者用人类的三大原精神对此进行了概括，它们即是人类的信仰原精神、求知原精神和仁爱原精神，这三种原精神集中反映了人类的利他主义的主观追求的绝对性。信仰原精神初发于恐惧感，出而为执着的意志，恒定于求真的信念；求知原精神初发于焦虑感，出而为忘我的和为知识而知识的勤奋，终极于求善的实践；仁爱原精神初发于孤独感和归属感，出而为我的感恩和仁爱，自由于求美的心灵。这三种原精神都能够升华为绝对的道德精神，信仰原精神升华为习常所见的宗教道德，如圣经中的摩西十戒；求知原精神升华为行为习俗道德，如社区和朋友圈中的侠义的风尚；仁爱原精神升华为宗亲道德，例如古代中国人的孝悌忠恕的高尚品德。道德是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习惯力量，是人们在生活中控制自身原恶以利他人和社会的行为的高度自觉性的品质。与前面所述的法律、制度、纪律等等社会理性等外部监控和威慑的力量相比，正好相互对称且又相互补充。
比较而言，上面所述的人类的自然本性是人性的绝对存在性，社会理性是人性的相对存在性，而道德精神性则是人性的绝对目的的预创性或预设性，后二者共同组成人类的文化和文明的人性。不同的是，社会理性的相对的、因果的、功用的、工具的、过程的、必然的文化和文明的人性；而道德精神性则是绝对的、目的的、动力的、甚至是（神的命令的）第一原动力的、自由的文化和文明的人性。当康德说道德是神（上帝）对绝对命令的时候，康德是对的。因为无论信仰或仁爱都不是逻辑推理或因果思考的产物，而是人类心灵的直觉的产物。
关于笔者在《问人性》书中所持有的部分人学的观点就大致概述到这里。下面我们即从这些观点出来发反思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问题和结论。
首先，我想说，马克思是古希伯来先知的伟大传人，他是继摩西、以利亚、耶稣以来最后一位人类中伟大的先知。古希伯来先知的最重要的人学特征不在于他们的神学信仰，也不在于他们的上帝的唯一性，虽然这一点对于人类的信仰精神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于他们的坚定的人性的也是普遍人道的立场，这种立场非常鲜明的表现在《圣经》的文献中，尤其鲜明地表现在《旧约全书》中，即先知们全都坚定地站在一切时代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和穷人们的一边，对压迫者、剥削者和富人们发出了控诉、诅咒和威胁的声音。古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是一切压迫者、剥削者和富人们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是他们的暴烈如火、嫉恶如仇的恶神、报复之神。这位上帝在《圣经》中时刻通过先知之口对他们的侮蔑人道的行为发出凶险的威胁之声。《新约全书》中也同样指出，富人们要想进入天堂，将会比骆驼钻过针眼还更不可能。
马克思站在全世界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和穷人们一边的立场的坚定性只会比古希伯来的先知们还更甚，而且马克思为表达这种立场所发表的文字宣言和著述，也只会比圣经的作者们更实际更理性，因此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这就促使我作出如下更进一步的判断，即马克思还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最后一位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集大成者。
列宁曾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里三个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集大成者，这三个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与法国一般革命系统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观点之非常彻底严谨，是马克思的敌人也公认的，而这些观点总和起来，便构成了作为世界各文明国里工人运动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第19页）
我想换一种说法，马克思是尼采之前（当然也是他本人之前）所有带有乐观色彩的理性主义思潮的集大成者，也即他集科学哲学、历史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思潮的大成。马克思的哲学（特别是他的经济哲学）既是集笛卡儿、康德的唯理论与培根、洛克、休谟（通过亚当·斯密）的唯经验论之大成者，又是集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之大成者。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则把德国的历史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了唯物的历史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结合了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时又注入了他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唯物主义（物质）动力的思考。
作为一种思想的流派，象马克思主义这样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具有如此巨大、广泛、长远的影响的，迄今还不曾有第二家。即使到了今天，它的生命力也依然是巨大的。笔者深信，就是到了21世纪，人们肯定还会继续从他对市场化社会的深刻的批判之中寻求变革社会的思想力量。
从历史考察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都是从人的本性的思考出发，例如圣西门从对人的能力的发挥的考虑出发；傅利叶从对人的欲望的和谐的满足的考虑出发；欧文从人的性格的形成是环境决定的考虑出发，由此批判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并进而设计理想社会的蓝图，同样，马克思也差不多是循此程序。
马克思对于社会的批判也同样是从对人性的思考出发的。马克思早期的著作（1841－1844）基本上是研究人的异化与自由问题的哲学论著。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马克思才开始同恩格斯一道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并阐明了后来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原理，提出了一种革命的社会学理论，也即描绘了一种以对抗的社会阶级、分工以及形形色色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接着，这种理论思想又在《哲学的贫困》（1847）、《共产党宣言》（1848）、《工资劳动与资本》（1849）等等一系列著作中获得了发挥，确立了社会变迁通过冲突和斗争，并以某种必然性规律进行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1843－1844）一书中，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人的自我确认的本质”，在政治经济学中，这种本质已成为研究的客体，或外在事物的某种运动。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者是“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2页）这是按非人的观点解释人的活动。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哲学的异化概念来说明这种非人化的现象，但实际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完全与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倒了一个个儿。在黑格尔是精神异化为异己的现实世界，精神是人的本体；而在马克思则是人的劳动异化为异己的商品世界，人的本体变成了物质及其活动。在黑格尔异化的主体是精神，在马克思则异化的主体是人及其本质的东西——劳动，实际是转换成了物质的活动。
黑格尔说，“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以及自我意识的实现，其所以出现，完全取决于这样的运动：这个自我意识把他自己的人格外化出来，从而把它的世界创造出来，并把它创造的世界当作一个异己的世界看待，因而，它现在必须去加以占有。但是去否定它的自为存在即是去创造现实，并且通过这种否定与创造，自我意识也就直接占有了现实——或者换一种说法，自我意识只有当它异化其自身时，才是一种什么东西，才有实在性；通过它的自身异化，它就使它自己成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它的这个普遍性即是它的效准和现实性。”（《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第42页）
由此可见，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异化过程，指的是人的主体从个性向共性的正常的转化，是主体通过创造而更完善、更充分地把握客观世界的过程。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却与此相反，被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也即劳动，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变为异己者，也即商品世界。其结果，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说，劳动的主体能够“直接占有现实”，也即占有劳动的产品，而是完全相反，异化的劳动，也即商品，反过来制约、限制了人的本质，劳动，或者劳动者本身。在黑格尔，异化是一种正常的普遍的精神现象，然而在马克思，异化不仅不应是正常的，不应是普遍的，而纯粹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或者简直就是一种反人性的罪过。从这里，我们隐隐可以看到一种区别，虽然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谁都没有明说，即黑格尔是个根深蒂固的人性本恶论者，而马克思却不知不觉地在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使自己转到了人性本善论者的方面，也即马克思在不自觉地过程中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站在了同一行列。这毫不足怪，只要任何人奋起批判传统，他就会不自觉地在一些根本的方面转到传统的反面，西方的传统在现实中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尔虞我诈、冷酷无情和极不公平，其思想的根源即是人性本恶（关于这一点，可参阅《问人性》第23页）。谁要奋起抗议这种现实，如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或更早的卢梭，他们就很可能变成人性本善论者。马克思也正是这样，虽然他很可能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一点。
恰恰在“异化”概念的运用上，马克思有了不自觉的理论上的偏误，他的唯物论与他的理想的人性背道而驰。当黑格尔认为是某种绝对的精神（个体的善的道德精神）主体转化为现实物质性的自身客体时，这就是一种从善向恶（物质的恶），也是一种从绝对向相对转变的异化过程，这是一种可以视为正常的、普遍的过程。因为绝对精神总要要现实中找到它有限的物质的表演者，而现实的只要是物质的总难免表现出时代的恶的（物质）本性，但黑格尔本人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局限（必然性）将逐渐向自由转化，从而恶的本性会逐渐减少，而趋近自由的绝对精神本身。这是一种显然唯心主义的乐观的历史进化论。然而当马克思把异化反过来理解为是人的本质一劳动被异化为商品的过程时，这里虽然同样有从善向恶的转化，然而马克思的这种善的东西并不是绝对的精神，却是一种相对的物质的活动，也即劳动，它从一种相对转化为另一种相对，这其实便已经为后来马克思的推理遗留下了一个理论上先天的破绽。因为根据我们在前面关于人学的观点来看，劳动并不属于人性的绝对存在，它既不属于绝对的人性的原恶，也不属于绝对的人性的原欲，也同样不属于绝对的人性的唯心的目的的预设（因为它已经被宣称不属于精神），这样一来，劳动只能属于人类的相对存在，也即理性活动，而且更普遍的是属于人类的社会理性活动。当人们能够让自己的原欲获得自然的满足的时候，人类是不必去劳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是象动物中的采食或捕食，而不是主动地运用智慧去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显然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应该是属于可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即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无所谓的运动或活动。
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视为劳动，并把劳动的异化视为社会制度的罪恶之时，他的确已经为自己的先知型的义愤寻找到了一种理论起点（可借这个理论起点的相对性质严重地损害了他后来的推理的确切性），并由此出发也为他开始寻找消除这种罪恶的方法而预设了一条理性主义哲学的道路，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也恰恰成了他借鉴的几乎唯一的自然选择。然而这种顺理成章的唯物主义理论却为后世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留下了南辕北辙的悖论和导向失败的总根源。因为在他的理论中他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了所有的唯心的、绝对的道德精神的目的的预设，然而按照人学的观点，恰恰是这一切精神的东西才真正是人类推进文明的最本质的原动力。
马克思从劳动的异化找到了他对一切阶级社会进行道德谴责的因果的但也是相对的理论原型，却忽视了道德作为绝对精神而在人性整体中的至高无尚的重要性。为了加强他的理论的科学性和唯物主义，他索性把道德也相对化和理性化。结果是，人类的道德便只能是阶级的道德，而根本不承认有任何其他人类普遍的人性的道德。这种理论偏误的有害的后果在理论本身之中是无法自我检验出来的，但在后来的漫长的理论的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却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出来。本应属于人类相对属性的阶级性竟然被推上了绝对的地位，其结果自然是普遍的人性的丧失，从而阶级的便自然而然变成了合理和合法的阶级的杀戮，而且只要随便戴上某某阶级的标签，一切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也都可以被指称为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而阶级敌人是可以无情地被加以消灭的，这种消灭的举措也无论如何是可以不必受到任何道德谴责的。这正是我们在后来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的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的理论上的求解。在后来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品中，人类的普遍人性的道德、普遍人类的友爱的确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有相对的阶级的道德、阶级的友爱；同样也没有了普遍的人性，而只有唯一的阶级性。仔细分析起来，其理论的不和谐不能不追踪到最初的马克思本人。
诚如本文前面曾述及的，阶级性是西方二元论哲学的必然产物，是一种社会理性，因此它本身永远是相对的、处于变化中的人类属性。显然，把人类的阶级性绝对化是有背于我们在前面所概述的人学观点的。事实上，考察人类实际的生活，阶级性也不可能被看作是绝对的，真正绝对地存在的只能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也即生命本性——原欲（物欲、知欲、性欲）和死亡本性——（任性、懒惰、嫉妒）。至于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这个观点，从人学的观点看来，也同样是缺乏根据的。阶级斗争永远不可能消灭阶级自身，就象人永远不可能只凭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的力量离开地球一样。人类的自然本性中的死亡本性——原恶的绝对存在性永远会在人类的社会中不断地制造新的阶级、新的压迫者、新的剥削者、新的统治者、新的上等人等等，仅靠人类社会理性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无阶级的社会。这就象哥德尔所说，任何一个公理化的理论系统永远不可能证明它自身的真理一样。在哲学的观点上，现代人应该有勇气回到休谟，回到康德，人类面对自己的理性力量应该懂得谦虚。须知，无限地仰赖理性，不仅不是人类的福份，而且是人类的灾难，也是理性自身的灾难。马克思如果今天还在世，凭借他的天才，他是不会不明白的。
按照人学的观点，人性中真正能够成为推进人类文明历史原动力的只会是人性中的绝对预设的道德精神性，也即前面所述的信仰原精神、求知原精神和仁爱原精神。至于道德原精神是以怎样的方式构成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原动力的，这个问题虽然在这里不拟详论，但不妨试举几例略加说明。当马克思·韦伯提问：“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首先在新教伦理地区兴起？”这时，他实际上是在求证人类的信仰精神为什么会是人类文明力量的源泉；当培根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个伟大的命题之时，并且这个命题也一直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之时，实际上人们已经承认了求知精神作为人类文明力量的源泉的伟大的价值。唯一有待证明的是中国古代圣人所首创的仁爱精神能否作为人类文明力量源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深信，同样可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但不是现在在这里。事实上，当现代的一些心理学家发现，在人类的智商之外，还不得不另外再加上一种所谓的“情商”之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帮助我作出了部分回答，虽然还远远不只是这些。
上面虽然批评了马克思理论最初的一些误区，但这决不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评价的全部。恰恰相反，笔者深信，即使到了21世纪，人们仍将不得不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些理论，也即他对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理性）的揭露和预言：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靠剥削国内和国外的无产者的剩余劳动价值而不断地扩张、膨胀，终有一天（这一天在21世纪到来），它会走向彻底的崩溃。
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的揭露，下面主要谈两点。其一，是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劳动者的本质；其二，是马克思对资本高度集中在越来越少的资本家手中的趋势的预言。
相对于现今的一些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的对资本、市场、商品等等的社会理性的分配要更贴近人类的人性，而更远离反人性的物性。马克思的分析是为他自身的人道主义立场、观点所驱使的，因此，马克思的观点也更适合笔者本人的人学观。马克思的分析极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类社会理性的认识，其中尤其是马克思对文明历史中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揭露。
马克思区分了在市场中发生的两种交换，它们体现在商品的两种价值的交换目的上。一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满足人们的使用的需求上，如用来直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食品、衣服、住房等等，再就是满足人们工作、娱乐等需求的工具，如锄、镰、斧、锤、车辆、机器等等。另一种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生产者用剩余商品，或商人用囤积的商品换成货币。这样一来，为了这样两种不同的价值，在市场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交换：一种是为使用而买；一种是为卖而买。
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在涉及到买卖劳动的交易中尤其显得重要。劳动是一切价值（包括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源泉。作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直接利用物质资源形成满足人类一切需求的物品；作为交换价值的源泉，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价值本身，也即劳动力本身也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可以在不具备人格的市场中销售并换回货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市场化社会中），劳动力可以象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中买卖（雇佣），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是，劳动力能够创造出比维持这种劳动所需价值更多的交换价值，也即是说，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的全部价值，要比维持生存和培育出更多的工人所必须的衣、食、住等的交换价值高得多。具体从价值上讲，从工人的产品中所获得的交换来的货币除了付出原材料成本和工人的工资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余额，它构成了资本家的利润（也包括可能有的地方的地租、国家的税收等）。这种超过工人生存和养育后代所需的增殖即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概念道出了资本家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化社会）剥削工人的全部秘密。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阶段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历史阶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大机器的生产取代了旧的手工业生产，这进一步引起了劳动分工和职业的专门化，工人愈来愈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完整的产品顺应机器的规律而不再是顺应个别工人的意志生产出来。
机器的生产也意味着大规律生产资本的积累，小的手工业，甚至较小规模的机器生产都无法顺利地应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竞争。为此，将激励资本家不断地引进新的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去扩大生产的规模，这就将不断地打破旧的生产能力和需求的平衡，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具体地说，随着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引进，将使大量工人失去工作，即使生产规模扩大时也依然如此。失业的工人同时也失去了社会购买力，社会产品也就缩小，甚至丧失了出售的市场，资本家的利益同样受到威胁。资本家面临危机所作出的反应，是延长雇佣工人的工作时间，试图更多地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或者降低工人的工资，甚至进一步解雇工人。从而又更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的不景气。由于待业工人的增加，在业工人的工资因为竞争的加剧也同时被降到更低的水平。工人的贫困日益加重，商品市场日益萧条……
总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以不断地增殖交换价值为目的，而交换价值的增殖又是以不断地扩大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为根基，这导致新科学、新技术、新生产能力、新机器的不断产生，因此，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的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将不断地被打破又重新建立，又继续被打破又继续重新建立……这种周期性的运动迄今仍旧在进行，其总的结果，便是资本和社会财富愈来愈高度集中于社会中少数人的手中。这种趋势不仅存在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现今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一伟大预言。当今无论西方还是西方化的东方，社会财富的分配中贫富极化的态势均在日趋严峻。它们表明，那种社会财富在社会中极少数人手上集中的趋势不是一般地存在，而是越来越向更严重加剧的方向进行，而且这种现象不只是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中存在，而是今天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世界的财富正在愈来愈集中于少数国家，而在每个国家中，它们的财富又愈来愈集中于极少数人。这种财富极化的现象，正是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书中早就作出了精辟的预言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运行的必然的规律性的东西。在当今的世界上，富国把它们的社会贫困按市场化原则完全合法地转嫁给了穷国，这正是过去它们在本国让少数人富裕，却把贫困愈来愈转嫁给多数人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更大范围的蔓延、扩大和重演。
在现代的世界上，最明显的意识形态集团即是那些挂着“经济学家”头衔在世界各地鼓吹经济增长、社会全面市场化的人们，他们唯一的任务即是为了市场化的体制在世界上长盛不衰而不断地为它注射强心剂。他们极其希望扮演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物理学家”的角色，而让自己的声名象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永垂不朽。然而我认为，这样的梦想在马克思的伟大预言之后，是本来不该产生的。经济学家们可以很好地成为国家领导者的谋士，成为市场化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但绝对成为不了象牛顿、爱因斯坦和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类科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仅仅经济学绝对解决不了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经济学充其量是一门有用的社会学术，但根本不能称之为科学，而且也愈来愈远离人学。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要贬低经济学抬高科学。科学的绝对性价值是经济学以及其它一切所谓“社会科学”所不可能达到的。必须指出，一切其研究对象涉及人们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利益的学科，都不应妄称科学，这既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我认为，不仅经济学，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总之，现在人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学科，其实都应改称为社会学术。社会科学院本该称社会学术院。
自然科学家，他们天然地是在寻求绝对（当然也含有一定程序的相对因素）的真理，因为自然界事物的寿命或不变性通常都远远高于人的寿命和不变性，更重要的是自然界事物通常都不涉及人类自身的意志，所以自然规律对于人来说多多少少都含有一定永恒的性质。哲学家，以及更广泛而言的思想家，包括新时代的人学家，他们也同样以事物的某种永恒性作为自己思考的目标。
社会学术家，他们更通常的称呼应是学者。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社会现象大都在人类寿命范围之内而且深深关系到人类自身的意志。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学术，可能是有用的，但这些东西多数应归属于马克思所定义的意识形态范围，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科学。学者中的多数是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其实都应称为意识形态专家。
人们会问，在你看来，马克思算是什么人呢？我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人类先知、哲人，他同样可能算不上科学家，然而一般的科学家，只不过是具体的自然真理的探索者，他们不涉及人类的精神，他们甚至远不关切人类的命运，马克思不然，他是人性真理，尤其是人性的社会理性真理的伟大的探索者，他是对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伟大的揭露者。他一生蔑视权贵、财势，他永远站在人类中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一边。他痛击一切为权贵、财势服务的意识形态，所以，在我看来，马克思是人类中集伟大先知和伟大哲人于一身的伟大的人类思想家、思想革命家。在他身上集合几乎完全的西方二希（希伯来先知和希腊哲人）传统的美德，他是一般学者、专家们永远望尘莫及的伟人。
收稿日期：1999—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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